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楠 王奕 | 以经济体制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领域和关键环节也依然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制约着我国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迈进。为此，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细化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任务清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制度保障。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

经济体制主要由决策系统、动力系统、调节系统构成，与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相关。在特定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下，经济体制调节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并影响经济发展的绩效。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必须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高水平”。

（一）经济体制的内涵及其同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

经济体制是指社会进行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及与之相关的制度规则。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比较经济学主要以经济体制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分析。为了更为细致地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进行系统化的比较，埃冈·纽伯格（Egon Neuberger）和威廉·达菲（William Duffy）等提出了DIM分析框架，即将经济体制划分为决策系统、信息系统、动力系统，并指出以上三个系统彼此联系、互为补充，共同决定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此外，国内比较经济学家张仁德还进一步将经济体制区分为财产关系系统、经济决策系统、调节机制系统、动力机制系统、开放经济系统五个组成部分。为了叙述简便，本文着重介绍决策系统、动力系统和调节系统。

决策系统指经济决策权的分配方式以及决策过程的组织形式，具体涉及决策权的来源、决策权的分配以及决策过程的执行三个方面内容。首先，决策权有四个主要来源，即传统和习惯、强制力的使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以及对关键信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在现代经济中，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逐渐成为决策权的基础。其次，决策权的分配方式与经济体制的类型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决策权主要分散在微观经济主体手中，因此决策单位可以是个人、家庭、企业或政府机构。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权主要集中于中央计划机构即国家政府，其通常使用行政命令等方式配置资源。最后，决策过程的执行还会因行动主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这是由于不同决策单位面临的选择集合、目标函数和对结果的预测各不相同。选择集合的多样性是决策过程的核心变量，各决策单位因拥有的资源、面临的环境不同，其所能选择的行动方案也各有差异。此外，决策单位都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反映其核心利益和价值追求。例如，政府部门侧重于社会总福利，而企业和家庭部门则注重自身利益，因此如何协调各方利益是决策的难点。

动力系统指在某一经济体制下行使权力的方法，具体形式包括行政和法律、经济、文化等。首先，行政和法律手段能够直接控制行动，以法律法规和政策命令直接约束和引导经济主体行为。其次，利用税收、补贴等经济工具也可以影响决策结果，间接引导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最后，教育宣传和文化建设能够通过塑造社会价值观来改变经济主体的决策目标，从而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长远影响。上述动力系统行使权力的三种主要形式，为实施激励机制提供了具体手段，而激励机制作为动力系统的核心，具体落实了权力行使的效果。激励机制指采用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进行正向刺激和负向刺激。物质利益的正向刺激如奖金、股权激励、税收、补贴等，这些直接的经济回报能够显著提高主体的行动积极性。反之，物质利益的反向刺激如罚款、征税等，则通过经济惩罚来遏制不良行为，确保经济纪律和限制外部性影响。此外，非物质利益的激励同样重要，正向刺激如荣誉称号、晋升机会等，满足了个体的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激发了经济主体的内在发展动力；负向刺激如批评、降职等，则是通过社会和职业地位的负面影响来规范其行为。在实际运用中，激励机制往往不是单一类型的，而是将多种手段相结合。组合式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够取得最大化激励效果，还能够适应不同个体的需求。此外，避免社会的异化现象也是动力系统的目的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源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缓解异化问题就是要从异化产生的原因着手，设计公平透明的激励制度，构筑促进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从而增加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参与感和对其劳动成果的认同感，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

