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松：新百年，中山大学要从“大”到“强”

刚到广州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立刻感受到岭南之风的特别。他对广东的开放、包容与务实印象深刻，他发现，浸润在这样的土壤里，岭南的大学也有同样的气质。

2021年11月，高松南下广州三年后，调入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开始执掌这所“华南第一学府”，担任校长、党委副书记。彼时，他才第一次有时间沉下心来逛一逛康乐园，这里是中大在广州的南校园，校内有着众多保存完好的百年老建筑。

红砖绿瓦的怀士堂落成于1917年。2023年4月，高松和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堂前合影。再往回溯源100年，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曾在怀士堂作长篇演讲，勉励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做事的文化”自此成为中大重要的精神传统。

1924年，中大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于中华危难之际由孙中山亲手创办，百年来，这所大学已发展成为广州、珠海、深圳三校区五校园办学，拥有文理医工农艺齐全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大学。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与AI浪潮的冲击，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提出，今日的中大也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南下之前，北大化学系出身的高松，曾担任北大常务副校长，分管北大的学科建设、本科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起，高松结合中大自身特点，把北大的一些改革经验结合实际融入中大，同时开始推进多项针对教师、学生和院系的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到今年11月，你任中大校长正好三年，能否谈谈你眼中的中大有何特殊的风格与气质？

高松：中大校友陈平原曾经总结广东的风格是“生猛且务实”，能开风气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中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刚来学校，就立刻从文化层面，感受到整个学校的包容、开放与务实，这既是受岭南文化影响，也与中大自孙中山先生处继承的精神传统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调任中大校长后，你曾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在各校区与院系调研，调研结果是怎样的？中大存在哪些优势与短板？

高松：我调研后发现，中大的学科布局很齐全，但是不同学科间的发展并不均衡，在学科布局、本科教育和教师队伍这三个方面有较大改进空间。

大学的中心任务是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要依靠教师。所以，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际上就应围绕两点，一是学生的健康成长，二是教师的学术发展。各项制度和改革的最终目标，都是尽可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科研兴趣。2022年5月，我到中大后的第一次春季工作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重点问题，就是本科教育改革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是本科教育。我到中大前，中大实行跨院系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所有一年级新生都在广州南校园按照学科大类学习一年，然后分流至各校区的具体专业。近几年，国内很多大学都从原来的按专业招生，改为按大类招生，但是，因为中大的招生规模比较大，学科体系非常齐全，有的大类比较大，大类下的具体细分又不尽合理。

美国的本科一直采取前两年大类打通的通识教育模式，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也有成熟的条件来实行这一模式？我们国内的专业教育传统目前仍然比较深厚，非要“打通”形成一个很大的所谓“类”来划分学生，老师、学生与家长都还很难适应。而且，“打通”只有一年时间，一年级末要再进行分流，许多学生形容经历了一次“高四”。

这种情况下，大类招生没有真正体现出通识教育的优势。我认为，对中国的很多大学来说，实行过于大类的招生还有些“超前”。中大从2022年秋季开始，取消了跨院系招生，回归按照院系口径招生的传统模式，但同时，全校一年级还是采用集中大类培养方案，这是我们的坚持。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在兼顾专业教育的情况下进行大类培养，如何通过本科教育改革来实现通专融合？

高松：我很赞同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是“均值高、方差小”，也就是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我们当下的人才培养思路，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的苏联模式，总的思路依然是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有组织地培养当下所急需的专业人才，这种模式，在当时是有效的，为国家工业行业体系的建立培养了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才。事实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当前人才培养的最核心挑战，是培养学生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一般性能力”。

何谓“一般性能力”？首先，是自我学习的能力，即学习力；其次，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思想力；最后，是行动力。这三者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相乘，其结果便是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激发学生去形成这些能力？钱颖一曾有一个公式：创造力=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可以作为动力的来源，但仅有好奇心不够，还要有价值追求。因此，我们要塑造更好的通识教育体系，引导和培养学生更高远的价值追求，特别是把通识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也就是通专融合。

