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6日下午，“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史》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暨纪念大卫·格雷伯圆桌讨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人类新史》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温格罗（David Wengrow）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主持人，与谈人有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常怀颖，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梁永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严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
王铭铭教授首先介绍了《人类新史》的作者与出版缘起，指出这本书是在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与考古学家温格罗长达十年的合作之下，以现有的考古学发现为材料，对人类史进行的一次“清算”，材料丰富且有理论洞察。2020年9月，格雷伯逝世，享年59岁，《人类新史》是在他去世前三周完成的。这本重要著作在次年出版，2024年经由张帆和张雨欣的翻译，和中文世界的读者见面。此次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温格罗教授访问北大文研院。我们得以借此机会召开这本书的发布会，并纪念大卫·格雷伯的思想遗产。▴
David Graeber (196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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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教授的部分著作
接下来，温格罗教授作了引言。他首先介绍了已故的合著者大卫·格雷伯以及他们合作此书的过程。温格罗教授认为，大卫·格雷伯是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具创新精神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他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自由”的概念，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他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和扩展了这一概念。温格罗教授接着介绍了《人类新史》的核心主张：该书通过分析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大量新证据，挑战了现存有关“不平等起源”的思考，揭示了“三种自由”的存在：拒绝的自由，离开的自由，组建新社会的自由；第三种自由建立在前两种更基本的自由之上。《人类新史》一书展示了世界不同社会存在的季节性变化，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形态转换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曾经多么普遍，并探索了“分裂演化”现象（文化系统如何通过拒绝的姿态出现，或者说通过对相邻社会有意识的排斥形成自我的文化认同）。温格罗教授认为，这样的过程解释了人类政治体系中存在惊人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将革命作为理解人类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游戏”的理论取代阶段式的社会变革论。而本书的意义在于，试图以全新眼光看待“文明”“进步”“民主”和“自由”等术语的真正含义。在温格罗教授看来，以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过去，并不是寻找“乌托邦”，而是解放我们关于人类社会制度思考的可能性，不囿于对过时数据的教条式解释。最后，温格罗教授指出，《人类新史》是从欧洲的角度写的，直接指向西方文明的起源神话，他非常期待听到中国读者对此的讨论。
[美]大卫·格雷伯，[英]大卫·温格罗著，张帆，张雨欣译：赵汀阳老师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书中提到了人类的“复数性”起源，然而，人类在地理上、物理上和生理上存在相似性，因此在生活中碰到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在相似的初始状态下，为什么各地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对基本价值观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书中提到人类早期充满想象力，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有一种即兴的“玩”的决定——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是如何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共同面临的问题呢？二是，在文化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一种文化会不会模仿另一种文化，这种“模仿”会不会发展成互相模仿，以至于在未来，人类所有的文化会不会变成一种共同的文化？接着，赵汀阳老师指出了“起源”问题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并认为各种学科试图理解“起源”的方式都有其局限，但同时，他希望为本书所批评的“起源”叙事辩护——“大故事”固然有缺点，但人类在心理上需要这样的“故事”把各种事情组织起来以便理解——关键在于什么才是一个“好故事”。赵汀阳老师指出了一些方法论来讨论这一议题，一是对“文明基因”进行溯源，这种溯源应从现实开始，因为现实即是古代的遗迹。那么怎么从现实基因去反推初始基因呢？赵老师认为，一旦从现实反推的时候，发现每个阶段都能够递归地出现某些问题，那么这些递归的问题就是本源的问题。二是，从古至今，人类不断发生革命性的事件，这种巨变现在被称作“涌现”，我们应该有一种去寻找“涌现”的方法。“涌现”是一种存在论的事件，能够改变存在的结构与功能。在此，赵老师强调了“创造新的世界之可能”的重要性。这些“涌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是暂且无法解答的问题，但赵老师强调了“智力革命”的重要性，如“否定词”的发明等。最后，赵老师认为本书对中国资源的征引略显不足。对此，温德罗教授回应，不管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前还是之后，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都是建立在一些想象之上的，而“好故事”应该是关于“真正的人”的。常怀颖老师指出，本书对于深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夏鼐化用柴尔德文明起源理论影响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带来了巨大震撼。