调节系统指在获取、处理、传递和使用经济数据以及信息的基础上，由决策主体在特定的激励约束机制下做出选择，以实现社会分工下的资源配置。显然，不同的调节系统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而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又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发展绩效。因此，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质量，其所要求的经济体制也必然有所差异。并且，无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都必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其要求系统内部具有协调性，即确保不同决策主体在行动、结果以及效率与效益上的一致性。从信息获取与决策权力的分布来看，调节系统可以分为完全集中和相对分散两个大类。完全集中的调节系统通常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其决策中心能够获取所有经济主体的详细数据并进行全面分析。然而，这种调节系统也存在明显的弊端，集中的信息处理方式限制了基层主体的自主决策，使其难以及时应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因而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与之相对，市场经济体制则通常表现为相对分散的调节系统，即信息与决策权分布于各个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每个主体只掌握与其相关的部分信息，企业和个人根据自身信息和市场信号进行自主决策。虽然这种信息系统提升了对市场动态变化的反应速度和适应能力，但是每个经济主体缺乏统筹协调，特别是在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冲突时，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盲目性增加，甚至会引发经济波动。因而，如何根据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选择既同决策系统与动力系统相适应，又有利于达成阶段发展任务与目标的调节系统就变得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本文主张可以从决策系统、动力系统、调节系统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来解构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策系统明确了资源配置中的决策主体以及决策权分配，其主要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因此，决策系统可以反映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并且，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制度。如果由分配制度实现的分配利益无法反映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则必将导致生产关系内部的冲突，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积累，赚取更多的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任何生产关系都有其特定的根本立场，反映出特定的最终要求，而这种立场和要求往往通过具体的分配关系表现出来。与之相对应，动力系统明确了资源配置中各类决策主体的激励机制，其主要受到分配制度的影响。经济体制将特定生产关系的影响直接作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运行。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通常以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分工也将同时衍生资源配置的要求。并且，伴随新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的发生，在激发出新产业与新需求的同时，也必然要求社会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换言之，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分工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就会涉及对经济体制的选择问题。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均由特定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来决定，但是实际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所实现的效益则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为此，调节系统明确了协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包括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两类。市场机制以市场供求、市场竞争、市场价格调节资源配置，而计划机制则依靠特定行政架构下的指令性计划进行调节。由此可见，决策系统、动力系统、调节系统构成经济体制，而决策系统和动力系统又分别同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联系，进而使得所有制、分配制度与经济体制共同构成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其中，在特定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下，经济体制调节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与此同时，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的演进发展，经济体制也必然需要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深化改革，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因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就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换言之，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将决定着其他方面体制改革的进度。以往人们对经济体制的理解较为简单，仅区分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前者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而后者完全依靠计划指令。并且，通常认为市场机制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则只能选择计划经济。上述认识的学理基础在于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与之对应的分配制度才能够对决策主体形成充分的激励，进而保证其作出理性的市场决策，以促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基于这种观点的新古典经济学必然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作为其制度与政策主张。显然，这种观点忽视了公有制经济成分也可以成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决策、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能性。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和实践，摆脱了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开创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于是，如何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对此，也有学者指出，自此中国的改革主线也从发展型改革为主走向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

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面临的问题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发展的任务来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也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具有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高质量发展也必然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七个聚焦”之首，这就紧紧抓住了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所谓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地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有效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其中，发展的“高质量”反映了发展的目标与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则体现了改革的深度以及潜在治理效能的释放。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第一，发展的“高质量”必然要表现为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必然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并且在健全各种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基础上完善分配制度。第二，发展的“高质量”必然需要更加健全、更大规模的统一市场和更加科学、更为有效的经济治理间的有机结合。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必然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第三，发展的“高质量”需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必然要求针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制度，形成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一揽子体制机制改革蓝图，全面完善制度体系，充分释放治理效能。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体制机制障碍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中国当前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方面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创新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中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创新优势显著增强，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新质生产力已经在一些领域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3278亿元，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比2012年增长2.2倍；投入强度为2.64%，提高0.73个百分点，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R&D人员总量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卫星导航、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大飞机制造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成果持续涌现。

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创新发展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科技、人才还无法充分适应科技强国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由于科学发展的渐进累积性与人才培养的长周期特点，中国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具体来看，不仅科技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等的供给规模和质量仍难以满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迫切要求，而且科教、产教合而不深，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还需要进一步把科技界和产业界的关键问题及时转化为人才培养要求，持续培养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需求的交叉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二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偏低，支撑产业创新的力度不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此外，基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高效合作的国家创新体系还有待完善。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尚不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以及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程度不足。尤其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数据产权分置、安全可信流通以及高质量供给不足，数字经济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数字鸿沟”有待进一步破除。

（二）协调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中国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取得实质性进展。数据显示，2023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比2012年末提高13.0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2年的2.88缩小至2023年的2.39；2013—2023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分别增长6.9%、7.1%，占全国比重分别提升至21.6%、21.5%。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新型增长极的辐射带动能力显著提升。

协调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差距依然突出。当前，以人口、土地、资金等为代表的城乡要素流动仍然存在障碍，乡村要素的合理估值机制有待完善。从基础设施来看，乡村在电力、能源、道路、供水、供气等方面仍落后于城市。从公共服务来看，城乡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规划制定上还缺乏统筹，城市公共服务覆盖面广、服务质量高，而乡村则普遍面临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等难题。从资源要素流动来看，就劳动力而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依然是大趋势，而城市人才、农业专业化人才的入乡路径还未被有效打通，缺乏有效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人才基础；就土地而言，城乡土地市场分割且权利不一致。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脱贫地区仍然面临产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差等问题，需要投入资源进行持续帮扶。二是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仍有不足。区域平衡发展的实质就是产业在区域上的空间布局变化，因此，需要健全各区域基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避免地方保护、过度竞争、一哄而上导致的市场分割、资源浪费、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此外，在飞地经济、共建园区、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城市群内部的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也需完善，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全社会流通成本仍然较高，协调发展的摩擦力仍未完全消除。

