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述磊 戚聿东 刘翠花 |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理论内涵、市场效应与推进方略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劳动就业领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当前，中国踏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市场体系运行不规范、竞争不公平、开放不充分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迫在眉睫。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2023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项制度规则立起来，把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障碍破除掉，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再次按下“快进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可以有效解决在现存市场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制度规则不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再平衡有巨大潜力。其中，健全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人才顺畅流动，是推进劳动力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坚强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努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出了24条举措。在新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与健全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与否会显著影响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统一程度，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初期，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各个地区的产业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速度和能力不同，造成局部区域、产业或岗位面临不同程度的失衡和调整压力，健全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仍存阻力。党中央提出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旨在通过打破阻碍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约因素，促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对于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二、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内涵

（一）新时代确立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坐标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充分就业的支持政策。立足新时代，就业优先导向显著增强，中国就业整体局势保持稳定，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二是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是重点群体就业平稳；四是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持续提升；五是就业服务体系日臻完善。具体来看，2012年以来，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42亿人，年均约1300万人，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而失业水平保持低位，城镇调查失业率近年来维持在5.2%左右。城乡就业结构和产业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镇就业比重大幅提升，从2012年的48.4%增长到2022年的62.6%，年均增长约1.3%。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协调性明显提高，第三产业成为就业最大的“容纳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2012年的36.1%增长到2022年的47.1%，年均增长1.0%，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形”的就业结构逐渐形成。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有力，城镇失业再就业人员累计超过6000万人，年均维持在550万人左右，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累计超过1947万人，年均维持在177万人。劳动者就业素质明显提升，农民工培训年均维持在925万人次，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占比从2012年的12.9%增长到2021年的23.2%，提升了10.3%。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规模日益壮大，从2012年的2.8万家增加到2022年的6.3万家，就业服务供给能力显著提升（见表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的上述成绩为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新时代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理论内涵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立足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并在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丰富的理论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以民生为大。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人民至上、机会公平、量质齐升、共同富裕等民生目标是高质量充分就业应有的理论内涵（见表2）。

在人民至上维度上，高质量充分就业应坚持劳动者主体地位，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坚持劳资互利共生，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所有者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剩余索取权等各项经济权力，劳资关系形成了“资强劳弱”的格局。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产生数字资本新样态，数字资本与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比，拥有更快的增值速度，更强的控制能力，更容易强化“资强劳弱”的格局。高质量充分就业坚持人民至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让资本更好地发挥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促进资本利劳向善，共生发展。

在机会公平维度上，高质量充分就业应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努力促进劳动力、人才顺畅流动。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严重，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存在较高的门槛，加上主次劳动力市场中的培训差异，导致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很难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同时，由于就业歧视，不同肤色、性别、城乡、户籍等群体存在明显的就业差异。以所有制分割为例，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与公有制企业、政府机构之间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职称评审、人才选拔等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和歧视。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个体可以快速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劳动力和人才的顺畅流动、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成为促进机会公平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量质齐升维度上，高质量充分就业应重视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协同发展，在创造更多就业数量的同时，也应大幅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在工业经济时代，社会发展方式更多的是片面追求扩张经济数量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数量，对就业质量却不够重视，因而劳动者面临收入较低、工作稳定性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就业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就业成为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在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努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在共同富裕维度上，高质量充分就业应努力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缩小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数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和分配、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思想史的两大核心命题。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各国重视增长和效率，忽视了分配和公平，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在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分配仍具有明显的主客体、行业和区域不平等效应，努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成了一项紧迫的全球性任务。在新时代，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应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

三、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市场效应

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立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统一大市场有赖于四个环节的有序畅通。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助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无阻（见图1），是加速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力。

（一）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利于扩大生产

生产是经济循环的起点，涉及供给问题。在新时代，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在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高质量充分就业从提升要素生产率和增加要素投入层面双管齐下，为扩大生产提高了劳动供给质量并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数量。从提升要素生产率层面来看，高质量充分就业首先要求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有助于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产业结构加速数字化升级，无论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还是新兴数字化产业均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企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自组织、平台组织、海星组织、生态组织等新型企业组织模式大量涌现。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还是企业组织数字化变革均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是劳动者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能力要求，不断加强数字技能培训，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可以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高质量充分就业还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不仅包括劳资间的优化配置，还包括区域间、城乡间、产业间劳动力要素的高效配置。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发生深刻变革与优化重组，同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可以改善劳动力配置效率机制，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城市间、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从而适应劳动力市场化、结构化、多样化的调整趋势。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持续动力。

