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山大学“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推动跨学科学习，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学习自主权，培养跨学科的视野和思维。近期，我们将推出“跨学科学习”系列，展示学生跨学科学习风采，发挥朋辈示范作用。
姓名：赵炜婷
主修院系：中国语言文学系2021级汉语言文学
跨专业选修课程名称：海外中国研究（历史学系）
我在中大的学习，似乎本身就是一场“跨学科”的旅程。最初报考中大是出于对博雅学院同时接受多个人文学科学术训练的兴趣；入学后不巧博雅停招本科生，我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对于学术兴趣的探索却在继续。在求知欲驱动之下，我转专业进入人文大类，学习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课程，同时辅修历史学，以及尝试跨学科选课。
在中文系的学习中，与海外学术视角的相遇、碰撞成为必然。而我虽然读过不少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仍觉自己需要对其中学术理路更加成体系、历史化的了解。正因如此，《海外中国研究》这门新开的课程，尽管并不在我的辅修培养方案内，但在选课系统上看见它的那一刻，我已经将它当作我的必修课。我也一度担忧知识背景和学科范式可能的“水土不服”，但周复一周的认真听课、记笔记、读书与思考，终究打消了这样的疑虑。在这门课程里，我收获的远比想象中更多。
在课堂上，王亚楷老师以认真而不失活泼的风格，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历时发展与空间交错，从传教士与汉语研究的渊源、法国汉学讲席设立的前后，到二战后北美、日本的中国研究状况与国内译介；其中既有对学术格局、思潮、论争的整体把握，也有敦煌学与海关研究等个案的深入展现，和对领域前沿问题的介绍。老师也时而谈及自己的留德经历和其间趣事，不同大学馆藏资料的特色与数据库的用法，以及许多收集文献与研究的具体经验，无不是课程中宝贵的回忆。
而在学术史的理解与治学方面，王亚楷老师在课上多次提及的，朱维铮教授对学术史“学随术变”的提法和葛兆光教授对此的评论，也带给我深刻的印象与启发。这门课在学术史中穿插经典著作细读，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导读美国学者柯文的学术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正是沿着“学”与“术”的线索，我尝试追踪生产机制、机构、资助、条款之间生长出的学术。柯文及师友的多方陈述，费正清中心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暗流涌动，同代人的共同心态，丛生的问题意识及其表述，谱成一首多声部的“对位赋格”。
出于自己的升学规划，也是由于这门课程对我的鼓舞，今年夏天我前往加州伯克利，作为夏季访问学生与在校学生一同学习。伯克利馆藏丰富的东亚图书馆成为我的“洞天福地”，来自两边学校的总量可观的作业（包括这门课结课作业的学术书评），我大多在这里完成。在《海外中国研究》课堂上的收获，和王亚楷老师让我在馆内“多淘宝贝”的叮嘱，让我不致“入宝山而空还”：在图书馆搜寻的文献，最终为我的学年论文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而对图书资料排布本身的观察，例如不同国别的材料如何并陈、由此如何诞生必然的比较，考虑到图书馆的分类法作为知识系统或认识型的一种表征，更是导向了课堂上熟悉的探讨。在这些时刻，我感到这门课程的“效果历史”依然长伴身侧。
跨专业选课的我，最终获得了这门历史系专业课的最高分。这固然令我惊喜，但更加丰沛的收获来自课程中多方面的锻炼，关于从繁多的文献中把握历史线索，关于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厘清并向听众阐明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也关乎自我能力的认知与拓展。学术史所内蕴的不止息的提问、质询、驳诘、反省的过程，同样促动着我的自我体认与反思。海外中国研究常被喻为“他山之石”，这一微妙的修辞又何尝不可用来形容这门课程之于我呢？
结语
当多个学科的内容因为教学安排或自身兴趣而同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比较的情境总能产生一些碰撞：有时是因为意料之外的同源与共性，有时则是因为不同体系间的裂痕与抵牾。曾经我以为，同时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就是跨学科；正如转专业之初，我总以为学科间的壁垒来自彼此了解不足——如果我的历史学与文学水平齐头并进，是不是所有的局限都能够消除？时至如今，我对这一目标可能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许与专门知识相对的“跨学科”或“通识”，不仅是多门学科交叉平行的视野，更位于学科划分之上，循着这一点“通”去追问知识体系的构成本身。而这一层反思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是在学科划分如同其它社会划分一样愈发精细的当下，尽力寻求一种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总体性理解的可能。这样的说法似乎很理论化，但确实为我当下的追求提供了一种解释。
--- 中大教务部 ---
供稿：中国语言文学系
编辑：夏奕晨
封面：胡可欣
初审：陈海华 卢也晰
审核：陈晓南 董苑玫
审定发布：陈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