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为 | 毛泽东哲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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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在立场和方法、理想与使命等各个层面是高度统一和前后一致的。回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思想是这一起点的历史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面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应基于当前具体的客观现实，不断地从毛泽东思想中提炼与汲取科学方法和精神力量。毛泽东哲学不仅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将“学哲学、用哲学”确立为“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一、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重塑现代世界的主客观关系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而言，革命理论的先导性与启蒙性尤为明显。相比其他理论，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比拟的彻底性。辩证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追求彻底的客观必然性；历史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拒绝为任何特殊利益辩护；科学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必然地服务于真正敢于抛却特殊利益的革命实践。其中，集中与凝练地体现其彻底性的是作为思想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则是这种彻底性得到中国化阐释、运用与发展的第一项思想成果，为中国人民重新理解现代文明提供了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奠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内容上看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从思想前提来看则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毛泽东哲学系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赋予了中国对象、中国气派与中国话语。在该哲学体系中，本体论、认识论与唯物辩证法是最为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是中国传统世界观走向现代世界观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且主动地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首先，以唯物主义本体论推动未竟的启蒙事业。直至20世纪初，中国哲学实际上没有经历从弗朗西斯·培根、霍布斯、拉美特利直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史。囿于偏重伦理而悬置本体论的思想传统，在当时的中国哲学讨论中，世界本原以及客观存在既无太多严谨细致的论证，也难以承担起“赛先生”启蒙的事业。故而即使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旧的封建迷信和新的现代迷信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例如1917年成立的“上海灵学会”公开倡导包装成现代科学或西方学说的迷信观点，但是该学会却获得了一些当权者和知识分子的支持，黎元洪曾为《灵学丛志》题词，清废帝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也正式交款参加了灵学会，严复也致函“上海灵学会”会长兼《灵学丛志》主编表示支持。迷信的精神结构本质上是极端与抽象的主观主义。当时大多数人乃至知识分子，由于尚未在完整的工业文明中建立起对客观世界直观与经验的认知，十分易被各种主观的想象、幻象和说辞所“捕获”，从而不加反思地将谬误当作真理。青年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毛泽东哲学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对物质第一性的重视和强调。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已强调物质第一性：“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更是将“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视为决定斗争实践成败的前提，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随着毛泽东哲学的物质本体论从书本走向群众，其理论形态也随之从思想先行者的共识转变为新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近代以来一个世纪的科学启蒙事业最终得到了实现。实事求是中“实”的基础也就得到了奠基。中国人不再因迷信而匍匐于自然界和社会权威的面前，而是以主体的姿态对其进行认知与改造。

其次，以超越反映论的认识论倡导大无畏的主观能动性。反映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认识论。从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开始，直至启蒙运动的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发展，而且成为资产阶级最为激进的哲学见解之一。也正是凭借机械的反映论，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中笼罩在社会关系之外的各种“温情脉脉”的宗教和宗法的观念进行了祛魅，从而为人们摆脱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进而推翻旧制度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反映论的认识论也就不再适应其意识形态需求了。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就指出：“资产阶级在为了向封建阶级斗争的必要及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曾经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经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们自己变成了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论。”毛泽东哲学在重视物质第一性的同时，试图在两个层面超越机械的反映论，由此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是在包含自然界的大历史观层面，毛泽东指出主客观的辩证关系是自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唯物论相反，宇宙的统一就在它的物质性。精神（意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二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唯物史观层面，毛泽东指出人类在文明的特定阶段只能部分地掌握真理，其中所包含的只是对客观存在的部分反映，唯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才能更为全面与真切地反映客观世界。正是由于这两个层面的超越，毛泽东哲学鼓舞着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劳动者一方面能够谦虚地正视自身在认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方面的不足，摆脱旧社会的迷信与自大；另一方面能够以极大的乐观投身于创造新历史的实践中，在创造现代化要素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真理、克服谬误。

