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穆 李明星 |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要求、问题挑战与路径策略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都是国计民生之根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一直都是各界的重大关切。不过，从早期的“农业现代化”到当前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界都倾向于对“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关于“农村现代化”的研究明显不足，且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农村现代化”的内涵阐释。早期界定是以农业生产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工业化、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科学化”，将其视为农业和现代工业结合的产物。后来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基于工业化、商品化、城镇化（城市化）的，经济、技术、文化、生活质量等都赶上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农村水平的状态，旨在与农业现代化相统一，同时又扩大到生活水准、人口素质、就业、地位、尊严、环境等方面。又有学者提出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广义涵盖，还包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环境优化、经济体制优化、政治民主化和农村富裕化等。当前，理论界相对推崇的农村现代化囊括了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农民现代化等全方位，体现为拥有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知识技能化的现代农民、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文化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等，是农民富裕、制度健全、政治民主、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其二是关于“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早期学界主张走“以小城镇为依托，发展多种农村产业结构，就地解决就地消化劳力”的路径，尤其注重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机械化改造和组织形式的合作化改造。后来学界认为要将现代科技与乡镇企业相融合，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基于小城镇为载体、农业规模经营为支撑、农业企业化为体现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再后来，学界又倡导发展农村合作经济，认为农村的现代化推进关键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见表1），已有关于农村现代化的研究始终存在概念上的混同。在新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部署下，这种混同势必造成诸多错觉。鉴于此，重新对“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要求、问题挑战及路径策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尤为必要。

二、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尽管目前国内外并没有直接明确关于“农村现代化”的概念界定及内涵阐释，但以美、日、韩、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聚焦“农村”空间场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农村现代化”理论解析的范式基础，明确了其一般内涵及要求。不过，鉴于国情实际的特殊性，我国在“农村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但更多的还是基于自我实践，形成了更加丰富完善的内涵认识和价值体系。

（一）农村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及要求

近现代以来，美、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改造，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探索及实践各具特色但又遵循共性原则，即始终立足本国资源禀赋，聚焦农村的生产生活功能，赋予农村现代化最根本的使命。毋庸置疑，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这都应当是农村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及要求，其构成了农村现代化持续演进的基本前提。

1.农村现代化要以农村要素规模化为基础

要素规模化的根本逻辑源于规模经济。经济学家马歇尔、张伯伦、罗宾逊、贝恩等较早就发现了，通过合理的资源组织可以实现“内部规模经济”以及企业之间分工、联合及合理的地区布局可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的规律，并进一步研究了规模经济报酬的递变规律，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报酬将依次经过递增、不变和递减阶段。而要素规模化旨在通过生产要素的时空集聚，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物力消耗，最大程度节约成本。结合农村现代化来看，则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规模化集中为依托，通过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效益的实现，带动农村现代化转型，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农业模式”中体现最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于“地多人少”的现状，美国充分利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便利，加快进行农业技术装备改造，同时，凭借战时征兵需要和战后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实现了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再辅以农业自由竞争环境以及制定一系列利于大农场发展的农业支持政策，在农村组织兴建起大量的大规模农场，场均土地经营规模达到60—150公顷，后来增加到170公顷左右并稳定下来，让农村成为大规模农场和大量机械化农机具的集聚地，完成了从小农经济支撑的传统农村向大农业经济支撑的现代农村的转变，并逐步固化为一种特定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后来也被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类似美国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采用。

2.农村现代化要以农业经营高效化为关键

相对于农村要素规模化而言，还有许多国家并不具备类似美国那种“人少地多”的自然优势，而是面临“地少人多”且土地空间分布零散的局限，典型的如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欧洲的大部分以及北美洲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等。这就决定了不可能通过要素空间集聚突破农村发展格局，而只能在人均不足1公顷的小规模土地上实现单位面积效益的突破，这在以日韩为代表的“高效农业”中体现最为明显。同样是面临二战之后的经济重建，日韩充分利用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成果，加快发展适应小规模农业经营的技术装备体系，着力培育以多元化经营为指引的组织主体，引导发展农业兼业化、集约化经营。研究数据显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的兼业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占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到1975年左右达到最大值87.6%，之后又有所下降，但一直到21世纪初，这一比例始终保持在70%以上。而同期的韩国即便是在工业化加快发展带动大量兼业农民向外转移的情况下，这一比例也持续维持在50%左右，小规模的兼业化经营奠定了日韩战后农业恢复的基础。与此同时，它们还在农村大力推行“新村运动”，持续加大土地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生产联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等，让农村成为高度组织化、集约化、系统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完成了从“小而散”的传统农村向“全而精”的现代农村转变，并固化为一种新的模式。

