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 白佶 |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历史演进与理论创新

一、引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罕有的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奇迹。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增长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结构性问题逐渐突出，亟须依靠创新驱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跨领域技术深度融合，技术创新迭代加速，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不断涌现，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为生产力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科学回答了生产力发展的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不仅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也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技术、要素与产业的循环迭代

（一）生成先导：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先导。马克思强调，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正是历史上不断提高的科技水平推动了落后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模式所取代，进而加速了旧的生产力体系瓦解和新的生产力体系形成，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跃迁升级。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第一次科技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它以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为基础，以纺织机械的革新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实现了工业生产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的转变，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技术体系，使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大规模工厂的兴起和机器生产的普及使得生产的集中化与专业化成为可能，促进了生产的分工与合作，打破了旧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源的局限，推动了机械制造业、纺织工业、冶金工业、采矿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工业领域的显著发展，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奠定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据统计，1770—1840年，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7倍，英国工业生产大约增长4倍以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创造了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电磁学领域的创新突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电力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由一般的机械化转向电气化、自动化，人类由蒸汽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电力革命突出的特点在于，新兴电能既可以作为一种易于传输的工业动力，也可以作为有效可靠的信息传输载体，它带来的是动力传输与信息传输的双重革命。一方面，大型发电机、高压输电网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电动机的推广带动了一系列新技术部门的发展，提高了生产的灵活性、连续性和管理效率，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的面貌。另一方面，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的发明缩短了信息传递的周期，提高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沟通效率，推动了社会的高效运作。以美国为例，其在1860年的工业生产仅居世界第4位，产值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10%；由于广泛使用电力，其在1890年的产值增加了9倍，超过大英帝国，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见，电力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是蒸汽时代望尘莫及的。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式拉开序幕。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开创了生产力解放的新纪元。相较于前两次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更具关联性、综合性和交叉性，技术体系中的各项技术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群体突破的态势。电子计算机的推广应用使人类社会的信息处理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作结构，推动了经济模式的转型。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社会生产由电气化转向智能化，生产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生产力呈现几何级数增长。总体来说，三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与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进步。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全面革新了现有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催生了新模式新业态，塑造了新动能新优势，为生产力的跃迁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新进展和新技术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它们很善于利用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无所不在的力量，通过数据驱动创新、信息技术无缝集成以及数字化平台建设，推动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融合，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全面升级，进而加速生产力质态的跃升。

具体而言，新兴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突破会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进行变革。在纵向层面，技术创新与社会生产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内部劳动过程的技术形态变革，形成了更高水平的生产效能，为实现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横向层面，新兴技术打破了产业间的协作壁垒，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分工协作与深度延展，形成了更为广泛的产业合作生态系统，优化了资源配置，为生产力质态的演变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源于时代的呼唤，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发展中介：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系统。威廉·配第指出，土地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形成了“生产要素二元论”。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又将资本纳入生产要素之中，表示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并指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即地租、工资和利润）或其中之一。”而这三部分分别来源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由此形成了“生产要素三元论”。19世纪末，马歇尔主张将组织（或称为“企业家才能”）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从资本要素中分离出来，与土地、劳动、资本共同构成“生产要素四元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又将技术、信息等因素纳入了生产要素。由此可见，生产要素的具体构成形态具有历史性和演变性，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的。

从本质上来说，生产要素构成与其配置模式的结构性置换深刻内嵌于重大技术革新的发展之中。在数字化时代，伴随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与劳动范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信息技术与数智技术，不仅能够提升和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能，发挥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的价值，同时还能够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影响力，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之后的又一新型生产要素，为生产要素的结构化配置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强渗透性等经济—技术特征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模式，加速了生产要素间的协同创新和优化组合，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协同要素，数据要素一般不能单独对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只有与资本（如算力）、劳动（如工程师）、技术（如算法）等深度融合，才能将其对生产率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尤其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要素自由流动、开放共享与多向互通的趋势增强，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更有利于激发要素创新驱动潜能，发挥数据要素的协同效应与综合优势，进而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生产力质的飞跃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枢纽打破各要素间的衔接壁垒，有力推动数据、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流转与融合跃升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数据要素的充分挖掘和利用可以有效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降低信息交互偏差与要素交易成本，推动创新要素向高生产效率、高边际产出的企业和产业流动，实现以数据为纽带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价值联动，创新生产要素配置。一方面，数据要素具有可传递性、可再生性、可处理性、可共享性等特征，能够进一步打破原有的经济边界，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流程和各环节。这不仅有利于优化企业决策与运营流程，同时还有利于提高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释放传统生产要素的叠加、倍增效应，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切实释放了“数字红利”，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推动了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与此同时，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还提高了技术研发和迭代的速度，推动了新兴技术在全社会的高效融通和快速扩散，进而为生产力的大幅跃升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载体支撑：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从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性突破都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主导产业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产业体系和结构，伴随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结构性调整，传统生产方式与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18世纪发端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以轻纺工业的机械化为开端，逐步向重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延伸，带动了一系列新型产业兴起，推动了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大幅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这一时期，英国以机器技术为特征的重工业、轻工业代替了手工业，以机械化的农牧业代替了古代农牧业，从而形成了一种近代新型产业结构。这种新型产业结构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经济面貌，还拉开了全球现代工业社会的序幕，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奠定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电力与内燃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的发展，对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开始与工业生产紧密结合，流水线生产模式逐渐被推广，不仅实现了自动化、精益化管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技术革新，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中期，信息技术革命引领了新一轮产业发展，率先进行产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推广下迎来了深刻的变革与升级。自动化、系统化的大规模生产促使经济模式从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重塑了传统的生产模式与经济形态，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可见，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和形式直接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每一次产业变革都标志着生产力的重大飞跃。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从“点状突破”到“群体迸发”，催生了更多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既推动了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也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迅速崛起，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历史性变革，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了新的更强大的依托。本质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就是伴随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作为资源转换器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和持久动力。

