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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永康，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张新文(通信作者)，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五期
党委统领合作社模式是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和农业合作化进程的有益尝试，揭示了未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能路向。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鸭池镇“两包一干”的实践经验，对该模式的出场情境､实践历程和运作机理进行剖析。集体经济升级转型困难､村际发展失衡及治理效能低下形塑了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出场逻辑。在具体实践中，乡镇党委通过整合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资源要素有效深化了合作社的生计资本，依托党建引领推动村社组织再造和主体利益联结，进而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并通过统筹市场开发降低合作社分散交易的制度成本和生计脆弱性，显著提升了合作社的生计输出。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地方政府应摆脱资源输入的路径依赖，以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生计能力为政策导向，加快构建整体性政策帮扶体系，同时以跨村联营为着力点，建立更高水平的合作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将农民组织起来，引领全体农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迈向共同富裕。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的恒久主题。进入新时代，随着脱贫攻坚的如期实现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共同富裕的道路选择上，中国共产党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设想，认为集体所有制是跨越贫困的制度选择，而集体经济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经济形态。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中鲜明地指出，“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中同样指出，“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契合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阐释二者耦合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发展路向及实践模式等方面。从理论逻辑来看，既有研究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通过收益分配(如股金分红)､创造就业､基础设施改善和社会化服务供给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并能在保障个体农户进入市场的同时，在提升农村市场化与规模经济､促进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有机融合等方面赋能共同富裕。从现实困境来看，集体经济的有效积累不足､经营管理型人才匮乏､区域发展失衡､发展条件不充分和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制约着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从发展路向来看，学界从政策､组织､产业､结构和机制等视角切入，强调地方政府应在财政､税收和技术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同时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因地制宜盘活优势资源要素，并以数字化建设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多元化推进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完善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各种配套机制。从实践模式来看，自2015年农村产权改革全面推行以来，集体经济引领共同富裕的创新实践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学界不仅从先行实践中提炼出农旅融合､生产服务､电子商务和特色产业发展等经营模式，同时也关注到村企共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组织模式创新，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多元化的模式参考。
既有研究对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困境与路向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阐释，但实践中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模式创新仍存在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的空间。具言之，尽管学界已然关注到村企共建､党支部领办社等组织模式创新，但从共同富裕的框架来看，村企共建存在与民争利的先天不足，同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引领农民跨越低收入阶段后，不可避免地遭遇资源匮乏､增速减缓和两极分化等困境，而以党组织为纽带将区域内分散的合作社统合起来抱团发展，以建立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合作，有可能推动各合作社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中迈向共同富裕。鸭池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实践则有效顺应了这一趋势，揭示了未来农业合作化道路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可能路向。本文以鸭池实践为例证，构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出场逻辑和实践历程进行梳理和呈现，并试图从学理上揭示其内在机理，期冀为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厚植理论根基。
二､党委统领合作社:模式与框架构建
(一)党委统领合作社模式特征