3.农村现代化要以生产生活融合化为提升

除美、日、韩等为代表的两种相对极端的资源禀赋差异之外，世界上还有一种情况，即土地等生产资源约束并不明显，城市分布均衡，中小城市占比较高，农村和农业的生产性功能并不具有绝对主导性，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生活功能，要求农村的生产经营要契合甚至服务于人的生活需求，而尤其以欧洲国家最为典型。作为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地区，欧洲20世纪初主要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80%，战后调整恢复的压力要比日韩等国家小得多。同时，鉴于其土地总面积较小，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也并不大。但由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非城市地区如何满足城市人在户外休闲、自然景观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西欧的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城乡功能区和居住区的分布大致是以城区为商业中心区，居民多为低收入者或需晚上和节假日进行轮值的工作者；近郊以工厂、物流和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为主，居民多为中产阶级下层的朝九晚五通勤族；远郊为乡村，居民多为中产阶级中上层；僻远的乡村则是城市的后花园，居民多为休闲度假者。城市纳乡村为“领地”，乡村也被纳入城乡一体化管理，其功能被明确为服务城区，这就成为其农村发展的目标指向。为此，欧洲国家对于农村的定位就逐步从均质性转向多样性，淡化了要素规模化和经营高效化模式对于生产功能的过度重视，形成了基于“去中心化”的后生产主义农村现代化新模式。

（二）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独特内涵及要求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一系列农村现代化探索都不乏对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其中最典型的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村镇改造，以及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以大农场为经营主体的“一产化农业”经验的借鉴，这些借鉴都充分遵循了农村现代化的一般内涵及要求。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农村现代化逻辑实现了升华，除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提升和生活营造之外，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基本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更加重视“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致力于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优方案”。因此，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既是传承的，又是创新的，是以“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功能等为面向，全面彰显农村在巩固生产底座、保持生态底色、发扬文化底蕴、坚守治理底线、厚植民生底气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将农村现代化塑造成为“生产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统一体（如图1所示）。

1.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以生产现代化为底座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现代化的关键还是发展生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结合农村来看，以高质量发展为面向的农业生产现代化为农村现代化提供产业基础和物质保障，这是农村现代化的底座。具体体现如下。一是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化，既包括传统生产要素的更新，又包括新生产要素的开发应用。尤其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要在进一步发展土地、机械设备等传统要素体系上持续融入以数据等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二是农业生产组织的现代化。要顺应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继续创新以“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错位协同的，更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三是农业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业态的多元化发展和产业链的系统化改造，形成农业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延伸与融合，实现从追求效率向注重质量的转变。

2.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以生态现代化为底色

作为现代化的一个较新的内涵，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意涵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利用和生态制度建设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同时立足“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的基本逻辑来看，农村生态现代化就是农村现代化的底色。具体体现如下。一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现代化。要警惕“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主基调”的资本主义生态观谬误，坚持贯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保护理念，努力引导“生态掠夺”向“生态依靠、生态适应、生态优化”的转变。二是生态资源利用的现代化。要在强化生态保护的同时，更加注意生态资源利用的现代化，着力推进资源的集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提升利用效率。三是生态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要始终聚焦生态资源的非替代性和经济稀缺性，以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供给为靶向，同时兼顾我国农村的历史文化特色和经济发展基础，深度融合并创新演绎基于法治、德治和自治互补、统一的制度体系。

