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灿飞 盛涵天 李志斌 |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制度。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实践层面为塑造新发展动能、培育新产业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从空间尺度看，新质生产力发展无疑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区域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要求我国不同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一盘棋”思维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新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培育、重大生产力布局、区域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是经济地理学尤其是演化经济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演化经济地理学在主流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引入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和复杂系统理论，从内生视角讨论新旧生产力更替，并系统建构了区域产业发展路径理论，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是在关联法则作用下产业关联决定路径依赖的过程。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揭示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底层逻辑，深刻影响着区域重大生产力的培育与区域重大创新，对理解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讨论新质生产力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定位、内涵、特征、要求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时代命题与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上更好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分析范式为切入点，从区域产业演化视角系统分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堵点与进路。本文旨在进一步强调经济地理学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领域的使命担当，同时为我国新发展理念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区域尺度的推行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区域高质量发展作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所在，反映国家总体安全需要，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与深刻的科学内涵。具体而言，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以新发展理念为实践指引、以区域重大战略为核心载体、以区域产业发展为重要支撑的内涵特征。

（一）区域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实践指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一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而全国层面的变革必然要求其内部的各区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基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发展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全国高质量发展反映出唯物辩证法下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一方面，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关键部分的功能对整体功能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区域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家整体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所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根据时间、空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时间维度上，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迭代更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时间属性自然对应产业发展条件与机遇不同。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区域有截然不同的产业本底与生产基础，只有深入研究本地实际情况以及地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效力，才能更好地探索适合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路子。第二，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制度变革等密切相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理念下适应全球科技变革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应对纷繁复杂国内外形势的必然选择。第三，基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各区域合理配置资源，做好长期规划，避免盲目发展新产业进而导致资源浪费与区域综合风险抵御能力下降等后果。另一方面，整体居于主导地位，当各部分以合理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就会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国家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方针指引以及必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等力量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更好地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所形成的合力作用。

与此同时，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引申出发展与安全的思辨。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与全球政治联系紧密程度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不同，承担不同的国家安全使命。例如，东部沿海地区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但其产业体系在价值链、供应链上高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易受国际冲击影响；中西部地区需在新发展格局指引下进一步打通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信息、交通渠道，以承担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任务。因此，区域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践行新发展理念，还需统筹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二）区域高质量发展以区域重大战略为核心载体

区域重大战略是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因地制宜推动特定区域实现效率、动力、质量变革，进而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国家战略安排。一方面，区域重大战略的提出有助于我国建立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并行不悖，其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区域发展困境与板块格局固化，从主体功能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维度推动“一盘棋”式区域高质量发展。以区域重大战略为依托，区域高质量发展理念与区域治理实践相结合，进一步优化央地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效能，将地方行动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中。

从地理空间上看，我国已经部署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定实施涉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黄河流域、成渝地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重大战略，将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视为区域发展总目标，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辐射带动与示范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区域重大战略根据各功能区现有产业优势及需要再突破的瓶颈，制定详细的新质生产力落地规划，进而全方位加快我国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三）区域高质量发展以区域产业发展为重要支撑

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内涵。第一，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资产系统优化，以实现区域生产能力、生产质量快速提升。区域资产是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其反映的是技能、关系网络、竞争力、资本等诸多区域禀赋的有机组合。与此同时，区域资产不仅是区域内部生产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区域间、区域与全球间联系的耦合窗口。因此，系统优化区域资产不仅有助于提升区域内部全要素生产率，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等，还能够做到“跳出区域看区域发展”，响应全球化下的国家战略与总体安全要求。第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是区域全面系统转型。在新发展理念要求下，区域产业需要经历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相关转型必须依托现有区域能力，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此外，区域转型可能产生空间尺度正外部性，通过区域间竞争进一步加快国家整体层面高质量发展进度。第三，区域产业发展同样需要走发展与安全并重的路径。一方面，区域发展不能以本地安全、国家安全为代价，需将着眼现实与深谋远虑相结合，系统、全面地构建区域安全发展体系；另一方面，对区域安全的考量不能形成“杞人忧天”式思维，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而是需要打通安全与发展的内生互促渠道，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