党委统领合作社是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来的，要阐明前者的模式特征，就必须对后者的缘起与内涵予以澄清。2017年以来，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贵州毕节､山东烟台和福建龙岩等地迅速兴起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现象。综合各地实践，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将党组织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治理，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动性相结合，在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由党支部成员(原则上是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村集体以集体土地经营权､集体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入股，同时党支部动员集体成员以土地经营权､个人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入股。在人员配置上，党支部成员与合作社管理人员交叉任职，其中合作社理事长一般由党支部书记兼任，相较于成员入社一般是基于出生嫁娶等事实､退出受到更多条件和程序限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在成员资格的获取上秉承“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党委统领合作社则是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以乡镇党委为统领的镇级联合社，由村党支部将领办的专业合作社盘活三资后入股联合社，以党组织为纽带将区域内分散的合作社统合起来抱团发展。从组织关系来看，合作社与联合社是类似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附属关系，合作社享有独立的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但联合社对合作社享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异于企业中基于股份占有或控制协议而产生的控制权，联合社主要通过党政科层体系对合作社实施控制和动员。从运营方式来看，联合社主要负责项目开发､资源统筹､技术培训和产销对接等，扮演着经营者的角色，合作社则主要承担生产职能，负责组织群众生产和兑现分红。一般而言，联合社设有领导小组，组长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联合社的理事长由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受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统领合作社的核心特征是“党委统筹､联社运营与支部包干”。
(二)理论基础与框架构建
自2015年农村产权改革推行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态势迅猛，全国各地普遍实现“消薄清零”的发展目标，但最新的数据研究却表明，其整体向好的背后是补助收入，也即转移支付的不断加码，与自身生计能力的提升呈弱关联性，其实质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换言之，一旦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被削减或终止，当前的收入水平便难以维系。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在跨越绝对贫困和低收入阶段后，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要义，党委统领合作社的推行则有效顺应了这一目标导向，其不仅强调各类资源的下沉，更注重通过技术培训､党建引领和市场统筹等方式提升合作社的生计能力､帮助合作社建立稳定的供销关系，以寻求生计的可持续。因此，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阐释该模式的实践过程和运作机理，具备理论上的合理性。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强调，单纯增加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和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是最有效的，还要增强他们处理疫病､经济打击和自然灾害等各种危机的能力。其研究思想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末期Sen､Chambers等关于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他们除考察传统意义上的收入贫困以外，还对致贫的深层诱因，尤其是生计的风险环境､发展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等进行了辩证思考。Chambers对可持续生计做了明确解释，即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享有权等)和活动基础之上，只有当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并在压力和打击下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的。由于“生计”概念的认知差异，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和发展研究机构等组织提出三种主流的可持续分析框架，其中DFID基于Chambers研究所建立的SLA框架得到最为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成为生计分析和贫困研究的经典范式。
SLA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5个要素组成，其不仅揭示了生计发展的限制因素和根除贫困的潜在机会，同时描绘了贫困对象在市场､制度等造成的脆弱性环境中，如何利用资产､权利和可能策略去寻求宽广的生计出路，实现理想的生计成果和预期的生计目标，反映出贫困对象的生计资本结构､生计过程和生计目标之间的交互变化和相互作用。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合作社可被看作在一个脆弱性环境中生存或谋生的主体，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灾害冲击､乡村精英流失以及季节性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和生产､就业的波动等，同时，与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相比，合作社在市场资源､技术创新和集资融资等方面存在先天劣势。党委统领合作社则通过整合项目､技术和资金等要素帮助合作社获取和改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以破解合作社生计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并以基层党建(结构和制度的改变)为抓手推动村社组织再造和主体利益联结，借此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同时采取联合社统筹市场开发和产销衔接的生计策略，降低合作社分散交易的制度成本和生计脆弱性，将有限的生计资本转化为积极的生计输出，最终寻求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领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分析框架(图1)，以探究该模式运作的内在机理。
三､个案呈现:党委统领合作社模式的鸭池实践
(一)案例选取及介绍
