阿多尼斯诗论：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文摘 2024-10-15 08:55 辽宁

阿多尼斯，1930年生，叙利亚著名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多次获得各国诗歌奖项，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曾创办《诗歌》《立场》等文学刊物，对阿拉伯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其关于诗歌革新的见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广泛争论，影响深远。迄今共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

阿多尼斯诗论《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1、诗歌没有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诗人不是为了唱合某个原有的思想，或为了响应外界的某个召唤而写作。诗歌作为一种初始，不是用时间来解释的。

2、诗歌不是读者和其他任何事物间的中介，不会向读者提供什么答案。诗歌是一种力量，能让读者回归自身，将他越来越深地引入内心世界，让他向自身，向世界提问，并自己去发现问题的答案。

3、诗歌不会死亡，真正的死亡在于附和或类似言论。诗歌的问题在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

4、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去根本，全面地撼动非诗歌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其中与家庭，妇女，传统，宗教，民族封闭，种族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由有关的一切，去作本质的质疑。

5、撄犯的首要条件是自由，批评、发现和表达的自由，超越外部的界限，超越自身，审视自我行为，在观念上和行动上永远立足高远。

6、诗歌不面向集体或大众，它在读者的内部创造一个隐秘的“他者”，并与之对话，那个隐秘的他者也是诗人写作中寻找的那个对话的人。

7、个性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抗拒集体，大众和民族本身。相反它包含着与之对话，激发其中撄犯的能力，即自由，革新与进步的能量，而非消费的能量。

8、个性意味着双重超越，一方面超越社会的藩篱，一方面超越于个人的孤芳自赏——尤其当你由于种种原因，沉溺于孤芳自赏的虚幻之时。个性同时突破个体的有限和社会的障碍。个性告诉你，你不属于某一个时刻，一切时刻都属于你。

9、柏拉图借“理想”的权势驱逐诗歌，之后，人们借宗教的权势贬低诗歌，今天消费被人用来对付诗歌。这种权势希望诗歌变得庸俗，为所有人赏识，让大众把诗当作政治工具，消费工具或宗教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只是为了迎合大众消费和购物的欲望，不是为了呼唤新的生活及新的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为了让生活本身也变成商品，变换成商品交换的场所。

10、诗歌面临三种情形，伊诱惑人们背离柏拉图式理想为名驱逐诗歌，以误导人们偏离宗教正道为罪名驱逐诗歌，以代表传统文化和权势文化的大众之宁义驱逐诗歌。

11艺术一开始便与一切营销，消费及政治化的行为对立。

12、广告便是消费品的诗人。它毫无深度，快速迅捷，却很快被人遗忘；它是表面形式的胜利，其意义为零。“广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人类活动当前的一切形式，都趋同于广告。在类似广告的形式中，一切独特有价值的内容都被摒弃了”（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

13、过分强调散文诗的独特性和认为格律诗才算得上诗歌，也是一种广告。

14、广告追求的是成功，即流行。广告便是大众。于是艺术与诗歌的成功，便取决于是否于大众的观念或情感相联系，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够流行。爱国，宗教或性为题材的作品，就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它比批判、剖析，质疑的作品。

作者：阿多尼斯

译者：薛庆国尤梅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9月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阿多尼斯或许是在西方获得最多奖项的东方人。他曾被著名批评家萨义德称为“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多年来受到法国诗人博纳富瓦坚定地推崇。在很多评论家眼里，对于阿拉伯诗歌，阿多尼斯造成的冲击如同T.S.艾略特对英文诗歌，他们都重新定义和接续了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

　　自2005年起，阿多尼斯的名字就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历年均是获奖的大热门，去年甚至为此闹过乌龙。诺奖公布前十分钟，中国几家知名媒体抢发了阿多尼斯获奖的新闻。当他听说这件事时，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知道，我在中国已经拿了许多奖。”

　　这位瘦削、个子不高的诗人，还是阿拉伯文化、西方政权的尖锐批判者。而他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从一棵树下的白日梦开始。

