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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鹏云，男，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林业大学基地教授。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四期
后税费时代以来，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一些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现实挑战。为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动提升党组织适应性并践行引领使命，一方面创新领导方式，破除资源瓶颈，为文化骨干赋责､赋权并进行过程赋能，实现了乡村文化活动的繁荣，另一方面推动建立文化治理载体，吸纳乡村精英群体作为转化中介，采取柔性治理方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了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塑。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虽取得了突出的实践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平衡性，如个别地区的党建引领异化为党建包办，党建引领过程中存在“名实不符”问题，党建引领行动存在持续性不足的隐忧等。鉴于此，应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民性并强化党的农村文化领导权，以广大党员和群众满意为标准推动机制创新，以简约治理的方式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不仅要满足农民休闲娱乐的需求，而且要促进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不可或缺的铸魂工程。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下，乡村文化振兴成为新时代乡村研究的聚焦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文化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对象如何在党建引领之下走向振兴成为新时代的新命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当前学术界有关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进路。第一种研究进路可以称之为“活化”振兴论，其认为传统乡土文化是文化振兴的基础资源，其中的现代因子可以融入现代社会，被文化政策或产业发展激活并重新焕发生机，其本质是乡土文化的现代活化。“活化”振兴论强调的是传统乡土价值的重现和乡土情感的再生。第二种研究进路可以称之为“供给”振兴论，认为随着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文化服务的供给水平需要得到进一步提升，以项目形式下乡的文化服务通过“送文化”的形式充实了农民的休闲文化生活，财政资源投入的多寡则决定了文化服务的水平。这种以公共文化服务为重点的乡村文化发展方式可以称之为“供给”振兴论，其强调了外部力量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种研究进路可以称之为“治理”振兴论，其认为文化治理具有多副面孔，应集合多主体力量对乡村文化施行协同治理，使各类型､各层面的乡村文化得到协调发展。“治理”振兴论将现代治理理念引入乡村文化领域，力图通过协同方式破解文化发展的梗阻。
“活化”振兴论与“供给”振兴论侧重强调了振兴的具体内容，而“治理”振兴论强调了振兴的实现方式，内容与方式相辅相成，都属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但笔者认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振兴的内容和方式，更重要的是振兴的动力来源。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领导力量，其重要职责包含组织和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创造乡村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功能，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创新动力及保障可持续发展。这一研究进路可以称之为“引领”振兴论，核心在于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来提升创新能力，破除桎梏以引领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引领”振兴论是当前学术界聚焦的热点，涉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个领域，集中于实践､机制等方面:一是引领实践的分析。在乡村政治方面，有研究提炼出组织再造､内容优化､制度建构等实践举措，认为实践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在乡村经济方面，有研究认为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或农村合作社可以赋能农民与农村共同富裕。总之，党建引领可以通过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治理架构的建构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二是引领机制的分析。有研究总结出整合､服务与赋能等党建引领机制。还有研究提出应超越“政党组织社会”，转向“政党引领社会”，引领机制可以分为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吸纳机制､服务机制等。可以看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落实到具体论题上的专题研究还不足，尤其是在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论题中，当前研究单纯注重了理论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延展面还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度。
进入新时代，全国各地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通过创新乡村文化引领方式，提升文化治理水平，不断取得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效。很多地区的做法具有典型性，值得深入总结。笔者基于调研发现，全国很多地区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主要秉承问题导向:乡村社会转型带来了乡村文化发展中的挑战，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秉承使命型政党的精神特质，面对挑战主动作为，通过强化组织优势来形成“一核多元”“共治共享”的乡村文化振兴格局。由此，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政党适应性提升的过程。亨廷顿认为，“适应性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时间越长，适应性越强”。还有研究认为政党在与外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其适应性体现在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适应和功能性调整。政党适应性是指党组织通过主动作为来应对挑战，进而促进政党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先锋型､使命型政党，所以政党适应性又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鉴于此，笔者认为，政党适应性理论对于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既强调了环境应对，又突出了自主性。本研究遵循政党适应性理论的相关思想建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乡村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职责，以此作为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依据;其次，总结各地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并提炼实践机制;最后，以实践机制作为参照，反观一些地区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实践机制与优化路径的研究兼顾了学理分析和政策取向，对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理论和政策意义。