鸭池镇位于黔之西北､乌蒙腹地，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作为我国反贫困实验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毕节市通过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脱贫攻坚大考中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生动典型”。鸭池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则是在毕节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探索。2018年8月，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减贫脱贫事业，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鸭池镇党委副书记邵兵注册成立了七星关区格啷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下称联合社)。全镇26家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均入股联合社，共认缴资金2340.8万元。据初步统计，截至2021年，联合社实现产值达3051万元，各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92万元，帮助1391户559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全面脱贫。鸭池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创新，已经跨越了“村社一体”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在共同富裕和农村合作化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在毕节乃至全省全国都有先行的意义。2023年7月，笔者跟随团队前往鸭池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察，并通过一对一和座谈会等形式对相关负责人和村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研内容包括该模式的组织结构､运作流程和经营现状等，共整合､留存了三万余字的有效文本。基于此，本研究以鸭池实践为例证，对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出场情境､实践过程进行梳理和呈现，并尝试总结提炼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新时代改革经验。
(二)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出场情境
1.集体经济发展遭遇升级转型难题
2017年之前，鸭池镇26个行政村(社区)中逾半数的村庄属于“空壳村”，村集体无任何经济积累，集体经济组织大多由村“两委”代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推行，帮助鸭池镇实现“空壳村”全面清零的目标，并显著提升了“薄弱村”的经济收益，截至2018年末，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的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超过10万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核心是解决“一户农民单打独斗”的问题，通过支部引领将分散的小农和闲置的资源整合起来集约发展，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阶段，就会遇到“一个党支部单打独斗”的问题。随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推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就是大多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出现发展资源不足､市场竞争力低下和发展路径单一等问题，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持续减缓甚至停滞，集体经营性收入大多维持在20万~50万元，集体经济发展遭遇升级转型难题，难以实现更高层面､更高水平的合作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帮助鸭池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带领全镇人民跨越了低收入阶段，但立足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迫切需要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合作。
2.村域间集体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凸显
在脱贫攻坚阶段，集体经济发展的底线任务是对弱势群体进行兜底，消除绝对贫困，毕节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推行高质量完成了这一阶段目标。在实现“消薄清零”后，鸭池镇集体经济发展遭遇了另一个难题，即两极分化现象凸显，集体经济发展整体呈现金字塔型结构，绝大部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发展水平低下，少量村集体的收益较高。具体来看，一方面，一部分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源丰富的村集体如王家湾村､新坝村等，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体量和增速的跨越式提升，而诸如煤冲村､石格村等传统的“三无”村庄则由于生计资本和经营能力的匮乏，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补助性收入维持低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囿于区域内资源禀赋的趋同性，鸭池镇各合作社产业发展的同质化严重，主要经营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大棚蔬菜､烤烟和辣椒等经济作物。产业的同质化在弱化合作社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村域间的恶性竞争，甚至出现“大农吃小农”等现象，进而诱发集体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权威性的政党组织，将各村合作社统合起来，推动村集体抱团发展､协同进步。
3.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低下
