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方向与核心内容

现代化既是一个全球性过程，也是一种全球性话语。每个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曾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过，认为现代化的阻力主要来自民族文化与主体性等先在禀赋条件，因而，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从而改造国民性，塑造新主体。其实，追根溯源，这种思想观念受到了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话语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现代化问题，但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明，资本主义精神扎根于新教伦理，因而现代化只能发生于西方社会。在《儒教与道教》中，他明确提出，儒教“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伦理，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中国“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律逻辑”，“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总而言之，中国没有西方近代社会的诸多要素，所以不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进入现代化。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确立了西方学者对于现代化叙事的一种经典模式:现代化只能发生于西方社会，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典范，非西方国家只能学习､追赶西方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6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研究热潮，种种现代化理论层出不穷，其中帕森斯与罗斯托的理论堪称代表。帕森斯在

《社会系统》中提出，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英国的产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以德国的工业化为代表，其缺乏社会民主化根基，导致纳粹主义的大灾难;第三阶段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为代表，美国的现代化把产业革命与社会民主化有机结合起来，堪称现代化的典范。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人类社会可以从经济维度分为五类:传统社会､起飞的先决条件､起飞､成熟的动力和高大众消费时代”。他认为，只有美国步入了高大众消费时代。在雷迅马看来，这些现代化理论并非仅仅一个学术上的模式，而是美国确立其典范性､保持其全球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他指出，“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20世纪60年代末，“现代化‘学派’很快在美国消散了，到20世纪80年代似乎已很少有学者会自称自己的专业领域是‘现代化’了”。但这种理论的余音还有，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进一步阐述了黑格尔提出的历史终结于现代自由国家的观点，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基于“寻求承认的斗争”的机制必将推动不同的社会建立起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国家。很显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晃动着以美国社会为模板的现代化叙事的身影。

对于上述的现代化叙事，除了雷迅马揭示其维护“美国世纪”的意识形态本质，人们也在质疑其普遍有效性。正如富永健一所问，“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杜赞奇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现代化理论已经名声扫地，主要是因为它预设了世界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像现代西方的现存模式”。事实上，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有其自身局限性。华勒斯坦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体系面临三个基本矛盾:一是经济方面积累的困境，二是政治方面合法性的困境，三是文化方面强调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缘文化论的困境”。因而，西式现代化并非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型。弗兰克甚至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表明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性。多元现代化不仅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设计方面拒绝西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包括在意识形态层面警惕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形成多元现代性。艾森斯塔特发现，“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实际发展，驳斥了现代性的西方方案将走向趋同和称王称霸的假设。大多数社会的广泛制度领域，即家庭生活､经济政治结构､都市化､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和个人主义取向中，产生了一种趋向结构分化的普遍趋势，与此同时，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在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则大相径庭，从而引发出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多元现代化的实践及其理论，事实上论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结合自身历史与现实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

所谓多元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反霸权的现代化，是尊重自身传统､文化自信的现代化。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通往现代的竞赛中，有各种各样互相竞争的努力，每一种努力都有着不同的国际参照体系，但它们大多数都假定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历史断裂”。对此，国内学者也曾反思过，且不论20世纪20年代以梅光迪､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正面价值，比较典型的是甘阳的“通三统”论。所谓“三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极其重视自由与权利的传统，二是毛泽东时代重视平等与正义的传统，三是儒家文化传统以及日常生活中重视人情与乡情的文化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三种传统看似互相排斥，实则应该融会贯通。姚中秋甚至认为，“被归结于‘改革’名下之过去三十年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中华传统复兴之结果”。沈湘平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

在现实层面，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秉持独立自主原则，立足国情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更是高度重视传统传承与文化创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其实可以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而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可能是中国式的，才可能彰显多元现代化要义，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

