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们可能想不到，有一群老人，正在因彩礼而死。
这是我最近刷到的一条新闻。有个社会学教授专门研究彩礼，他发现农村因为彩礼自杀的老人越来越多。有人是因为给儿子支付几十万彩礼，退休后仍在工作，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也有老人选择自杀，是觉得自己不能帮后代支付彩礼，就是没用的人。
我看完很诧异，怎么会有那么多老人，因为自己“没用”，所以做出极端选择？
直到法医柳二两告诉我，这种情况她真的经历过。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很“勇敢”的女人。这个女人曾经在90年代的农村坚持离婚，独自闯荡广东。但到了65岁，女人回到家乡，一无所有。她唯一的生路，竟然是出卖自己的身体，成为一名“假新娘”。
在柳二两的心里，这女人一生从年少到年迈，跌宕起伏都因为一句话：“你是个没用的人。”
前两个月，我和同事下乡出警，经过一座小山时，几个同事指着山坡上一个废弃的砖房偷笑，凑在一块说小话。我问他们说什么，同事指了指老房子的破木门说，之前有一次他接到举报，来这里抓卖淫，门就是当时他踹坏的，到现在也没修。
这地方荒郊野岭的，房子屋顶都漏洞了，跟鬼屋似的，什么人会在这里卖淫？
我再三追问下，同事终于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就是那些农村的大爷大妈，五六十岁的。
他说这个破房子虽然荒芜，却离一个镇上的集市很近。大爷大妈娃都三四十了，在家不能搞这些，就趁赶集，在集市上谈好价格，来这里“做事”。
一次五块六块，做完就回集市再招揽下一笔，有的大妈一次赶集能赚百来块。
我听得面红耳赤，有些后悔自己干嘛要打听。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还能做这事？五块六块一次，什么大妈会这么缺钱？
老年人的世界，对我来说一直是陌生未知的。直到那一天，91岁的杨国昌躺上了我的解剖台。
老人杨国昌的死，最开始没有人以为是一起命案。
尸体是在小县城的河边发现的。我赶到现场时，救援队的已经把尸体拖到了岸边。
死者一看就是个老人，身上还穿着简单的白色背心和条纹短裤，打眼看就像是出门遛弯失足落水的。
尸体基本没有腐烂受损，应该落水没有太久，这是个好事，只要拍张照就能上传系统、人脸识别，辨认死者身份了。
我戴上手套，二话不说上去扶住了尸体的头部，抬头正要叫人帮忙拍照，却发现边上的同事都在回避我的视线。
我瞬间明白，大家都不想用自己手机拍死者。
干法医这么多年，能感受到人们对死者的忌讳在慢慢减少，但总有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东西，像牙齿不小心咬破舌头，很痛，又似乎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叹了口气，还是哄着和我最熟悉的痕检员帮忙拍了照。照片上传到系统，没一会就比出了死者身份信息：
杨国昌，1930年生，本镇人。
91岁，我指着出生日期算了好几遍，才确认这个信息。虽然看得出死者是个老人，但我完全没想过他已有耄耋之年。
他的头发都染黑了，剪着一个很精神的寸头。甚至可能是因为泡水，他的面部没有太多皱纹，身材也不像一般老人那样枯瘦，还有点肌肉。
老人和老人之间的差距真大，这个杨国昌，晚年生活应该挺不错的，还有自律的精神头，才能保养得这么好。要不是这场意外，感觉他还能精神不少年。
老人的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左手手表也还在，因此大概不是遇到劫财。
死者的口角可见细密的白色泡沫，为溺死典型的蕈样泡沫，手掌和膝盖处有擦伤，有可能是跌入水中挣扎所致。
我一面在心里盘算着，一面抓住死者的右手和髋部，把尸体翻了个面，准备检查背部。
翻过来的瞬间，我呆了一下，老人后脖颈处，赫然有两片暗红色半月形的擦伤。
不用比划我也看得出来，那两片擦伤差不多手掌大小，这意味着，在老人死前，有人狠狠地扼住了他的后颈。
这不是意外，是命案！
两片擦伤相隔不远，那手不大，很可能是女性的。我当法医解剖的第一具尸体，就是一个被小孩掐死的女人，颈部那小小的手印曾令我印象深刻。
但掐人的手印一般会留在颈侧，那样的话我早就会注意到。为什么是这个靠后的位置呢？