异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兼具“市场性”和“社区性”的统一，其不仅要助力成员增收，更为关键的是要增强乡村内部的组织化程度与利益联结，以此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各党支部通过党员大会､群众会､院坝会等方式积极宣传发动，均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在组织集体成员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实现资金入股和资产入股，村庄的公共性和组织化程度得以显著提升。但在后续经营中，囿于党支部存在市场经营能力低下和发展资源匮乏的天然劣势，鸭池镇大多数村集体采取“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即前端的资金､技术和后端的产品销售均掌握在企业手中，党支部只负责在中间协调企业流转土地､组织农民打工，龙头企业掌握着合作社的实际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其结果就是“富老板不富老乡”，村民与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松散､关系淡薄，村集体与合作社成员逐渐被排斥在合作社的权力结构之外，逐步丧失了合作社治理的主体性和乡村建设的公共性。同时，村集体有限的股份分红使其难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支出上有所贡献，也就难以强化村“两委”的在地权威，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随之弱化。
(三)“两包一干”:鸭池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实践探索
在推动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鸭池镇以毕节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契机，大胆探索创新“两包一干”的工作思路，在全镇范围内推行党委统领合作社。“两包”就是乡镇党委包“前端”和包“后端”，即成立党委领导的镇级联合社，将合作社“前端”的产业选择､资金筹措､技术培训､运营管理以及“后端”的市场开发进行包揽，形成“产业选择—组织运营—市场拓展”的闭环产业链;“一干”则是由各村党支部“领着干”，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引领示范作用，发动群众入社､组织群众生产､带领群众共赢。
1.整合资源要素包“前端”
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普遍思路是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以突破资源掣肘，解决资金､技术和运营等难题，作为回报，后者分享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经济收益。在鸭池镇实践中，联合社则承担起龙头企业的角色，通过整合产业､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要素解决合作社发展的“前端”难题，帮助合作社做好产业选择､资金筹措和技术服务等，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和村集体收益。具体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在产业选择上，由联合社立足七星关区政府的产业布局，结合各村(社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等，统筹规划全镇产业布局，避免产业扎堆或单打独斗盲目发展。在资金筹措上，由鸭池镇党委背书，联合社通过多渠道累积整合涉农资金､专项扶贫资金､农行乡村振兴e贷､社会闲散资金等各类资金逾8000万元，根据产业布局将资金分散注入各合作社，以解决合作社融资难题。在技术培训上，为了满足合作社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联合社与地方院校､涉农单位和龙头企业开展对口支援与合作，共同筹建产业技术团队和科技示范点，涵盖农艺农技､畜牧养殖和电商运营等领域，为各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在运营管理上，为了保障联合社与合作社的有序运转，鸭池镇党委制定实施了《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工作管理实施方案》，指导合作社细化完善组织建设､手续审批､财务管理和聘任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同时组建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财务､审计､人事等职能机构对全镇合作社进行集中管理，并组织鸭池镇领导班子成员挂包全镇26个合作社，以确保各合作社步调一致､政令畅通。
2.强化基层党建“领着干”
联合社统筹资源要素包“前端”有效破解了合作社生产要素短缺的天然劣势，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还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村“两委”的引领示范作用，将村民组织起来参与合作生产，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充分转化。为此，联合社提出了“三步走”发展策略:第一步，强化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头雁”作用。联合社坚持“先选人､后领办”的原则，把讲政治､敢担当､能带富和会服务的优秀人才选拔为“领头雁”，由其成立､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二步，发挥村“两委”的“顶梁柱”作用。为了细化落实村“两委”及党员的领办责任，鸭池镇党委制定实施了《全镇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建立明晰的权责体系和奖惩标准，并推动村“两委”和党员率先垂范，带头入股合作社，并引领成员参与合作生产，防止出现“谁是法人谁来干，其他站在坎子看”的情况。第三步，发挥群众“主力军”作用。党支部利用党群集体活动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入户走访和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宣讲合作社的宗旨､优势及政策，核算比较入社前后的经济账，鼓励群众以人力､资金和作价后的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入股合作社，并规定本村村民入社率不低于10%，持股占比不低于40%。此外，为了对弱势群体进行兜底性照顾，党支部将财政扶持资金折价量化到户后入股，以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100%入社，并推动合作社就业岗位优先向弱势成员开放，不断强化村民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
3.统筹市场开发包“后端”
包“后端”就是由联合社对各合作社的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合作社主要负责组织群众生产，挖掘潜在市场､开辟营销渠道则由联合社的市场开发专班承担。为了增加市场份额，帮助合作社建立稳定的大后方，市场开发专班采取“农店对接”“农企对接”和“订单农业”等策略，积极开发市内市场､对接市外平台，努力打造市内市外“双循环”的产销格局。同时，由联合社牵头，对全镇农特产品进行品质认证和商标注册，打造具有鸭池特色的绿色农产品，提升农特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目前，联合社与辖区内四家事业单位和十二家大中型生产企业等达成合作协议，给总数近两万人的食堂供应原材料，并与七星关区的两家农贸批发市场､六家商超签署了供应协议。同时，市场开发专班积极对接农特产品销售公司，与贵州禾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手，将鸭池农特产品销往贵州､江西､广东等地，并与暨南大学､广州大学等8所高校及其他机关食堂达成配送协议。此外，联合社不断升级优化物流､仓储服务，引进邮政､顺丰､德邦等十余家物流品牌及60余处快递站点，并在七星关区建有5处冷库，为各村合作社提供仓储和物流服务，以保障产品的供应质量及配送效率。总的来看，联合社通过统筹市场开发，有效弥补了合作社市场经验不足､运营能力欠缺等方面的短板，确保各合作社市场“后端”流转通畅，显著提升了合作社的经济收益和成员合作生产的积极性。
