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档案】打捞带劲儿的真实事件
由陈拙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可靠的文字、影像资料
进行还原式地写作
以达到续命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发了一篇相关研究,科学家是这么解释的——很多人的名字里,都包含一些刻板印象,被反复叫名字时,人会下意识去做一些符合名字的行为,最终影响外貌和性格。这事听起来还挺有趣,但对于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来说,这一点也不好笑了。现在,他继承了杀人犯的职业、诊所,和曾经作为抛尸现场的“池塘”,有人说他和杀人犯长得有点像。还有人说:“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作为一个常常失败的普通人,光是考医学院,他就落榜过两次,被整个州的所有大学轮番拒绝过一遍。好在他是不服输的人,第三年终于考上了,熬过八个艰苦的学期、三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后,他迎来了人生第一场面试。彼时他年近四十,头发花白,已婚已育,小女儿即将出生,还有30年的房贷要还。他挺乐观,形容自己“大器晚成”。这份工作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乡村诊所,诊所规模不大,只有六间病房,因为一些原因曾停业三年,最近重新开业,正在招一名乡村医生。面对满屋子的面试官,本杰明·吉尔默慷慨激昂地讲述了自己的医学梦想。他的父亲是一名在医院工作的牧师,当他八岁时,看着穿白大褂的医生们快步走过抛光的地面时,他就萌生了当医生的梦想。成为医学生后,他曾在非洲加蓬当过志愿医生。在那里,每只蚊子都携带疟疾,大多儿童都吃不饱饭。他遇到过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肺部几乎瘫痪,要靠呼吸机才能活下来。医院只有一个简易的呼吸球面罩,本杰明·吉尔默为他做了几个小时的人工呼吸,换班后,他躺在医院院子里睡觉。他醒来时,那个年轻人已经死了。他决心当一名村医,帮人接生、接骨、治疗感冒和精神疾病……让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人们活下来,这是他的职业使命。大约30分钟的讲述完毕后,本杰明·吉尔默觉得,自己应该发挥得还不错,但房间里的气氛很微妙,他从面试官们的脸上看出了担忧。有人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知道,这家诊所为什么停业吗?”这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大新闻,备受爱戴的村医疯了,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割掉他的手指,第二天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上班。“另一位吉尔默医生的存在,不会影响我如何对待病人,也不会影响病人如何对待我——即便有影响,那也是暂时的。”面试官们看起来松了口气。当天,本杰明·吉尔默就拿下了这份工作。他特意去杂货店买了一些高档奶酪和葡萄酒,准备回家和妻子庆祝。那天夜里,他们花了好一番功夫,哄睡了两岁的儿子,疲惫地坐在家门口。“我们终于有家了,”他说,“艰苦的日子都过去了。”这对夫妻不会想到,很快,另一位吉尔默医生,将如何闯入他们的生活。工作第一天,本杰明·吉尔默起了个大早,换上最得体的衬衫,冲了杯咖啡,在早上六点,日出之前就坐进了车里,穿过森林、小溪和古老的高山,他来到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地点,一家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脚下的诊所。他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有高血压史的65岁男人,当地人管他叫“骡子人”,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还在用骡子耕地的人。“我有点咳嗽,”骡子人说,“你给我打一点青霉素,就可以了。”本杰明·吉尔默笑了,“这可有点过时,我先给你做一下检查。”