二､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依据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乡村文化主要包括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文化活动及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价值两方面:文化活动是基础部分，功能在于充盈乡村公共空间并强化乡村共同体建设;文化价值则是内核所在，既能塑造乡村社会的集体性准则，又能作用于农民意义世界的建构。文化活动的兴盛与文化价值的充盈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体两面。党建引领之所以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进路，主要源于乡村文化建设正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后税费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化活动供给不足。乡村文化活动是动态复合系统，包括传统乡土文化活动和现代项目制文化活动两种样态。一方面，乡土文化活动已逐渐难以为继。随着城镇化发展以及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外流，乡土文化活动赖以生存的地缘关系逐步弱化，大多数中青年农民的长期“不在村”使乡土文化活动缺失了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对于作为组织主体的村庄集体来说，乡土文化活动的动员和组织需要一定的资金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但当前大多数农业型村庄的村集体经济财力有限甚至较为匮乏，加之乡土文化活动并非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也不属于上级单位对村级组织考核的核心事项等，导致很多村庄组织投入资金､组织村民的驱动力不足。另外，在乡土文化活动中充当骨干力量的文化精英也处于流失状态，而青年群体对乡土文化活动的传承意愿不足。当参与主体､组织主体､文化精英难以实现协同时，乡土文化活动就难以举办。另一方面，基于项目制的乡村文化活动存在一些隐性弊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基层政府以项目制的方式推动文化活动下乡，但在“文化下乡”过程中也存在着隐性弊端:一是基于项目制的乡村文化活动存在供给不平衡的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具有较强的财政能力，文化项目的资金投入较多，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文化服务的方式进行文化活动供给。但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财政能力有限，不但乡村文化项目相对比较匮乏，而且乡村文化活动供给的水平和效能受到较大的制约。二是基于项目制的乡村文化活动存在瞄准度不足的问题。自上而下的项目方式可以提供标准化的文化活动，但也容易遮蔽村庄和村民的个性化需求，很多文化活动项目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供给，容易造成政府对农民的需求替代，不少地区的农民尤其是在村的老年人对“外来”的文化活动缺乏兴趣，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文化效能感比较弱。
其二是乡村社会转型导致乡村文化价值功能式微。乡村文化价值是规范导向体系，包括乡村文化的社会性价值与精神性价值两个层面。乡村文化的社会性价值指的是乡村社会行动的约束性准则，乡村文化的精神性价值则指的是支撑文化规范的精神信仰。后税费时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席卷乡村社会，乡村文化价值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的社会性价值日渐松散，难以发挥导向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快速的城镇化使原有的乡村地缘关系日渐离散，家族的内聚力不断弱化。同时由于农村阶层的分化以及“差序格局”的工具化，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再充当文化价值的行动主体。族规家法不再发挥作用，村规民约缺乏权威性约束，乡村文化的社会规范作用渐趋衰弱。与此相对的是，陈俗陋习开始泛滥，攀比风气越来越严重，农民之间的人情关系越来越淡薄，由代际剥削所带来的“孝道”缺失等现象出现在一些农村地区。在家庭之外，农民之间的合作和互助日渐消退，“无公德”个人以及各类“搭便车”的现象日益增多，乡村呈现“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状态，治理成本亦不断攀升。另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的精神性价值新旧交替，一些农民陷入信仰迷茫。乡村文化的精神性价值核心在于农民的精神信仰。当下乡村社会中，在“祖荫下”实现血脉延绵的人生追求及相应的伦理秩序已逐渐式微。很多地区农民的“多子
多福”､家族兴旺的精神寄托已逐步弱化。传统的精神信仰正在溃散的同时，以“德治”“法治”为基础､以“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公共价值体系在一些农村地区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价值的交替真空中，一些农民参与了精神放纵式的“黄赌毒”活动，甚至转投到非法宗教信仰之中。
进入乡村社会的转型期，乡村文化活动的有效供给不足使村庄公共文化氛围陷入沉寂，农民缺乏文化体验感和参与感，对村庄的向心力不足。而乡村文化价值的式微使村庄的凝聚力和组织力不断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不断增加，一些农民甚至出现了精神信仰危机。这些现象与农民精神生活追求不相符，也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背离。面对上述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然要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两方面:
其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领导乡村文化建设的职责使命。《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讨论和决定乡村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责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这一重任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并引领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本质上是通过党的建设保障党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以此带动乡村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这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体现。