从增加要素投入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从而可以激发更多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就业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前提。消除劳动力市场中一切形式的歧视现象，精准施策抓好女性、农民工、残疾人士、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可充分激活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活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职业重构加速，大量新职业不断涌现，诸如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运营师、在线学习服务师、农业经理人等新职业应运而生。新职业的产生既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就业破坏效应，也创造了更多的普惠性工作岗位，为就业困难人员或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以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为特征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激活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为生产市场注入了生力军。

（二）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利于优化分配

分配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分配不合理会制约生产的发展，畅通经济循环需要合理分配生产成果。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意味着群体收入差距缩小，还意味着进一步强化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机制。从群体收入差距层面看，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会显著影响群体的收入分配。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会扩大收入差距。从高低技能群体层面看，智能化发展使得高技能者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技能者，扩大了收入差距；从性别层面看，互联网能缩小中低收入层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加大了高收入层的性别工资差距。从城乡层面看，互联网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会缩小收入差距。从高低技能群体层面看，在智能化发展初期，两群体收入差距虽有扩大趋势，但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两群体收入差距将呈现缓和趋势；从性别层面看，互联网增加了女性就业机会、可雇佣能力和自雇创业概率，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从城乡层面看，数字技术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主要包括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致力于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不断缩小群体收入差距。

从分配机制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其中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多种分配方式的重要表现。劳动和土地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随着生产过程不断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生产要素的外延呈现扩张趋势。当前，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数据的生产、开发利用、产业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中国，数据也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并且分配制度已经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中国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标志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大价值，进一步丰富了多种分配方式。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更加强调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性，推动“劳有所得”向“劳有所值”转变，而且还要求保护劳动者数据产权，随着数据确权进一步得到确立和维护，劳动者的数据产权收益也将得到保障，对于优化收入分配产生积极作用。

（三）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利于畅通流通

流通是经济循环的实现环节。畅通的流通体系可以更好地引导生产、调节分配、促进消费，加速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支撑作用。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促进劳动力、人才自由流通，不仅包括区域空间的流动，而且还包括不同单位类型、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从而有利于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区域空间流动层面，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主要呈现农村向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特征，且外来劳动力会面临住房难、孩子上学难、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空间壁垒，实现劳动力、人才与重大战略、重点区域、市场主体快速匹配，而且要求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基本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还意味着打破单向思维，实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双向流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畅通城市向农村就业创业的通道，吸引更多劳动力、人才扎根广阔农村，可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持久活力。在不同单位类型、不同社会阶层流动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求以用人制度改革为抓手，通过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档案等各项制度，促进劳动力、人才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企与非国企等不同单位类型之间充分流通。高质量充分就业更加注重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力量等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针对新兴数字职业所需的数字技能培训，可以打破传统的主次劳动力市场中的培训机制差异，以消除横亘在不同单位类型之间阻碍劳动力、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从而加速劳动力、人才顺畅流动。对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能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和更广阔的就业渠道，保障每个社会个体都有机会获得向上流动的人力资本、知识技能以及公平的就业机会是打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顺畅流动的基础。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现员工价值，畅通职业向上流动的渠道。对于弱势群体，主要通过精准扶贫、强化社会救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更多普惠性工作岗位等制度安排，可以有效提高代际流动性，从而降低阶层固化。

（四）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利于促进消费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培育更加完善的内需消费体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巨大的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就业是收入的重要来源。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激发消费新潜力、提升消费新供给促进消费。在激发消费新潜力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升可以改善收入和消费预期，促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想消费。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了“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提升的作用高于高收入群体，因此，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通过为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潜力，进而促进消费水平的整体提升。