我盯着死者手掌和双腿的擦伤又看了一会，之前以为，这是落水后被河床磕碰留下的，可如果这是一起命案，它也有可能是人被扑倒后，手脚下意识撑地留下的擦伤。
我脑海里仿佛看见那个画面：
走在河边的杨国昌，身边跟着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女人。突然，女人从背后推倒了杨国昌，杨国昌踉跄倒地，手掌和膝盖在地上摩擦了几下，而女人用手掐住他的后颈，将他的头摁到水里。
很快，91岁的杨国昌就窒息停止了挣扎，女人拖拽着将尸体整个扔到了河里。
这个凶手肯定有点缺乏常识或者计划，我们绕城的这条河不深，很多回水湾，尸体很快就会被发现。况且，死者都已经91岁了，说句难听的，等两年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可是她看起来一刻也等不及。为什么？遗产纠纷，还是——情杀？
把尸体带回公安局后没多久，杨国昌的家属就赶来了。
第一个来的是杨国昌的女儿，她看起来和我妈妈差不多大，留着披肩的卷发，眉毛和口红都有文过的痕迹，看起来是那种比较体面的妇女。
一般来说，死者年纪越大，哭的人越少，就像我想象中一样，杨国昌的女儿看到老人的尸体，只是不停叹气，连眼泪都没流出来。
她自言自语似地说：“哎哟，爸爸，真的是你哦，你这是怎么搞的？喊你和我一起住，你不来，你儿又不要你，现在落得这个下场。”
我敏锐地捕捉到她话语中的一些怨气：“怎么了，老人为什么不跟你一块住吗？”
九十岁的老人，他跟谁住常常不止意味着情感上的亲疏，还伴随着遗产分配的问题。阿姨作为女儿，是不是被排除在外了？她会不会因此生怨，甚至杀人？
毕竟，死者颈上的勒痕，可是一个女人留下的。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能牵扯的恩怨也就是家庭矛盾了吧。
阿姨神色如常地说，其实父亲的遗产早就分配过了。
他们家是一儿一女，前几年老家拆迁，分了一套房加一笔钱。拆迁款杨国昌分成三份，一份自己拿着，剩下的两个孩子均分；房子杨国昌自己住着，因此还额外补偿了两个孩子各五万块。前两年杨国昌的外孙、阿姨的儿子买车，杨国昌又送了5万红包。
十多年前杨国昌妻子去世后，阿姨担心父亲一个人，曾经邀请老人同住。但老人不愿意，也暗示了，百年后房子可能不打算给她，所以抚养义务也不必她承担，不想她太劳心劳力，怕她生怨。
有这点体谅，她作为女儿，心里已经挺安慰了，“老人家的钱自己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给了我一部分钱，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惜，被偏爱的哥哥却并不愿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阿姨简单地提了一句，说是因为嫂子受不了老人的卫生习惯。后来老人就默默地搬回了安置房自己住。
在两个后辈面前，杨国昌似乎都是一个“懂事”的老人，又会和什么人结怨呢？
我试探着说：“我们通过体表检查发现他头上有新鲜损伤，我们怀疑是他杀，要解剖，你怎么说？”
阿姨的眼睛一瞬间瞪大：“他是被人弄死的？那肯定是刘姐，你们快去把她抓来！”
阿姨说的刘姐，是杨国昌老人大概半年多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名叫刘小兰，六十来岁——只比她这个女儿大不了几岁。
阿姨第一次听说刘小兰，就是父亲告诉她说自己找了个伴，打算接来一起住。
阿姨对这件事没什么意见，甚至还挺高兴的。母亲去世已经十多年，她希望父亲有人陪伴，年龄差大一些，老人喜欢就行。杨国昌的儿子觉得不像话，不太同意，但也没有阻止两人同居。
直到阿姨上一次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他还和刘小兰住在一起。阿姨记得，那是个挺沉默的女人，不怎么说话。但杨国昌和她在一起，精神明显更好了，整个人也被打理得很干净。
我想起那具尸体，在心里悄悄赞同了一下，确实，老人连指甲都修得圆圆的。
可现在杨国昌出事，同居的刘小兰却不知去向，确实太可疑了。我赶忙把这些信息汇报给了大队长。
解剖父亲尸体这件事，杨国昌的女儿做不了主，我们又等了一会，终于她哥哥来拍了板。
这是我第一次解剖年纪这么大的死者。
解剖台上，老人的外衣已经被剪开，露出有些苍白的皮肤。外表看身材还算匀称，因为泡水的肿胀，皱纹也都被撑开了，但脱光衣服就能看到，皮肤上星星点点点的老年斑。