其二，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自主性来保持政党适应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根据党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要求保持对乡村社会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当面临乡村文化活动供给不足､乡村文化价值式微等外部挑战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会通过组织建设来自主调整行动和策略，通过提升组织能力来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领导核心可以有效打破组织壁垒，实现文化资源整合，开展高质量的文化振兴行动。这种自主革命和主动作为的精神是党的基层组织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综述之，当前一些地区乡村文化活动供给不足以及乡村文化价值的式微没能满足农民日渐增长的文化需求，也不利于农民精神信仰的塑造，成为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缘起。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政治使命和领导职责，只有通过加强党组织的建设才能创新乡村文化的体制机制，组织动员农民参与文化共建共享的过程，这构成了乡村文化振兴实施的现实需求。现实缘起与现实需求二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依据。也正是在这一依据的推动下，全国很多地区开展了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探索，主动为乡村文化赋能，寻求新时代乡村文化的振兴之路。
三､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机制
乡村文化活动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环节。进入新时代，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提升行动力，通过组织优势来整合资源､吸纳骨干､提供支撑条件，引领和推动党员群众开展乡村文化活动，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农村地区文化活动供给不足的问题。总结各地实践探索的经验，笔者认为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机制可以被提炼为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主动创新文化活动方式来整合文化活动资源。当前乡村文化活动“送文化”多､“种文化”少。一是因为基于项目制的文化活动供给大多是“送文化”;二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各类自媒体的普及，基于媒介传播的文化休闲活动供给日渐增多;三是基于农民参与及农民创造的现场式､体验式的乡村文化活动却逐渐变少;四是即使有少量活动，也大多是农民基于个人兴趣组织的自发活动，活动规模小､活动开展不固定，既难以发展壮大，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强化“种文化”并将个体兴趣转化为公共活动，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动开展创新文化活动方式，通过资源整合破解瓶颈。一方面，集体财力较好的村庄，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回应农民“种文化”需求，为乡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资源支持，尤其是自建小型文化基础设施或提供文化装备支持等。还有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向在外的乡贤或能人“化缘”，筹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文化活动。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地区的村庄财力有限，甚至不少村庄是“空壳村”，无法很好地支持乡村文化活动开展，但仍然设置了党组织统筹的专项资金，如党群服务资金､为民服务专项资金等，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充分吸纳农民意见，根据农民需求提出文化建设的资金使用计划，并自主配置了相应的文化设施､文化装备及可建设场地等。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设置的专项资金充分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破除了村庄文化活动面临的资源匮乏困境。
第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动员文化活动骨干并对其赋责与赋权。乡村文化活动的核心在于文化骨干，他们是文化活动的爱好者，有兴趣和意愿参与､组织文化活动。但他们自身不具备公共身份，也不具备较强的责任感，缺乏群体号召力，无法凭借自身个体力量组织开展乡村文化活动。针对这一制约，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重点推动了两项工作:一是挖掘和动员。农民个体有不同的爱好､性格和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对文化骨干进行发掘和动员，支持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党员骨干发挥带头作用，将个人的兴趣爱好转化为公共文化活动。二是赋责与赋权。农村基层党组织挖掘和动员文化骨干后，还需要给他们“名分”。一些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专门成立了乡村文化活动的相关组织，如乡村文化协会或某一特定的文化团体等，任命文化骨干中的党员为组织负责人。尽管组织负责人通常不拿酬劳，但由于赋予了他们组织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正当性，充分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在赋责的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也会给予文化骨干一定的组织管理权，支持他们制定组织纪律和管理规则，督促他们进行组织建设并开展可持续的活动。在赋责､赋权后，农村基层党组织给予相应的支持并提出要求，乡村文化活动组织则会动员更多村民参与活动，自发地推动文化活动的繁荣。
第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文化活动进行过程赋能。在破除了资源瓶颈并对文化骨干赋责､赋权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从三方面对乡村文化活动进行赋能:一是加强对文化活动骨干的培训并活化传统文化资源。很多地区定期开展针对文化骨干的培训，目标在于提升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保持组织的热情与活力;还注重文化资源开发，尤其是活化具有本土特色的群体性文化艺术形式､民间组织的休闲体育活动等，因为这些往往喜闻乐见且群众参与度高，容易被开发为有显示度的乡村文化活动。二是与村民需求相结合将乡村文化活动品牌化。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文化活动的过程中重视塑造“一村一品”的特色文化活动品牌，通过支持乡村文化活动来聚拢人气，服务于村庄产品推介或文旅的宣传推广。三是严肃清理各类不健康的乡村文化活动形式。为了抢占农村文化阵地，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各类沉迷低级趣味的消极文化活动进行集中整治，清除村庄范围内存有的“黄赌毒”活动，协助上级部门对属地的非法宗教活动进行处理等。