强调“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并非仅仅为了彰显中国特色，这一方面体现了多元现代化理念，另一方面还暗含化解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危机的意图。在西方，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现代化与自然､传统以及共同体的断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卢梭､赫尔德､卡莱尔､莫理斯､斯宾格勒､托克维尔､雅斯贝尔斯等先哲都曾激烈地批评过现代性精神。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进一步提出，现代社会是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技术体系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而文化则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所造成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西方现代化自身无法化解的。西方学者曾提出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找破解之道。我们不能断言东方传统文化是否能够化解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但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精神的反思提醒了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尽力传承历史文化，修复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裂隙，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解决现代化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危机。“与西方式现代化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相协调，着力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程度，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在当前特定历史时期，城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差距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问题，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逐步解决城乡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乡土文明早已支离破碎，农村与城市在社会风气､公共秩序､文化设施､人的素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正是针对这样的现状，党的二十大报告才明确提出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明确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向，然后围绕主要方向开展具体工作。本文认为，这个主要方向应该是通过文明化育提升人的素质，共同实现城乡居民人的现代化。

在诸种现代化与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人的现代化都是中心议题。黑格尔早就提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英格尔斯发现，人的现代化不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而是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他说:“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其中心任务与意义所在。“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普遍本质的核心内涵和元价值，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无论有多少方面，都是无意义的。”“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近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想中，人的现代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从梁启超提出的“新民”､陈独秀提出的“新青年”､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到后来人尽皆知的“革命群众”“四有新人”等概念，说的其实都是人的现代化问题。

何谓人的现代化?有人认为，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从习俗中的人转变为具有清晰的主体性意识的人，即“人由凭借习惯､传统､风俗而自在自发地活动的传统主体向具有主体意识､批判意识､技术理性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个体的转变”。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现代人诚然可能会摆脱传统习俗以及家族､村落､国家的规范与限制，但也并非完全自由自觉的，能够成为创造性的主体，事实上，现代社会还会把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强加给个体，“透过就业市场､福利国家和制度，人民被缠结在一个由规则､条件和条款组成的网络中”。与其强调现代人与传统､集体力量之间的张力，不如强调现代人的个体化原则，即现代人越来越具有主体性，进而具备相应的责任感与道德意识。正如鲍曼所言，“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个体化的人往往只是将自我视为主体，而将他者视为客体与工具，刘兴盛称之为“单向度的主体性”。他进而指出，“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其所实现的自由､平等､财产等权利和观念表现为过度的竞争､彼此冷漠的平等以及相互排斥的资源占有，由此表明其建立的主体形态是单向度的，这种形态的主体性在根本上埋下了现代化危机的种子”。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当然必须顺应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原则，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但不是单向度的主体性，而是能够正确处理个体与国家､社会､集体关系的主体性。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主体性，不管他是城里

人还是乡下人，不管他有文化还是没文化。尤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性，促进农民摆脱精神依附性，培养出现代人应有的反思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在强调集体与社会的价值､目标､规范的同时，要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能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限定的范围内，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而且，在这些领域内，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相悖，正如毛泽东所言，“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在当代社会，城里人大多已经接受了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理念，但面对农民的时候，却未必能一视同仁。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一般都会强调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潜意识中还是觉得农民比较狭隘，观念落后，这种启蒙主义姿态已经把农民贬低为缺乏主体意识的受教育者了。事实上，农民不是需要被教导的未成年人。当我们自以为是地说教农民的时候，其实已经产生了缺乏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人际关系了。“我们怎样对别人，首先也意味着我们怎样对自己。当我们把别人当作单纯的手段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也当作了单纯的手段，也就是把我们自己和别人都当作物，而不是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因而，只有我们能够在内心深处平等地看待农民，尊重农民的主体性，不把农民视为客体与工具，建构一种交互主体的伦理关系，才能传递一种真正的现代文明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培育农民作为现代人的心性与人格结构，奠定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因而，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我们与其强调单向度的宣传教育，不如重视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对人的现代化的形塑作用。