解剖刀轻轻划向他的皮肤，触感和平时不太一样，失去弹力的松弛的皮肤反而更难切开，有机质流失也导致他的肋软骨比年轻人更坚硬，打开胸腔更费劲。
他的身体像一间博物馆，展览着“老”留下的遗迹。胸膜有各种炎症留下的粘黏，心脏比年轻人的更大、更厚，这是心脏衰竭的征兆。
解剖并不能立刻得出死因，我着重提取了肺部的检材，还要等硅藻检验的结果，确认是否生前入水。但刚走出解剖室，我就收到同事的消息：案子破了。
这么快？我眼睛都瞪大了。
同事告诉我，早在确认死者身份时，就有附近邻居指认，这个叫杨国昌的老人最近经常和一个叫刘小兰的女人在一块。这一对白发夫妻似乎给周围的人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民警前往死者家中调查，破开门时，就看到女人坐在客厅沙发上，静静地等着他们。
“问她是不是叫刘小兰，她说是的；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她说晓得；让她走，她就跟着一起走了。”
到案后没多久，刘小兰就如实供述了自己杀死杨国昌的过程，和我之前的推测基本相符，只待证据链完善就可以结案。
同事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个女人杀人的原因：“一把年纪了，还想着骗彩礼呢，没骗到，就把人杀了。”
留我一个人呆呆的反应不过来。骗彩礼？六十多岁的假新娘？
第二天一早我来上班时，同事告诉我，他们要找一个女性工作人员陪着刘小兰去做体检，确认身体状况后看看能不能送到看守所，“她说她有宫颈癌，那边不一定收”。
我问同事，是早期还是晚期的宫颈癌？还能治吗？
同事说刘小兰上次检查很久了，病历还没调出来，她说自己挺严重的。
自己命不久矣，会是刘小兰杀死老伴的原因吗？
我推开门，看到一个有些丰腴的女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你叫刘小兰是吧？我是来带你做体检的女民警，如果有什么不方便跟他们说的，你可以告诉我。”
刘小兰抬起脸看着我，没什么表情地点点头。
我努力将面前这个人和“骗彩礼”、“假新娘”结合在一起。她的脸颊还算饱满，眉毛也文过，没有什么病容，甚至在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中算是好看的。
我和几个民警陪同她到了医院。这次体检只是做一些规定必须做的常规检查，就是简单的抽血、做B超。但可能因为宫颈癌的原因，刘小兰几乎每过十分钟就要呻吟着提出要上厕所。
这时候就要发挥我作为女民警的特殊作用了，我需要陪她走进洗手间，站在隔板外等她上完厕所。这个过程中她不会戴手铐，我也只有一个人。
听起来危险，但其实这个活我做了很多次，女性嫌疑人走到这一步，基本都是平静认命的状态，不要说袭警潜逃，连多余的表情都很少有。
刘小兰就是这样，除了关上门以后会听见她痛苦地呻吟几声，全程一言不发。
她再次走出洗手间时，我终于有些忍不住了，说：“刘姨，你这身体好像是有些大问题，为什么不顾着自己一点，好好过日子呢？”
刘小兰一边慢慢往外走，一边脸色不变地说：“我已经没得好日子过了。”
我说怎么会呢，宫颈癌又不是胰腺癌，相对还是比较好治的吧，治好了和其他人差不多。
刘小兰看了我一眼，语气变得不耐烦：“我不想治了。”
我还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比你过得差的人多得是……”话没说完，看见刘小兰有些冰冷的眼神，悻悻转开了话题，“……我们在这里等等，体检结果要等下拿。”
体检不包含宫颈癌的项目，临走前同事专门和医生提了一下刘小兰的情况，医生问刘小兰有没有吃药，她回答说在擦一种药膏，但问她名字，她就想不起来了。
医生皱皱眉说，这个病早发现早治疗就还好的，刘小兰低头看着地板不说话。
我隐隐猜到一些什么。她是真的不想治吗？还是没有钱？她骗彩礼，是想要钱治病？
可是她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六十多岁，没有一点存款，也没有亲戚朋友吗？
我又看了刘小兰一眼，她还是目光空洞地看着前方。
把刘小兰送回看守所，我终于有机会找到昨晚参与审讯的同事，问刘小兰的情况。
同事叹了口气：“她也是个可怜人。”
同事告诉我，刘小兰和杨国昌在一起确实是为了钱，但这是她一早就提出的条件：五万元彩礼，再加上每月1500元生活开支。