可以看出，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破除资源瓶颈，发掘文化精英并进行外部赋能，由此乡村文化活动供给的频次和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文化活动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首要推动力，村民参与､体验和创造文化受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直接支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支持乡村文化活动加强了其与村民的密切接触，使农民的文化诉求得到了充分满足，打破了与村民之间的“悬浮”状态。通过“文化在场”，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了自身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二是提升了农民尤其是留守农民群体福利。文化活动可以通过对心灵的润泽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愉悦感，使农民的文化生活更有主体性。在乡村转型时期，农民群体的文化福利总体比较匮乏。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乡村文化活动提供资源支持及外部保障，通过文化精英将农民组织起来传承和创造文化活动，使农民尤其是留守群体的闲暇生活得到充实，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低成本的文化福利。三是重塑了村庄公共性并强化了共同体意识。乡村文化活动扩大了公共场域，使农民走出户外并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结，公共空间从沉寂变得人气充足，在其中可以汇聚信息并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形成集体舆论并为集体行动的达成提供信任支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度得到了增强，集体行动力得到了提升。可以说，乡村文化活动是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催化剂，有利于农民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及村庄共同体功能的彰显。
四､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文化价值重塑的实践机制
乡村文化价值指的是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及生成的价值导向。乡村文化价值渗透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并对农民的行为形成潜在指引。由于乡村文化价值通过农民个体的认知与情感才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有思想感召力和行为凝聚力的主体来引领。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是乡村文化价值重塑的核心引领主体。进入新时代，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介入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塑过程，围绕村庄集体进行共同体建设，在乡村社会开展移风易俗，以家庭代际为核心进行孝道伦理建设，规范农民个体的负面行为等。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撬动”了乡村文化价值的再生产，推动了新时代的文明实践行动。结合党建引领乡村文化价值重塑的实践探索中，可以总结出三方面的实践机制。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推动建立了文化治理组织。组织载体是文化价值重塑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治理的专门组织就难以形成具体行动。文化价值的塑造并非行政命令可以达成，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文化治理载体，如各类议事会､理事会､道德评议协会､妇女协会等。文化治理组织往往具有专门性，负责某一特定方面的治理工作，例如红白理事会一般以治理婚丧嫁娶中的不良风气为切入点进行移风易俗，道德评议协会则对村庄的道德事件尤其是孝道建设等进行规范等。文化治理载体的作用在于让各方主体实现交流和沟通，表达诉求和意见等。另外，文化治理载体还要确立符合村庄实际且能获得各方认同的文化价值标准，例如制定本村的村规民约或者制定村民共同认可的公共决议等。文化治理载体可以集中农民的集体意志并形成舆论力量，保障文化治理举措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各类文化治理载体的领导者，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负责召集多方主体并召开会议，协商文化治理议题并赋予载体进行文化治理的合法性及权力。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还负责把握文化治理载体的意识形态方向，推动文化治理举措的落实，不仅使文化治理组织按照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开展工作，而且使文化治理具有权威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吸纳村庄的精英群体作为转化中介。党建引领并不等同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进行文化治理，而是要组织和动员乡村精英发挥中介作用，将文化治理意图转化为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念。乡村精英存在两类人群，分别是文化精英和党员精英，他们在乡村文化价值的传播和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会通过推荐或选举的形式将乡村文化精英吸纳到协商治理组织中，委任其担任文化治理行动者的角色。他们往往是家族中的长辈，或者是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具有较强的公心和文化权威性，通晓村庄的人情关系网络，又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说服教育的具体策略，能熟练运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宣传､引导农民的思想观念，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认可。可以说，在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塑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文化精英充当了重要的传播中介，他们既能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文化价值导向，又能将组织意图或政策话语转化为农民易于接受的话语，既能将文化治理行动持续推动下去，又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求党员精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村级党组织成员及党小组长等要在移风易俗及遵守村规民约等方面做出表率。一些地区还施行了党员领导干部包村包片制､党员联户制及党员积分制､党员志愿者责任制等，充分调动党员精英和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与此相对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价值失范或不遵守相关规定的党员进行纪律惩戒。在党员精英的带动下，农民能响应号召并参与行动，乡村文化价值得以重塑。