3.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以文化现代化为底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乡村是传统文化积聚和流传的场所，是“文化自信”的渊源和根基，因此，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自然就是农村现代化中极其关键的一环，这是农村现代化的价值底蕴。具体体现如下。一是乡村文化内涵赋予的现代化。要围绕导致农村文化“贫困”问题的关键，不断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赋予，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承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内容体系。二是乡村文化传承方式的现代化。必须加快文化传承方式的现代化转变，确保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同步发力。三是乡村文化功能实现的现代化。要遵循村庄的社区公共性和村民文化主体性原则，确保文化功能彰显与文化发展并行，致力于重建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多维彰显文化功能，确保乡村文化内涵赋予和创新传承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4.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以治理现代化为底线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是党和国家意志在基层社会的直接体现，是确保农村社会长久稳定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从这个层面来看，治理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底线。具体体现如下。一是乡村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更好适应新时代农村社会主体结构和功能承载的复杂叠加，逐步推进从间接到直接、从单一到多元、从管治到“三治”、从“汲取”到“给予”等治理理念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适应我国已进入风险多发阶段，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相互融合，基层治理能力面临巨大挑战等实际，进一步提升化解农村基层治理权责分离、资源短缺、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的能力。三是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更好把握农村社会文化和情感复杂交织为基层稳定提供支撑纽带的机会，从容应对治理规则的制定以及在治理手段选择上将面临的更多的不确定性，更好确保传统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深度契合。

5.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以生活现代化为底气

人是经济社会的核心主体，“以人为本”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因此，农村现代化也必然要以此为聚焦，遵循“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价值旨归，将生活现代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底气。具体体现如下。一是农民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要更好贯彻物质生活是生活的第一性原则，重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明确农业农村仍是当前的“短板”，在压实物质“量”的保障的同时，追求“质”的提升。二是农民精神生活的现代化。要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更加彰显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三是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要面向先进化、个性化、时代化、健康化、节约化的发展指向，实现“由依附型生活方式向自主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封闭型生活方式向开放型生活方式转变、由僵固不变的单一生活方式向不断变动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转变”，以及“由贫困的生活方式向富裕的生活方式转型、由愚昧的生活方式向科学的生活方式转型”。

三、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是系统性的、多维度的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源自对长期以来农村发展之于经济社会总体需要的契合性研判。而就实际情况来看，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实现了历史性提升，但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农村资源不足、农民人口规模大、生态保护和文化建设不够成熟等短板仍然存在。农村现代化的总体效果仍未达到理想预期，农村发展的原生性局限和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更高要求，决定了我们还必须要积极主动地应对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一）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互融的问题

有研究指出，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促进了农村经济韧性的提升，而这又可以传导影响农村现代化的诸多方面。但从现实来看，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总体仍然较为滞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农业服务供给、粮食安全政策、政府市场协同作用等诸多“不精准”，严重阻碍了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高水平互融。

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不足

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经营发展存在深度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尤其是农村交通、能源、通信等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尤为重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内部结构不合理、建设与维护不协调等问题仍然严峻。尤其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传统的农业基础设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绿色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又面临成本约束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达到现代化的要求。

2.农业生产要素更新换代滞后

现代化的生产要素供给对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等都将带来深刻影响，尤以高标准农田、高技术农业机械、数据信息及应用平台等体现明显，可以减少农业劳动和化肥等传统要素的投入。但就现实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公众参与不足、生态效益不佳、保障力度不强，面临着“重建设、轻管护”的实践困境；高技术、数据信息等农业信息化、数字化要素又面临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局限，故短时间内要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更新换代，仍有较大困难。

3.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升级缓慢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经营组织一直保持与农业产业体系的共同演化，并沿着小农户、农业公司、“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路径不断实现创新改进，最终呈现主体多元、融合发展、利益共享的内生制度特征。但受外部条件和内生机制的制约，当下农村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仍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发展仍然面临自主经营能力薄弱的现实困境，如何继续推进经营体系的创新升级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共济的问题

践行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统一起来。农村是生态现代化的前哨，但农村在生态资源高效利用、农村面源污染控制、生态价值创新转化等方面面临诸多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和谐共济。

1.生态资源利用相对低效

相较于城市来看，农村具有天然的生态资源优势，尤其体现在土地资源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深入推进，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率持续降低，农民面向非农化转移现象愈加明显，农村呈现“空心化”，并引发了宅基地闲置与土地撂荒等一系列问题。有关研究显示，我国每年实现城市化转移的农村人口约为1200万人，由此引发每年撂荒耕地和空置宅基地分别达到200万公顷和760万公顷。在这样的趋势下，农村生态资源优势却成了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问题短板。