“这是兽医的方法。”骡子人粗声粗气地说,“如果它能治好骡子,那也能治好我。”他的语气并不友善,本杰明·吉尔默立刻意识到,医院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他想聊点愉快的事,“今天你也是骑骡子来的吗?”“小子,骡子不是用来骑的,它们是用来劳作的。你什么都不懂吗?”本杰明·吉尔默有点尴尬,他确实对乡下生活一无所知。他为自己的鲁莽道了歉,给对方开了药,并让他在一个月后回来复诊。骡子人勉勉强强地答应了,临走前,他从脚边的纸袋里拿出了一个灰色的罐子,递给了本杰明·吉尔默。“什锦腌菜,”骡子人说,“另一位吉尔默医生很喜欢它。”接下来,他又接诊了几位病人,他们为他勾勒出了21世纪美国乡村的生活:人们在药物成瘾、食物匮乏或肥胖里挣扎,富有和贫困同时存在。本地的一位律师曾代表农民们起诉化肥公司,他患有心脏病。一位牧师快乐地喝着汽水,报告自己的血糖数值,来拿他的糖尿病药物。还有一位沉默寡言的警察,说自己越来越焦虑,偶尔想自杀,但从未想过看心理医生。本杰明·吉尔默站在荒野上。
当天,本杰明·吉尔默的最后一位病人是一个60多岁的女士,因为反复背痛来就医。当他推开诊室的门时,那位女士惊慌失措,像溺水一样大口地喘着气。他意识到:对方很怕他。
“没事的,专注你的呼吸。”本杰明·吉尔默声音轻柔地安慰,“看看墙上的照片,试着数里面有多少人。”午休时,他用自己和家人的照片装饰了诊室,他希望病人们能意识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而感到安全和放心。那位女士渐渐平静下来,“我知道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在预约提醒上看到‘吉尔默医生’时,不知道谁会走进这扇门。”“我很爱戴他。”她说,“他对我很好。我以前没法开车来医院,他经常开车来我家。但这是在……之前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本杰明·吉尔默遇到了很多前任吉尔默医生治疗过的病人,他们都很乐意和他聊聊另一位吉尔默医生,文斯·吉尔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文斯·吉尔默,觉得他是个残忍的杀人犯。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女士说,文斯带她走出了医院,在后院待了30分钟,寻找象征着幸运的四叶草。“我以为他会像大多数医生那样,只是让我吃药。后来我在草地上爬来爬去,寻找四叶草,这有点疯狂,但确实,我感觉好多了。”一位建筑工人说,文斯调整了诊所的营业时间——早上7点开门,晚上8点关门——这样像他这样的上班族就可以去看医生了。一位农夫说,在他身无分文来看病的时候,文斯曾收了他一袋西红柿和12根玉米,就当诊金了。病人们形容文斯·吉尔默医生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身材魁梧,总是喜欢拍人后背的男人。他跟本地人一起看校园棒球赛,为孩子们做免费体检,还常常跟妻子在周四晚上去跳广场舞。还有一位女士说,她第一次去就诊时,文斯问她是否需要一个拥抱。“大家都说我像‘熊’。”他说着,给了这位女士一个巨大的熊抱。听说这些时,本杰明·吉尔默很惊讶,医学院的教育会让医生和病人保持距离。但作为一个村医,他觉得,也许文斯的友好、开放正是病人们所希望的。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切关系由山来划分。毫无疑问,本杰明·吉尔默属于山的另一边,一天结束时,他要开车穿越山脉、小溪和森林,回到位于郊区的房子。第二年的四月,花开的季节,诊所遭遇了鼠患。这对需要保持无菌环境的医院来说,是个致命问题。他们尝试了各种灭鼠方法:雇佣灭鼠专家、设置捕鼠陷阱、加固诊所门窗,但都没有用。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诊所发现老鼠的痕迹。一筹莫展之际,他好奇过去文斯是怎么消灭鼠患的,“他是怎么杀死它们的?”“文斯不忍心杀死这样的小动物。他会买一堆捕鼠陷阱,抓住它们,然后把它们放归到田野里。”那天过后,本杰明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画面:一个正在服无期徒刑的杀人犯,轻轻地将一只老鼠握在手中,然后把它放到了一片草地上。工作一年多以后,本杰明·吉尔默养成了一个习惯。午休时,他会走出医院后门,到停车场后面围起来的杂草丛跟前,深呼吸,舒展身体,冥想一会。