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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德仙，男，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胡浩，男，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陈利根（通信作者），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二期
近代中国农村微观调查数据是农经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本研究系统介绍该调查资料的抢救性整理过程，并解读数据的利用方向和潜在价值。已还原的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涉及人口与劳动力、家畜、土地、肥料、作物产量及用途、借贷、特殊支出等22个方面，含有22省168地区16786个农场微观样本，能较为全面可靠地反映当时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卜凯微观及县级数据适用于地权分配、租佃关系、人口压力、家庭手工业、商品化、民间借贷、粮食价格、市场整合等近代中国农经史热点问题研究。卜凯数据的再利用将对经典农业经济理论提供新的证据或修正，也能够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一、引言
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遽变。复杂的社会现实激荡出汹涌的学术思潮，各学派深入农村展开广泛的调查，收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真实数据资料，进而提出各种理论思想和发展变革办法。如由学界主导的代表性的农村调查，包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和寻乌调查，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和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陈翰笙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调查，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这些调查为理解民国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现象和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学界愈加重视这些珍贵的农村调查数据资料，并相继展开了数据挖掘、抢救性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等工作。其中，基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整理的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极具特色性、价值性和影响力，并被国内外学界广泛利用，驱动了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农业农村改革路径的探讨。例如，卜凯的技术学派农业发展思想、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理论、马若孟的农民贫困理论、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等。卜凯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地权分配、租佃关系、农业商品化、民间借贷、农业生产力、农民贫困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微观数据来源。本文将系统介绍卜凯数据的挖掘整理过程，呈现目前已恢复的数据全貌，并从土地规模的角度评估数据的可靠性，以回应卜凯数据是富农样本的误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卜凯数据深度挖掘利用的方向。
二、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22省168地区16786农场
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5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1920年进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工作，1921年组建中国近代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并担任农经系主任。其后，卜凯为收集民国农村资料及提出针对农业改良的建议，先后主持了两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村微观调查，即1921—1925年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和1929—1933年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其中，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共收集了22省168地区16786农场的数据和资料，这构成了卜凯农户调查数据的核心来源。
（一）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问卷和内容
基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卜凯制定了契合中国农村社会场域的区域调查和农户调查问卷，具体包括田场调查表、食物调查表、县调查表、地区调查表、人口调查表、生命统计调查表、农业概况调查表、作物表、自然区域调查表等，其中的田场调查表、县调查表和地区调查表的调查内容显得尤为广泛和细致。
田场调查表主要针对农场进行微观调查。卜凯调查的农场具有如下特征：农场由场主本人和其同居共食的家属及雇佣工人管理和耕种；农场同时拥有耕地等生产用地和农舍等生活用地；农场收入提供家庭费用占八成以上。田场调查表分为概要、农事、田场杂工、房屋衣服家具及农具四个子调查表。概要调查子表主要调查田场面积、坟地、灌溉、荒地面积、田地分布、租佃法、田场人工、牲畜、饲料之购进、作物、作物牲畜及畜产之用途、副产物、借款与负债、储蓄、特殊费用、作物面积之变迁等内容。农事调查子表主要调查田场作业、土壤情形等内容。田场杂工调查子表主要调查农场内外工作的种类与数量。房屋衣服家具及农具调查子表主要调查房屋、场主的服装、家具、农具等内容。