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柔性治理的方式推动文化价值塑造。在载体和精英两方面支撑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并推动文化治理组织及精英群体以柔性治理的方式来进行文化价值塑造。一方面支持他们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开展文化价值重塑。因为乡村文化价值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需要作用于情感和认知才能影响到行为，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组织和精英采取倡导､教育､规劝､批评､奖惩等方式开展工作。在共同体建设上倡导村民捐款､出工来建设村庄，设立荣誉榜表扬积极参与的村民;在移风易俗过程中进行教育和规劝，通过上门“做工作”等形式消除过度的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现象;在孝道伦理和农民个体负面行为上进行批评和惩戒，对村规民约做出详尽规定并要求严格执行，也会开展思想教育劝导工作，达到弘扬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另一方面支持他们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文化价值重塑。很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结合本土的文化惯习来创新一些活动形式，例如:领导老年人协会开展饺子宴等活动，并献上文艺活动，旨在弘扬敬老､爱老､助老的孝道观念;为了推动家庭伦理建设，领导妇女议事会等开展了“好媳妇”“好婆婆”评比，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带动家风建设;为了提升村民的共同体意识，领导妇女协会开展“美丽庭院”评比，领导农民文化协会开展“村晚”“村赛”等活动，加强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向心力，彰显集体性的文化价值。这些方式能以“接地气”的方式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对农民的价值观念形成直接影响。
新时代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持续加强领导能力建设，通过主动作为､创新机制来实现对乡村文化的引领，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是增强了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党建引领乡村文化价值能够消除各类负面文化价值的影响，使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精华得以存续，而且通过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现代文化价值，支撑了农民的价值信仰，增进了农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进而转化为农民的政治认同，由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执政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二是全面提升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建立文化组织及吸纳文化精英，以柔性治理的方式开展工作，在尊重农民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上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以具象化和生活化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升乡风文明和家风文明的程度，也提高了农民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养。三是促进了乡村治理规则的建立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党建引领的乡村文化价值提供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基础和精神内核，不仅可以形成治理规则的共识并降低治理的成本，还可以凝聚内在驱动力来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五、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优化路径
面对乡村文化活动有效供给不足以及文化价值式微的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打破既有的路径依赖，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来提升乡村文化活动供给能力并重塑文化价值，实现了党建对乡村文化的引领。新时代以来，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已成为全国许多地区的实践潮流，不仅繁荣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而且在组织引领的同时充分实现了政治引领和思想引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文化的领导权得到全面彰显，自身的组织力和凝聚力也得到了强化，但在“热运行”中也需要保持“冷思考”。尽管一些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了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行动，但在引领方式､引领机制､引领内容上存在一些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
一是党建引领异化为党建包办。一方面是通过第三方的社会组织来包办。一些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简单打包给第三方社会组织开展乡村文化活动或推动文化价值重塑等。这种方式既没有激活农民的主体作用，也没有重视村庄文化精英的价值传播作用，且重新回归到“送文化”的逻辑之中，甚至还存在丢失农村文化领导权的潜在隐患。另一方面是通过直接干预的方式进行包办。个别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开展文明丧葬､治理高额彩礼和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过程中，以直接干预的形式“下指标”“定任务”，甚至通过武断的方式进行惩治､取缔，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侵犯了农民私人生活的基本权利，造成了矛盾纠纷。总之，尽管包办的方式更加便利，但无法达到引领效果。
二是党建引领行为存在“名实偏离”现象。一方面是目标偏离。个别地区将文化振兴作为工具而非目的，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过程中，将文化与乡村旅游､乡村产业发展等过度捆绑，凸显了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商品属性，却遮蔽了文化充实农民文化生活､建构农民意义世界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是路径偏离。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忽视了“最后一公里”的转化过程;在文化价值塑造的过程中侧重信息灌输，却忽视了情感的共鸣;侧重“大道理”说教，忽视了“家常话”共情。这些问题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容易渗透在农民文化价值的塑造过程中，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是党建引领存在持续性不足的隐忧。党建引领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获得持久成效，但当前个别地区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存在较重的政绩思维，产生了一些短期效应。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乡村文化振兴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尽管党建引领的外部形式比较完善，但与村民的实质交流少，走群众路线不扎实，工作开展不细致。另一方面，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较重的经营文化思维，注重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亮点效应，以包装文化获得关注度，用于应付自上而下的考核，但对党建引领的创新形式重视不足，甚至出现一些形式“半途而废”。可以说，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持续推动反而会增加治理的额外成本，形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既影响农民的信任感，又会失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在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应成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针对个别地区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中出现的问题，应立足于农村广大党员群众的需求，不断进行引领形式和引领机制的革新，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持续动能。