那天,他放空时,遇到了溜出来抽烟的一位护士,他好奇道,“我一直不知道这里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是一个池塘。”护士说,“另一位吉尔默医生曾在里面养了很多锦鲤。谋杀案发生以后,警察就把它围起来了。”护士说完,掐灭了烟头,走回了屋里。只剩本杰明·吉尔默一个人,继续盯着那个杂草丛生的坑,像是要找到什么答案。几个月后,本杰明·吉尔默接诊了一位73岁的病人。他们从未见过彼此,但一进门,对方就面带微笑,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他已经习惯了病人们会有一些性格怪癖,很多人都想对医生倾诉些什么。在他还没有开口问症状时,对方突然笑了,露出了满口白牙,说了一句让本杰明·吉尔默呆在原地的话。他再次说,“你知道,文斯·吉尔默,你长得很像他。我打赌,他不喜欢你接管他的工作。”“他就要出狱了,”他说,“出狱后,他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门口的护士注意到了不对劲,进来帮忙做了基础的检查。当本杰明·吉尔默再回到诊室时,那位病人仿佛已经忘记了刚刚的对话,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前臂的绷带,当医生向他描述药物可能带来的风险时,他老实地点了点头。临走时,那位病人扶着门把手,又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如果他的目的只是吓唬本杰明·吉尔默,那他确实得逞了。那天晚上,本杰明·吉尔默把家里所有的锁检查了一遍,他留意着黑暗里的每一处动静,窗外摆动的树枝、过往的车辆、草坪边咀嚼青草的鹿……他把一把厨房刀藏在了门厅书架后面,又翻出一支棒球棒,放到洗衣房后门触手可及的位置。好消息是,文斯·吉尔默至今仍在当地安全等级最高级别的监狱里,正在服无期徒刑,没有假释的可能。2004年6月的一个下午,文斯·吉尔默驱车前往一家精神病院,接父亲回家。他准备送他去离家更近的一家疗养院,这样,父子俩还可以去附近的湖里划独木舟。那天晚上,他们去了一家快餐店,父亲对他哼唱了《黑绵羊咩咩叫》这首歌。晚些时候,文斯·吉尔默将一根狗链缠在了父亲脖子上,勒死了他,用一把修剪树枝的剪子,剪掉了他所有手指。第二天早上,文斯准时出现在诊所,开始一天的工作。医院前台、护士,还有他接诊的15位病人,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的地方。本杰明·吉尔默觉得,这起案子离他很近。文斯杀死父亲的年龄,和本杰明现在一样大。他被逮捕的地方,正是他过去常买装修木材的地方。杀完人两天后,文斯报了警。他撒了一个很容易被触破的小谎,说父亲走丢了。他在一堆报纸里看到了文斯的照片,画面里的男人眼神忧郁,剃着光头,穿着橙色的连体衣,紧握监狱的铁栏杆。监狱中的文斯·吉尔默。
他收藏了枪支网站,还去帐篷店里购买了两支防熊喷雾剂,以备不时之需。但这没有让他停止恐慌,他知道,唯一能让他平静下来的方式,就是更多地去了解另一位吉尔默医生。文斯曾经的医疗助理告诉他,文斯欠了很多债。他开办这家乡间诊所的前两年都亏了,第三年才开始盈利。每个月,文斯都会收到父亲的社会保障金,却没有为父亲支付医疗账单,因此欠了一大笔债务。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和医学有关。被捕当晚,文斯告诉警察,因为停用了抗抑郁药物,他的大脑不正常,“就像有水母在电击我的头。”监狱的监控录像里,他出现了面部抽搐、弯腰驼背、脚步拖沓的症状。在审判期间,文斯收集了很多关于抗抑郁药物戒断的论文和出版物,但他之后的举动非常奇怪。他没有传唤任何专家证人来支持他的理论,后来甚至解雇了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本杰明·吉尔默并不确定,停用抗抑郁药物会让人变得暴力吗?2011年春天,一档叫做《美国生活》的广播节目联系上了本杰明·吉尔默,记者萨拉希望能找他录一期节目,讲述这个充满巧合、转折的故事。虽然他依然会偏执地每天检查门锁,夜里多次查看熟睡的孩子们,准备着那两罐防熊喷雾。但他相信,只要时间足够长,他就会忘记关于另一位吉尔默医生的一切,继续平静的生活。2012年春天的一天,他给记者萨拉回了电话。“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想找回内心的平静,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文斯·吉尔默。我需要你的帮助。”