（三）绿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突出问题，中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30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16微克/立方米；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89.4%，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1%以上；2013—2023年全国累计造林总面积6779万公顷，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02%，比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提高2.39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绿色发展仍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环境补偿与交易制度等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基础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二是围绕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亟待完善，其中涉及水、固、气不同类型污染治理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程度不一，基于排污责任与治理责任划分的付费机制有待建立，并且区域流域以及城市综合环境治理的商业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三是以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尚未真正建立，需要以总量控制、减排认证、市场交易、价格确定、税收与金融支持等一系列制度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为前提，离不开市场与政府双重作用的有效发挥。此外，中国在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过程中，还必须将其置于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网络中进行考察，例如，要关注欧盟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强对全球性产品市场、能源市场、碳市场等的政策监测与规则对接。

（四）开放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数据显示，中国的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从2012年的24.4万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41.8万亿元，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从11.1%提升到14.2%，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

开放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型开放仍有差距，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规则方面具体表现在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建设的探索不够；规制方面具体表现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规制还需要进一步充分对接、互借互补、协调联动；管理方面表现为市场规制与营商环境仍有待优化；标准方面表现为由国内外标准差异所形成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技术壁垒依然存在。二是稳预期、稳外贸、稳外资的开放政策供给仍然不足，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仍需探索，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的试点推广范围比较有限，对外投资与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等在协同联动发展方面仍然滞后。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制度障碍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化，“东强西弱、海强陆弱”的区域开放格局亟须调整，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优势还有提升空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尤其是一些沿边省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各类合作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边疆治理结构的重塑以及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都要求中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五）共享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021—2023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2%，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2013—2023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4亿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6.2%，快于同期人均GDP增速0.5个百分点；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从2013年的16.9辆增加到2023年的49.7辆，服务性消费支出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从39.7%升至45.2%；至2023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均有所提高；2023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2%，比2012年分别提高3.9、30.2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05年；人均预期寿命由2010年的74.8岁提高至2021年的78.2岁。

虽然我国已取得上述成绩，但是共享发展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仍不完善，这对于收入分配与财富积累来说就需进一步规范。当前，由财富存量差距引发的收入流量差距现象明显，存量财富在客观上决定了流量收入的分配情况，并且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议价能力仍然较弱；再分配中的部分税收调节同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关系都有待理顺完善；第三次分配中的社会慈善公益仍需探索，新兴筹款平台在信息透明和资金监管等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二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促进保障机制需要完善。职业序列没有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和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剧。鼓励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的激励机制仍不健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显滞后。除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如何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岗位也是近年来的热议话题。2024年9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的延迟退休改革正式启动，并将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稳步推进。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有待提升，“随人走”面临的障碍较多，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的模式如何改进需要探索。此外，人口流出地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投入与常住人口挂钩、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体制机制需持续完善。同时，适应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改革生育支持与养老保障也是亟待破解的重点问题。

三、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五个方面内在统一于解决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创新聚焦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聚焦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聚焦发展可持续问题，开放聚焦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聚焦发展成果归属问题。因此，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一）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发展的关键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促进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从决策系统来看，创新发展需要官产学研协调配合，共同发力。但是，具体来看，不同决策主体的决策重点又有所侧重、各不相同。显然，在基础科学与科技开发环节，高校以及科研机构需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在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与产业化环节，企业则必须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并且，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市场需要双管齐下，在从基础研究到形成产品的各个环节中，显然距离市场销售越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就越高。换言之，确定性程度越高，投入资源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低，于是对资源投入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要求也就越低。因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平台企业、风险投资、生产企业等各种类型的主体就可以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以及资源腾挪空间的差异参与到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各个环节之中。从动力系统来看，促进创新发展需要塑造能够切实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在研发环节需要发展耐心资本，而在产业化环节则需要调控好不同领域的收益水平，避免经济脱实向虚。从调节系统来看，需要通过进一步建立健全国统一大市场，既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对不同技术路线的筛选作用，又以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规模效应有效降低创新成本，放大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经济效益。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让不同所有制经济活力竞相迸发。着力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创新领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国有企业不仅要稳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也紧跟新科技革命与新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基于自身的主责主业，通过自我培育、战略合作、产业整合、跨国并购等方式，持续调整优化业务布局，强化产业链的控制力、竞争力与创新力。另一方面，要切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并提供更多发展机会。重点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在财税、金融、产业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着力培育其原始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同时，要以法治化的方式破除市场准入壁垒，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

