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先给你们看个好玩的：
据说这是剑桥大学的门卫室，有个中国留学生为感谢大爷守护了他的自行车，送了这面锦旗。这个举动在国内很常见，但在英国，这种盾牌形的旗子一般是王室用的。
门卫大爷把这旗挂了一整年，可美了。
文化差异，使得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换到另一个环境，就显得很奇异。
比如天才的作者侯小圣，她在澳洲当社工的时候发现，在这里高考不是人人能享有的权利，反而是一种“特权”——考试有不少穷人家孩子接触不到的加分项目，比如马术。
而且侯小圣还发现，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就算没有学上，父母也不着急。
她不理解但尊重这种现象，直到有天，三个女孩找到了她。这些女孩在家庭和学校都视她们为没有希望的差生的情况下，特别想读书。
侯小圣与她们素不相识，但她知道我们中国东北的一句老话：“孩子要读书，就是天大的事儿。”她还知道一句古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她们相遇的时候，距离高考只剩半年的时间。侯小圣决定，自己攒一个学校帮她们补课。
毕竟，论高考，中国人还没输过。
2018年，我从中国东北去到澳大利亚读书，选学校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离家远，对澳大利亚一点概念都没有。
后来我发现，这事好像也不全赖我，说英国人能想起薄嘴唇、秃头，说俄国人能想起大个子、蓝眼睛，而澳大利亚好像就没有所谓的“澳洲人”，走在墨尔本街上放眼望去，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都有，华裔就占其中的5%以上。
我一直没深究过这个问题，很久以后才知道，真正的“澳洲人”在这里有个特殊的代称，叫做“原住民”。
我第一次听说“原住民”，是在社工史这门课上。课本上有专门的一个单元，讲“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协议”。
这个协议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你们爱干嘛干嘛”。
老师告诉我们，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居住地，甚至自己的法律，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人即使在社会上杀人放火，都得按照他们内部规矩裁决。
当时我十分震撼，心想这不就成法外狂徒了吗？脑海里浮现一群西部牛仔骑马冲进大厦突突开枪的场景。
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原住民，实际工作和学习中我一个都没遇见过。和我一样从中国来的同学都有十几个，从古至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却好像隐形了一样。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遇见18岁的女孩玛蒂后终于渐渐揭开。
那是一个夏天，三个棕色皮肤、一头卷发的女孩被前台领进了我的咨询室。好像下意识一样，其中一个女孩站在了另两人前面，微微侧着身子保护着她的朋友，乌黑的眼珠小豹子一样盯着我。她身上有一种太阳晒得热腾腾的味道。
声音发着抖，她对我说了第一句话：
“姐姐，我们想上学，你们能帮我们吗？”
我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是司法社工，这个工作业务范围很广，上到违法犯罪，下到家庭矛盾，大事小事都能管一点，但这样的求助我也是第一次收到。
是谁不让妹妹上学！我们东北人可见不得这个。
我翻看着女孩们在前台填的表格，看到表格第一栏姓名，就意识到，她们是原住民。她们的名字出自土著语，在英语里像一串乱码。我只在课上学过这门语言，还是第一次见，忍不住读出了声。
三个女孩发出小小的惊呼，似乎很惊讶我能认识，对视一眼，整个上半身都不自觉地向我凑近。
意识到她们有些紧张，我又多闲聊了一会，问她们是不是走路过来的？
女孩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她们是坐公交来的。下车的时候，有个女孩的卡一直刷不出来，被查票员怀疑逃票，还是一个乘客帮她们解围的。
她们边说边比划，轻拍着自己的胸脯向我示意当时的害怕。
我想到社工史上学到的原住民，一瞬间觉得有些穿越——杀人都不用上法庭的原住民，竟然连查票员都怕吗？难道是因为她们年纪太小？又是谁不让她们上学了？
费了半天劲，我终于从领头女孩玛蒂马马虎虎的英语中拼出事情的全貌。
严格来说，她们并不是完全不能上学，只是没有人愿意帮她们考大学。
这三个女孩都是十二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三，在她们家附近的一所公立高中就读。
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学校一样，原住民在这所学校里有单独的一个班，理由很正当，因为大部分原住民小孩只会说土著语，不能用英语教学。