他讲述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但这还不够,接下来的一周,萨拉跟着本杰明·吉尔默出诊,观察一位村医是如何工作的,会和当地人建立怎样的联系。萨拉为一个村医可以治疗这么多疾病而惊讶,乡村医疗和她所熟悉的城市医疗如此不同。而村医似乎真的能和病人们建立长期关系,“他们了解你,你知道他们孩子的名字,你们之间有彼此才懂的笑话。”本杰明·吉尔默不得不承认,某种意义上,文斯已经成了他的导师,他很欣赏他对待病人的方式。“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人。”这是本杰明·吉尔默最终得出的结论。萨拉沉默了一会儿,她歪着头,皱着眉,然后说,“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先是采访了文斯过去的朋友、同事们,试图了解文斯的过去。他们第一次听说文斯的婚姻,文斯和妻子在医学院相遇、结婚,在本地定居。文斯喜欢孩子,慷慨地赞助本地学校的篮球队,但他并不想要自己的孩子。这是他和妻子的一个争议点。文斯并不怎么谈论自己的家人,但突然有一天,他的亲戚将他酗酒、总是闹事的父亲丢给了他,“文斯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痴呆症之类的,但他才60多岁。”2003年,他和妻子分居,开始频繁外出,在酒吧度过大量的时间,大家都以为他只是遭遇了中年危机,紧接着却是杀人的事情。而当本杰明·吉尔默和萨拉采访调查文斯案件的警察时,他们确信文斯在装病。他们悄悄观察过文斯的行为,只有在警务、警察和律师在场时,他才会出现生病的症状。如果他自己待着,就完全没事,还能和其他囚犯打篮球。他们给出了笃定的结论: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没有被恶魔控制。在第一周的调查结束时,萨拉向本杰明·吉尔默提出,“你得给文斯写信。”本杰明·吉尔默知道,迄今为止,他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二手的,只有和文斯面对面,才有可能知道真相如何。但他将写信的事情拖延了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他都会收到萨拉的邮件,“你写给他了吗?”本杰明·吉尔默找了很多理由,他要经营诊所,要照顾孩子,但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是,一旦联系了文斯,就再也没有了回头路,文斯会知道他的住址。他等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收到回信。正当他以为自己不会收到回复时,文斯回信了,那是一封有些奇怪的手写信,上面用巨大的、潦草的英文字母写着:“攻击,暴力,缺乏血清素的大脑,请帮助我。”文斯·吉尔默的回信。
那是一个隆冬,本杰明·吉尔默和萨拉开车上山,穿过寒冷的浓雾,抵达当地最臭名昭著的沃伦斯岭监狱。这里关押着1200名囚犯,大部分人终身监禁,很多人甚至被判处了多次无期徒刑。进入监狱前,他们必须签署下访客信息:姓名、出生日期、你要探望的囚犯、你和囚犯的关系。这些信息非常简单,不到30秒就能填完,但当本杰明·吉尔默握起笔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作为医生,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惊恐发作了。他的呼吸很浅,脸颊发麻,尽管房间里很冷,但腋窝和前额却出了汗。他努力掩盖笔尖的颤抖,写下了和另一位吉尔默医生差不多颤抖的字母。在他眼里,看不见“医生”,看不见“本杰明”,能看清的只剩下他们共同的姓氏:“吉尔默”。监狱的探视间是一个宽敞的开放空间,人的体味、食物的味道和刺鼻的化学清洁剂的味道混杂在一起。访客们坐在一边,囚犯们坐在另一边,所有人都被魁梧的狱警监视着。他们在椅子上坐了大约20分钟,观察着每个进入房间的新囚犯,“是他吗?”新一队的囚犯走了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头男人,一个前臂上有新伤疤的男人,还有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本杰明第三次这么问的时候,她安慰道,“放松,本杰明。”然后,一位明显比其他囚犯年长很多的男人出现在本杰明的视线里,他缓慢地朝他们移动过来,速度很慢,以至于本杰明还以为他脚上戴着脚镣。