　　我没经历过童年，但童心留在了身体里

　　阿多尼斯比了一个向前挥拳的动作。话题是他的困境，我原本想询问他曾经遭遇的茫然，好奇他如何一步步在文学的战场上取得胜利（或许这个判断仍然过早），但他把话题转向了自己的敌人，“我的一生都很坎坷，很久以来都是一场对抗”。

　　很大程度上，这个87岁男人的过往由反抗和流亡堆积而成。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但他小时候就反感家里的宗教氛围，原因之一是“宗教提前规定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迁居贝鲁特后，他创办杂志《诗歌》，因故停刊，他又继续创办《立场》；黎巴嫩战乱，他只好逃亡到巴黎。但他的对抗并未停止，只是更庞大也更抽象——他试图重新定义和接续一个伟大的阿拉伯诗歌传统。

　　他通过反抗和写作塑造了自己的声名，但如果面对他本人，他表现出的宽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几天，他从巴黎飞往上海领奖，又从上海来到北京。昨晚讲座结束后，读者很快围住了他，形成一个很大的圆，我站在角落，完全看不到阿多尼斯。签名、合照，一直持续到晚上将近12点。要离开时，他的眼神已有些疲惫，但仍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

　　他的朋友和译者薛庆国说，阿多尼斯父亲宽容的性格，影响了他如何对待他者。“他很少落泪，即便是1952年父亲去世，但多年后，他想起父亲不只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朋友，才孩子式地大哭。”或许也是因为年老，阿多尼斯不用再像年轻时永远克制自己，不停寻求生活的突破点。那时候的生活，容不下半点软弱。

　　父亲也影响了阿多尼斯与两个女儿的相处方式，“她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阿多尼斯说，“即使最终会来反对我。”

　　我们还聊起他的孙子，他不熟练地滑开屏幕，想跟我分享一些照片。面对手机，他的神情有些犹疑，比起叙利亚政府，手机这个产物似乎带给他更大的挑战。有次屏幕停在日历的页面，他点了几次，画面都没有切换出来，最后只好望向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帮忙打开相册后，看到其中一张：一个一头卷发的小男孩趴在阿多尼斯头上，用手搂着他的脖子，两人大笑，像两个孩子。小男孩是妮娜（阿多尼斯女儿）的孩子，阿多尼斯告诉我。

　　我想起他曾说的，“我没经历过童年，但是童心留在了我的身体里。到了老年，我过上了童年的生活。”

　　我以自我的语言，向自己宣战

　　1943年，阿多尼斯的名字还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他刚刚13岁，写了一首诗，产生了一个荒诞的念头：这首诗必须在总统面前朗诵。

　　他的出生地在叙利亚的卡萨宾，一个海滨村庄，隔绝、贫穷，几乎封闭了所有离开的可能性。一家人挤在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土房，从有记忆开始，阿里就在田里干活，帮父亲摘果子、种地，仿佛生下来就是青年。仅有的教育也来自父亲，地点在户外的一棵树下，辩论的对象是山间的风和石头。这种对贫穷的刻骨体会后来被他写到诗里，“什么是贫穷 / 在大地上移动的坟墓。”

　　唯一值得庆幸的可能是诗歌教育。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父亲虽是农民，但爱好诗歌，让阿里除了《古兰经》，还有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作品可读。“尽管如此，我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也在学习流亡。”多年后，阿多尼斯回忆起童年阅读诗歌时的经历说。

　　作为一个孩子，他已经意识到，出生地不是一处定所，而是一个等待。上学是他离开卡萨宾的仅有的可能性，但村子里没有学校，即使有，家里也无法负担。直到有一天，阿里在树下睡去，在这场梦中，他制定了逃离卡萨宾的计划。

　　第二年，像梦境中一样：总统来了。

　　这大概是阿多尼斯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那是1944年，叙利亚经历了漫长的混乱，终于宣布独立。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第一任总统，希望考察叙利亚各个地区，了解这个百废待兴的共和国。于是，作为其中一站，他来到塔尔图斯城。