她一分钱没多要，医生告诉她，她的宫颈癌治疗下来差不多需要五万，而她每个月在家给杨国昌做饭、打扫，两个人生活开支1500，在我们这个小城也正常。
杨国昌年纪大，精神头虽然不错，但家里的事情是做不来的。刘小兰每天早上七八点起来给他做猪油红糖蒸蛋，晾衣服，然后出去美容院上班，做保洁；晚上5点下班，她再给两人做晚餐，洗衣服，打扫房间，伺候杨国昌睡觉。
杨国昌会猥亵她。第一次说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刘小兰说的是：“他睡觉时掰我的腿。”
民警问：“什么掰腿？”她面红耳赤地解释，杨国昌会掰开她的腿，把自己的腿放在中间。
在民警解释了“猥亵”这个词之后，刘小兰点头了，她说：“用手摸，到处摸。”
民警问有没有性行为，刘小兰最后也点头。
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个宫颈癌患者，几乎每十分钟就会憋不住尿，而小便时又尤其疼，常常便血。
这样“照顾”了半年多，杨国昌说好的钱，除了随用随给的伙食费，几乎一分都没有兑现给她，更不用说“彩礼”。
后来我们询问杨国昌儿子时得知，杨国昌的存款全都在儿子手上，平时只保证他手上有两万的生活费，多了得专门要。
杨国昌确实跟儿子提过几次，要五万块钱给刘小兰，是儿子觉得，虽然不多，只怕刘小兰未来要得更多，一直不肯答应。
他们以为只是在“考验”刘小兰，而实际上，拖延的每一天，都让刘小兰离死亡更近一步。
我忍不住问：“刘小兰自己一点钱都没有吗？她的家人呢？”为什么六十多岁，还要用出卖自己的方式挣钱？
同事说，她离婚了，三十年前。
我呆呆地啊了一声。三十年前，那就是九十年代，那时候离婚还是个惊世骇俗的事情吧。
同事说，刘小兰说到这里的时候哭了，说了一句话：“我命不好。”她说婆婆不喜欢她，“说我不行，种地种地不行，煮饭煮饭不行”。
我有些惊讶地追问：“就没了？就这些？”
刘小兰说她命不好，可她婆婆说她的这些话，我在家里都听过不知道多少次。那一辈人都是这样说话的，哪有人因为这个离婚，还记仇记了三十年？
同事说，不止呢，她不但离婚了，还独自一人去了广东打工，三十年没有再婚。
我很难想象我见到的那个女人，做出这些事。
那个年代的广东在我们眼里有多可怕，我整个家族的亲戚中，都没有女人那个年代出去打工的，只有一个舅舅、一个表舅，一个出去挣了一笔孩子的奶粉钱就回来了，一个则误入传销组织，一刀把老大手臂砍了才跑掉。
而刘小兰一个人就去了。
在那个婚丧嫁娶不出村的年代，她是怎么学会一个人搭火车、找工作的？会不会她也经历过欠薪，碰到过骗子，她是怎么应付的？
我怎么想，都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别人都忍受的委屈她受不了，宁可自己去开拓一片天地；不被各种传统观念束缚，自己养活自己。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喜欢当年的她。
可当我真正见到刘小兰的时候，她已经重病缠身，穿着橘黄色的号服，沉默寡言，流着泪，说自己命不好。
她好像后悔了。为什么？
我问同事，她是出去过得特别不好吗？
同事说，不知道，关于那些年，刘小兰只说过一件事——她儿子不见她。
在询问室里，我们见到了刘小兰的儿子赵勤，一个看起来比较文静的年轻男人。
他是收到消息来给母亲办取保候审的，整个人明显很懵，不知道母亲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凶手。但办案子这么多年，我们见过不少家庭关系更糟糕的，打电话通知家属对面直接说“该枪毙枪毙，我们管不了”，这个赵勤算来得挺快的。
民警一边办手续，一边试探赵勤：“你跟你妈妈关系怎么样？”
赵勤说：“我和我妈从小没在一起，小时候挺恨她的。”他不好意思地叹了口气，“奶奶经常跟我说，‘你妈妈不要你了，只有奶奶对你好’，我记得那时候过年她还回来，我赌气不想见她。”
我也有个孩子，想想这个场面就觉得难受。明明是被逼走的，却要面对孩子的敌意，刘小兰大概也伤心极了。
也许三十几岁刚离婚、刚出走的时候，她还很勇敢、很无所谓，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孩子的愧疚，独自在外的孤独，日渐占据了她的心。
赵勤说其实现在他也不是不见妈妈：“我长大了，知道那是大人之间的矛盾，妈妈当时也很无奈。我理解她，但毕竟不熟，现在就是逢年过节去看看她。”