但到了高三，整个学校从老师到同学，对这个班都是放弃的态度——原住民的成绩太差了。
好像就是天生的，这帮小孩说话比别人大声，在课堂上坐不住，回家不写作业，家长从来不参与“家校共建”，各种课外活动也从来不参与。感觉他们就是对学习没兴趣，也无所谓考大学。
学校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大部分吊车尾班级一样，只等着他们混到毕业证，双方都解脱。
可偏偏这群人中，冒出来一个玛蒂。
玛蒂想学习，想考大学，她想学的是金融。出于一个文科生的不理解，我多问了一句为什么，玛蒂说因为她看的电影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都是学金融的。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变化，在一群吊车尾中，有一个女孩，突然有了梦想。
玛蒂拉着小姐妹一块猛猛学，成绩越来越好。可问题是，她的分班还是在原住民班级。
同学吵闹，老师敷衍，十年级的时候还在教七年级的内容。这样下去，她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考上大学。
我问玛蒂，那你们父母呢，他们怎么没有帮你们想办法？
女孩们面面相觑，说，他们好像无所谓。父母似乎更希望她们在族群里找个工作，不要离家太远，可能是因为“外人”和她们的语言文化都不一样。
家里也有过考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但他们非但没成为家里的荣耀，甚至像是一个忌讳，他们从来不回来，家人也很少提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三个女孩甚至自己都产生了怀疑。她们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如果她们的要求很过分的话，那就不用三个人都能读书，求我帮一个就行。
我说怎么选，要不就帮成绩最好的一个吧。
可能是看到我翻白眼，三个女孩都笑了。我哼了一声。
在我们东亚做题家的面前，妹妹要读书，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正当的事情，谁都别想拦。
几乎没有一丝犹豫，我就接下了这个案子，并把它的优先级排到了最前。
不但要解决，而且要速战速决，为三个妹妹争取冲刺高考的时间。
最开始我想的很简单，帮她们转个班不就完了，我不信学校老师敢告诉我，原住民和白人小孩有种族隔离，不能放一个班。
然而稍微和玛蒂聊了几句，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不太喜欢和其他班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她长得和他们不太一样，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每年开学，都会有几个贱兮兮的白人小孩跑来他们教室，像看猩猩一样围观他们。上课时，那群孩子也会抢他们的实验室、抢他们的教学器材，用手指指着脑袋嘲笑他们脑子笨、学不会。
虽然我很想收拾这帮小孩，但高考在即，没有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玛蒂她们的心态和学习环境一样，容不得半点风险。
我又想给玛蒂她们换一个原住民学校。可走访了一圈，发现整个区里所有的原住民学校都烂得如出一辙，有两所学校甚至共用一套老师，一所学校上课，另一所就得放假休息。
怎么会这样？
我换了一个思路，找到了一个原住民帮扶项目的负责人，名叫苏西。
听说我遇到的问题后，她很爽朗地说，政府当然有教育支持的项目，孩子想上哪个技校，我们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养……
我不太高兴地打断她：“她们要参加的是高考。”
对面的人愣了一下，发出一个“哇”的音。
我在对面一阵无语，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词，“种族歧视”。
在澳洲这些年，我不是没有遇到过歧视，就像玛蒂她们坐公交被怀疑逃票一样，我去超市买东西，也曾被怀疑“你们这些中国人经常少结账”。
当时我就被气笑了，字正腔圆地问那个售货员，你现在是要种族歧视吗？
对方立马破防：“回家找你爸妈问问吧，我有没有歧视你们。”
那时候我刚出国，英语没有那么好，但还是站在那大声用自己仅有的词汇量跟她吵了起来，吵到超市的领导层全跑来给我道歉，保证事后好好教育这人，我才收兵离开。
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纯送人头，但我忘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我是个成年人，我知道自己很厉害，我的国家也很厉害，所以我能不在乎。
如果我是一个18岁的女孩，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的时候，所有人都告诉我，你们这样的人就是脑子笨，就是不适合读书，那我会变成什么样？我能有玛蒂一半的坚定吗？
玛蒂她们面临的阻力，远比我想象中更大。