一是坚持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民性并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让农民在文化发展中获得主体性。引领的要义在于坚持人民性，包办则失去了人民性。在未来乡村文化的发展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不断加强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不能“一包了之”，既要牢固把握乡村文化建设的政治方向，也应摒弃文化建设上的政绩思维，要根据村庄的实际开展建设工作:一方面，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农民的实际文化需求，掌握农民文化价值的发展趋势，同时进一步加强党员的担当意识，使他们有更强的自觉意识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另一方面，要逐步改革乡村文化发展中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锦标赛”治理机制，在文化振兴的推动过程中以激励为主，不搞“一刀切”标准和“一阵风”整治，不搞简单的指标化排名考核，让文化回归人民性。
二是以农民满意为标准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文化的机制创新。机制创新是党建引领乡村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没有创新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引领。创新的基本原则是广大农民群众是否满意。因此，一方面，应着眼于文化的价值属性进行治理机制的创新。应按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基本要求来确定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路径，凸显农民文化需求的公益性，不过度绑定经济利益。同时，通过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将一些优秀的乡土文化资源自下而上推荐纳入文化项目规划，加强对乡土文化人才的支持和培训，实现农民需求与国家供给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应着眼于“最后一公里”进行农村基层文化传播机制的创新。尽管当前很多地区已经吸纳乡村精英作为文化传播力量，但他们在宣传和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自觉意识不足､现代价值观念滞后等问题，应进一步加强培训和教育，以他们为中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转化为农民的责任感､法治意识､公德意识､志愿服务精神以及个体道德修养等价值观念，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融合生长，形成新时代的乡村文化价值。
三是通过简约治理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任何治理举措都需要成本，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低成本的简约治理方式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文化治理职责在于引领方向､搭建平台､建立制度，推动文化精英和农民自主开展文化活动并塑造文化价值。由此，一方面，应摒弃以数量指标､档案留痕等方式评定文化振兴成效的机械做法，提升广大党员群众的文化满意度在考核中的权重。对农民群众反响好､参与频次高､起到实效的做法进行一定范围的推广。支持从村庄文艺骨干或乡村精英中选拔宣传员或文化管理员，使他们成为“正规军”，督促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乡村文化治理体制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向村两委､自然村､村党小组､村民小组分权并投入资源，使微观治理单元都能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活力细胞。尽管乡村文化活动规模大小不同，乡村文化价值塑造的程度有所差异，但只要加大覆盖面和参与程度，多主体力量就会汇聚成乡村文化振兴的洪流。
六､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外部宏观环境的变迁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打破原有的乡村文化活动体系和乡村文化价值系统，导致文化活动不足及文化价值式微。文化振兴是铸魂工程，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依赖于乡村文化活动的繁荣以及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塑。在历史使命的要求下，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发挥政治优势，强化组织动员能力，以体制机制的创新破除乡村文化发展中的梗阻，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从这一过程也可以看出，党建引领本质上是党组织通过自身建设来提升领导力以应对外部挑战的行动，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适应性的增强，也彰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
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将广大党员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参与乡村文化活动和文化价值的创造过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到农村，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引领的过程符合农民的意愿和治理的规律，繁荣了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实现了乡村文化价值从传统现代的转化以及融合新生。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动能，也必将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贡献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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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简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01年创刊，是南京农业大学主办的学术性理论刊物。目前已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教育部名栏工程期刊、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常设“农村社会发展”“农民问题”“农业经济”“土地问题”等栏目。主要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与转型、乡村治理、粮食安全保障、农民生计与保障、农村土地制度与土地流转、贫困与精准扶贫、农村组织与制度、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金融、生态经济与环境治理、农产品生产与流通、农村政治与文化等具有政策性、现实性并有一定学术性和理论高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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