二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促进科技创新。首先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其次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最后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

三是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促进产业创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

四是以关键产业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利用新型基础设施赋能交通、能源、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以“东数西算”工程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为契机，提升国家枢纽节点各类算力资源的综合供给水平，培育壮大绿色算力产业。

（二）完善促进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如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显然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指令以及中央政府投入，而是需要塑造有利于乡村振兴以及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优质环境，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需要在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放开城乡以及不同区域各种生产要素的经营权利与迁移利用限制，促进各种经济主体按照既定空间功能所决定的规则制度，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方向，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同时，对于平衡协调发展的认识也需要转变观念，即协调发展并非空间层面的总量平衡，而是在鼓励要素流动与经济集聚基础上的空间人均量平衡。并且，不平衡是普遍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因此必须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

二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从“城”的角度，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乡”的角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建立全覆盖、常态化的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改进加强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三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

（三）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污染排放行为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居民生活都必然伴随各种污染物的排放，而当特定时期污染物排放的流量增加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时，则必然导致生态质量与环境承载力下降，于是也就必然要求减少污染物排放或者加强对排放污染物的治理。但是，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如果无法将排污主体的治理责任明确化，就必然发生个体的排放行为造成的外部性影响需要由社会整体来承担治理成本或者环境风险的情况。由此可见，绿色发展需要政府针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制定环境改善目标，进而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规则，明晰各类主体所涉及的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治理责任。当然，承担排放治理责任并不需要自行完成治理活动。此时，可以引入市场化的专业环境治理企业，由排放主体承担治理成本，而由专业企业完成治理任务，从而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此外，上述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转还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区域之间与主体之间的排污及治污交易、各类环保企业的发展以及金融机构的参与等诸多细节。

一是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考核监督制度。

二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积极引导大型券商和商业银行参与地方碳市场交易，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出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多元金融产品，开创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等新型金融产品。

（四）完善促进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

开放发展的关键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来看，中国必然需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那么显然中国的GDP总量必然达到甚至数倍于现有的高收入国家。此时，如果中国继续坚持出口导向型战略，则不可能有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高收入国家能够长期维持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因此，国内大循环不仅是我国独立自主的要求，而且也是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当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排斥对外开放，而是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经济全球化由资本主义主导，建立在中心—外围结构的基础之上，以全球贸易失衡为基本特征。未来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步构建起平衡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增长新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开放发展需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对接国际，并且深化外贸外资领域的改革，促进出口与进口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国际收支结构协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统筹国内经济布局与国际开放格局深度衔接。

一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与此同时，中国要持续推进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不仅涉及传统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全球碳减排体系，而且还应关注数字贸易、数字货币、数据流动等新兴领域的治理机制建立。

二是深化外贸外资领域的体制改革。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就“引进来”而言，要推动科技创新人员和资源等自由流动，构建开放自由的国际科技合作生态。同时，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交流互动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就“走出去”而言，中国要依托各类国际合作平台与区域一体化经济组织，拓展对外投资的领域与地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加快形成互利共赢的全球生产体系。

三是立足新发展格局，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的有效衔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以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互联互通为载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与东盟、中亚等区域的经贸往来，携手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完善促进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

共享发展的关键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当前的重点是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鼓励勤劳致富与创新致富，充分体现共建共享，同时也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即将民生水平与经济发展以及财力可持续统一起来，避免过高的目标与过头的保障。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要对人民群众实际享受的物质条件加以考虑，不仅包括收入所得，而且包括各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并且收入所得还包括劳动报酬以及凭借其他要素所有权而参与分配所获得的收入。此外，从动态来看，不仅要关注收入流量的差距，而且还要重视财富存量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由市场机制按照贡献决定报酬，但是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即一方面以全劳动生产率提升为基础，确保劳动报酬增长以及创新得到奖励，另一方面避免其他要素凭借所有权垄断过度攫取收益。当然，政府还需发挥收入调节与基础民生保障托底的作用。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

二是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尤其是要关注数字时代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保护。

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现行社保制度在设计上多与户籍身份紧密关联，尚未实现全国一体化。这种制度现状导致异地工作的人群在迁徙过程中，因社保缴纳年限不足而需关闭原地社保账户，在新地重新开启，其间部分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无法完全转移。基于此，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以及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同时，要坚持按“自愿、弹性”原则执行好延迟退休政策，确保真实体现职工意愿，尤其要在充分评估后抓紧制定实施对因法定退休年龄变化需要调整的相关政策。

四、结语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中国始终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不仅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逐步建立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当前，中国针对高质量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逐一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础上，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这些改革举措进一步突显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深化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细化了政府与市场协同配合的方式，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制度创新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塑造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