我和苏西花了一个下午，翻找了机构里所有的项目。找到最后，我俩面面相觑，意识到，真的没有。整个社会，没有人想象过，会有三个原住民小女孩想要考大学。
我想了一会，对苏西说：既然没有，那我们就去造一个吧。
“我们写封信给州教育局，让他们来开设一个专门的教学点，给孩子补课，你来监督给她们找最好的老师。”
当时的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发现了一个人们没有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超级合理的需求。邮件发出去的第二天，就摩拳擦掌开始做课程大纲，准备拨款一下来就开干。
没想到，几天后我收到的回复是：“我们很感谢你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但是希望您先证明这个项目的开办是有必要的。”
我把邮件横过来倒过去看了三遍，终于明白，他们想要我证明，这个补习班有存在的必要，换句话说，办了这个补习班，真的会有原住民来，他们真能考上大学。
我简直出离愤怒了。受教育权是写在宪法里的，哪怕人家考不上，你就可以不教吗？
可我又很清楚，这时候和他们掰扯这些没有意义。
我给苏西发去消息：现在就开始找老师吧，工资我来承担。
她说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你别管，我有自己的节奏。
当时我想的是，教育局这个条件虽然荒谬，但他们肯定不是完全拒绝，只是需要证据。如果我们把补习班办起来，让玛蒂她们考上大学，证明项目合理性，明年项目正式成立，教育局应该就会把请老师的这笔钱报销给我。
只是我得赌，赌玛蒂她们真能考上大学。而这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决定。
要知道，这是我三年来收到的第一个原住民的求助，这意味着她们的族群里从未有人学会使用这套支持体系，而这三个18岁都不到的女孩学会了，就因为她们想学。
我相信，这样的人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她们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我申请了那个月几乎所有的夜班，来挣外快付老师的工资。苏西开始招聘老师，我也以机构的名义注册了一个招聘软件，去给她帮忙。
最开始我想得挺简单，有教高中的经验，熟练掌握土著语言，最好有一些社会服务经历就好。
符合条件的简历每天都能筛选到十几封，可电话打过去，对方一听是给原住民上课，有的甚至会直接挂断，有礼貌一点的，也会脱口而出：“她们学得会吗？”
把这些人狠狠删除后，还剩下差不多130来个能面试的。
因为筛选条件中要求会土著语言，其中有差不多一半以上本身就是原住民。说实话看到这个数据时我挺兴奋的，谁说原住民考不上大学，这不是这么多吗！
我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面试。
第一个来面试的原住民老师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士，我们线上面试，不知道为什么，她手机的像素有点模糊，收音似乎也不太好，时不时会中断。
她是教数学的，简历上写着她虽然没有专业的教师资质，但有教高中孩子的经验。同事找了几个历届的高考题，让她现场简单讲解一下。
没想到题目发过去后，对面却是一阵沉默。
我差点以为视频断线了，可偏偏又能看见视频里女人在紧张地拨弄头发。
同事等了很久，肉眼可见她的表情越来越纠结，努力委婉地问：“您是……没有见过这些题吗？”
女人含糊了半天，嘟嘟囔囔地说：“我没想到教高中生这么难。”
同事反问她不是在简历上写自己有教学经验吗？
在我们的试探下，女人最终承认，她确实教过孩子，还不止一个，但那是她们自己社区里的孩子。
在她所在的原住民社区，有许多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公立高中，她就在家给他们开小灶，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因为都是教到高中的年纪，她就以为在外面当老师也是这样的。
女人本来是在解释，我却越听越恐怖。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着，除了她以外，还有一群孩子从来不知道公共认可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没有听说过高考，没有见过真正的文凭。
这在原住民社会是常态吗？在那个有另一套法律的社会里，有多少孩子面临着这样的生活？他们被剥夺了多少机会？为什么整个社会，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没有人在意这群孩子？
这一切忽视，真的只是巧合就能造成的吗？到底是谁在阻止玛蒂她们？
我们，能赢吗？
经过两个礼拜的面试，我们终于招到了三个老师，其中唯一一个原住民籍的是一个叫纳耶丽的女孩，教英语。
她是一个挺干练的女孩，头发应该是拉直过，不像大部分原住民那样卷，英语也很流利。
我想起玛蒂说家里考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大多不再回家，特意留意了一下纳耶丽的住址，果然没有在原住民社区。
