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粮仓是如何形成的？
清代乾隆年间，台湾粮食产量抵达历史高峰，成为中国南部的一大粮仓。据《台湾通史》记载，彼时台湾稻谷品种多达32个。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台湾三县台湾县(今台南市)、凤山县（今高雄部分市区）、诸罗县(今嘉义县），“皆称沃壤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
数百年前的台湾，之所以粮产丰厚，除了得益于宝岛气候条件宜人宜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闽粤二省大量沿海内陆居民陆续迁台垦种，使得台湾的粮食产能迅速爆棚。
土地，气候，人口，是推动台湾成为清代中国南部重要粮仓的三大要素。而宝岛富饶的土地资源和天然的气候优势，吸引着一波又一波大陆民众争相移民台湾，以至于清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限制移民措施。其中最严厉的一条措施是：渡台者不得携带眷属。
也就是说，早期迁台的人，多是以单个劳动力为计算单位的，他们为开荒耕种而来，相当于流动农民工，清政府本没打算让他们在台湾定居下来，他们甚至都不能被称之为移民。
如此一来，初期迁台人员中，老幼妇女基本杜绝。虽然有很多迁台者是以兄弟、父子（子十六岁以上）为伴渡海的，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年富力壮的独立劳动力，不以眷属关系论。
而没有眷属相随的迁台农民工们，他们耕种收获的粮食，在台湾当地缴纳完税粮后，可就地粜谷，转换为银两货币带回大陆老家；也可以选择把粮食运抵大陆贩卖，或储藏至老家粮仓。这就是当时风行一时的“肩贩舟载”现象。
但事实证明，很多迁台耕种者都不愿再选择离开台湾或回到大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台湾置办了田产、房屋等，只待政策允许时把家属接到台湾来。这就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内陆省份或地区到沿海城市打工者中，很多人最终选择了留在打工的城市，而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大部分是迫于种种压力，没办法留下来的。
什么时候才可以把家眷接到台湾来呢？无数渡台开荒耕种的农民工翘首以盼。
清雍正八年（1730），一位名叫高山的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空降宝岛。不同于之前流动性的巡台御史，这一职位更名为巡台监察御史后，任用者需要长期留任台湾，至少两年起步——而高山此人恰好在台任职两年。
福建布政使高山 题匾
这块【隆朝隽品】匾，是高山在清乾隆十二（1747）年升任福建布政史后题写的，赠予一位陈姓贡生。此处不表。
清政府在台湾设立常驻当地的巡台监察御史后，台湾地区的最高级别统治者就有了两位：一是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二就是巡台监察御史。台湾本地行政长官即台湾知府，需直接向前述二人汇报工作。
那么，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和巡台监察御史谁的权力更大呢？不好直接比对。这么说吧，军事和防务方面的事务，肯定由兵备道说了算；而地方社会民生事务，巡台监察御史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是巡台监察御史，往往可以直接向清政府高层写报告，促成某些社会民生事务。
清代御史巡视台湾图
于是在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突然宣布，允许在台定居的大陆原籍人士，携带家眷来台。显然，这个突变政策的出台，跟巡台监察御史高山有莫大的关系。
就像今天的国内诸多城市，逐渐撤销外来人员定居门槛，决策层的高瞻远瞩广受肯定一样，当年巡台监察御史高山也有一些这方面的高屋思维。高山大概是这么想的，既然大陆迁台劳动力有利于台湾开发并增进粮产，而且他们很多人不愿回到大陆生活，为什么不干脆成全他们呢？
但毫无限制的携眷移民台湾的政策，对台湾社会的冲击超出人们的想象，官府面临各种治理难题。显然，巡台监察御史高山建议执行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思路，看上去很美好，实则瑕疵明显。
所以，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又调整并出台了新的移民台湾政策：只准许有田产的良民携眷来台。这就把移民台湾的对象限定于早前独自迁台耕种打拼，在当地攒下田产的人士，及其家眷。
历史证明，这是清代有史以来最稳健、最成熟、最安定的大陆移民台湾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全面繁荣，同时保障了台湾社会的稳定。
最重要的一条，以拥有台湾田产为移民条件或门槛，吸引了众多移民家庭抵台，经过人口繁衍，台湾当地的劳动力结构越来越庞大，更多的山地被开垦用以耕种，使得台湾粮产屡创新高，到了乾隆年间，彻底奠定了它作为中国南部重要粮仓的地位。
譬如截至乾隆七年（1742），台湾粮米成为整个福建省的重要供粮来源，闽省各地的军中用粮以台粮为主。后来，每逢汀漳泉及兴化等各府遇旱涝灾害、粮食欠收等情形，台米也是救济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就是巡台监察御史高山在台湾任职以来，清政府调整大陆移民台湾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台湾粮食产量的基本情况。但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治理台湾社会的需要，以田产为条件的移民政策并非长期延续，期间各种禁止、限制或开放移民的短期政策，在两岸之间多次反复调整。对此本文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