四､党委统领合作社模式的运行机理
(一)改善生计资本，提升合作社的生计能力
农村贫困问题与其生计的脆弱性紧密相关､互为因果，社区和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低且配置不合理是致贫的社会根源。在自然､市场､政策和疫病等因素造成的风险性环境中，个人或集体拥有的生计资本决定着所采取的生计方式，资本存量丰富的人们往往具有更多的生计选择及应对风险､胁迫和利用机会的能力，而作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和谋生的对象，合作社在技术､物质､资金等方面的天然劣势，不仅限制了合作社的产业发展和生计选择，也使其在面临外来冲击时规避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联合社成立后，乡镇党委采取包“前端”的策略统筹合作社发展的资源要素，帮助合作社获取和改善生计资本，提升合作社的生计能力，有效化解了先行实践中合作社“不敢干､不能干､不愿干”的弊端。具体来看，在人力资本方面，联合社通过组建技术团队和科技示范点为合作社开展技能培训､流程再造和战略指导，涵盖农艺农技､畜牧养殖和电子商务等领域，显著提升了社员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和行业认知。同时，通过党委统筹的方式压实党支部领办责任，帮助基层党组织摆脱消极懈怠心理，强化相关技能学习的内生动力，并依托党建引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合作化生产，不断提升合作社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社会资本方面，党委统筹､跨社联营的经营模式在合作社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沟通机制和约束机制，缓解了先行实践中因同质化竞争而产生的经济内耗，促进合作社之间的信息对称和资源共享，不断强化镇域内部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和互惠规范。在自然资本方面，联合社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公共空间治理､“三变”改革和土地流转等行动，引领党支部清理回收被侵占的公共资源､盘活闲置的内部资源和整合碎片化的耕地资源，有效提升了耕地资源的产出效益和环境资源的经济效益。同时，引导村民树立环保意识和科学种养理念，以降低资源损耗和污染排放，并围绕耕地退化､水源污染和林木破坏等问题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不断强化合作社的自然资本禀赋，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要素存量。在物质资本方面，联合社整合专项资金和条块项目对辖区内交通､水利､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并由镇农业服务中心､水利站等部门为合作社的统耕统收､统防统治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从而完善农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手段。在金融资本方面，联合社统筹各类涉农资金逾8000万元，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极大丰富了合作社生产运营的原始资本，同时联合毕节市农商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帮助合作社建立金融资产，缓解资金流动性制约，为实现合作社的生计目标提供所需的积累和流动。总的来看，联合社通过自然､技术和金融等资源要素的整合，有效破解了合作社生计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不仅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和多元化的生计选择，同时还显著提升了其利用机会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推动村社再造与主体利益联结，构建乡村共同体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打造乡村共同体，引领全体农民共建共享共富。早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国家就试图通过政党下乡实现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再造，“支部建在村庄”和“支部建在生产单位”在国家对乡村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鸭池实践中，乡镇党委以党建为抓手，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示范作用，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以更大的范围组织群众参与合作生产，共享集体发展收益。具体来看，一方面，推动村社组织再造，打造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化的治理共同体。为了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战斗堡垒作用，鸭池实践沿用了“政经合一”的传统组织架构，乡镇党委在各个行政村推行“村支两委一肩挑”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治理模式，推动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集“政､经､社”于一体的复合型组织。基于此，选优配强村级领导班子，重点抓好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建设，并推动党的组织网络和制度体系向合作社､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及涉农企业等主体延伸，以党组织为纽带实现多元主体和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另一方面，强化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从产权形式来看，各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均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党组织在引领群众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鼓励群众以各类生产要素入股合作社，在此基础上将合作社入股联合社，以股份化的产权形式在村民､合作社和联合社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联。此外，为了加强合作社与分散农户的利益联结，引领未入社成员共建共富，联合社大力推行“合作社+”模式，不仅为分散农户提供统耕统收､统防统治､统销统结等社会化服务，还推动合作社的服务体系和市场资源向小农户低成本开放，引领分散农户融入合作社的发展格局，推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从经营模式和分配机制来看，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阶段，鸭池镇大多数村集体实行“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企业通过资金入股､技术入股和低价收购等方式分享了大部分收益，村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联结松散。