我很好奇，纳耶丽小时候有没有遇到和玛蒂类似的问题？她是怎么从原住民中考出来的？又为什么没有再生活在原住民社区？但纳耶丽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些事情。
我告诉纳耶丽这所“学校”的来历，她既没有热血沸腾也没有泼我冷水，只是淡淡地问我：“那你们发得起工资吗？”我说发得起。她又问，那你们有场地吗？
没等我回答，就自己说道，如果没有的话，公园里也能学。说完她就答应来上班了。
纳耶丽试讲的第一堂课，就向三个女孩介绍了自己的出身，说如果有什么英语听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她。女孩们明显一下就被她吸引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姐姐”会不会对玛蒂她们有什么帮助，但确实能在课间看到女孩们围着她用土著语闲聊，聊到什么好笑的地方，几个人笑成一团。
有时候我忍不住上去凑热闹，她们就会简单概括一下给我，可是梗这种东西脱离语言就不存在了，我也只能哼哼唧唧地离开。
补习班就这样办了起来，苏西为我们联系的场地就在离女孩们社区不远的一栋小楼里。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日，纳耶丽和另外两个老师会轮流来给玛蒂她们上课。
补习班开班的时候离高考只有五个月，我很担心这点时间能不能起到作用，只要一有空，就跑来补习班检查老师们的教学成果，弄得纳耶丽都专门来安慰我，让我不用太担心。
她说这三个孩子的成绩其实挺好的，只是不太懂高考的规则，只要用她们听得懂的语言梳理一下，考上大学没什么问题，只是要冲刺更好的大学而已。
其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自从补习班开班的第一场考试，我就暗戳戳地给三个孩子算过分了。得到结果的那一刻，我惊喜，但也更紧张。
她们在一个所有人都否定的环境里，默默学成了这样，我很怕我们这个草台班子补课班能不能达到她们的预期。
玛蒂她们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甚至于她们后面都很少跟我说话，每天一到补课班，打开书包就是学。
我被冷落反而很开心。妹妹读书就是最大的事，至少她们记住了这一点。我能感觉到，她们在补习班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忙碌。
补习班门口的夕阳
高考前，我问了一次需不需要我去送她们，玛蒂很轻松地跟我说不用。于是考试那天我心安理得地睡了一个大懒觉，醒来一摸手机，收到她们已经考完第一门的消息。
分数出来后，三个女孩都上了墨尔本大学，是整个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
她们跑来机构感谢我。是那种特别小孩的感谢，准备了一个满满当当漂漂亮亮的午餐盒，说是感谢我，结果三个小女孩坐在我的咨询室里聊起了大学生活。
我吃着午餐，时不时插几句话，告诉她们墨尔本的什么东西好吃，哪里好玩。
纳耶丽也来跟我告别。她有很多份兼职在做，还在给一些很有钱的家庭当英语家教。她说自己要攒钱买一艘船，出海去玩。
我将所有信息和票据整理齐全，完成最后一份报告，发送给教育局的邮箱。
没过多久，一个衣冠楚楚的白人官员来到了苏西的办公室。那天我没在现场，只从苏西的口中听到了这场谈话的转述，大概意思就是——
这个项目还是不够成熟，政府没法为我们拨款，或报销我的投入。
我被这个回复打蒙了。
我努力分析苏西带来的每一个信息，最后发现，分析没有意义。他们说的话全是借口，实际上，他们就是从来没想过为这个项目拨款。即使明知道女孩们的困境，明知道这种歧视的存在。
我不明白。我试着全网搜了一下类似的项目，想知道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理解错了哪里。
在相关网站上输入原住民，弹出的政府项目，一大半都打着“历史”、“文化”之类的标签，最常见的医疗、教育、法律类的项目却屈指可数。
我很不理解，顺手点进了一个项目页面看。这是一个原住民历史的介绍，这些信息我不是第一次读，却是第一次“看进去”。
那里面写，从数万年前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到第一次有记载的1778年，澳大利亚有原住民75万人左右。到了1933年，这个族群只剩下不足10万人。
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是白人殖民者的到来，和一个被称为“漂白澳洲”的政策。
玛蒂她们是被害一方的后代，所以，她们天生就“不止”是三个孩子，更是那场屠杀的证人。
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们。想保护她们濒危的语言、文化，但又实际上导致了她们成为孤岛，被普通人视为洪水猛兽。
她们民族内部大概也非常纠结，如果学英语、考大学、去大城市生活，是否就意味着忘记了仇恨；可如果不学，孩子是不是就失去了许多机会。
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妹妹读书天经地义”。
我觉得很茫然。