一方面，传统产业是产业发展的基底，同时也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在现实条件下，一些传统产业仍然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或者较强的可获利性。通过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创新，传统产业仍然可以开辟发展新赛道、焕发发展新生机、重塑竞争新优势。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推动了传统产业内部流程再造，极大地提高了产业生产效率。通过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逐渐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代表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新方向，对于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全局具有重大引领作用，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力量。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变革，一大批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且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新兴产业应运而生，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阶段迈进。在数字经济模式下，科技创新不仅使产业结构呈现知识技术集约化的趋势，而且也使得产业界限日趋模糊，产业分化和重组不断加速，上下游产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以其高度的创新性和前瞻性重新定义了产业发展的边界和规则，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引擎和战略支撑。

三、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新旧动能的历史演进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产力的初步恢复与基础夯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文化落后是当时的基本国情。为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战略和路径上展开了新的探索。毛泽东结合中国发展的现状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在这一时期，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统一财经、保护民族工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实现了“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同年，我国启动了“一五”计划，将重工业发展摆在了突出位置，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

1956年，中共八大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使紧缺的资源优先配置到目标产业中，在学习借鉴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中国逐步建立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运行方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顺应了作为发展中国家而与工业化、现代化先行国有着较大差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要求。正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一系列重大的工业化成就，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然而，在“以苏为师”的总体基调下，也存在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做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毛泽东意识到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只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关于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此外，毛泽东还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催化作用，中国为了改变落后的生产力状态，“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尤其在1952—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5.9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72%，其中重工业增长了27.7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4.22%。同时，“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这标志着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有效巩固了国家政权。总体而言，虽然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历了严重曲折的发展阶段，但“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中国仍“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为后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验教训。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生产力的全面解放和快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形势下，党中央结合该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提出要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以生产力为标准，变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一方面要“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1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迅速展开，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不同水平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层次决定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继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稳定的动力。与此同时，所有制的发展对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生产，邓小平强调“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采用多种分配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随后，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现了“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积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江泽民也提出“要努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把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优先发展的产业，尽快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规模较大的高技术产业”。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要积极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学习国际先进技术、高端装备、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1978—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科技水平大幅提升，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历史性突破。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们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就工业经济发展而言，201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20万亿元大关，较1978年增长123倍，工业企业资产总计达到112万亿元，较1978年增长247倍，制造业总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

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均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强化，工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服务业迅速壮大。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趋于增强。从科技发展水平来看，在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制定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攀登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一系列重要计划，基本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科技工作的布局。在此期间，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火箭在技术性能和可行性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巨型计算机“神威”打破了西方国家在高性能方面对我国的封锁，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一大批科技成果跻身世界前列。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在继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发展转向主要由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针对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增加、效益低下、环境污染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命题，随后确立了“三去一降一补”“破、降、立”以及“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等阶段性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创新驱动转型，深化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转变既适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的一般规律。立足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近期目标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将科技创新与现代化建设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将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积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高技术装备制造业迅猛发展，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重点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加强，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据统计，202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3万亿元，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的全球占比均超过50%，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均高速增长。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载人航天、探月探火、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等相继问世。此外，中国还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超四成。就全球创新指数而言，中国已从2012年的全球第34位上升为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

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以及科技成果的交叉融合，促使中国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为生产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我国生产力实现了从传统生产力向现代生产力的跃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实现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既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的结晶。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积极推动生产力跃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赢得大国竞争的现实需要，也是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冲击的必要举措。因此，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新优势。