2.农村面源污染较为严重

事实上，农村面源污染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层面：生产层面的面源污染主要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包括农膜、农药、化肥等的过量使用所引发的水体富营养化、土壤酸碱失衡和板结化等问题；生活层面的面源污染则主要源于生活垃圾的不规范排放引发的饮用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由于污染问题的历史沉淀，加上农村防污治污投入不足，当前农村面源污染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进一步呈现城乡污染源交叉叠加等新的特征。

3.生态价值转化面临困难

将农村生态本底与农业产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生态产品衍生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一条现实出路。但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体系，生态产权及其权能界定十分模糊，生态产品的设计及产业化运营也还面临技术、市场和制度等多方面的障碍，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也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破解。不难预判，农村生态价值转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

（三）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并进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在不断批判与被批判、继承与被继承、改造与被改造的过程中，更好适应经济社会演变和科学技术变革的过程。但由于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隔离，我国农村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上遭遇了现实困境，突出体现在文化资源日渐衰微、文化空间加速萎缩、文化市场发育不足等方面。

1.文化资源日渐衰微

受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和农民职业取向变化的影响，农村文化资源及传承主体日渐衰微。一方面，年轻一代更倾向现代消费逻辑，对农村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相对较低，导致农村民风民俗等文化表达形式逐渐被淡化，出现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的“绝境”。另一方面，乡村现代文化的要素供给与创新繁衍严重滞后于城市，现代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发展很难实现及时跟进。因此，当下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就面临以代际为区分的时空割裂的不利处境。

2.文化空间加速萎缩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传承和村落共同体延续的重要载体，其中就包括传统村庄聚落中的宗祠、庙宇等文化空间，以及图书馆、电影院、便民休闲中心等公共设施。而就目前来看，尽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家层面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了较大的人力物力投入，但自上而下的规划投入方式仍然存在明显的主观弊端，基层重视程度和农民积极性未被充分调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空间及场景的营造缺乏内生动力和外在引导，导致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文化空间都加速萎缩。

3.文化市场发育不足

在现代消费理念下，市场已经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机制。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农村人口及农业产业的流失，农村文化市场发育也更加消沉。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呈现有形无实的状态；另一方面，农民公共文化活动单调匮乏，并表现出“私进公退”的发展趋势。此外，还由于秩序管理等未及时跟进，使得封建迷信和违法乱纪活动有抬头趋势，而文化服务的协同供给也面临动力机制、标准体系、数字化赋能等方面诸多现实问题。

（四）组织职能与权责体系交织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取得了历史性发展，推进了农村基层治理从“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的提升。但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上所具备的“三合一”综合性质，使得组织职能与权责体系复杂交织的问题一直都未得到有效解决。

1.基层组织的职能交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相继经历了“政社合一”到“政社分设”的演变。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再次提出“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交织”，而这种交织在彰显“统”的优势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引发诸多矛盾。服务职能、管理协调职能和资产积累职能在同一组织体系中相互交错，尤其是面对目标优先度考量的时候，组织决策很难作出较优的取舍，这导致农村基层管理成本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基层管理能效受到极大约束。

2.基层干部的权责错位

受农村基层组织政治、经济、社会职能的交叉以及农村基层治理人才条件的限制，现实样态下的农村基层干部体系大多是“多块牌子一套人马”，农村党支部书记同时肩负村委会主任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代表等职责。而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农村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再完全重叠，不同群体的权益诉求自然存在差异，基层干部常常面临两难选择，权责关系的错位对于其履职尽责而言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3.多元主体的权益失衡

近年来，伴随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集体资产得到极大地盘活，农村基层经济活力逐步释放，不断吸引了更多外部资本和市场主体参与基层共建。但与此同时，上位政策及法律法规又明确了一系列对农村保护的原则条件，要求在严格隔离农村基层组织市场风险的前提下，全力确保基层组织的利益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多元主体的权益失衡，进一步使得农村基层治理滋生更多矛盾。

（五）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接续的问题

农民的生活现代化不仅要求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更迫切于相对水平的改善。而在过去几年里，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但相对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这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造成极大阻碍。

1.生产资料的差异化占有

毫无疑问，生产资料的占有优势对于化解相对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具有根本性作用的。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占有存在内、外两个层面的差异。于外，相较于城市的生产资料处置，农村的生产资料处置还存在明显的制度机制壁垒，生产资料的市场化流通配置还不够畅通。于内，不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不同成员个体，其生产资料质量也不同。而基于这些差异，再加之产权代表不清、产权交易程序制度不规范、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等共性问题的制约，最终导致农村生产资料的变现能力呈现明显的差距。