原住民扶助机构的苏西告诉我，如果我想要回钱，还有一个办法：她找到一家机构，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想做成一笔生意，我们可以把和他们合作，把前期投入作为“入股”，只要它真的能运转，就可以通过分红的形式赚回来。
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这就意味着，这个补习班还得办下去，我还会从一个帮忙的局外人变成“股东”。
这件事让我非常犹豫。
我想过要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做点什么，那也是调研华裔女性的心理状况、调研我发小曾经患上的厌食症、制止曾发生在我身上的家庭暴力重演……这些都是和我自己息息相关的，可是这群原住民，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何况背后这又是这么庞大的一个问题。
我的时间也很宝贵。也许，自认倒霉，把这笔钱忘了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那天下班，我突发奇想，决定去社区最近的原住民社区看看。
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离我上班的地方大概十公里。只是我在这没有认识的人，没有听说过社区办什么活动的消息，也没有收到过来自这里的求助，所以从没来过。
把车停在门口，我随意地走进社区。
这里和澳洲的大部分小区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更热闹一点。几乎每家都有小院子，院子里一定有一张长条桌子，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桌边闲聊、做家务，远远看我走过来就在好奇地张望。
有人问我是来找谁的，她用的是英语，我用学过的一点点土著语艰难地回答她。我知道自己说得很不标准，但他们还是明显高兴起来，忙着拉我进去坐，给我零食。
可是等我详细介绍完这个补课机构，他们的反应却十分平淡。大部分人都觉得，大学好像没什么必须要读的，读不读都是找工作，而且也都找不到。
有个年轻妈妈告诉我，她之前考过电车司机的驾照，在外面找了很久工作，但每次都在最后关头被拒绝，最后还是回社区卖自制的地毯和头巾了。
原住民自制的地毯
我有点理解了他们对上学冷淡的原因，又问，那如果孩子考上了呢？
他们想了想说，考上了读也可以。
我明白了，他们并不打算阻止孩子，只是做不出选择，想交给命运。
我们也聊到之前面试时那个老师提到的社区学校。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大部分孩子还是会出去读初中高中的，只是他们仍然习惯把学龄前的孩子带在身边，教他们一些自己文化的东西，比如家庭历史、食物，或者只是一起游戏。
招待我的这家人有好几个孩子，大的都出去上学了，小的两个都是一两岁，就在妈妈怀里，时不时亲昵地贴贴脸蛋。
我在那片社区待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收起了我的小册子，只是随便走走看看，听院子里我听不懂的闲聊。每个人都会和我打招呼，还有人拿着橘子站在家门口，等着我经过给我吃。
我不认识他们，可是这一刻，我又好像认识了他们。
不是不用遵守法律的法外狂徒，不是阻挠孩子读书的大家长，不是背负仇恨的幸存者，就是一个一个人，像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过的故事，不太清楚未来会怎么样，糊里糊涂又热气腾腾地生活着。
我带着他们给的橘子，溜达着走出了社区。
我决定了，要把这个学校办下去。他们没有想好怎么选择，我想给他们添加一个选项，仅此而已。
新学期开始，在苏西介绍的机构的帮助下，我们的补习班招到了近20个高三学生。
我特地叮嘱机构，对新生基础的要求不要太高。之前玛蒂三人的成绩基础很好，那是因为她在很小的年纪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她们非常特殊。
那样的天才很罕见，我们补习班不可能只帮助天才。正常情况下，在原住民的生长环境中，能学成40分就算不错。
开学前，我跟所有老师打好招呼，说你们不需要和学生们讲一些励志鸡汤，就正常上课，让所有学生有真正的学校的感觉就可以了，不要刻意降低难度，也不用自作主张地放慢语速或者故意把英语讲得很简单，不要给学生一种被特殊对待了的感觉。
我给自己在补习班里留了一间小办公室。
正规的学校里都会有驻校社工，要定期和学生谈话，而玛蒂之前说她们很少和社工打交道，她们以为是语言的原因；因为认识玛蒂的时候她已经要高考冲刺了，我也没有和她聊太多。
这次，我要保障这些孩子都被一个专业社工关注到，别人有的他们也要有。
开学第一天，一群棕色皮肤、头发卷卷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走进了教室。
补习班不收费，大部分孩子来的时候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这个班和学校有什么不一样。第二堂课上到一半，有个男孩举手问什么时候玩游戏，我们才知道他以为这是原住民的老乡会，还在等着发零食。
得知是补习考大学以后，他兴趣缺缺地拎包走了。
大部分孩子随遇而安地待了下来。反正原住民社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他们有很多课外时间。