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跃迁，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体现新时代特征与新发展理念内涵的生产力。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本文从主体、要素、结构视角出发，认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主要包括产业主体培育、产业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

（一）加快产业主体培育与更新换代

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从全球史观看，历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了新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产业发展与产业组织的范式转变。因此，新的生产力在挤出、腾退、赋能传统产业基础上倒逼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间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进而催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而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经过长期稳定发展后将转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推动新型工业化乃至新一轮科技与工业革命。与此同时，新产业的出现常常与新产业组织模式、新产业发展动能的形成相辅相成。例如，福特制下的流水线组织模式大幅提升了新兴汽车工业生产效率；后福特制弹性专精化产业组织模式则推动了以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为导向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产业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组织在合法性、战略性与系统性问题上求变，而产业组织的透明度、灵活度、一体化程度等直接关系数字化新兴产业的生产效率。

生产力与产业组织迭代升级有助于加快新产业主体培育。企业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市场力量，其数字化转型、绿色技术创新、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等均起到重要的赋能与保障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间的关系发生质的飞跃，从而更好地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支撑区域绿色发展，直面国家战略需求，在践行可持续目标基础上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内部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更新换代则是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兴技术融合趋势的直接回应，有助于优化企业创新资源，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从而加快实现生产力质的提升。

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引入广义达尔文主义，强调基于产业主体及其生产的多样化、选择、遗传等过程。在此基础上，产业主体培育是基于制度、惯例与企业网络的协同演化过程，即企业在经济力量、学习能力、关系网络中的地位直接影响其生产力的形成与表达。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形成并非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为唯一路径，而需兼顾社会制度环境、企业生产经历与文化、企业本地根植性等多方面因素。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充分关注区域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关联性，这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高度契合。其一，新质生产力往往具有“复杂性”，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是资源共享、主体互促、区域联动的过程；唯有形成合力才能打牢复杂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基础，从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其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并非“从无到有”的飞跃，而需着眼“关联性”。一方面，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在谋划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的同时做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区域间合作应以多维邻近性为基础，积极打通地理邻近、认知邻近、技术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等渠道。

（二）加快产业支撑体系构建与协调互促

新质生产力以生产要素创新配置、科学技术革命突破、产业体系深度转型为核心科学内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同步推进产业支撑体系构建，做优社会多主体间协调互促。当前，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多种生产要素协同配置，形成高效高质的产业生态体系；数据要素赋能已成为数字创新时代的必然趋势，加速多要素融合共配、多主体协作共赢、多产业融通共生，进而形成新产业发展的内在路径。在此过程中，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创新体系中共担大任，但又扮演不同角色。第一，企业主导型科技创新体系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企业与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其通过组合新要素从而形成新生产力。第二，政府引导下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抓手。政府通过桥接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科研主体的创新能力，构建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科技创新生态，有助于大幅提高国家科技攻关能力，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此外，推进产业安全体系构建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保障。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国家总体安全建设大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然而，生产要素重组、产业体系转型等可能会系统重构区域生产能力，但也可能在资源分配、就业结构等维度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因此，产业安全体系构建需在多部门协同基础上着眼社会经济风险与冲击发生的可能性，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加强针对特定冲击的政策应对，做好关键生产力的备份。

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深入探讨区域创新驱动模式，重视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演化视角下的创新地理学者认为创新空间、创新环境与创新系统形成同样面临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式过程，即区域创新环境建构受现有技术、组织与区域范式影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等可能限制或促进现有区域产业体系转型。而区域创新系统是多主体交互的平台，同时也是深度挖掘区域知识能力、打通国内国际创新渠道的重要载体。区域创新系统的稳健性、灵活性关系区域可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经济韧性内涵，认为区域通过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等方式提升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进而形成灵活的、非均衡的区域发展路径。因此，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不仅需要重视现有区域制度、区域创新能力，还要求地方政府有丰富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以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潜在冲击，在兼顾发展与安全前提下抢抓机遇，勇闯现代化新实践。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路径演化