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对人的现代化的形塑作用首先体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对人的主体性的自发培育功能。一方面，亲身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淘洗，尤其对于农民而言，是接受现代理念的重要契机。社会学研究表明，进城务工的农民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婚恋观念､养老观念，乃至消费观念､环保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激发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的主体意识，即只有作为经济活动的独立主体，他才会勇于拼搏，敢于承担责任，遵守商业规范与职业道德。另一方面，恰恰是市场经济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市场经济刺激了人们的逐利心理，社会上出现了信念丧失､道德滑坡等问题。由此可见，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主体性的自发培育功能并不等同于放任自流，只有同时加强合理引导，才能实现个体化与共同体化的协调发展，克服单向度的主体性，达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人的现代化。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对人的现代化的形塑作用还表现在具体的生活方式方面。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使用冰箱､空调､抽水马桶，开着小汽车，使用微信电话，刷着手机小视频，都可以切实地感受到现代化，其思想观念显然不可能还停留在前工业社会。就拿使用抽水马桶来说，不仅可以满足普通民众获得清洁､舒适､安全､便捷以及很有尊严感之排泄环境的美好愿景，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意识到卫生间之外还有着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以及水资源､水环境等现代的社会问题。

强调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物质文化对人的现代化的形塑作用并不是否定国家意识形态的积极介入。事实上，国家意识形态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美丽乡村建设”与“移风易俗”专项治理等国家行动，切实地改变了农村面貌与农民素质。但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意识形态只有深度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才能持续有效。比如儒家的伦理教化就往往融入传统节日等社会装置，通过仪式的象征体系再生产着特定的社会关系，强化着社会秩序。其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然具有动员民众，凝聚人心，加强亲情与友情，增强群体､社区与地域认同感的积极价值与作用，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结合传统节日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宣传工作，不仅能够寓教于乐，还能促进传统民俗文化的创新､发展，让乡民自发地把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融入自己的生活文化，自主地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文明理念的现代人。

总而言之，人的问题是城乡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问题，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必须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农民的现代化问题。农村不是现代化的飞地，农民不是“化”外之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应该与城里人一样具备现代人应有的人格结构､心理､观念。只有实现所有人的现代化，我们才能说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所谓城乡融合发展并非抹杀乡村特性，把乡村变得跟城里一样，但在人的现代化层面，不应该讲乡村特性，有城乡差异。

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在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建设方面，就政策层面来看，国家从来没有城乡区别对待，如道德建设的原则､要求都是针对所有公民的。而在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等方面，由于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则存在显著差异。所谓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消除这些方面的城乡差异，实现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完全一体化。

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已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此后，一些地方开始积极探索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比如山东省莒县，在2004年就提出了“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共同提高”的目标，把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各级“一把手”工作责任目标并进行考核，还开展了“城乡双百文明共建”活动，即组织县直机关100个文明单位与全县各乡镇100个村庄开展结对共建。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全国各地更是兴起了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热潮，纷纷开展城乡结对共建､送文化下乡､移风易俗等活动，还创新各种举措，如建设“党的声音进万家”理论宣讲品牌，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创评大赛，通过积分考评发动新乡贤参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由于国家力量的持续介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遇到了诸多难题，如:科技下乡，除了农业技术推广，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由于远离农民日常生活需要，是很难下乡的;在乡村教育方面，由于农村人口流失，“村小”合并，乡村教育止步不前;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虽然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推进诚信建设，但关键问题很难解决，即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很难迁移到陌生人社会成为普遍信任，城里人甚至不能放心消费农产品;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成千上万的农家书屋不少处于搁置状态，每月都送电影下乡，但观者寥寥。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仅仅依靠政策倾斜､城市带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很难真正融合发展。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应该以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内容，提升乡村文化主体性地位，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乡村与城市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可选择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人们只有在思想观念中不再贬低乡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在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表现在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本文所谓的历史文化主要强调文化的社会定义，是指能够彰显民族特性的生活方式､象征体系及共同的思维方式､处事习惯。思想､道德､科学､艺术､体育等，其实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的具体形态，只有其中体现民族实践智慧的文化精神才是根本性的。没有这种文化精神，思想､道德､科学､艺术､体育就会丧失统一性，成为空洞的外壳。文化精神不同于具体的历史文化形态，它一定是活态的，而不可能是文献式的。它是文化的一种内在力量，“一种文化自身的可持续生长方式或生长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文化不仅能延续，而且能与世推移､不断更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其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绵绵不绝的强大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当然，这种文化精神并非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它有其具体的历史形态，比如，古人讲的“理”就能见出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诸多具体形态已经完全成为文献式的了，但其文化精神并没有丧失生命力。如果以局内人视角来观察乡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就能充分感受到他们在与人交往的方式､礼仪､俗语､文艺､娱乐中仍然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绵延着中华文化精神。如果能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就不会盲目地“城乡结对帮扶”“送文化下乡”了。否则，可能是旧衣服上加新补丁，完全格格不入。对于这种“旧衣服上加新补丁”问题，梁漱溟早就发现了，他在总结其乡村建设经验时提出，“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

