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张泽邦 周绍杰 | 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推进与区域性差异——历史进程回顾与2035年展望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并将其形象化地称为“小康之家”。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目标进行了持续的完善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阐释，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导与根本遵循，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同时这些人口在区域范围内分布不均，面临的发展水平也很不一致。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同步地进行，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阶段和模式必然有所差异。这种地区差距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在整体性推进的过程中，保证各地区发展相对平衡，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进行了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新形态，成功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意涵。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

为了准确地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回顾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人均收入水平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因此，本文基于人均收入的视角，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收入水平标准以及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两种方式，系统评估了中国整体以及不同地区在1992年、2002年、2012年、2022年的收入水平。我们还回顾了不同时期的重要改革措施，分析了这些措施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推进和区域性差异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判和展望。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界定与关键指标

（一）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既是一种理论思潮，更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科学，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因此，要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首先认识和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广义的现代化是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变和转型的总体性概念。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变革，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性巨变。吉尔伯特·罗兹曼将“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

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是由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即不断更迭的现代技术驱动生产力革命和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由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带动的现代化使世界产生了迅猛而深刻的变革，形成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具体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和全面提升，各国现代化表现出科技高度进步、生产力高度发达、产业体系高级化、人口高度城镇化、政治民主法治化、人民观念现代化、生活品质化、环境美好化等共同特征。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与核心任务

1.内涵界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可循，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固有的模式，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特征。这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走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而是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现代化同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鲜明特色。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这五个方面的科学内涵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2.核心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而言，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诸多维度的协同配合，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要任务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指标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人均GDP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是衡量社会整体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标准。实现这一目标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中国在经济总量、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方面实现大幅跃升，同时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因此，人均GDP的提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可以视作衡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与区域差距

（一）研究方法

本文考察了中国整体以及不同地区在1992年、2002年、2012年、2022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变动情况。考虑到人均GDP和人均GNI仍是最受认可也最能代表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基于这两种指标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测度。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横向比较与历史纵向比较，采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种方法分别对中国各地区的数据进行了测算。

第一种方法是基于绝对标准的计算。世界银行依据Atlas方法下测算得到的人均GNI把全世界国家划分为四类：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收入组分类的门槛值是相对固定的，可以将其视作绝对收入标准。在此标准下，实现跨越收入组主要依靠的是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不同收入组的国家构成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低收入组的国家数量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例如，1987年，30%的国家被归类为低收入国家，而在2022年，只有12%的国家仍属于这一收入组，因为不断有国家通过经济增长升入了更高的收入组别。

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数据只到国家（或地区）层面，为进一步判定中国各地区的收入水平，本文进一步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GDP数据和世界银行按照Atlas方法计算的人均GNI数据之间的比值，换算得到各地区的人均GNI数据。然后，根据世界银行以人均GNI划分的收入水平标准，判断各地区的收入水平类别。

第二种方法是基于相对标准的计算。具体而言，本文将美国人均GDP水平作为比较的标准，以美国人均GDP的5%、20%、40%作为门槛值，将人均GDP分为四个组别：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当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60%水平时，可以基本认为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22年人均GDP（2017国际元，PPP）数据，人均GDP在美国水平40%—60%的国家包含智利、希腊、匈牙利、葡萄牙、波兰、爱沙尼亚等21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普遍认知中的中等发达国家标准较为契合。这一门槛值是基于相对比值确定的，可以视作相对收入标准。在此标准下，跨越收入组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还要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实现相对追赶。

同样，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均GDP数据和世界银行利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以2017年国际元计价的数据之比，换算得到各地区人均GDP数据（2017国际元，PPP）。将各地区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与门槛值对比，从而确定各地区所在的收入水平。

（二）整体性推进与区域性特征

1.1992年：“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1992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视为“一个中国、两个世界”。本文首先换算得到各地区采用世界银行Atlas方法计算的人均GNI（现价美元），再根据世界银行当年的收入水平划分标准，确定中国各地区的收入水平，如图1所示。其中，由下至上三条参考线标注的分别为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值。如图1（a）所示，1992年，中国人均GNI仅为39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划定的低收入水平。当时，中国的三个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人均GNI最高，但也只达到了中低收入水平。其中，上海人均GNI为1371.3美元，为全国最高，但远低于2785美元的中高收入水平门槛；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NI分别为1078.9美元和748.6美元。除了三个直辖市，其他地区的人均GNI都低于695美元的低收入水平门槛。1992年，上海和贵州的人均GNI分别为最高和最低，差距高达7.9倍。