从粗放式发展模式向集约式发展模式跨越，必须以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为重要抓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三化”转型与科学技术水平提升、新产业出现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三化”转型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效能与质量，从而实现了内生增长模式。数字化、绿色化与智能化是新技术革命的主线，其全方位变革了技术经济范式，产生新要素、新产品与新基础设施，全面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其中，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转型进一步优化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促进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物联网同实体产业高度融合发展，进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化转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理论基础，着力构建绿色增长引擎，在“双碳”目标等背景下实现技术产业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模式。

产业结构升级是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共同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推动产业结构突破式升级，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充分考量现有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的特点，因势利导地在现有发展路径上寻求创新点、爆破点。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系统阐释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底层逻辑。一方面，现有区域生产力深刻影响区域产业多样化方向，区域涌现或引入的新产业往往与现有产业在技术、知识、组织方式、社会嵌入等维度有较强关联。因此，各区域倾向于发展与现有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产业。另一方面，过度的路径依赖可能导致路径锁定，妨碍区域产业多样化进程，进而造成区域陷入发展陷阱。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指出路径突破是区域发展“换道超车”的关键。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区域路径突破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窗口，而营商环境好、制度体系完善、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更有可能引入、培育新质生产力，进而形成强劲的内生发展动力。例如，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绍兴早期以发展纺织工业、黄酒酿造业为主导产业，近年来，在传统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的挑战下积极引入集成电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电池产业等，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培育出较强的新质生产力。绍兴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并非一味地追求从“0”到“1”的突破，而是兼顾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实现了本地制造业从“染缸、酒缸、酱缸”到“芯片、药片、刀片电池”的转型。此外，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路径突破过程往往与重大科学技术进步、国家战略选择等区域外生力量密切相关，因此其也为后发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一过程能够更好地推动国家层面新质生产力布局，进一步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

四、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堵点与进路

演化经济地理学提供了中国区域新质生产力演化的基本遵循，系统揭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然而在上述路径实现过程中，中国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以及区域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定压力，亟待通过产业主体、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多层突破以打通发展堵点，促进区域产业演化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堵点

第一，区域产业主体“腾笼换鸟”存在阻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必然要求区域产业体系经历数字化、绿色化与智能化转型。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下区域产业可能通过短期内大量资本、资源、人力投入换取高额回报。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中国人口红利减退、生态环境目标提质背景下，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工业母机、良种培育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区域重点企业的研发、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进一步倒逼地方腾退落后产能，积极引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遵循演化经济地理路径转型升级。当前，我国部分地区针对低质生产力的“腾笼换鸟”取得一定成效，但部分区域在产业主体及生产力转换过程中面临新旧动能接续问题，未能处理好“腾笼”与“空笼”、“老鸟”与“新鸟”的关系，不能实现新旧动能顺利转换、比翼双飞。与此同时，产业主体的迭代升级关系空间协同发展问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能以旧生产力在空间上的转移为最终结果，而应该以新生产力提质旧生产力。例如，针对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单纯空间上的布局转移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不符合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腾笼换鸟”需要在区域尺度形成“筑巢引凤”的功效。