新招进来的这批孩子基础比玛蒂他们差很多，第一次考试之后我就意识到，不想点办法的话，可能要糟。
一个补习班提不了分，那还办什么玩意？
除了老师努力以外，我也开始研究。澳洲高考有很多选修科目，找一个简单又好加分的项目，无疑是最好的弯道超车方式。
大部分孩子会在家长的帮助下选修体育或艺术类的，但我们请不起那种老师，我考虑过亲自上阵教他们中文，但看了一眼题目后，发现自己身为一个东北人，对中文语法应该是一无所知，遂放弃。
我又盘了一遍所有的科目，能用文字解决的不上器材，能死记硬背的不靠理解，加上所有的条件后，突然“发现”，有一门课叫经济，考试内容就是写一篇金融类的小作文，但对这篇作文的重复率没有什么要求。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可以刷题库，然后背作文！
这简直是我这个中国优秀高考生的舒适区。我发挥自己的信息检索能力，搜刮润色了16篇作文，打印发给全班，要求他们全把这门课选上，然后一篇篇作文给他们解读，要求他们从头到尾背诵、默写，找我检查。
背到最后一轮的时候，一群卷头发棕皮肤的小孩在教室里站成一排，我守在教室门口，每个人来找我过关，背完才能出去玩。
这种“衡水中学模式”在澳大利亚简直是降维打击，孩子们连金融英语单词都认不全乎，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在这门课拿到相当于七八十分的成绩了。
如果一定说有什么副作用的话，可能是孩子们的身心，以及我们的关系。我能感觉到，这帮孩子看我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深深的怨气。
从开学第一天我就知道，这些孩子并不非常明白我这个社工是干什么的。
我本想按照学校社工的惯例，在开学时给他们做档案，内容包括各个孩子生理和心理上的病史，以及可能导致他们出现问题的物理或心理上的“过敏原”。
结果，一场访谈下来，孩子们只能说出一些睡不好、胸口疼之类的非常模糊的情况。
我的工作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社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作，可是这里压根没人向我提出问题。
这群孩子根本没有心理健康、心理疾病的概念，甚至不太理解什么是法律，更不用说向他们解释我是干嘛的了。
我托一个会土著语的老师帮我沟通，这个老师想了几天，问我社工的工作可不可以理解成“告解”。原住民有自己的信仰，他们会把自己的烦恼在一间空房子里“告解”给神灵，这就是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的方式。
于是我把办公室的大门打开，告诉他们可以把这里当成告解室，如果不想我待着的话，我就会出去。
上了两个月的课后，在某一节课间，突然有个女孩走进我的办公室，进来也不说话，就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反应过来，说好的我这就走，然后就出门把空间留给了她。
打那以后，拿我的房间当告解室的孩子就越来越多了。我在房间里放的饮水机，有时候他们一天就能喝完一桶水。
我没有偷听过孩子们的告解——当然也听不懂，所以心理咨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进展。
他们给了我新的职业定位，就是告解室的看门人。有些孩子开始会把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交给我，比如几个小孩吵架的时候，就会跑来找我主持公道。
可是他们不找我求助，不代表问题不存在。
那天我正好路过教室，就看见学生们围成一圈嚷着什么。我过去看，发现有个男孩正蹲在地上，双手抱膝，整个人不住地发抖。
同学们跟我说他是“中风”犯了，我却一眼看出，这是惊恐发作的典型症状，也就是焦虑症引起的一种躯体反应。
我赶忙驱散围观的同学，陪男孩一起蹲在地上，像拍小孩睡觉那样一下一下拍拍他后背。他没有病历，更没有常用药，我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慢慢等他平静下来。
等他好了一点后，我告诉他，这不是“中风”，是焦虑引起的身体反应。人除了身体会生病，心也会生病，要及时看病吃药，找医生，比如说我。
我知道这个概念对他们肯定还是很难理解，但也没想到，不到一节课后，补课班里就开始传我会治中风。放学的时候，有个男孩溜进了我的“告解室”，问我能不能给他也治一治“中风”。
我问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在什么情况下发作？
男孩告诉我，他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中邪一样，比如总觉得班上成绩差的同学碰过他的书包后，他的成绩就会变差，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洗才能洗干净，有时候着急了，甚至急得发抖，就像中风那样。
这是很典型的强迫症情况。我知道指望他定期治疗很难，首先应该缓解他的压力。
我灵机一动，说这样吧，你把书包拿来给我摸摸，我是中国人，我碰过的东西有护甲，之后你学习就好了。