本文同样将各地区人均GDP换算成2017年国际元（PPP方法，下同），并根据美国人均GDP的5%、20%、40%三个分位点，划分各地区的收入水平。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由下至上三条参考线标注的分别为美国人均GDP的5%、20%、40%。如图2（a）所示，1992年，中国人均GDP为1731.7国际元，仅占美国人均GDP的4.3%，处于低收入水平。若以美国人均GDP的5%为低收入与中低收入的界限，1992年只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浙江、江苏七个地区达到中低收入水平，其余地区均为低收入水平。这与世界银行Atlas方法的换算结果相符，说明1992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普遍较低，即便是相对发达的地区仍然与美国平均人均GDP存在较大差距。

2.2002年：“一个中国、三个世界”

2002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视为“一个中国、三个世界”。如图1（b）所示，2002年，中国人均GNI达到1110美元，较1992年的390美元增长了184.6%，收入水平也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低收入国家。然而，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上海、北京人均GNI分别为4746.1美元和3321.9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中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值（3035美元），位居全国前两位。天津人均GNI为2613.2美元，虽然较1992年的748.6美元增长了249.1%，但仍略低于中高收入水平的标准，属于中低收入水平。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黑龙江六个地区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66.1美元至1189.1美元之间；河北、新疆、吉林、湖北、海南、内蒙古、重庆、宁夏、湖南的人均GNI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高于世界银行划定的低收入水平的门槛值（765美元），也属于中低收入水平。而其余地区（河南、青海、山西、西藏、江西、安徽、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人均GNI均低于765美元，属于低收入水平。其中甘肃和贵州的人均GDP最低，分别为524.6美元和368.2美元，尽管较1992年分别增长了126.9%和113.2%，但距离摆脱低收入水平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2002年，人均GNI最高和最低的地区仍然分别是上海和贵州，两者的差距扩大至12.9倍。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NI虽然实现了整体性的提升，但由于起点较低，整体水平仍然偏低，而且经济快速增长也导致了区域差距的加剧。

本文将2002年各地区人均GDP（2017年国际元，PPP）与美国人均GDP进行比较，以确定中国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从图2（b）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在这十年间有了显著的增长。2002年，中国人均GDP为4024.4国际元，占到美国人均GDP（50529.3国际元）的8.0%，而1992年这一比值仅为4.3%。如果以美国人均GDP的5%作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分界线，那么在2002年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低收入国家。

在各地区层面，上海和北京的人均GDP最高，分别为17207.1国际元和12043.6国际元，占美国人均GDP的34.1%和23.8%。如果以美国人均GDP的20%作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分界线，那么2002年，上海和北京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天津的人均GDP也接近这一标准，为9474.4国际元，占美国人均GDP的18.8%。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黑龙江、河北、新疆、吉林、湖北、海南、内蒙古、重庆、宁夏、湖南、河南、青海、山西、西藏等20个地区的人均GDP都超过了美国人均GDP的5%，属于中低收入水平。而江西、安徽、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等八个地区的人均GDP仍然低于美国人均GDP的5%，属于低收入水平。其中，甘肃和贵州的人均GDP最低，分别仅为美国水平的3.8%、2.6%，虽然相比于1992年的2.5%、1.9%有所提升，但仍然距离5%的低收入门槛值存在较大差距。

3.2012年：“一个中国、三个世界”

2012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一个中国、三个世界”的特征。如图1（c）所示，2012年，中国人均GNI达到5910美元，较2002年的1110美元增长了436.4%，收入水平也从中低收入国家进一步跃升为中高收入国家。天津、北京人均GNI分别为13845.4美元和12998.7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值（12745美元），率先达到高收入水平。上海人均GNI为12686.4美元，也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除了西藏、云南、甘肃、贵州四个地区之外，其他各地区均已达到中高收入水平。而贵州仍然是全国人均GNI最低的地区，但其人均GNI已经上升至2928.9美元，远高于中低收入的门槛值（1145美元），并且与中高收入的门槛值（4125美元）的差距也显著缩小。2012年，人均GNI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之间的差距，由2002年的12.9倍大幅度缩减至4.7倍。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NI实现了全面提升，大部分地区跨入中高收入水平区间，区域发展差距也得到了显著缩小。

同样，本文将2012年各地区人均GDP（2017年国际元，PPP）与美国人均GDP进行比较，结果如图2（c）所示。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10370.7国际元，占美国人均GDP（55797.0国际元）的18.6%。如果以美国人均GDP的20%和40%分别作为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的分界线，那么2012年中国已经非常接近中高收入水平的门槛。