本书对于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的线索去讨论，因为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生存压力，人类展现出来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他以中国南方地区稻米驯化为例，指出文化现象可以传播，但种植水稻的人往往是不愿意迁徙的，与旱作农业人群的生存思路很不同。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生长起来的社会群体、氏族或部落，必然和近东地区是不一样的。但这方面的讨论在本书涉及不多，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英语世界描述的文明多样性当中，往往被忽略的远东地区的样貌？如何尽快让英语世界的人掌握中国的考古材料，是中国考古学界需要努力的事情。针对文明起源，书中将部分人类活动类比于“玩”的论点，常老师仍以中国南方地区的“围子”的建造为例，指出从“围子”的建造目的、人的聚合方式等来看，建造“围子”并不是一种“不考虑明天的事情”的自由过程。书中很多例证来源于热带雨林地区，热带农业和温带、寒带的农业存在区别，因为前者可以完全依赖于狩猎和采集经济，而在温带，为了追求“盈余”，农业必须从驯化走向扩大再生产——这在远东地区似乎是一个通例，但在其他地区可能未必是通用的。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农业系统会决定不同的文化或者人类的聚合形式，进而带来不同的文明样态。接下来，常老师提到了书中不断反思的问题之一，即，为什么人总要表现出和其他群体不同的状态？他以中国晚周时期文献通过饮、食、衣、服作为人群区分标准为例，指出人是在不断地去制造自己的枷锁的，这个枷锁不是“自由”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可能是让这件事情得以有序推进的方式。常老师指出，这些年中国考古学界给出了很多不同的文明样态的特征描述，如红山文明的“万物有灵”状态，黄河中游到下游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相结合的状态，长江下游以良渚、石家河为代表的、可能基于一元神信仰的宗教与军事集团结合在一起的状态，但是到了商代，地域差异逐渐消失，逐渐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考古学家或许能为丰富世界文明史样态的研究做出更多贡献，但这种样态目前并没有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所熟悉。温格罗教授回应说，第一点，水稻的驯化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而非突然的、革命性的；第二点，城市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社会关系和体量的扩大，因为有证据表明，在城市出现之前，人们是在更大的区域性网络而非小聚落中生存的，所以城市的革命性更多是指密度和社会关系的强度；第三点，在有关国家形成的讨论中，或许可以用更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元素来讨论，如，对于暴力的控制，对知识的控制和对“克里斯马”的控制，这三项又分别指向主权、外交和政治。梁永佳老师首先指出，本书可被视为“社会理论界的原子弹爆炸”，其中一些结论可能会动摇并改变很多学科的基础。接着，他围绕本书三个重要观点，即文明、术语与游戏作了讨论。第一，本书关于“文明”的重要看法是不把文明当作文字、当作有传承的知识系统，而认为“文明”是宏大典章制度之前的、以女性为主的、解决生活问题的小的艺术，是一种互相通过磋商形成的社会联盟的方式。第二，关于“术语”的问题，当我们用一整套如法律之类的特殊词汇去解读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存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了，实际上是在用罗马帝国一套法治体系的看法在看世界。那么该怎么办呢？可能需要回到书中提到的三种自由，即拒绝的自由，离开的自由，组建新社会的自由。“自由”和“友谊”之间或许存在勾连，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看世界的方式。第三，本书提出农业是一种“种着玩儿”的尝试，甚至“组建国家也是玩儿”的观点。梁老师指出“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后来被理性思维替代，但并没有消失。格雷伯教授充分肯定了诉诸其他“非西方”思想资源推进相关议题的重要性，并以社会权力概念举例，认为正是非欧洲的对话者提出了一个重要批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物质性的财富可以被直接转化为社会的权力，这一批评挑战了我们熟悉的西方的权力观。严飞老师从本书的一个观点——“人类社会的相邻群体通过夸大彼此的差异，开启了文化分裂演化的一种进程”开始讨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或许有一种共享历史，这与即陈宝琛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题写的对联形成呼应：“文明新旧人相异，心里东西本自同”。温格罗教授回应说，本书的观点并非是要无限夸大差异，亦非对“相对主义”的支持，而是想要建立新的比较框架，“三种自由”的提出即是本书所作的努力。张帆老师指出，《人类新史》之新在于：一，本书随从“不平等的起源”开始，最终打破了“起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这一神话。这本书告诉我们，不一定要有历史上假想的“起源”作为参考点，我们也可以参照生活中真实的“他者”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二，本书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模式——虽然这一论点在当下社会科学并不新奇，亦有“循环论”等模式对抗这一叙事。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无论是何种模式，模式本身并不重要，我们需要有实验性的精神：历史是可以选择的，人类是有自主性的，人类历史可以是各种模式的组合。三，打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想象，如本书举的例子，“启蒙运动”的发生正是从西方外部开启的。“涌现”的动力或许来自社会外部，维持差异性本身对于历史的创造和发展至关重要，即书中所用的“演化分裂”的概念。此外，书中的三个概念也很有启发：第一，“自由”被定义得非常具体，即“逃离的自由”、“不服从的自由”和“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的自由”。最后一点非常核心，因为它是“幸福”的来源。第二，“幸福”在书中并没有被定义为物质条件或权力，而是被理解为知道自己身处困境时总有人施以援手的状态。第三，“玩耍”成为叙述人类新史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这种定义对于缓解当下的社会压力也很有启发。温格罗教授在回应中进一步指出，“季节性”颠覆了我们对于“族群规模”的理解——我们总认为社会单元越小越平等，但实际上，从爱斯基摩人的例子来看，我们发现在更为分散、更大规模聚居中，他们的社会关系才是更平等的。这也联系到对社会关系之间转换的一种政治性的自觉。
在提问和讨论环节，温格罗教授和在场观众就人类学的教育与培养体制，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关联，当代对霍布斯和卢梭之观点、“启蒙运动”的阐释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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