2.区域发展的机会性失衡

按照理论界的一般解释，区域发展失衡可大体归结为不对称外部冲击的结果，抑或是对称外部冲击在各地区不同反应的结果。但无论是哪种类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都没有摆脱区域发展的竞争逻辑，城乡之间、农村内部区域之间对于发展机会的获得及把握存在十分明显的内卷化趋向，对此，国家顶层设计试图通过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来进行缓解。但事实上，这并没有很好地消除其内在诱因，在以行政单位作为考核对象的政绩评价体系下，这种机会性失衡将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3.收入差距的持续性扩大

社会阶层分化是一种因行业属性、个体差异、劳动强度等因素导致的普遍性阶层收入差异现象。有关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等为主的新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并不断分化，引致社会阶层收入差距形成，具体也可以通过基尼系数仍然高位徘徊、不同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等得以佐证。与此同时，大部分高收入阶层的择业方向、从业领域是存在极其严苛的技术和要素壁垒的，这对于农村和农民而言实属短板，自然就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四、加快推进中国式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及策略

正如前文所述，关于我国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社会各界曾出现诸多争议，其中尤以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市场化等主张最为突出。但就当前实际来看，农村现代化并非一个单维性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我们既不能否定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路径设计的必要性，也不能过分专注于其中某一条“定律”，而是应当立足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地融合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市场化等多元路径，并以现实问题为面向，着力实现新的进展和突破。

（一）不断强化农村产业发展的要素保障

“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们在不同融合模式中发挥作用不同。”反过来，农村产业融合又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并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农业现代化应当首先着力破解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互融问题，强化更高水平的农村产业发展要素保障，以此践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1.从市场机制方面强化要素保障

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充分运用市场规律和市场工具，发挥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效率优势。要加快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创新存量用地盘活方式，保障农村产业发展与生活提升的土地需求，赋予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空间机会。要更加畅通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渠道，营造机会公平和待遇相适的就业环境，推动人力资源城乡对流。要稳步扩大农村投融资市场，逐步放宽城市工商资本下乡限制，合理引导城乡资源资产深度交互。要建立现代农业科技投入及市场化应用的多元机制，鼓励技术服务机构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展深度共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赋能农业农村发展环境，鼓励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与农村生产生活创新融合，激发新要素潜能。

2.从制度政策方面强化要素保障

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面向，不断创新政策工具，提升基层政府执政能力，规范统筹各类相关的政策体系，革除政策旧弊，凝聚更多要素保障的政策合力。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最大程度回归服务型政府定位，践行“有为政府”理念。要继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城乡相适互补的建设用地交易制度，确保农村多元产业的用地保障。要继续探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建立农业专业化人才技术评价、提升制度。要积极介入农村集体资产抵押融资工作，规范农村集体资产市场化流动规则程序。要建立现代农业科技攻关政府投入制度，引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助推农业技术变革。要建立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制度，强化农业数据信息安全管控。

3.从产业联动方面强化要素保障

立足当前兼业型小农、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的特征及需求，围绕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组织机制、产业链协同机制、保障机制等产业融合内在机制，深化产业联动，确保产业要素共建共享。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重打造基于农村产业资源优势的，与工业、零售业、文旅康养业、商贸物流业、科教文体业等相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要着重于产业链纵向延伸，不断做细做精产业上下游各环节，着力培育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主体、农业市场及信息化服务主体、农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主体，实现生产体系完整化、标准化、市场化。要大力培育包括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不同主体之间搭建基于产品或服务供需关系的“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联结机制，确保不同经营主体发挥比较优势。

（二）创新建立生态共建共享的制度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应以生态资源保护、农业绿色发展、生态综合治理等共建为抓手，并通过政府、社会和经济的多方协同，才能取得明显成效。因此，农村现代化应当创新建立生态共建共享的制度机制，着力破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共济问题，以此践行农业生态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1.建立生态补偿的制度措施