对于通识教育，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区，觉得开几门通识课、增加一些导论性的课，就算是通识教育了。实际上，通识教育应当融入专业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我认为，即使是一门专业课，只要有助于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他形成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有启发，也就达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因此，学校在遴选通识课程时，也要关注不同院系的核心专业课程。好的专业教育一定也是好的通识教育，通识课和专业课不是割裂和对立的。

具体到改革上，学校正在研究建设若干全校性核心通识课程。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人工智能，这是面向未来社会的必备知识技能；二是逻辑课，从小到大，我们缺乏专门的逻辑教育课程，但逻辑对于各科学生都是很重要的基础素养；三是写作课，在老师短缺的情况下，也许AI可以提供些辅助。我们将从校级层面集中力量去推进这三方面的核心通识课程。

另一项很重要的改革，是核心专业课的开放共享。我们原来的课程体系比较封闭，一个院系好的专业课很少开放给别的院系学生共享，因为无论人才培养还是教师科研，都是以院系为基本单元，其他院系的学生来选课，涉及本院系老师的贡献、绩效等切身利益问题。目前，中大正推动分步开放共享，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我们鼓励院系间更多地合作与融合，比如可以共同建设一些学科交叉的教育模块项目。这些做法的核心目的，是给学生更多主动选择的余地。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选择的余地”？最近很多学校放开转专业的限制，是否也是一种可行的做法？更进一步说，如何让学生尽量跳出现有专业和院系框架，做出更多元的探索？

高松：中大目前已经放开了对转院系专业的限制，实施“零门槛”转出制度。过去，成绩不好的学生不能转专业，但他们学不好，可能正是因为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在转入上，中大仍有一定考核标准和程序，重点考察学生对转入专业的学术志趣，及其相应的专长和发展潜质，不再简单设置原专业绩点排名等门槛。同时，放宽转专业的接收名额限制，学校已明确规定，各院系接受转入的学生人数占本专业（类）同年级人数比例较以往增加一倍。学生选择权的增加，也给院系带来了压力，如果本科教育做得不好，学生就容易流失。因此，改革的成效之一，是促使各院系更加重视一年级的本科教育。

我在北大担任教务长期间，2013年的教学研讨会上，大家总结归纳过去二三十年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这一人才培养理念同样也适用于中大。其中的尊重选择，关键是要给学生更多选择的自由，包括学部内的自由转专业、全校自由选课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等。这么做的前提，是专业学分的“减负”。因此，我们强调，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要进一步凝练，不要把学生的时间塞得满满的。

理想情况下的改革，是实现完全学分制，即学生按照一定的规则和要求自主选择课程、学业进度和毕业专业，学校根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审核毕业资格。这在欧美部分国家是通行做法，但在国内推行，时机还不成熟。除了课程和教师的资源限制外，另一个比较大的限制来自学制，我们现行四年制学制，超过四年的学生如果比较多，学校的资源包括宿舍等都会不够。

实际上，这种培养模式要以健全的选课制、导师制、目标管理和弹性的学习年限为保证。当下，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正处在转型期，虽然完全学分制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我认为，这应该会是未来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实现因材施教的高质量培养。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本科教育改革外，中大目前在推行的与国际接轨的“预聘—长聘制”（tenure track）改革，进行到了哪一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青椒”（青年教师）开始反思“非升即走”的利与弊。对此，你如何看？

高松：“预聘—长聘制”，现在常被称为“非升即走”，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并未触及其实质和目的。实际上，“预聘—长聘制”的核心理念，是在提供充分资源保障的前提下，吸引和支持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在一个较长的评估周期内，独立而专注地发展新的学科与研究方向，成为这个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2023年改革前，中山大学新引进的青年学者一般认定硕士生导师资格，改革后所有理工医科的青年学者，即使是预聘助理教授也可以担任博导。对所有新引进人才，学校都提供较高的科研启动经费，不少院系还提供配套支持。