两人都不是坏人，只是错过了时机。
民警问：“你知道你妈妈生病了吗？”
赵勤瞪大了眼睛：“什么病？我不太清楚。”
我们告诉他是宫颈癌，赵勤的眼睛一下就红了，他好像立刻想起了什么：“我结婚，我妈给了我二十万……她一个女人，应该攒了很久，我想着算是借的，以后赚钱了还给她……”
原来是这样。刘小兰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努力工作或花钱浪费，她用她的一辈子换了二十万，然后，全数给了儿子，一个她以为仍然怨恨她、不肯见她的儿子。
她像是深深后悔后的自我惩罚，没有给自己留一分钱，只打算靠美容院朝九晚五每个月18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甚至确诊绝症后，她都没有试图要一笔钱救命，没有让儿子知道自己的困境。
她选择了找一个陌生男人，把自己卖掉。
刘小兰和杨国昌认识的过程，是与犯罪动机相关的重点情节，我们曾经再三询问，但怎么问刘小兰也想不起具体的日子，只记得那是一个冬天，“那天天晴，还有点冷。”
两个人是在小公园跳舞认识的。刘小兰是跳广场舞的，杨国昌是跳交际舞的。
杨国昌在跳舞的老头老太太中很有名，不全是好名声。他穿着讲究、谈吐有文化，嘴甜，见谁都是“妹妹好，今天好漂亮”；但同时，他又有些手脚不干净，总是会在跳舞时揩油。
如果不是患病，刘小兰本不会和这个人有什么过度的接触，但确诊以后，她却莫名地留意上了这个人。
在接受审讯时，她忍不住回忆他的甜言蜜语：“他叫我‘美女’，教我跳舞，说我漂亮。”
也许这些话原本不能打动她，毕竟刘小兰离婚三十年也没有找过伴，而杨国昌的风流名声她也早有耳闻。但在刚刚确诊绝症的时候，这些甜言蜜语，突然变得格外动听。
我见过很多这种事，有人做了化疗，还在在意自己漂不漂亮。这根本上是希望自己的生命力如初，因为性吸引力就是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
也许也是疾病，让刘小兰开始不自觉地想要依赖他人、把希望放在他人身上。
她走近了杨国昌。三十年后，她重新成为一个人的“妻子”。
当然，她和他谈了条件，要五万块作为彩礼，也告诉自己，自己是为了钱和杨国昌在一起的。可是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她又一再提到杨国昌同居后仍然在外面“快活”，像是真的放不下这件事，真的期待杨国昌的爱。
她还提到，杨国昌的儿子把杨国昌接去吃过饭，都是她不在的时候；杨国昌女儿来看过几次，但也没跟她说几句话。她觉得他们根本没把自己当家人，甚至也许保姆都算不上。
说这话时，也许刘小兰自己也混淆了，她到底是来骗救命钱的“假新娘”，还是在孤独一辈子后寻求一个家的女人。
而无论是哪一种，她最终都没有得到。
事发当晚，刘小兰再次发现自己尿血。
她没有钱检查，上次去医院是快一年前，当时医生再三叮嘱她，一定要尽快就医，否则癌细胞可能转移；她不知道“尽快”的期限是多久，只知道自己的病情似乎越来越严重。
绝望之中，刘小兰最后一次问杨国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能把彩礼钱给我？”
回答她的是像之前每次一样的：“再说，再说，我找我儿再说说去。”
刘小兰意识到，她被骗了，杨国昌不会给钱，即使他给钱也已经来不及了。她已经错过治疗期限，她被他害死了，或者说，她被自己的痴心妄想害死了。
一无所知的杨国昌和以往一样，在睡前掰开她的腿。她觉得那天他下手很重，她特别痛。结束后杨国昌沉沉睡去，她睁着眼睛睡不着，感觉身上越来越痛、越来越痛。
凌晨，她摇醒了酣睡的杨国昌，假装着急地对他说：“杨老头，醒醒，刚有人打电话来说你儿出车祸了，快不行了。”
她撒的最后一个谎，下意识还是用杨国昌的儿子骗他。
杨国昌没来得及细想，就被刘小兰拉上了电动车，直接载到了城郊小河边。
刘小兰告诉杨国昌，他儿子撞到河边了，说带他去看，把他牵到了河边。河边一片漆黑，趁着杨国昌往河里张望，她一把推倒了他，按住他的后颈。
刘小兰一直觉得杨国昌很有力气，在床上、在发生争执时，她从来掰不过对方，但这一次她用尽力气，杨国昌越挣扎，她越用力。她在死者后颈，留下了那道鲜明的淤青。
好像过去很久很久，手中的人终于停止了挣扎。刘小兰把尸体推入河中，在河边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最后回到下车的地方，骑上电瓶车，回了他们共同的家。