生态补偿是一种依托产权关系界定，实现生态消耗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其依赖财政、税费、金融等多方面的协同供力。在财政方面，应建立专门的生态修复财政保证金及专项资金制度，针对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应及时启动保证金和专项财政资金给予修复，对于市场主体自主开展生态修复的，应给予合理的财政奖补。在税费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税费收缴制度，充分利用税费互补优势，实现对农村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多梯度、全覆盖经济补偿。在金融方面，应探索建立基于生态补偿信用制度的金融服务制度机制，将信贷准入、利率优惠、保险补贴等嵌入贷款主体履行生态修复或生态补偿的责任体系之中。

2.建立生态治理的制度机制

充分依托乡村生态文化的培育、合作治理格局的构建、服务体制机制的完善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等，形成法律规制、标准引导、多元参与为一体的制度机制。在法律规制方面，要提高法律法规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普适性，严格约束生态治理的责任主体，严格规范生态治理的责任追究；在标准引导方面，要科学制定生态开发强度标准，规范生态指标阈值，明确资源修复程序及标准，确立生态监测的技术规程与样本标准；在多元参与方面，要建立生态治理与基层治理、社会管理及经济建设等多维相关的制度机制，确保将农户个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自治组织、社会法人主体、群团组织、政府相关部门等一并纳入治理体系。

3.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机制

即依托产业化逻辑，将农村生态产品进行经济变现，实现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和市场价值最大化。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生态产品供给、交易和分配机制。在供给环节，关键是要对农村生态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体系，并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生态产权收储、定价及产品策划，丰富产品供给。在交易环节，关键是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农村生态产权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探索股权合作、特许经营等多种交易模式，并配套相应的项目方案，确保规范交易。在分配环节，关键是要建立基于农民权益让渡、集体资产变现、市场主体获利和政府管理成本补偿相平衡的收益分配制度，确保农民个体、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等多方权益得到保障。

（三）积极倡导乡村文化提升的模式理念

乡村文化建设要立足乡村文化与农村产业、人才、生态和组织同步振兴基本逻辑，走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与乡村传统文化生产性保护相结合的路径。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农村农民及多方协力，可以推进传统乡村文化和现代文化融合发展。因此，农村现代化应当着力破解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并进问题，积极倡导乡村文化提升的模式理念，以此践行农村文化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1.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

以践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为指引，着力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思想引领、组织引领和行动引领。在思想引领方面，要以“两个结合”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基本意识，始终面向传承发扬传统农耕文化精粹，以总结吸纳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内涵为目标，着力塑造乐观积极的新时代乡村文化新貌；在组织引领方面，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纽带作用，构筑农民个体和农村自治组织共建的乡村文化阵地；在行动引领方面，要以丰富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生活为指向，发挥文化设施及服务供给的主责人作用，塑造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化消费场景，持续提升乡村文化的可及性、体验感。

2.持续助力乡村文化开发

市场是乡村文化内涵彰显与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市场因其“乡村性”的吸引力而成为乡村文化开发的重要切口，围绕这个重要切口，要着力促进乡村文旅市场的开发规划、运营模式和综合管理的提升。在乡村文旅的市场开发规划上，应兼顾宏观引导和微观创新，在构建形成系统性的乡村文旅泛域开发整体布局前提下，逐步开掘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的场景空间，充分激发市场价值。在乡村文旅的市场运营模式上，应兼顾市场接续与文化保护相统一，并确保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收益共享；在乡村文旅的市场综合管理方面，要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实现与乡村文化建设、文旅开发、基层治理、集体经济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

3.积极倡导文化创新融合

文化创新是时代发展和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只有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改造、吸收与利用，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而提振文化延续的活力，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技术性融合、要素性融合和功能性融合。对于技术性融合而言，要充分借力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成果及应用，丰富乡村文化的展示形式和体验方式；对于要素性融合而言，要广泛吸收新消费理念中的价值经验，将极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元素或实体嵌入现代消费场景，培育全新的文化产品消费市场，提升文化变现能力；对于功能性融合而言，要积极探索乡村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教育教学、国际交流等多领域的协同，进一步充实乡村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功能。

（四）持续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模式

强化农村基层治理要努力寻求维系农村资源的规范使用，同时兼顾基层治理主体性、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在党建引领前提下，通过多元参与、民主互动和制度规范相协同的“枫桥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因此，农村现代化应当着力破解组织职能与权责体系交织问题，探索实践新的农村基层治理，以此践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1.完善政经分离的农村治理组织体系