消费新供给可以满足消费新需求。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完善消费供给体系，打造丰富的消费场景，从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加，消费需求开始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由于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元化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增强了“长尾效应”，创造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企业不仅包含“大而强”的大型企业，而且还包含大量“小而专”的小型企业或“个人型”企业。个性化需求具有业务量小、非标准化等特点，与大型企业相比，大量的小型企业或“个人型”企业更容易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例如，借助数字平台赋能，大量互联网直播突破了传统商业和零售模式，形成了数字化网络消费新场景，大幅提升了消费新体验，更容易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此外，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催生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如健康照护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培训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还可以进一步刺激消费新需求，从而为满足个体品质化消费需求提供新方式。

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约因素

（一）就业结构错配

合理的就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优化市场动态效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消除地区壁垒、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和市场竞争，在该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就业结构错配将会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而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顺利进行。其中就业产业结构错配主要体现在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比例与其实际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涉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颠覆性创新，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共享经济等新行业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蔚然成风，现阶段的这些新兴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比例与其实际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匹配程度依然较为严重。

就业技能结构错配将会严重影响劳动力要素的顺畅流动，不利于盘活劳动力要素资源，无法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分工和协作。随着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高质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离不开数据、数字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协同联动，以充分释放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然而，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驱动下，劳动者处理数据和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包括数据分析、编程、算法设计等技能仍存在供需不平衡，无法满足市场对高级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业技能结构错配的本质是现阶段人才培养体系与现实市场发展需求变化之间的不匹配，造成人力资本提升、劳动者技能调整速度滞后于技术扩散及其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

就业年龄结构错配主要表现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技术更新导致的年龄结构与技术需求之间的错配。年龄结构错配促使从事技术密集型工作的年轻劳动力供应不足，制约了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发展的潜力，给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不利影响。青年群体是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低龄老年群体，其技能更新速度和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动力不足。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不仅将会导致就业市场劳动力供给数量显著减少，而且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将进一步失衡，从而对企业的人才引进、岗位填补和技能匹配造成严重困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数字化时代，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途经。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传统农业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加速转型升级，农村电商发展也如火如荼。但是农村低龄老年人面临一定程度的数字鸿沟问题，难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同时返乡回流青年群体供给与广大县域数字乡村发展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脱节。

（二）就业市场分割

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目标而言，当前的就业市场仍然存在着户籍分割、所有制分割壁垒等现象，这对劳动力和人才的跨地区流动构成了阻碍和挑战。一是户籍分割是当前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以及享受公共服务方面面临着不公平待遇和限制。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权利，使他们在城市就业市场上面临诸多的不利条件，从而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割，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解决户籍分割问题，应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对城市户籍的限制，为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有序落户，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打破地区之间的壁垒，降低劳动力的流动门槛，畅通人才流动渠道。

二是所有制壁垒也是导致就业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和机构存在诸多差异，包括在资源配置、市场准入、融资渠道、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就业市场存在显著差距。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拥有垄断地位，尤其在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行业保持绝对垄断，而私营企业面临市场准入的限制和不利条件。同时，国有企业拥有较多资源和更稳定的就业岗位，而私营企业则面临着市场竞争和经营风险的挑战，就业岗位相对不稳定。另一方面，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在人事制度、行政级别、组织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劳动者身份转换非常困难，相比个体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员工流动性较差、工资市场化程度较低。这种所有制壁垒容易促使就业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在不同就业市场间的选择和流动存在一定障碍，限制了人力资源市场的统一性和灵活性，阻碍了劳动力和人才在各种企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就业市场的分割情况。

（三）就业市场歧视

就业市场中的歧视问题也是阻碍劳动力和人才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业市场歧视严重破坏就业公平，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就业市场歧视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身份特征等。在性别歧视方面，在某些行业和职位招聘过程中，女性往往面临排斥和偏见，企业更倾向于雇佣男性员工，从而造成初始就业机会分配不公。在企业内部，工资待遇和职业晋升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相同条件下，女性在薪资方面缺乏公平，进入高层管理岗位的机会相对较少，在决策制定、资源分配、公司文化塑造等方面限制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职业发展。在年龄歧视方面，一些企业雇主，如科技行业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将他们视为更有潜力和适应能力的候选人，导致就业市场中出现了年龄门槛现象，如35岁门槛限制。这种年龄偏见促使35岁以上人群在招聘过程中受到隐性排斥，往往被剥夺了与年轻求职者竞争的机会，限制了他们在职业发展中的选择范围。