在各地区层面，天津和北京的人均GDP最高，分别为24295.7国际元和22809.9国际元，占美国人均GDP的43.5%和40.9%，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上海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39.9%，也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江苏、内蒙古、浙江、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吉林等八个地区的人均GDP都超过了美国人均GDP的20%，属于中高收入水平。而其余地区（重庆、湖北、陕西、河北、宁夏、黑龙江、新疆、山西、湖南、青海、海南、河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云南、甘肃、贵州）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美国人均GDP的20%，但高于5%，属于中低收入水平。其中，贵州的人均GDP最低，为5131.9国际元，占美国水平的9.2%，但已经超越了5%的门槛值，相比2002年的情况有了显著提升。

4.2022年：“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2022年，中国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更加细化、更成系统，促进全国各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境界，整体上各地区发展水平皆有显著提升，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17年不变价国际元，PPP方法），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8188国际元，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7486国际元）。

2022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NI水平呈现了“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特征。如图1（d）所示，2022年，中国人均GNI为12850美元，较2002年的5910美元增长了117.6%，位于中高收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的门槛（13845美元）。在中国的31个地区中，有八个地区（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浙江、广东、内蒙古）已经达到了高收入水平；有三个地区（湖北、重庆、山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虽然还未进入高收入水平，但已经非常接近；其余20个地区（陕西、山西、安徽、湖南、江西、宁夏、辽宁、新疆、四川、海南、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河北、吉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也都达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人均GNI从2012年的最低水平（3559.9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7845.3美元，增幅达到120.5%，跃升至中高收入水平。从区域发展差距的角度看，2022年，人均GNI最高（北京）和最低的地区（甘肃）之间的差距，由2012年的4.7倍进一步缩减至4.2倍。这说明，2022年，中国人均GNI在全面提升的同时，也在逐渐缩小区域间的不平衡。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NI实现了全面提升，全部地区均超过了中高收入水平，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

本文同样将2022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DP（2017年国际元，PPP）与美国人均GDP进行了比较，结果见图2（d）。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8188.0国际元，相当于美国人均GDP（64703.0国际元）的28.1%。按照美国人均GDP的5%、20%和40%作为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的范围。

在地区层面，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四个地区的人均GDP最高，分别为40390.7国际元、38182.2国际元、30644.3国际元、26917.3国际元，占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62.4%、59.0%、47.4%、41.6%，已经达到了高收入水平。天津、浙江两个地区的人均GDP也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占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39.1%、38.9%。广东、内蒙古、湖北、重庆、山东等五个地区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属于中高收入水平。陕西、山西、安徽、湖南、江西、宁夏、辽宁、新疆、四川、海南、河南、云南等12个地区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都高于美国人均GDP的20%，也属于中高收入水平。青海、西藏、河北、吉林、贵州、广西等六个地区的人均GDP略低于美国人均GDP的20%，但都高于17%。黑龙江、甘肃两个地区的人均GDP最低，分别为10824.9国际元和9526.4国际元，占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分别为16.8%、14.8%，但也远高于中低收入水平的门槛值（为5%）。与2012年相比，各地区人均GDP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区域发展差距也有所缩小。

客观而言，虽然按区域考察东西部地区发展绝对差距仍然较大，北方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足，东北等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仍有困难，但我国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各地区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基本摆脱了发展不充分的情况，整体上全国发展均衡性逐步增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已进步至虽有差异但也相对平衡的“一个中国、两个世界”，这可以被视为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之一。仅用了20多年时间、实施了四个五年规划，占全国人口总数28.6%的地区就进入世界高收入水平，占人口总数71.4%的地区进入中高收入水平，这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在全世界面前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奇迹。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演进态势

通过对中国各地区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升，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缓解。表1汇报了基于世界银行标准，1992年、2002年、2012年和2022年中国各地区所处的收入水平，表1括号内反映的是该收入水平的地区人口总和占当年全国总人口比重。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各地区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但在这一时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人口数占到全国总人口的97.1%；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仅有的三个中低收入水平地区，人口占比仅为2.9%。这一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而且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和沿海内陆的差距。

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一年，国际贸易和外资进入带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此时，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减少到了12个，人口占比由1992年的97.1%大幅降至40.3%；中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增加到了17个，人口占比由1992年的2.9%大幅上升至57.2%；上海和北京已经进入到中高收入水平。同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2012年，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逐渐恢复，并在“十二五”规划指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已经消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地区也只剩下了4个，人口占比仅为8.2%；中高收入水平的地区占到绝大多数，人口占比达到89.3%；此外，天津、北京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2012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各地区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中国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加大了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