第二，亟须打造区域产业支撑体系多元共治格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需依托新质生产要素市场化建设，然而目前的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体制机制僵化问题，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依旧明显，区域间要素流动受阻，尚未形成区域“一盘棋”治理思维。一方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投入大量科技创新与人才要素，然而当前的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晰，市场机制与激励机制作用范围有限，大量初创成果无法投入实际生产应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与此同时，现行市场需求导向下的人才培育模式无法满足大量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无法将知识要素切实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在区域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背景下，区域内部与区域间数据要素共享、环境协同治理依旧欠缺，导致要素利用率低、权属不明晰、监管不着力等问题，较难为新质生产力迅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三，区域产业结构路径突破动能有待加强。我国东北、西部地区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产业路径依赖问题，较难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突破式升级。一方面，上述后发地区过度依赖石油化工、煤炭采掘、传统装备制造等产业，就业结构单一，人才与知识要素匮乏，尚未形成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技能储备。另一方面，上述地区目前的发展模式以承接东部沿海地区溢出产业为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问题，但由于本地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营商环境，较难实现从现有产业向新兴产业飞跃的路径突破，短期内难以形成区域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内生互促局面，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高质量发展进程。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地区存在“一刀切”式盲目布局问题，未能根据本地生产能力合理引导产业突破路径。“一刀切”式盲目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难以发挥地方比较优势，还会导致产能过大、创新效率低下等严重后果。例如，近年来，部分城市投入大量财政资源上马一批新能源汽车项目，但存活至今的新能源车企屈指可数。大量企业倒闭不仅没有带来产业路径突破局面，还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危害了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第一，发挥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处理好产业腾退、转移、承接、更新的关系。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发展的本质是产业升级与生产力发展引致的竞争力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求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比较优势，理性培育、引入产业主体，从而获取生产力腾飞机遇。例如，贵州、甘肃等西部地区通过独特的自然资源形成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培育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提升了劳动人口本地就业率，还搭建起“东数西算”的协同创新模式，服务于区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基于产业链协作探索“腾笼换鸟”新路径。通过在区域间形成不同层次生产力、不同规模的产业价值链条促进区域产业协作发展，实现产业资源适应性匹配。

第二，促进区域产业复合化治理，协同开放构建有效、安全的区域产业支撑体系。一方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在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打破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创新资源要素配置机制，进而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例如，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数字化进程加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趋势，智能工厂“机器换人”已进入快车道。在此过程中，区域体制机制创新必将关系能否处理好工业机器人使用与产业工人就业安置、收入分配等问题。另一方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秉持开放态度处理好国内国际关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下更充分地引导优质生产力与先进技术流通、转化、落地、生根。此外，需着眼产业安全体系建设，坚持区域产业发展与产业安全并重。在地方层面，区域精细化治理要求地方政府以行政治理与网络治理协调利益主体关系，完善城市韧性治理，化解重特大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应防范由于盲目发展新产业导致的债务风险，以地方“善治”加强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在区域层面，中西部地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必将承担国家战略腹地重任；其新兴产业体系不仅是东部地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备份”，同时也是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支柱。

第三，推动路径突破与路径依赖双向发展，稳步联动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禀赋差异巨大，区域生产能力各异，平衡产业路径突破式发展与路径依赖式发展至关重要；区域尺度新质生产力布局需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城市群与都市圈规划等基础上系统识别区域现有生产能力以及区域可拓展生产能力。东部地区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地区，需加速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以原始创新突破“卡脖子”难题，势必需要加强产业路径突破式发展。例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已深耕生物医药研发多年，在以生物医药、生命科学技术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其产业集群必然需要通过颠覆式创新引领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区域高质量发展。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分地区需根据本地能力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同时通过优化创新、营商环境防止区域产业陷入路径锁定。例如，东北地区在工业机器人制造、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需进一步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培育具有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此外，地方政府需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充分挖掘人才吸引潜质，进而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内生发展动力。

五、小结

加快培育区域新质生产力以发挥科技创新主导作用、体现新时代特征、反映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涵，要求各区域因地制宜在产业主体培育、产业支撑体系构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持续发力。与此同时，区域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区域重大战略为载体，以区域产业发展为支撑，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新形势下的国家发展安全。

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切入点，从多维邻近性、产业关联法则、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等理论出发，揭示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识别了当前实践过程中的堵点，即区域产业主体“腾笼换鸟”存在阻力、区域产业支撑体系多元共治格局亟须打造、区域产业结构路径突破动能有待加强等。对应上述堵点，本文结合相关案例，提出了发挥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处理好产业间关系、促进区域产业复合化治理，协同开放构建安全有效的区域产业支撑体系、推动路径突破与路径依赖双向发展、稳步联动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等突破路径。

未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统筹安全与发展、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等大背景下，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践应进一步指导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揭示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内在机制，进而致力于积极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