我摸了摸他的书包就还给他，后来几周的时间，男孩的数学成绩猛提了十几分。从那天开始，我在这群孩子中的角色又多了一个，“中国大法师”。
反正从来就不是社工。
在这间小小的补课班里，孩子们补习英语、数学、历史，慢慢地，也在补起缺掉的心理健康，甚至生理健康。
第一天登记的时候我就发现，班上二十几个孩子，有一半都有大大小小的听力问题。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们上课为什么总是特别吵，因为没法“说小话”。
我感觉这么高的比例应该不是巧合，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有人研究过，原住民的听力障碍的发病率是50%，大部分源于幼儿时期的慢性化脓性中耳炎，而这个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就两个：卫生习惯不好和营养不良。
这群孩子的卫生习惯确实有点要命。我看得出来，他们不常洗澡，手总是脏兮兮的，还有的孩子从来不用水洗头，而是用沙土。
但我之前都不知道，不洗澡、不洗手，脏手去摸耳朵眼睛，竟然会导致失聪、失明等严重问题。
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去逼他们每天洗澡，是不是有点太“傲慢”了？我犹豫了很久。
最后让我下决定的是这样一件事：有天中午，老师来报告说学生们在休息室打起来了，抢三明治吃。我说午餐的三明治都是按人数准备的，怎么会不够？
跑去休息室一看，桌上剩了好几个三明治，只是每个三明治上都印着一两个鲜明的黑手印，估计是哪个孩子捏了之后不想吃又放下了，后面的孩子嫌脏也不想吃，就这么浪费了。
我一看，好嘛，你们自己也嫌弃自己，还浪费粮食，那还谈什么文化保护，立马开始收拾这帮小孩。
我给孩子们开了一堂卫生课，一个月两次。先教怎么洗手洗脸，接着男女分开教洗澡，最后教清理伤口，让他们不能再用草和土消毒止血，受伤了学会用碘伏。
这课最开始一点用都没有，孩子们学是学了，会是会了，可一点也不想用，只能每节课前让老师押着他们去洗手。
直到有次我去上卫生课的时候，有个女孩突然偷偷地问我身上为什么有香味。我告诉她自己喷了香水，她露出羡慕的表情。
我说可以明天带过来给她用，突然又灵机一动，说香水的原理你们知道吗？这个东西是放大人身上的味道的，如果你不好好洗澡，明天用了这个东西，反而会变得特别臭。
第二天一早，打开教室门，我看见了十几团蓬松的蘑菇。他们都把头发洗过了，自然卷的黑发在阳光下看起来软软的。
我把那瓶香水留在了办公室里做公用，一度成为时髦，很快又被冷落。他们像所有孩子一样三分钟热度，在自己的白纸上试试这个、试试那个。
只是，这张纸是从这一天开始擦干净的。
除了勤洗手以外，我还惦记着为已经有听力障碍的孩子申请单独考场等福利政策。表格发下去，却收上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甚至明显故意撒谎的信息。
我一下就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听力障碍。
我问他们，是不是从来没有申请过类似的补助，比如公费买助听器、让学校给你单独的课程回放之类的？
孩子们说是。
我说你们应该拥有。听力障碍不是你们的问题，被照顾应该是你们的权利。
孩子们似懂非懂。
有一个左耳完全失聪的女孩说，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有个白人男同学故意对着她的左耳朵说脏话，她完全听不到，想转过去用右耳朵听，那个同学也跟着她转，一直站在她左边。
有个平时和她几乎没交流的女同学看不下去，走过来把她拉到一边，她想说谢谢，女同学也一扭头走了。
这种事情多了，他们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残疾，哪怕是去争取应有的权利。甚至于，他们也不太懂“权利”这个词的意思。
我告诉他们，就像你有手有脚，你抬自己的手不用经过别人的许可，这就是你的权利。他们还是不明白，我就让他们试一次。
我让那个左耳失聪的女孩，试着自己在考试时告诉考官，她需要使用特殊耳机。
这个建议提出了很久，女孩每次都不敢。她宁愿假装自己能听到，跟我们说这样其实也没什么差别，没必要的。
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一样呢？
直到最后一次考试出来，她特别开心地偷偷告诉我，她试了，她在一张小纸条上写，她左耳失聪，要求使用特殊耳机，然后递给考官。考官立马答应了。
我看着她弯弯的眼睛，知道她感受到了。这是应属于她的权利，她试着抬起自己的手，然后抬起来了。那一瞬间，我比看到他们考试高分还要高兴。
考试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我能感觉到，孩子们慢慢有些紧张了。他们开始喜欢学习，想要考大学，也开始因此患得患失。
让我感觉有点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戴美瞳了，蓝色的或者绿色的。
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小孩之间的时尚，直到有一次有个孩子跟我说漏嘴，我才知道，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蓝眼睛的人才能考上大学。