联合社成立后，为了保障农户和村集体利益，鸭池实践转而采取“联合社+合作社+农户”和“联合社+龙头企业+农户”两种运营模式。前者由联合社取代龙头企业的角色，通过整合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包“前端”并统筹市场开发包“后端”的策略，有效缓解了长期以来“两头在外”的弊端，使得中间的合作社和农户享有完整权益。在这种经营模式下，联合社在各合作社推广“217”收益分配机制，由合作社提留20%作为发展资金及风险防控资金，用于扩大生产经营和弥补亏损，10%作为联合社及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劳务津贴，70%按集体股､个人股占股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个人股(村民占股)不低于40%，推动集体经济收益最大限度地惠及村民和村集体。后者由乡镇党委背书，联合社与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经营，其中联合社主要负责资金､用地等要素供给，企业则负责提供完整的产业链和营销渠道，农户参与劳动生产。该模式在股权分配上遵循资金入股为主､技术入股为辅的原则，根据合作项目､出资比例和技术价值的不同，企业一般持有10%~50%的股权，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联合社的收益分配权，其中农户不仅能够获得劳动收益，同时入社农户还享有联合社的股份分红。
(三)降低交易成本和生计脆弱性，提升合作社的生计输出
生计资本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积极的生计输出，作为大市场环境下的脆弱性群体，合作社只有采取适宜的生计策略应对风险和冲击，才能提高生计输出。鸭池实践中，乡镇党委在拓展合作社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采取包“后端”的生计策略，由联合社统筹市场开发，对合作社产品实施统购统销，以降低合作社的交易成本和生计脆弱性，显著提升了合作社的生计输出。一方面，联合社通过减少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降低合作社的交易成本。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阶段，由各合作社分别与市场主体进行同质化的产品交易，这在降低规模效益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交易频率和议价次数，交易成本随之上升。联合社统筹产销后，由其对合作社产品进行内部整合､交易，统一对外销售，将原有的多次外部交易转化为一次外部交易和多次内部交易。由于社员之间具备更亲密的关系网络，内部交易的成本显著低于外部交易，总的交易成本也因此而降低。此外，受产业规模有限､信息获取能力低下等因素的制约，合作社往往缺乏稳定的终端销售对象，从而在交易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每次交易合作社都需要承担搜寻､比较潜在买主和了解市场价格的成本，同时每次交易都需要重新谈判､议价，尤其是农产品在价格波动且农产品质量难以达成共识时，产品的价值将难以确定，讨价还价的成本甚至会高昂到令交易取消的地步。联合社则依托乡镇党委的背书与辖区内外12家大中型企业､6家超市､4家事业单位和1家农特产品销售平台等建立起稳定的供销关系，显著减少了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随之降低。另一方面，联合社统筹产销，显著提升了合作社的风险抵御能力，降低了合作社的生计脆弱性。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合作社尽管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但由于生产､组织及市场等方面的短板，往往缺乏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手段，“卖难”“卖贱”“买贵”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而市场份额更大且具有基层政府背书的联合社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具备更强的议价定价能力，这有助于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冲击。联合社在供需关系研判､市场前景预测和政策环境调适等方面的专业性，亦能促进合作社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优化产业结构，以维持供需关系的微妙平衡，防范出现滞销风险。同时，联合社在市场开发过程中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的新技术与新产品，帮助合作社与时俱进地实现技术迭代与产品创新，以提升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和风险适应性。在组织化方式上，联合社以合约生产实现风险的再分配，与农业龙头企业贵州禾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产品销售数量､质量和价格签订书面协议，将市场风险中的销售风险转移给企业，不断降低合作社的生计脆弱性。
五、党委统领合作社模式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启示
(一)加快构建整体性政策帮扶体系，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生计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空前加大，但目前来看，既有的政策支持体系大多依赖资源输入以解决“前端”的生产难题，且主要通过财政扶持､税收减免和贴息贷款等惠农政策丰富集体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而对人力､社会､自然等资本的开发和改善以及后端的运营管理､市场统筹等缺乏足够的关注。资源输入的政策惯性尽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集体经济收益的整体跃升，但并未带来生计能力的同步改善，同时也使得部分村集体因经营不善而导致巨额的集体负债。鸭池实践之所以成为贵州乃至全国的成功典型，有赖于当地政府“两包一干”的政策思路所形塑的集“产业选择—生产运营—市场开发”于一体的闭环帮扶，其不仅强调资金､产业等资源的下沉，更注重通过技术培训､市场统筹等方式降低合作社的生计脆弱性，帮助合作社建立可持续的生计，强化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由此观之，地方政府应摆脱资源输入的路径依赖，以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生计能力为政策导向，加快构建整体性政策帮扶体系，既要兼顾人力､社会和自然等生计资本的开发与改善，也要推动政策帮扶从资源输入向运营管理和市场开发环节延伸。
(二)推动集体经济跨村联营，建立更高水平的合作化发展