第三，以唯物辩证法确立彻底的方法论准则。毛泽东哲学所形成的具有中国话语与中国风范的唯物辩证法影响着迄今为止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但是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既有别于古代中国的朴素辩证法，又有别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辩证法，因为其前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土壤就是工业文明以及该文明在近代造就的阶级状况与革命实践，故而“现代中国革命是一个由各种内在的社会矛盾所推动的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因而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逻辑在理论上的系统和正确地反映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必然要形成一个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毛泽东哲学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或“核心”的研究，既不是对理念或形式的基本范畴的研究，也不是对无实际内容的否定性的论述，而是对人类作为主体用以把握的各种事物的本质的矛盾关系的一般方法的提炼，所涉及的具体哲学问题包括：“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毛泽东哲学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既是对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的各种国民性反思的彻底解答，也是冲破旧社会因循惰怠思想的根本方法。当时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麻木与自私，实则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片面的、特殊的、个人的利益，无法形成关于自身与社会、个体与民族之间真实关系的认识，故而毛泽东强调“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当时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懦弱且“折中”，其根本在于他们看不到矛盾的不平衡性，认识不到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关系绝不是静止的，故而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

毛泽东哲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以及相应的主客观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系统的思想基础。他以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推动科学启蒙的完成，对宗教迷信以及作为一种畸形的主体认知自身的思维结构的迷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独立自主地站立在自然界和社会面前的现代化主体站立在了中国大地之上，他们不再是穿长衫或西装的知识阶层，而是自信能够不断认识世界直至改造世界的工人阶级。

二、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

从古代文明到工业文明进再到更为进步的现代文明，需要不断地为生产力的解放而改造生产关系。改造的基本路径是阶级斗争，而其有组织的政治形态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由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客观必然性，作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判断。毛泽东哲学则以“两个结合”的路径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了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的革命潜能，指出了激活中国人民面向现代化的革命动力的方式和路径。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毛泽东也从未动摇过对中国人民解放自身、推进历史的革命潜能的信心：“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尽管迷信和蒙昧是前工业文明的直观的精神面貌，但是就同一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华文明的世俗特征是最为显著的，革命潜能是最为持久和坚韧的。尤其在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的传统层面，中华文明表现出近乎不合时宜的世俗性、能动性、开放性。

言其世俗，因为在古希腊人尚徘徊于自然宗教与自然哲学之际，在古埃及与古印度尚且沉湎于宗教氛围之际，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个本质上伦理化的历史观。虽仍然有言说天地、天道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学说，但怪力乱神毕竟少有干扰人们对历史合法性作判断的例证。故而陈独秀在1916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中就评价道：“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

因其世俗，故而能动。人们虽无法以饮食起居的日常逻辑来面对事实上超越个体经验的历史，但历史毕竟是祛魅了的，人们甚至认为特定的人或者群体的智慧、意志与行为是可以改变历史既有轨迹的。而面对以血缘为合法性根据的历史发展结果，中国古代史上敢于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付诸行动的勇者更是层出不穷。虽然在“太平”与“盛世”的心态下难免会滋生一些让人“认命”的观点，但几千年来中国人终究是不愿意彻底“认命”的，总是要为绝境与乱世之中掌握、改变乃至创造命运留下一定的思想余地。故而千百年来，看起来绝大多数时候表现为“顺民”的中国人却更愿意代代传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和愚公移山。

因其能动，故而开放。在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观念中，既没有必须在彼岸才能起作用的救赎，又没有最后的审判以及先天的原罪悬在众生头上，进而也没有把持通达彼岸路途或救赎解释权的特定群体。历史的世俗理解以及改变历史的能动性，事实上向着所有人开放。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