这个男人很瘦,脸颊凹了下去,橙色连体衣挂在身上,因为太大,显得空空荡荡。他似乎站不太稳,被一名狱警引导着,然后坐在了本杰明和萨拉的对面。他和照片里一点都不像,和本杰明曾经做过的噩梦也不像。对面的男人打量着他们,然后他的脸开始扭曲,嘴一张一合,眼睛一只向上、一只向左看。一两秒后,本杰明意识到,他想说话。“我是文斯。”他终于说道,声音很小。他把手放在冰冷的桌子上,手指不受控制地抽搐着,嘴也抽搐着,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每说一个字,他都会停下来,痛苦地尝试说下一个单词。医生的本能让本杰明开始安抚文斯的情绪,“他们经常问起你,尤其是伯顿太太、隔壁的哈蒙医生,还有埃德·赖利医生。”文斯缓慢地和他们解释,他在监狱里遭遇了“酷刑”,狱警经常扣他的药,当他不吃药时,脑海里就会出现奇怪的声音。再之前,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杀死了父亲,但当晚发生的很多事情,他都记不清了。他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入狱,也无法解释在杀害父亲之前的几个月里,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看起来和本杰明他们一样困惑。只有一件事他记得很清楚:他原本并不想杀死他的父亲。“我们明天再给你打电话,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本杰明说,他不确定文斯是否听清楚了。当文斯抓住桌子,把自己支撑起来时,他看着本杰明的眼睛,说,“救救我,拜托你了。”出了监狱后,本杰明和萨拉沉默了一会。萨拉问道,“他疯了吗?”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栅栏上的乌鸦飞入天空,又说,“还是他像狐狸一样狡猾?”回到家后,本杰明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文斯的庭审笔录。他抽出一个周末,把孩子们送到祖父母家,然后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眼前的复印纸堆摞起来,有医学巨著《格雷解剖学》那么高。关于如何杀死了父亲,文斯也感到困惑,他甚至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就好像文斯完全不在场,只是在父亲死后,才苏醒过来。文斯声称,父亲从越南回来以后,就变了个人,只能通过给别人带来痛苦来获得快感。他会透过浴室墙壁上的洞,偷窥文斯、他妹妹和母亲上厕所。他会性骚扰他和他的妹妹,甚至会强迫他和妹妹发生性关系,自己则在一旁拍照。文斯清楚地记得,他须后水的味道和勃起时哼唱的《黑绵羊咩咩叫》。文斯叙述的时候,充满了自我打断,比如“哦,天哪”和“对不起”。有时他的声音太小,以至于法官不得不要求他大声说话。文斯说,童年时期的性虐待是他16岁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是他在大学和医学院学习如此努力的原因之一。他想逃离,也想帮助别人。他不想让任何人遭受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他也因此,害怕有自己的孩子。但文斯关于具体细节的叙述,却是混乱的,比如他并不能确定性虐待到底发生了几次。因此,检方并不相信他对此的叙述。但他的临床直觉告诉他,他一定漏掉了什么。他求助于一位精神科专家,想邀请他一起去见文斯一面。第二次探视时,和第一次的情况相同,本杰明再次转达了患者们的问候,缓和了文斯的情绪。“你能谈谈那晚的情况吗,吉尔默医生?”本杰明问,他特意用职业头衔称呼他,而这似乎让文斯兴奋起来。他再次描述了杀人夜晚的场景,和庭审笔记里没有太大区别。“我父亲侵犯了我,”文斯说,“我的成长过程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他平静而清晰地总结了他遭遇过的虐待行为,声音渐渐哽咽了。这是本杰明第一次听到他谈论这件事,他毫不怀疑这是真的,这样的叙述太真实了,太痛苦了,也太连贯了。他用余光去观察精神科医生的反应,但对方受过训练,面无表情,他无法判断对方究竟看出来了什么。这次离开时,本杰明和精神科医生一路上都沉默不语。他想给对方足够的时间整理思绪,不过,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你认为他是装病吗?”