农村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充分发挥了“分”的积极性，却忽视了“统”的思想。大多数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除了少数“明星村”，绝大多数集体经济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经济增长。鸭池实践则以党委统领的模式实现集体经济的跨村联营和协同发展，不仅有效避免了村域间的同质化竞争，还实现了以强带弱和弱弱抱团，推动全域合作社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中实现包容性增长。当前，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构建，城乡间和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正逐步打通，不同集体经济组织间的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也将成为常态，集体经济跨村联营的先决条件已然成熟。因此，乡村共同富裕和农业合作化道路不能止步于“村自为战”，在跨越打造“明星村”和“削薄清零”的发展阶段后，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迫切需要以跨村联营的方式建立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合作，在抱团发展中迈向共同富裕。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引领村集体突破村域乃至镇域的行政分割，改变村集体“小而散”和“单打独斗”的局面，推动建立跨村联营型组织模式，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和飞地经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行深致远。
(三)坚持党的领导，将农民组织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农业合作化的本质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乡村治理，让农村和农民成为发展的主体，合理分享发展收益。鸭池实践之所以令人振奋，不仅在于其指明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未来路向，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方法。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倾向于通过引入市场资本和龙头企业来发展产业和组织农民，虽然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下乡，但并未实现分散小农的再组织，也没有改变个体农户在生产和分配环节中的弱势地位，其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剩余溢出村庄，乡村熟人社会和共同体日趋离散与解构。在鸭池实践中，乡村共同体的构建和群众力量的发挥有赖于乡镇党委形塑了以党组织为轴心的动员体系: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高位推动实现了对各村党支部的政治动员，压实了党员干部的领办责任;另一方面，各党支部通过支部引领､党员示范实现了对村民的广泛动员，进而形成党委统领､支部领办､党员示范和群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由此观之，唯有党依靠优良传统和政治定位才有能力､有动力承担起领导农民､组织农民的重任。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道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一是从组织模式角度切入为集体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现象。本文捕捉到鸭池镇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模式创新，对该模式的出场逻辑和实践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呈现，并从学理上阐释了其运作的内在机理。二是揭示了未来集体经济发展和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可能路向。立足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本文研究指出未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应突破村域乃至镇域的行政分隔，将群众组织起来走跨村联营的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和飞地经济。三是提出了新的政策帮扶理念。目前来看，尽管政界和学界均强调政策帮扶对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并未意识到相关帮扶政策的碎片化和局限性，本文则提出了整体性政策帮扶理念，是对既往政策体系的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党委统领合作社为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复制､能推广的样本，但该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是需要一定的前置条件和场景适应性。鸭池实践之所以探索出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发展道路，有赖于以下两方面:其一，毕节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推行，为鸭池镇党委统领合作社的出场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因此，党委统领合作社的推行高度依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对部分成员涣散､结构混乱和功能弱化的基层党组织而言，这一模式的推行反而会适得其反。其二，党委统领合作社是对区域内集体经济低水平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的主动回应，其本质是以党组织为纽带实现弱弱抱团和以强带弱。该模式与市场资源匮乏､人力资本稀缺和发展动力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型村庄具备更高的适配性，联合社能够通过整合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要素与之形成互补。而对经济增速明显､区位条件优越和人力资本丰富的村集体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村庄而言，党委统领合作社的推行应保持审慎的态度，其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并降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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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简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01年创刊，是南京农业大学主办的学术性理论刊物。目前已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教育部名栏工程期刊、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常设“农村社会发展”“农民问题”“农业经济”“土地问题”等栏目。主要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与转型、乡村治理、粮食安全保障、农民生计与保障、农村土地制度与土地流转、贫困与精准扶贫、农村组织与制度、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金融、生态经济与环境治理、农产品生产与流通、农村政治与文化等具有政策性、现实性并有一定学术性和理论高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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