从某种意义上讲，城乡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现代的､城市的文明形态高于传统的､乡土的文明形态的预设。其实，这个预设背后是启蒙主义的文明观，即认为“文明是一元的，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意味着进步与野蛮､未开化形成对比，其实，文明已经成为一个中性词，“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在启蒙主义文明观看来，乡村社会缺乏普遍信任，没有图书馆､篮球场､电影院等文化设施，也没什么人从事文学与艺术创作，实在是精神文明的洼地。但民俗学家发现，乡村社会有自己的一套人生礼仪､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技艺､民间医学､民间游戏､民间杂技､传统节日等，内容极其丰富。就拿民间文学来说，就有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形式。甚至在体育方面，乡村也有民间体育，如滚铁环､打陀螺等。但是，传承良好的民俗文化形态往往都没有从民间信仰､礼俗仪式中分离出来，一直被视为落后的迷信活动。如山东省青州市井塘村的妇女，她们会结成“四季社”“玉皇社”等，每个月都在村内举行敬神仪式，进行内容丰富的歌舞表演。这是迷信活动吗?应该坚决取缔，或者通过宣传､教育让她们自觉放弃这种民俗活动吗?在该村做过田野调研的刘铁梁指出，“仪式过程中所表达的那些特殊知识，是与她们的特有的表演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能够充分显示出她们创造和传承村落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刻骨铭心的聚会中，艺术与信仰､性情与才智，全都浑然一体，难解难分”。如果乡村社会这些固有的历史文化没有得到传承与发展，外来文化及其文化精神又不能真正融入乡村社会，乡村就会真正沦为文化荒漠。“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并非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国家治理需要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性因子，在农民日常生活情境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效融合，由此实现农民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重建。”因而，在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应该重新审视､评估乡村历史文化资源。正如范玉刚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活的机体，乡村文化复兴有利于促进活态化的文化传统与当代条件相结合，其新质的文化形态的生成是当代现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一方面，提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应以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内容，并不是一味强调大力弘扬乡村文化，否定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城市文化导入乡村社会，推动乡村文化实现现代转型，而是强调乡村文化内蕴着中华文化精神，有其丰富多彩的具体文化形态，是足以和现代城市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的独立主体，能够与城市文化形成和洽共生的关系。另一方面，只有以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内容，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有“根”。中国古代城市文化本质上只是乡村文化的“存储器”，而现代城市文化则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严格地说，真正的文化一定具有历史传承性。任何新的文化形态，都是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而非凭空生出;而外来文化也必须融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根脉，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历史文化必然有“传”有“统”。所谓“传”，就是其历史传承性，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谓“统”，就是其文化精神。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过去，“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正因为如此，‘传统’绝不可能只等于‘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恰恰相反，传统首先就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的东西’——未来的人､未来的事､未来的思想､未来的精神､未来的心理､未来的意识､未来的文化､未来的一切”。也就是说，传统是作为过去通往未来的过程，总是活在现代的。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践中，只有传承历史文化，才能绵延传统，彰显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

以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内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与主要特征，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而“两个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恰恰强调传统是现代化的底色。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必须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而必须以历史文化传承为主要抓手。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主动认同某些思想观念。通过创造性转化，让历史文化鲜活起来，进入人们的当下生活，在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在共享“我们的”历史文化，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四个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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