和北大稍有不同的一点是，中大的“预聘—长聘制”允许预聘助理教授在到岗的第2—4年，申请晋升预聘副教授，获得岗位等级和薪酬的提升。网上有评论说这是“两次‘非升即走’才能拿到长聘”，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个制度设计，是为了给青年学者在预聘期内多一次晋升机会，坦率说，也是为了增强中大对顶尖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近年来，国内高校为了吸引人才，在“预聘—长聘制”的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各种办法，有一些学校在预聘期直接给青年学者“教授”或“研究员”头衔，但是本质上还是处于“预聘”阶段，他们必须要通过届满（tenure）评估才能获得“长聘”职位。

我始终认为，对于“预聘—长聘制”而言，“非升即走”的重点不是“走”，而是“留”。2023年，我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访问交流，该校全面实施“预聘—长聘制”已超过十年，新体系引进的教授已超过全体教授的1/4。校长托马斯·霍夫曼教授说起这个制度，还是很兴奋，说在该校预聘的青年学者里能留下获得长聘职位的人在80％左右，这个比例应该和北大差不多，也是中大未来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一条关于中大六年引进8000人的新闻，后来在青年人才中引发了热议。他们认为淘汰率太高了，而认为中大是在“割年轻博士的韭菜”。这背后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高松：据我所知，引起广泛讨论的所谓“6年引进8000多青年人才”是包括了学校6年内聘任的各个类型的所有人才，含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包括每年超过800名进站博士后）、实验技术员等各系列人员。

2015年，中大提出“进入国内大学第一方阵”的目标，启动“人才强校”战略，开始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大规模引进人才，实行“百人计划”，设置了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青年杰出人才和优秀学术骨干等四类岗位，他们绝大部分在考核期满后顺利留校。最初级的教师岗位是助理教授，这类岗位形式上接近“非升即走”。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预聘—长聘制”改革，与“百人计划”相比，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给新引进的预聘阶段青年学者提供的资源、条件和待遇更好。

另一类专职科研系列人员，包括博士后，来校后获聘特聘研究员或特聘副研究员。这类岗位是一种短期的流动性岗位，只有极少数人达到一定条件后能转为副教授。不过，按国际惯例，专职科研人员一般都是用项目资金来支持其研究，学校主要是提供平台；但中大当初是由学校来提供经费，支持他们研究。后来我们也认识到，这一模式不可持续。目前，这类专职科研人员在学校里已经很少了。

我们现在的人才引进逻辑是“在精不在多”，用有限的资源集中支持有潜力的青年人才，特别是高层次青年人才，学校对青年教师的期许是要他们成为杰出的学者、科学家。2023年，学校开始全面推行“预聘—长聘制”改革，当年引进的159人，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占比达14.5％，高层次人才比例明显提升。

《中国新闻周刊》：青年人才要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能独立进行研究。美国高校的“预聘—长聘制”，之所以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性，就是因为在一系列条件保障下，年轻人在学术上可以和资深教授“平起平坐”。但在国内目前的学术生态下，大部分大学很难做到这点。对此，中大的改革是否有所突破？

高松：慕尼黑工业大学的霍夫曼校长也提到了这点。他说，以前青年学者来了，更多是“帮大教授打工”，很少能独立地做自己的新研究，他们改革后，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我也希望中大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每个新入职的青年学者都能成为独立研究组负责人（PI），目前我们正在努力。

部分工科院系对此有一些讨论，认为工科都是大项目，需要招人来共同完成。但我们要认识到大学不是研究所，教育也不是单纯做项目，我们要让青年学者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方向。如果所有学者都去做同一件事，大学还怎么做原创性研究？