“绝不可能,”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紧接着问,“你觉得他有亨丁顿舞蹈症吗?”本杰明立刻意识到了:文斯扭动的双手、无法控制的面部抽搐、焦虑、步态障碍——都能匹配上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材里,关于遗传性神经障碍的短短一段文字。他一上车,就拿起手机,在医疗APP上核对了一遍症状清单。“行动症状,如运动迟缓和舞蹈症,”他向精神科专家喊道。“精神症状——抑郁、焦虑、易怒、偏执、妄想和精神错乱。”“认知障碍——执行功能受损、冲动、无法从一项任务或认知目标切换到另一项、缺乏自我意识、记忆缺陷。”本杰明震惊地坐在车上,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个人都搞错了。法官、陪审团,甚至萨拉和本杰明——都错怪文斯了。当他们缓缓驶下山时,周围一片寂静。快到门口时,本杰明又开口了,“如果这个诊断是正确的——”精神科医生立刻打断了他,“他需要立即接受医疗护理”。亨丁顿舞蹈症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携带该基因,那么他们的每个后代都有50%的几率会继承这个基因。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通常在患者的三四十岁出现。目前尚无治愈方法。患者会在症状出现后的15到20年内死亡,而完整的症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呈现——认知障碍、身体损伤、痴呆。这也意味着,当这种病被医生诊断出来时,它往往已经悄无声息地发展了好几年。精神科专家说,“我不记得亨丁顿舞蹈症与暴力有关。这不是杀人的理由,而是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是拼图中的一块。”本杰明回想起庭审时,文斯请求由临床精神科医生、内科医生对他进行重新评估。他反反复复说:“我的大脑运转不正常。”文斯早就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只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后,本杰明最终为文斯做了亨丁顿舞蹈症的基因检测,确认了他真正的疾病。他们拥有了明确的遗传证据,解释了为什么文斯的大脑发生了变化。文斯没有否认自己杀人,但无论是杀人还是审判时,人们都对他的精神能力做出了错误的假设。他和文斯的故事在《美国生活》上播放,吸引了很多听众,人们写来对文斯的问候,还有人愿意为文斯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他们为文斯寻找到了一个可以接收他的医疗机构,并给州长写了一封特赦请愿书。第一次被拒绝了,他们再一次请愿。2022年1月,本杰明得到消息,文斯可以被释放了。得知这个消息时,本杰明简直不敢相信。在与法律团队确认了细节后,他静静地坐在那里,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凝视着——越过小草坪、围栏里的锦鲤池塘和玉米地,远处的群山轮廓消失在地平线上。“文斯,”他给监狱里的文斯打电话说,“我们做到了!你终于要被送到医院了!”文斯迟缓地处理着这条消息,然后孩子般的笑声打破了沉默,“谢谢,谢谢,谢谢!”本杰明有些惊讶,他居然还能笑得出来,他被折磨得几乎已经耗尽了所剩无几的生命力。如果不是因为相同姓名的巧合,文斯永远不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也永远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在山村以外的人们眼中,他永远是残忍的杀人犯,亲手杀死父亲、割掉手指。更早以前,本杰明决定为文斯写一本书,让人们能够公正地、完整地看待他的遭遇。文斯留下了这样的段落:“蹲监狱是一种酷刑。性虐待会永远改变你。我们都受制于我们的大脑。但倾听就是治愈。”[1]Benjamin Gilmer. (2023).The Other Dr. Gilmer: Two Men, a Murder, and an Unlikely Fight for Justice.
编辑:赵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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