四、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一）生产力范畴的术语革命：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

任何理论创新都源自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精准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正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遵循生产力演进规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结合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生产力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创造性和时代引领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不断推动着旧的生产力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更高质量的生产力体系的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同时也对生产力本身的问题作出了原创性阐述，集中体现了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叙事与中国实践，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具体而言，首先，新质生产力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发生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生产力也包括科学。而在新时代方位下，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已从传统的科技进步上升为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全球范围内围绕科技制高点展开的竞争空前激烈；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正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航空航天、高端算力和算法、深海探测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在重大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科学研究范式和生产力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化到创新驱动，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经济社会出现了广泛而持久的变革。如今，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将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核心变量，顺应了时代变革的需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延伸和拓展。

其次，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迁，在要素内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排列组合方式上体现了高度创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马克思曾提出，生产劳动过程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要素构成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发生改变的不过是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具体内涵。新型劳动者通常具备更强的创新思维与专业技能，能够灵活运用智能化设备与先进技术，符合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新型劳动对象既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等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也包括数据、知识、信息、服务等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对象，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边界，创造出了新的生产空间。新型劳动资料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其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属性大幅提升，并形成了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自动化设备、智能制造系统、云计算平台、物联网装置等新型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各要素之间的壁垒，促进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协同创新与优化重组，实现了生产力的深度重构。

最后，新质生产力深刻把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由此规定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即新质生产力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此外，技术史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不仅带来了“创造性破坏”，而且还包含着“创造性转型”，即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积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因地制宜，“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总之，新质生产力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发展生产力的时代课题。

（二）生产关系的当代重构：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任何时候，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主动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形成与一定社会生产力性质、水平、状况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历史自觉。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为其所不能容纳时，必然会冲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此时变革与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旧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同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同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形式。当前，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对现存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理论的守正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时代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德国经济学家克劳斯·施瓦布指出：“每每出现新技术，出现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人类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便会发生深刻变革。”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重塑了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验证了全面深化改革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作用，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实践证明，新质生产力需要在新型生产关系中孕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创新机制等改革，突破体制机制藩篱，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新形势、新任务，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提出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紧紧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等主要任务展开，“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创建更加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调、统筹推进，形成改革的整体合力。在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推进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要坚持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协同发力，推动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二要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三要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体系建设，实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四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改革的任务越艰巨，面临的问题越复杂，就越要抓住主要矛盾，坚持重点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表明在这个系统工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地位尤为突出，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能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强大的动力、创造更好的条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系统性推进，为生产力的飞跃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概言之，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有效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障碍，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三）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革新：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的演进依赖客观物质力量，任何文明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且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从人类发展史来看，文明形态的划分不能简单以时间或空间为尺度，而要以社会生产方式为衡量标准。物质生产方式的迭代构成了不同文明形态新旧交替的内在逻辑，决定了文明演进的方向和速度，塑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有什么样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性质和面貌，并最终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初步提到了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他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此后，他又清晰地勾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将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

归根结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下人类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文明的最核心本质，是塑造文明形态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从原始社会文明到农业社会文明、工业社会文明再到信息社会文明，都是由不同的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决定的。一部人类文明的建设史、社会发展的进步史，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变革史、发展史。没有先进生产力的革新，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在工业文明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正是由于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形态、制度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快速转变，而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也将随着更高层次的生产力发展而变革。如果说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演进的动力源泉，那么生产关系便定义了文明的内在结构。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特定文明形态的总体性状，就必须深入分析生产关系之于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通过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机制，才能更好地抓住社会历史的一般本质以及不同时代的特殊本质，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背后技术的关键作用，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为文明形态的演进创造了根本条件。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关键。甚至可以说，创造和使用技术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底色。马克思也曾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生产工具的变革以及技术的创新对人类文明演变的深远影响。正是这种通过劳动和创造来提升生存和发展能力的过程，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核心特质。

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创造了无限可能。在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置身世界大变局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面对文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作出的现实回应，也是我国进一步塑造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力杠杆。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革新，加速了现代文明的嬗变与演进。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开辟现代化新路径、刷新现代化新高度、赋予现代化新内涵，为人类现代文明增添新内容、注入新动力、开辟新境界。

具体而言，首先，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的必然结果，这种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超越了传统技术创新的范畴，实现了多元技术整合，赋予了生产力更高的智能性、创新性和高效性，为文明形态的演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其次，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的特征。它摒弃了损害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改变了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式，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转型，实现了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协同演进。最后，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劳动者素质的提升，鼓励劳动者积极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技术才能，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释放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重新证明。而劳动者的地位强化也将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多维度发展。

总而言之，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更高层次文明形态的演进依托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将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需条件和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