所以，每个大学都需要思考，如何在“有组织的科研”和“自由探索”间进行平衡，我希望中大既能通过有组织科研做出重大成果，又能通过激励学者的自由探索，在原创性科学发现方面有突出建树。理想的情况是，把个人兴趣驱动与目标导向结合起来，把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提炼出来的重要科学问题，转化为师生的研究兴趣。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中大的战略重点是发展新工科，并将主要的工科学科放在深圳校区，为何这么做？对没有太多工科传统的中大而言，发展工科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高松：中大曾经是工科齐全的，1952年院系调整分出去了。2001年中大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中大，文理医为主，工科偏弱。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攻克关键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同时也为了使中大发展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加快了新工科建设。

新工科主要布局在深圳校区，一方面，是考虑到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能为新工科建设提供丰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圳市对中大深圳校区的大力支持。深圳校区建设之初，深圳方面最想发展的是医科，因为其认为当地的医学教育发展还不够充分。中大和深圳达成一致：在深圳校区办医学院，同时布局新工科。近年来，经过大力发展，我们的工科教师已占专任教师的三分之一，中大工科的整个架构基本搭建起来了，而且取得不错的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中大的工科专业已覆盖了制造、能源、材料、环境、化工、土木、航空航天、计算机与电子等各个方向，但还没有凝练出自己的特色。和医科的结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比如“智能+健康”就是学校希望重点发展的一个领域。不仅工科，学校希望未来几年能推动校内各个学科跟医科开展交叉融合，形成独具中大特色的一个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跨学科交叉方面，中大都采取了哪些新的举措？效果如何？

高松：学校正在推进的学部制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做法。2023年起，中大先后成立了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等七大学部，形成了“学校—学部—院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同一学部内部学科间的学术评价标准、教师评聘标准等，便于促进跨院系、跨学科的教育和研究。同时，我们也鼓励学部之间交叉，孵化新的学科增长点。

不过，学部制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大不同校区之间，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水平不均衡的问题。过去几年，随着学校校区增加，一些新建院系为了短期内快速补充老师、满足教学需求，招人的门槛有所降低。有了学部这一层级的统筹后，任何校区的人才引进、晋升评审都要经过学部组织专家统一考核，确保标准接近。对于中大这种多地办学的格局，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同时，促进交叉方面，学部制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学校还创新性地出台了跨院系兼职的政策。一位学者可以同时有一个主聘单位、一个从聘单位，两个单位协调如何评价这位学者的成果，以及安排分配教学科研任务。不过，目前，这个计划实际覆盖的人还不多。坦率地说，中大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难度比一般学校要大一些，因为我们的师生规模比较庞大，为了保证学校整体平稳地发展，目前对原有的院系格局很难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但可以先进行局部的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中大2021年发布的学校“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是稳居“国内高校第一方阵”。目前，这一目标是否实现？面向下一个百年，中大如何确立自身的定位与新的长期战略目标，核心挑战是什么？

高松：从客观数据看，中大已稳居“国内高校第一方阵”。中大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排名从2021年的第127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73位，在内地高校位列第5位，11个学科进入前0.1％。但在QS、US News等主观声誉评价占比较高的国际排名中，中大仍不太靠前，也还比较缺乏在国际上特别有影响力的学者。

今后一个时期，中大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从扩大规模过渡到提升质量，核心挑战是如何在规模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获得更多资源支撑学校迈进世界一流前列，摆脱别人眼中“大而不强”的印象。

一是聚力建设若干高峰学科，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同时吸引更优秀、更有潜力的学者加入，让他们在新兴、交叉领域做出特色和优势；二是坚持“四个面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自立自强，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毗邻港澳也是中大的一个区位优势，多所香港大学进入珠三角，对中大的发展是一个机遇。今年10月14日，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正式揭牌运行，重点发展生物医学、应用数学和人文社科交叉三个领域，面向全球延揽顶尖人才，也是我们扎根湾区、创新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

一百年前，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了中大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简言之，就是学问、思辨、行动。中大有着开放务实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些“小富即安、安于现状”的思想倾向。因此，中大百年校庆的主题是“世纪中大，山高水长”，其中“山高水长”出自中大校歌，也体现了中大人的远大抱负。面向新的百年，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守正创新，也要追求更加卓越的发展目标，要努力从“大”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