如此“不认命”甚至惯于“改天换命”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外在挑战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超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应对传统危机的治理经验。内在挑战是愈发阶级化的社会结构不断冲击着等级化的国家观念和社会秩序，旧的方法既无法有效地组织起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或抵御外侮，也无力抵抗愈发具有现代特征的阶级矛盾的激化。故而时人或叹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叹曰“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但是这些“变局”或“强敌”以及由此导致的“亡天下”的悲观情绪，显然没有让中国人“认命”，反而激发了试图超越数千年王朝兴衰律的改变历史轨迹的新探索。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先有着眼于器物的洋务运动，尔后是试图推行宪政的维新变法，最后是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维新变法吸取的是局限于“皮毛”的洋务型现代化的教训，辛亥革命则吸取了维新变法无法与旧政权决裂的教训，但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的辛亥革命终究被篡夺和破坏了，这个历史过程暴露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弱点和矛盾：“国民中的旧思想与新国体的矛盾；推动现代化的新思想、新势力与阻碍现代化的旧思想、旧势力的矛盾；适应中国封建时代需要的旧文化与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西方文化的矛盾；人们的文化观念、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的矛盾；等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人们才将眼光重新放到了人的改造这个问题上，以期塑造新的人民，使之能够成为创造中华现代文明的新的历史主体。当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也无法塑造新民。毛泽东指出，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点，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实际上还不够新——无法真正推动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向着现代化的根本转变，其本质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一个被新旧阶级社会矛盾压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资产阶级的文化显然不够彻底与先进。历史呼唤着被彻底压迫的社会化的阶级的文化来领导革命的事业。关于这一点，时至今日尚有一些人对文化的历史属性不加甄别，认为只要是文化的浸润或学校的教育就一定能够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但其实在五四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哲学家都已经发现了悖谬。罗素在《民主与革命》一文中感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已不容于世界”，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与教育已然成为工具：“从学校始，学校里教育是为造就承认现状而计划的，继以报纸，报纸又是资本家的投机事业，偏向资本主义的利益，例外很少。所以经此途径，儿童底心早被学校弄偏曲了；成年人的心也充满了妄谬。”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敢于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上下求索，以期拯救民瘼并迈向现代文明，但是都失败了。且这些层面的失败的症结都颇为相似，就是无法真正地将改造社会和推进历史的思想和力量种植到中华大地上，无法找到唯一的“种植者”——人民。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重新诠释了中华民族世俗的、能动的、开放的历史观，并以此激活了其中蕴含的革命潜能。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和探索现代文明的各种方案，大多只愿意面对想象的“人民”，或是寄期望于单纯政治人格的“人民”（国民），或是只看到了单纯文化身份的“人民”（狭隘的民族主义）。建构的“人民”使这些方案的制定者们又通常陶醉于想象的“结合”，将识字的或“穿长衫”的群体的认可当作与人民相结合的“事实”，将“纸面上”的解放与改造当作历史飞跃的关键，将有产者阶级的悲悯、反思或觉悟当作全体人民的思想重塑。当想象的“结合”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之中破灭，广泛的退却乃至厌世随之产生了，对真实的人民的态度遂从视而不见转变为怒其不争，对真实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从诗意想象转变为否定排斥。未经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的传统历史观，遂异化为旁观历史的现代士大夫情结。

毛泽东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以来各种救国方案的得失，明确且直接地界定了人民群众是创造、改变、言说历史的主体，将人民与江山的统一确立为中华民族通向现代文明的基本历史前提。毛泽东通过反复且细致的调查研究，指出了遮蔽人民创造历史之主动性的物质与精神的原因，进而通过改造生产关系的革命斗争与提倡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人民群众在自我所有的生产资料、文化话语权乃至国家政权之中自觉地投身于面向现代文明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建设，毛泽东哲学不但系统总结了二战结束前后的世界历史中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条件与客观阻碍，而且指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激发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和武装人民的正确道路。

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统一人之解放与生产力解放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句论断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界定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准，即共产主义者必然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能够自觉地以实际的革命实践对世界加以改造。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人生与哲学无疑深刻诠释了共产主义者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句话同时也是今天理解“两个必然”的客观语境，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性蕴含于辩证发展的世界本身的规律之中，而该规律的客观性的完整呈现形式是实践，不是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尤其是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充分展现了以实践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内在逻辑。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以贯之的自觉的革命实践的历史。在过去，中国人民为了自觉地追求独立与自由，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建立了自觉的革命政党，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当下，中国人民为了自觉地追求美好生活，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面向未来的文明发展道路。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以“两个结合”的原初路径诠释了帝国主义时代为什么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根本问题，以及“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与建设实践统一于文明形态发展进程的最初理论诠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解构旧社会到建构新社会的价值立场与具体方法的理论探索。毛泽东以革命的实践观为我们指出了朝着星辰大海的革命方向：“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因此，当今天的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的时候，须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跃迁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环节，是中国人民基于一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特殊性之中探索历史进步的自觉的革命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与此同时，当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特征，须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的、系统的呈现，其中包含着人类实践基本范畴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因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具体来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哲学奠基的层面预判了中国人民迈向现代文明且开辟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必然性，有助于今天的我们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然性。