在教育背景歧视方面，一些企业雇主倾向于招聘重点高校毕业生，如“双一流”高校，而对于非重点高校的毕业生甚至都没有投递简历的机会。这种基于教育背景的歧视不仅导致了人们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而且也影响了非重点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的公平机会和待遇。在身份特征歧视方面，因户籍制度分割导致的户籍歧视，使得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相比往往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其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工作时间较长、工作环境和工作稳定性较差。这种身份歧视可能还具有“代际传递性”，新生代农民工和父辈相比，职业发展未发生实质变化。此外，在就业市场中，还存在因身高、相貌、政治面貌、疾病等因素而受歧视的现象，损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益。为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加顺畅和高效建设，应努力打破就业市场中的歧视障碍，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四）就业收入不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就业收入不均对社会稳定、消费增长、教育机会均等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阶段，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就业收入不均这一制约因素，体现在行业结构不均衡、地区发展差异、教育和技能差距等层面。在行业结构不均衡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加速迭代升级，一些高科技、数字化的互联网和创新型行业蓬勃发展，提供了高薪就业机会，发展速度和规模明显优于其他行业，造成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机会明显减少，依赖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维持生计的劳动者面临较大的收入下降风险，加剧了不同行业间的就业收入不均等性。

在地区发展差异方面，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改革和生产效率提升，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等原因导致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从而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在教育和技能差距方面，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发展迅速。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具备高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就业机会，而那些教育和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往往处于就业和收入的弱势地位；在新兴产业领域，出现了更多的新就业形态，如自由职业、平台就业、零工市场就业等，这些新就业形态一方面可以带来弹性化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因此，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和解决行业结构不均衡、地区发展差异化、教育和技能差距所带来的就业收入不均问题。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就业机会分布、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措施，努力缩小就业收入差距，提升全国范围内的就业收入均等性，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造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五）就业观念保守

就业观念是劳动者对于职业认知、选择和进阶发展的价值观念，反映了劳动者对不同职业的理解、期望和评价，对于职业决策和就业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尽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促进劳动力要素顺畅流动、鼓励积极拥抱新就业形态方面有显著影响。然而，当下仍存在一些就业观念保守问题，包括对传统行业的依赖、对灵活就业模式的态度、对技能更新和适应新技术的抵触等。在对传统行业的依赖方面，尽管数字技术赋能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形态蓬勃发展，但部分劳动者仍然对传统行业有较强的认知和依赖，并将传统行业视为可靠和稳定的就业选择。这种就业观念导致他们对这些新兴领域的了解和接受度相对较低，忽视了新兴行业发展潜力。然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行业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就业观念保守将错过在这些领域就业和发展的机会。

在对灵活就业模式的态度方面，部分劳动者仍然更倾向传统的全职、稳定性较高的标准就业模式，对于灵活就业缺乏接受度和信任感。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自由职业、兼职、弹性办公、远程工作等灵活就业模式快速发展，同时，新旧职业加速重构，大量灵活性的新职业不断涌现，如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送员等，需要正视灵活就业模式在扎根和融入城市中的积极作用，否则，就业观念保守将限制劳动者在灵活就业市场的发展机遇。

在技能更新和适应新技术的抵触方面，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技术加速迭代升级，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劳动者就业的重要要求。然而部分劳动者对于学习新技能和适应新技术的过程仍存抵触心理，这种保守的就业观念不利于其突破职业中年危机，限制了其全生命周期职业发展高度。当下，职业加速重构，大量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转变就业观念对个体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从个体层面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就业观念转变促使劳动者积极培养适应新就业形态的能力和技能，从而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从社会层面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使社会经济和就业环境发生快速变化，各地区和行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劳动力流动性不断增强。劳动者积极拥抱新就业形态是适应市场需求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同时更开放、灵活和包容的就业观念也有助于减少社会就业压力，显著提升社会的就业稳定性和发展活力。