或者是为了吉利，或者是为了考上大学后不显得特殊，总之他们就开始学着戴美瞳了。
还有的孩子给自己起了英文名。他们觉得自己的名字有点怪，就因为我会念他们的名字，他们会表现得特别惊喜，夸我厉害，我说念你们的名字不应该是什么困难的事，普通人也应该学会。
我想起拉直头发、从不提过去的纳耶丽，突然有些难过。
我想要帮他们走出去，拥有更多权利和自由，可是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伪装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吗？难道要一直戴美瞳、拉直头发、漂白皮肤、改变名字、说别人的语言吗？
我莫名想起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墨尔本的美术馆有蔡国强的展，难得看见中国艺术家，我跑去看，走进大堂时正听到一个大哥大声接电话，说：“我在这看蔡国庆的展呢！”
我噗嗤一下乐了。可是周围没有人跟我一块笑，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孤独。
我没有伪装自己，我告诉所有人我是中国人，吃中国食物，每天和国内朋友聊天，可我还是会觉得孤独。
我很怕，我和这些孩子费尽辛苦，最后却把他们送到这样一个更孤独的境地，可是我又很难向这些孩子表达这种抽象的担忧。
考前最后一个月，我给孩子们做了一堂职业规划课，小心翼翼地问他们，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的孩子想成为工程师，有的孩子想成为老师。他们的理由有的很稚嫩，甚至离谱。
左耳失聪的那个女孩说，她想去做残疾人保障相关的工作。她在我的电脑上看到过一次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页面，她很喜欢那个白紫相间的logo，因为她喜欢紫色。
还有个女孩拜托我给她介绍所有和语言学相关的专业，我说到“濒危语言保护”的时候，她眼睛亮闪闪地说，她就想学这个。她觉得土著语很特别，不想忘记它。
我想起纳耶丽，作为一名英语老师，她对语言也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我的英语经历过学校和社工工作的打磨，几乎从没人挑过毛病，但她是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英语有些攻击性，缺乏母语者的委婉语气的人。她说她就是知道，因为她从小学习两种语言。
那堂课到最后，孩子们问我，你呢？你是怎么选择的？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想了很久，说，我的家在海的那一头，因为好奇，我来到了这里。有的时候我会很想家，比如说……比如说看到你们把三明治捏得黑黑的时候——
有孩子恼羞成怒地扑上来捂我的嘴巴，但是手落下来之前，温柔地冲我晃了晃，示意自己洗过手了。
我笑着挣脱他继续说，我说那时候我特别想说一句中文，“真行”。
看他们懵懂的表情，我大笑，说现在你明白我偷听你们说话的时候的心情了？
我说我不想忘记自己的语言，我的食物，我老家的很多东西，我知道我永远是特别的；可是我也一定和我身边的人有一样的权利，我们会一样读书、一样看病、一样工作。
世界要平等地属于我们，无论我们是谁、在哪里。
补习班门口的彩绘
一年的补习结束，这一批学生全都上了大学，有好大学也有普通大学，但全部都是本科，只要坚持学，本科学位就拿到手了，将来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再读更高的学位也有了可能。
机构给了我这个项目很高的评价，决定继续办下去。而我因为父亲身体的原因，决定辞职回国，也就离开了这个项目。过了大概两年，前期的投入才以奖学金的名义陆陆续续地还给了我。
每次到账，都好像小声地提醒我一句，这个学校还在。新的一年，又有另一群棕色皮肤、卷发的小孩，叽叽喳喳地走进教室，激动不安地走进考场，走向他们的世界。
前不久我看了一个电影，叫《里斯本丸沉没》，故事讲的是一群日本人用船押送一群英国战俘，在海上遇到了美国人的袭击，日本人弃船逃跑，差点把船上的英国人都害死。
听起来像是一个外国片子，实际上竟然是中国人拍的，因为这起事故发生的地方在中国海域，逃难的英国人在大海上漂的时候，被一群中国渔民发现了。
中国渔民不忍心，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群完全的陌生人救了起来。几十年后，一个中国导演不忍心，又把这件事拍成了电影。
就像这个故事里，一群白人屠杀、欺负了一群黑人，和几百年后来到这里读书、工作的一个中国女孩没有任何关系。
但她路过不忍心，于是划着一只小船，冲进大海，救起了离她最近的那个，又救了一个、又一个。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太多宏大的问题，我只想对这个女孩说，你很厉害，你做得对。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1358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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