首先，唯有针对由殖民与压迫所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才能让世界人民界定文明的标准，才能让世界人民成为创造现代文明的真正主体，才能让现代文明向所有人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前提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主观目标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足以让当下占据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颤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其人口的伟力与发展的潜力长期以来被贫穷与落后压制，无法共享人类现代文明之红利，甚至只能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输入地、人才与资源输出地而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代价”。以中国人民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由于客观上被压迫、被侵略与被支配，主观上遂被界定为非现代、非文明的“他者”。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开辟出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首先就是要打破一个多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设置的现代文明的“门槛”，向世人证明文明绝不应被特定的民族或社会制度所独占与独享，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创造现代文明。毛泽东曾指出：“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当然西方国家的人民不野蛮，他们只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他们说我们野蛮、不文明，这要翻过来。我的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主观上打破文明与野蛮的“迷信”，客观上才能开放地探索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同时基于本国国情的现代文明。打破对单一的现代文明标准或门槛的“迷信”，不是为了在观念层面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自觉地、实事求是地探索现代化的内因。“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现代文明“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只有抓住作为主体和内因的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能真实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始终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共产主义追求。

其次，唯有针对基于人的物化与非人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才能使人的现代化乃至自由发展成为现代文明的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现有的人类历史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展现了另一种面貌：以工人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作为代价，换取资产阶级的物欲横流以及“过剩”之后导致的精神空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场景至今仍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常态：“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由于工人阶级长期以来被物化为生产工具的附属物，同时无法获得与资产阶级同样的精神文化教育，因而成为政治的犬儒主义、价值的虚无主义和生活的消费主义的受害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工人阶级一个悖论：已经获得政治解放的公民理应告别革命，历史已经终结了，是时候在感官和欲望之中“娱乐至死”了。这个悖论早在1965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已经作出了预判：“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的一个阶段，其中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前者在当下体现为高质量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后者则体现为人民共建共享的精神文明，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因为二者的统一将指向人的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最后，唯有针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狭隘性与暴力性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才能根本地改变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才能塑造出一个朝着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新格局，才能为了人类最为根本与普遍的共同利益建构出一个现代文明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延伸，连同战争危机和集体暴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危机。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在社会范畴内共同得到解放，唯有在全球化的当代才能直观地得到理解：“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与发展，不仅使帝国主义霸权支配了大量人口的生命与生活，而且使帝国主义霸权支配了仅仅作为私人财产的自然界。为了加速积累私人财富，同时也是为了维持阶级统治，帝国主义霸权随时准备将前所未有的暴力与剥削强加于全世界人民与地球。但是，人类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在逐渐加剧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前，各国人民已经建立起了有别于帝国主义者的共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在愈发频繁的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战争中，世界人民期待着强大且进步的力量能够“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当然，要将人类的共同命运和自然界从帝国主义的世界枷锁中解放出来，须通过团结且自觉的革命。正如消灭战争的唯有战争：“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社会主义的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扬弃帝国主义者所谋划的妄图“终结”历史的现代文明。毛泽东哲学以其彻底性同时也是革命性，始终指引着我们让现代文明向未来敞开，同时也是向世界人民敞开。

四、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际行动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国际新格局，“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回顾历史，基于毛泽东哲学提供方法论和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引着中国人民“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盘”，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理论自信与力量之源。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这既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客观基础，也是改革发展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之源。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并且纳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就会在革命的斗争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之后，逐渐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进而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这是历史车轮行进的必然方向，是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都无法阻挡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在100余年的中国实践中不断展现其真理性与科学性，推动着当代理论工作者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理论发展是实践发展的反映，而反映本质与规律的理论则又能推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是毛泽东哲学所揭示的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迭代升级的内在逻辑。“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社会实践的当代路径，将形成新时代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之“的”。

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了通达现代文明的路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使命就是以新的话语来识别和命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形态。现代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先进生产力的结合不断生成的生活范式、交往方式和文化系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我们要以更为自信和自觉的战略视角来命名最新生成的现代文明。这份自信的源头在于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与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曾经指出了这一点，摆脱了阶级社会压迫的人民一旦与进步的理论相结合，他们就更有文化的资格来展望未来的世界。“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当然，要为以上各项工作提供理论保障与智力支持，须更为务实地将毛泽东哲学作为奠基性的思想方法和价值立场加以创新阐释与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最务实的理论创新践行最坚实的理论信心。创新不仅在于及时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最为新鲜的经验质料、最为深刻的概念方法和最为生动的话语形式，更在于实事求是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信心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获得如下信念：“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