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这几天，一篇以抗日战争为故事背景的低俗小说《杜鹃花落》，引爆了舆论，激起了网民对“汉奸”文学的痛恨。说是“汉奸”文学，其实是夸大其词了——《杜》文只是一篇微不足道的丑文。事情的大概经过是，河南汤阴县一个名为李佳前的校长，屁股坐歪了，写了这篇立场有问题的恶俗小说。该文从侵华日军的视角，讲述了一位日军大佐的儿子来中国看他的鬼子爹，不料被八路军俘虏，而鬼子大佐为了给儿子报仇，带领鬼子兵围剿一小支八路军，结果反把自己的儿子炸死了。作者不仅在小说中用到了“共军”、“逃窜”等字眼来描写八路军，还用“嫣红的杜鹃花”来隐喻鬼子大佐痛失儿子的悲痛灵魂。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有别有用心者将这篇低劣且玷污了中华民族抗日立场的丑陋小说，搬到了成都市新都区的初三语文测试考卷中，当作阅读理解考题，大面积污染了莘莘学子的眼睛和心灵。近日此事东窗事发，该小说作者和成都市新都区语文考卷有关命题人的非蠢即坏，令无数网民痛恨不已。
有人说网民对这件事的激烈反应属于上纲上线。说这种话的人或许屁股也是歪掉了！在大是大非的抗日立场面前，凡是从正面视角美化侵华日军，赋予他们所谓的“人性光辉”之举，皆属立场不正——就算谈不上“汉奸”文学，起码也是对民族感情的冒犯。何况该丑陋小说中还含有对抗日英雄八路军的不敬或矮化描述，尤为令人倍感不适。
有感于此，今日推文，郑重向看官推荐一块抗日战争时期的匾额，以期从历史老物件的真实视角，让大家体会一下，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军的痛恨有多么刻骨铭心，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同仇敌忾力挺民族抗日大业的！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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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标题为【有道】的民国时期匾额，十分特殊。
首先，是它的形制奇特，上下边框呈曲线状，匾心由三块长短不一的木板组合而成，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匾额形状，营造出了独特的内涵意象。
果不其然，【有道】匾额也为我们留下了1937年独有的历史痕迹。牌匾底色为素黑，仿佛在传递一种铭记国殇的氛围；而字数近三百字的匾额正文内容，通篇采用金色字体，象征或隐喻题匾人和受匾人乃至中国人矢志不渝的抗日意志，以及高尚的爱国情怀。
尤其令人感慨的是，该匾主题为题匾人赞颂受匾人有才德——对照明清历史匾额，类似的主题在古代匾额中比比皆是，匾中【有道】二字也足以当主题匾文使用；但在该匾中，【有道】仅被用于标题，因为题匾人要在正文中引入抗战大背景，为受匾人的才德做现实注脚。
这就是1937年独有的社会文化氛围，抗日大义是一切的注脚！连匾额文化也不例外！
我们来看匾额正文内容：“战国阙王道，宗霸道。孟子周游（列）国，宣行王道。所至莫从。乃持其而无暴，其气蓋志。一则动气，气则动志。苟蹶者趋者而反动。其后传授生徒门人。问曰：“不动心，道乎？孟子云：“孟施舍之守气不，曾子之守约。”又问：“夫子加齐卿得行道焉？霸王不异，如此动心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今先生藻珍年届四十，丁此倭寇西侵，佔我土地，夺我权利，逼我戦，杀我同胞，国难方殷之际，意欲而为国，以尽匹夫兴亡之责。奈杀贼有志，情缨无门，心有余而（力）不足。乃隐居家園，教育子弟。而其治国，先齐家之道，是之谓有（道）焉！爰题此以致颂。”
匾文以正宗的文言文写就，彰显了题匾人湖南攸县县长魏云敬深厚的古汉语文化修养——按年份推算，他在清末或是饱受四书五经熏陶的读书人，因此有着非同一般的古文童子功。
我们看匾文内容，第一句话大有深意:“战国阙王道，宗霸道。”意思是说，战国时代，仁政缺失，各国都追随霸道。所谓王道，本是指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道德或风气，在春秋时期一度广受推崇；到了战国时代，王道的约束力越来越弱，霸道成为对外政治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霸道”，是以消灭和吞并“他国”（周朝的前封地形成的诸侯国）为目标的，跟春秋时期的国力“争霸”（彼时大一统的周朝王室威信尚存）不可同日而语。而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理念和反人类暴行，国际政治体系传统秩序濒临坍塌，诡谲氛围一如战国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前述【有道】匾额正文，开篇第一句话，要强调战国“阙王道”、“宗霸道”。题匾人就是要把1937年的乱世比作战国时代的混战（尽管二者的“国家”主体概念不同），从而怒指日本侵略军妄图凭借“霸道”吞并中国。
题匾人用自己的语言，阐明了时代背景后，先是回顾总结了孟子的政治宏志：他周游列国努力宣扬王道，试图重塑没有“霸道”的仁政时代，却无功而返；但孟子不改心志，转而将自己的理念广授门徒。
接着题匾人又以类比手法，称赞受匾人藻珍先生（见匾文内容）在日寇侵华的非常时期，虽无力上战场杀敌，但他“隐居家園，教育子弟”的行为，亦是曲线救国的一种，是无可置疑的爱国义举。
通过匾文内容推知，受匾人藻珍先生想必是湖南攸县的教育界人士。
中国历史几千年，像陆游、岳飞、文天祥，这种文能吟千古诗篇、武能马上定乾坤的文武全才，虽不知凡几，但从比例上看，打仗终究是武人兵家之事，纯粹的读书人少有能真正深入其中的。
因此，名为藻珍先生的受匾人，或许从来就没有接近过抗日战场，但他渴望报国驱敌的心情，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1937年的中国，哪个有血性的国人不是恨日本鬼子恨得牙根发痒、恨不得化身战神亲自撕碎每一个鬼子呢？
这就是为什么，题匾人将不知名的藻珍先生比作战国时期的孟子，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这种类比一点儿也不违和，反而给人一种恰如其分、感同身受的悟道。这就是民族大义的力量！换做和平年代，如果题匾人将一个不知姓甚名谁的人，置于大历史高度，把他与圣贤孟子做类比，恐怕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不恰当的。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主题书画
也就是说，藻珍先生在1937年的心路历程，或许当时的大凡中国人都体会过，那种心境当年很多中国人都有，大而化之或推此及彼，今天的我们就能想象得到，那一年的中国，有多少国人心有千千结，一边无比痛恨日寇，一边民族感情的热血上涌，化为一幕幕悲愤和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抗日大义民族壮歌！这样的历史镜像，虽无声，却在我们的民族记忆中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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