2022年，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水平的地区均已消失；中高收入水平的地区占到多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71.4%；进入到高收入水平的地区数量已经达到八个，人口占比上升至28.6%。2022年，区域发展的均衡程度得到了明显提升，这集中体现为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一时期，中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

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过去的30多年间均显著提升，中国也从1992年的低收入国家，2002年提升至中低收入国家，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中高收入国家，2022年继续保持在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同时与高收入门槛值的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最小值。

本文同样利用2017年国际元和购买力平价（PPP）方法，对各地区的人均GDP进行了等比例换算，并以美国人均GDP的5%、20%、40%作为门槛值，将人均GDP分为四个收入水平：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这一测算方法的结果汇报在表2中，与基于世界银行Atlas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

1992年，只有上海等7个地区达到了中低收入水平，其余地区均处于低收入水平。2002年，北京、上海率先跨入中高收入水平，天津等21个地区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江西等八个地区仍处于低收入水平。2012年，天津、北京率先跨入高收入水平，上海等9个地区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其余地区均处于中低收入水平。2022年，已经有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四个地区达到高收入水平，天津等19个地区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其余8个地区也达到了中低收入水平。

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区域差距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和缩小。为了更正式地刻画区域差距的变化情况，本文测算了1992—2022年中国各地区与欧盟各国人均GDP的差异系数。将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差距与欧盟各国家进行比较，可以从横向维度理解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差异系数越大，说明区域间的人均GDP差距越大。

从图3可以发现，1992—2022年，中国和欧盟的区域差距都经历了先增大后缩小的过程。中国1992年的差异系数高达62.3（欧盟为60.0），2002年中国这一数值进一步提升至75.7，远高于欧盟的54.5，反映出中国当时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发展差距。但是在2004年之后中国的区域差距快速缩小，2012年快速缩小至45.5，已经低于欧盟的46.9。此后十年间，中国的区域差距与欧盟基本维持在相同水平。2022年，中国的差异系数进一步缩小至42.7，低于欧盟的44.2。与欧盟的横向比较可以直观反映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区域差距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和显著缩小。

四、展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求基础设施建设、人均收入等各方面都达到一定标准，而在人均GDP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时指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定性表述蕴含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总量要求，即相对于2020年，人均GDP翻一番。

尽管各地区劳动力、资本投入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各不相同，各地的发展速度必然存在客观差异，但是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国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具有充分的能力和条件。中国具有实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综合要素来源，比如较高的就业率、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投资率等，2021—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从中高速增长（5%以上）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4%以上），在“十四五”期间保持年均增速5.5%，“十五五”期间达到年均增速5.0%，“十六五”期间维持年均增速4.5%，以此保持15年内GDP年均增速在4.7%左右，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将用15年的时间实现GDP（不变价）翻一番。届时以不变价格计算，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3.2万国际元（2020年中国人均GDP为1.63万国际元，翻一番为3.26万国际元，均为2017年不变价计算），从而达到现行标准下高收入国家20%分位线（罗马尼亚，3.27万国际元），即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当于希腊、斯洛伐克等）。此外，如果以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作为参照，2021—2035年，若中国人均GDP增速平均每年高于美国3.3个百分点，2035年中国人均GDP也将达到美国水平40%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总体来看，2035年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将再上一个新台阶，总体上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各个地区之间仍将存在现代化水平的发展差异。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地区发展差距明显、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实现也必然采取有效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以及实施相关的政策。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效地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未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将进一步优化，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也将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机会，从而实现整体上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人口规模超过OECD国家总和的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收入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一个中国、一个世界”的美丽图景变成现实，这将根本改变世界格局，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动力。

然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境，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妥善应对。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形势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和势力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抱有敌意和戒心，试图遏制和打压中国，对中国施加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压力和干扰。这些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影响了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面临着自身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的压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动力转换，这就要求中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中国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差距，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

此外，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从整体性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14亿的人口整体迈向较高收入的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从区域性差异而言，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上述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要面临相比于其他国家更复杂的问题，而且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复杂性将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目标和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发展策略的灵活性，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推进与区域性差距的缩小，为“2035年人均GDP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奠定发展基础。未来，虽然区域差距客观层面依然存在，但是全国各地区都将达到更高收入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各个地区的发展差距持续缩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创新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