坚持辩证看待国家治理中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农村基层治理中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可行性，以理清理顺农村经济关系为前提，完善政经分离的农村治理组织体系。要结合地方实际，将基层自治组织与经济单位适度分离，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推进村组资产重组与行政区划兼并等；要客观评价农村自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建设条件，因地制宜地推行基层干部“一肩挑”，特别是要淡化党组织书记一定兼任村集体及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理念；要系统区分不同组织之间的资产关系，尤其注意将国家统一规划的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投入与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发展的投入相区分，确保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事权财权关系明晰。

2.培育多元参与的农村治理服务体系

持续深化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同时善于创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种方式同步实施的农村基层治理服务体系，更好适应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趋势；要积极培育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非政府组织，包括社区组织、合作社等，壮大农村基层自治的主体队伍；要积极引导市场化的行业组织、公益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组织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服务供给；要鼓励并支持高素质群体投入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为投入基层工作的高素质人才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要不断丰富增强农村基层治理意识的社会性活动，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形式多样的载体和平台，深度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活力。

3.健全法治保障的农村治理制度体系

深入践行“依法治国”价值理念，将基层治理深度融入国家综合治理体系之中，引导农村基层自治进入规范化轨道，逐步强化基层治理的标准体系和标杆引导。要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层治理制度体制，创新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坚持党建破题、党建引路；要完善管理体制，围绕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共建的基本逻辑，充分整合基层党务、政务和经济事务，推进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科学治理、齐抓共管”的基层管理机制；要完善程序机制，以便民、高效为基本原则，不断完善基层事务办理的流程，持续推进“一站式”“一网办”等程序机制，提升基层治理综合效能。

（五）构建完善化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农村相对贫困兼具共性和个性特征，而化解相对贫困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整体层面和个体层面分别采取针对性措施。针对相对贫困的区域性差异，通过发展与保护相结合的干预措施，最终可以取得较好的成效。因此，农村现代化应当着力破解相对贫困问题并接续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化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此践行农民生活现代化的内涵及要求。

1.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机制

一般来说，小农户的价值创取是实现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环节，其关键在于优化要素资源与组织资源的配置过程和配置方式，以此为指引，可以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作为基本对象，以资源链和产品链作为基本工具，引导个体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构建“小农户—家庭农场”衔接机制既可赋予小农户必要的要素资源，又可以引导小农户通过劳动、生产资料等要素嵌入家庭农场经营；构建“小农户—农民合作社”衔接机制可依靠产品交易、资源交易或混合交易，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互联关系；构建“小农户—农业企业”衔接机制则可以采取建立订单关系，或是推动“要素—产品”混合来实现。此外，还可以通过机制叠加，构建“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元融合的衔接机制。

2.构建集体经济与市场主体的融入机制

以农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本底为面向，充分把握不同类型资源的开放利用方式与市场经营形式，创新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融入机制，推动集体经济多样化实现。对于集体经济资金而言，包括自有资金、社会捐助资金、财政转移资金等，可以采取直接投资实体建设或者开展对外股权投资等形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资金收益；对于集体经济资产而言，包括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农民退出的闲置宅基地、公共设施建设等，可以采取市场交易和招商引资形式进行开发，实现资产盘活利用；对于集体经济资源而言，包括集体所有的山林、水域、生态多样性等，可以采取生态产品设计或者生态资产作价入股，推动生态价值变现。

3.完善特殊群体稳定脱贫政策兜底机制

以“扶危济困”为基本原则，聚焦完善兜底政策设计、保障兜底资金安排、强化兜底监督管理等关键环节，持续对农村特殊群体稳定脱贫进行政策供给。在兜底政策设计方面，要建立明确、合理的脱贫兜底对象标准体系，重点将因残、因病、因孤等特殊原因而难以稳定脱贫的对象纳入兜底。在兜底资金安排方面，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导，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同时要以社会为辅助，通过扩大宣传号召、产业资源互换共建、财税政策优惠等，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兜底监督管理方面，既要制定明确的部门监督、机构监督制度，又要建立社会多元监督的参与机制，确保政策落地、执行公平高效。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具有丰富而特别的时代内涵，其既承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又统一到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之中。因此，在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辩证的、统一的和发展的眼光，充分吸收国内外在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又要尊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道路选择，将农村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化总体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战略、“双循环”战略等结合起来，不断补齐发展的短板，为化解新时代我国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塑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式农村现代化价值范本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