　　那天下着大雨，14岁的阿里光着脚一路冲到位于塔尔图斯城的会场，却被保安拦下，他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当会场换了个地方，仍然前往，并终于如愿以偿，总统允诺资助他去一家法国人建立的学校念书。两年后，学校彻底关闭，但阿里已经开始学习法语，这个养育他、打开他文明视域的第二个母亲。

　　法国学校关闭后，阿里转入新兴的国立学校，并走向自己的第二个名字——阿多尼斯。“我以自我的语言，开始向自己宣战。”阿多尼斯说，“这个名字是对我内心中他者的显现，也可以说，他是作为他者的我。”

　　后来，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毕业后，在叙利亚军队服役。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服兵役期间，因为所在的政党，他被牵连入狱。与此同时，叙利亚全国几百名党员被捕，“即便他们与此毫无关系。”阿多尼斯说。中文版阿多尼斯文选，收录了一张1955年他在阿勒颇服兵役时的照片，寸头、委顿，像笼中困兽。

　　那时候，日益逼仄的生活让他逐渐感到，他参与的政治活动不过是把生命倒入一只无底之杯。在家庭、在学校、在单位、在街道，仿佛有一种隐形的权力，阻碍人成为自己生活的心灵的主人。在这样的世界，道德最终变成庞大的伪善场。

　　再一次，阿多尼斯准备离开。

　　我仍会说我想说的

　　这次逃离中，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1956年，阿多尼斯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黎巴嫩，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宣布与埃及联合，爆发与英、法、以三国的战争。短短几分钟，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风与光的君王”》薛庆国）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滋养了阿多尼斯。他与朋友们一起创办《诗歌》和《立场》，翻译T.S.艾略特、庞德和其他各国的现代诗人。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不是一本一本，而是一书架一书架地看”。

　　阅读的成果是1964年出版的《阿拉伯诗歌选》，他挑选了心目中有价值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或诗人往往遭到主流文学史的忽略或贬低。诗选出版后，阿多尼斯希望继续追溯现代阿拉伯面临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促使他完成这个研究。

　　上世纪60年代，阿多尼斯在黎巴嫩大学担任教授，他的观点让一些学者大为不快，他们联名上书校方，说他未获博士学位，如何能担任大学教授？校长迫于压力，只好与他商量，希望他攻读博士学位，以免再有非议。为此，他请了一年半左右的假，埋头写作博士论文。

　　1973年，阿多尼斯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赞誉与攻击都随之而来。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呈现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的地狱，让他们了解自身文化中隐含的灾难性因素。”阿多尼斯说，“只有认识到这些，他们才能走出地狱；否则，他们就无法跨出远离灾难的第一步，而这也将意味着阿拉伯文明的终结。”

　　面对阿多尼斯，你可能会想到奈保尔，他们同样处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面对一个古老而受伤的文明，对自己的出生地怀有复杂、矛盾的情感。只是奈保尔更加刻薄和嘲讽，阿多尼斯以思想家的身份更系统地去分析和批判当代阿拉伯为何陷入黑暗，解释这个如同锁链般捆绑在自己身上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提及美国如何资助阿拉伯之春，让雇佣军伪装成爱国者：他们洗劫博物馆，破坏文物，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屠杀别人。“这不是革命。”他说。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初持续至今，从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武装斗争，短短6年，数十万人身亡，超过1100万民众被迫流离失所。因为这场冲突，他不能回国看望母亲，即便在她临终的时刻。

　　挫败不止于此。90年代，阿多尼斯曾在老家为家人建了一套房子，前两年被家乡的阿拉维派洗劫一空，理由是反政府。讽刺的是，阿多尼斯的家人却是阿拉维派，政府支持者。阿多尼斯听到消息后说，“如果叙利亚反对派知道，还会再洗劫一空，因为说亲政府。”

　　“但我仍会说我想说的。”2011年，他曾写过一封公开信给叙利亚政府，“你不可能囚禁整个民族”，他写道。

　　（文中引用的阿多尼斯作品来自《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译。感谢访谈时诗人树才帮助翻译。）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徐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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