她没有逃跑，也觉得没有必要，反正无论死刑还是宫颈癌，都是一个死。
她是在杀人，也是在自杀。
两个老人，一个曾在广东孤身闯天下，一个拿到过巨额拆迁款，明明应该是最努力也最幸运的人，一生无病无灾，最终却在这条漆黑的小河边，如同两只困兽，咬穿了彼此的喉咙。
刘小兰被儿子取保候审出去以后，我们还接到了一次他们的电话。是刘小兰儿子赵勤打来的，他说自己想带妈妈去治病，但妈妈不肯，觉得自己怎么样都是死，不想让他再浪费钱。
简单几句，办公室的人已经听得沉默。
民警让赵勤把电话给刘小兰，清了清嗓子：“刘小兰，听得出我是哪个吧？我们也算是熟人了，你儿这么有孝心，有什么事先把病治好啊。”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民警又说：“听说你儿媳妇怀孕啦？”
刘小兰嗯了一声，民警说：“那你要有孙儿了。你知道，你现在只六十多岁，还年轻，没判死刑就有希望看到你孙儿，说不定还可以帮忙带带呢。”
渐渐的，电话那头出现了啜泣声，刘小兰终于说了第一句话：“我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没用了。”
我听得好伤心。
民警着急地说：“那不是的，你儿小时候你没带，现在他有儿了你还是要带一下啊！你要弥补，知道不？”
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民警又放轻语气说：“这个病报销了花不得好多钱，先把病治好。”
刘小兰的哭声终于崩溃般倾斜出来，夹杂着几句抽噎：“我没用，还要拖累我的儿……”
电话那头传来低语，似乎是赵勤在安慰母亲，母子俩絮絮低语着，挂断了电话。
听到刘小兰带着哭腔的那两句话时，我心底最后的问题，仿佛有了答案。
为什么她宁愿卖自己、宁愿杀人，都不肯试一试问自己的儿子——她怕在儿子那里“没有用”。
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年轻的时候，婆婆说她一句不行，她一个人去了广州快三十年。年老的时候，她想证明和弥补的对象成了儿子，可这时候她已经老了，无论是时间还是勇气，都已拿不出来，她能想到的就是钱，所有的钱。
她后悔过自己错信了杨国昌，甚至后悔自己离婚出走，可没有后悔自己把所有钱都给了儿子。
她习惯让自己变得有用、变得强大。甚至穷途末路的时候，她想的还是，我身上还有什么价值，哪怕出卖身体、出卖劳力换“彩礼”，也没有想过向别人求援。
可真的只有有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吗？
听说后来，刘小兰终于还是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医院做了检查。奇迹的是，癌细胞竟然还没有出现转移，她在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切除了肿瘤。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又开心，又怅然。开心的是这对母子终于解开误会，怅然的是，原来这一切原本不必发生。
病情稳定下来后不久，案件判决也下来了，刘小兰被判13年有期徒刑。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也是她应当付出的代价。只是不知道，她出狱那天，会不会有家人在门外等候。
虽然没有太多的材料，柳二两还是愿意相信，刘小兰其实是一个挺勇敢坚强的女性，能够在那个年代坚持离婚、独闯广东。
可是独立自强，不应该意味着放弃对他人的期待、对感情的期待。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永远可靠，但在很多时候，也是它构成了安全网，让人觉得自己有退路，让人冲动的时候有顾虑，让人有坚持下去的力量，让人眷恋这个世界。
相信自己是一种勇敢，相信爱，也是。
不知道看到这篇故事的人里，有多少想到了自己家里的长辈，爱吃剩饭，不愿意花钱体检，无论怎么组织，总是“没苦硬吃”——她们可能也是害怕自己给人添麻烦，没有“用”了。
我脑海中闪现了好几个这样长辈的身影，我也常常在想，如何让她们不再害怕。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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