（六）就业保障不足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不仅涉及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行业调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还会推动大量新经济形态崛起。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限制，大规模产业转移、行业调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造成传统行业受到冲击，导致员工可能面临失业风险、工资拖欠、社会保险难以覆盖等问题。另一方面，新经济形态崛起往往伴随新职业的涌现，但是相关的劳动法规和保障机制并未及时跟进，这就给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就业权益保障带来了挑战。因此，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就业保障不足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就业权益保障问题亟待解决，包括劳动安全、工时标准、最低工资、社会保险、集体谈判等。

在劳动安全方面，一些新兴互联网行业中的自由职业者、网络红人、远程创作者等，由于工作方式的灵活化、弹性化，其劳动安全问题容易被忽视，可能面临工作环境安全风险，而当前的劳动法规和相关保护措施并不能充分覆盖到这些群体。在工时标准和最低工资方面，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工作时间虽然自由，但是往往面临超长时间的工作，并未获得“实质自由”。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并未充分适用他们的工作模式，导致这部分群体的工作收入不稳定，休息休假权益难以得到妥善保障。

在社会保险方面，由于新就业形态往往缺乏规范的用工关系，导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方面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当面对意外事故、疾病和退休风险时，他们将承担更大的经济负担。在集体谈判方面，在传统工会和劳工组织中，劳动者通过组织和集体行动来争取劳动权益。然而，大量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由于工作方式的特殊性，导致他们缺乏集体组织，处于分散状态，使得他们难以有效地进行集体反抗和行动，其劳动权益保护受到影响。

五、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进方略

为加快实现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本文提出以下四条进阶路径。

其一，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确保充分性就业流动。一是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聚焦重点人群，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提高落户的便利化水平。二是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满足每位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阶层个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为其就业流动提供基本保障。三是改革人事档案服务制度，破除影响劳动力、人才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顺畅流动的制度障碍，大力拓展技术人才的上升通道，对于扎根一线、艰苦区域工作的人员加大奖励，协调人才区域配置。四是大力推进数实融合发展，尤其是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努力缩小区域数字鸿沟。

其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是发挥职业技能培训的牵引作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着眼社会、企业、产业、个体发展需求，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大力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能力素质，尤其是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二是全面深化高校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坚持以就业导向、服务导向和市场需求导向为宗旨，深化产教融合，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培训机构、高等学校的合作作用，强化校企对接，提高高校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契合度。三是鼓励劳动者更新就业观念，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模式，进一步加强新职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和职业标准开发机制，加快新职业培训大纲、培训教材、教学课程等基础性资源开发，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推动新职业行稳致远。四是推进数字化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运用数字技术及时掌握各级劳动力供求数据，建立常态化数据采集、更新、应用和管理机制，定期提供多形式、精准匹配的招聘会运营服务，不断增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调控劳动力供求不平衡这一结构性问题。

其三，消除各种就业歧视，创造公平性就业环境。一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法律法规，加快专门的“公平就业法”立法立规步伐，遏制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营造一视同仁，切实保障每一位劳动者就业权利的公平就业环境。二是坚决防止和纠正当下劳动力市场容易出现的户籍、性别、年龄、学校层次、婚姻状况等就业歧视，推动用人单位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防止“近亲繁殖”，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三是加强对就业歧视新方式或隐形歧视的研判，及时遏制就业歧视新方式或隐形歧视，政府和社会各方应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加以遏制，避免新型就业歧视现象突显。四是加大反就业歧视的宣传力度，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加大对就业歧视现象的监管，强化过程监督，提升执法效力，疏通投诉渠道，增加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让用人单位不敢歧视、不愿歧视、不能歧视。

其四，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兜牢基本性就业保障。一是进一步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士等重点群体，坚持分类帮扶、精准施策原则，借助数字技术赋能，线上线下齐头并进，构建多元化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同时，加强制定综合的生育支持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供给衰退的冲击。二是进一步强化新就业形态群体权益保障，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原则，建立健全数字平台治理体系。平台企业应合理承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保障责任，科学设定考核标准，兜牢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工作安全、社会保障等权益底线。三是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支持灵活就业规范健康发展，严厉查处逃避用工主体责任、侵占休息休假时间、拖欠薪酬等违法行为，依法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四是努力构建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活动，进一步加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健全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和制度机制，提升劳动保障执法监管效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