县调查表主要依据县属和官厅的记录以及有经验的绅商老者的回答进行填写。县调查表分为概要、农产贸易、食粮用途三个子调查表。概要调查子表主要记录县的面积、有生产的荒地面积与有生产的公有水面面积、土地所有权的分类、灾荒、过去特殊事项的影响、全县户口、田地的税额、地图等内容。农产贸易调查子表主要记录了输出农产品的数量及其占本市总贸易百分率的估计、农产贸易的运输费用及输往的市场、输入的农产品等内容。食粮用途调查子表主要记录了不同食粮用于人用食料、饲料、种子和工艺用品等各项用途的情况。
地区调查表是在不同的年份对某县或某县局部区域的若干村庄进行地区性的整体调查。地区调查表分为概要、食物、物价、土壤四个子调查表。概要调查子表主要调查了户口、土地、作物品种、作物荒歉原因、作物输栽法、农民产物销售、霜期、灌溉、肥料、农工工资、副业变迁、新作物引种、乡间谚语、度量衡制度、作物面积变迁、灌溉面积变迁等内容。食物调查子表主要调查了食物习惯、食物消用前的制造、食粮消用于各种状态的比例、食物商店数目的变迁等内容。物价调查子表主要调查了本地农民售出的农产物价、农民购买的物品价格、役畜的价格、长工全年的工资、农民对于耕地所负担的捐税、耕地价格。土壤调查子表主要采样了土壤标本并调查了不同土壤条件下农作物的通常产量。
（二）田场调查的地区和分布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中的田场调查范围几乎覆盖全国，田场调查的22省分别为河北、山西、绥远、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一些边疆省份未做调查。由于当时中国某些地区受到灾害、战争、政治局势以及社会动荡的剧烈影响，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调查地区、调查村庄及调查对象的选择均难以做到分层抽样或随机抽样，最终在每个地区若干村庄内选择了100个左右的家庭农场进行调查，共计调查了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各省调查的地区数量、农场数量及其占比具体如下：江苏最多，包含20个地区，1905个农场，农场占比11.35％；宁夏最少，只有1个地区，100个农场，农场占比0.60％；其余省份介于二者之间（表1）。
（三）调查资料和成果
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地区分布广泛，农场样本量大，调查内容系统翔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资料和学术成果。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乔启明曾评价，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就人地关系剖析中国土地利用实况是空前的。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基础上，卜凯完成了《中国土地利用》《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国土地利用地图集》三部重要学术著作。
《中国土地利用》主要按照不同农业区域进行了数据汇总统计，并对民国时期的自然因素、作物、家畜与土地肥力的保持、田场企业的大小、田场劳动力、物价与赋税、农产运销、人口、食物营养和生活程度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第一代教科书。
《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在县和地区层面展示了更精细的统计数据，数据资料结构具体分为气候、土地、食物营养、家畜与土地肥力、物价及税则、作物、田场企业大小、田场劳力、农产运销、生活程度、人口等11类162种统计数据表格，提供了民国时期丰富的县级一手统计调查数据。《中国土地利用地图集》则对上述内容和项目分别进行了绘图，并特别拍摄了土地利用的航空相片，包括陕西、江苏、湖南、江西等省的梯田、灌溉田、稻田的真实影像图，填补了近代农村视觉影像资料的空白。
三、卜凯农户调查数据的整理过程及成果
（一）中间统计表的保存、发现及抢救性整理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相关资料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存，1937—1951年存于金陵大学，1952—1971年存于南京农学院，1971—1979年存于江苏农学院，1979—1984年存于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1984—2000年存于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2000年，相关学者发现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中间统计表格，并发现大部分原稿保存良好，但部分资料出现残缺或字迹模糊。留存的资料共有118个包装盒24956页。现存的中间统计表共计83个，其中22个是农户数据表，61个是县级统计表。
对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的抢救性整理工作由此展开。2002—2008年，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日本东京国际大学展开两轮国际合作，分批次将这些珍贵资料进行电子化扫描及保护。2011年，卜凯数据电子化和数据库建设项目正式启动，五年内系统地展开了以下四大项工作内容：（1）基础数据录入与核对。主要针对22个中间统计表下的农户数据表，将标题、地区、变量、数据等录成电子化数据并进行反复核对。（2）基础数据整合。将分散在不同中间统计表中的农户信息整合到同一标题内容下。（3）数据甄别与修复。对数值不清、反复修改和遗漏、英文单词拼写、中文方言表述等问题进行了推算和推测。（4）农户数据深度核对。核对不同标题下，相同地区、相同编号的农户信息是否存在逻辑对应关系，以及农户数据是否与《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的统计数据整体一致。
（二）度量衡转换：面积、产量、距离、货币
民国度量衡纷繁复杂，各地度量标准不统一。针对度量衡问题，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将地方单位转换为统一可比的公制单位，并在第12章中提供了一张各地区度量单位的转换率，主要对面积、产量、距离和货币四类数据进行了度量衡转换。通过查阅《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以及资料比较，便可以直接获得或推算出度量单位的转换率。
（1）面积单位。通过查阅《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直接获得不同地区“Mow”（地方亩）与“公顷”的转换率。
（2）产量单位。原始资料中以“C”“O”“T”“P”等地方产量单位来记录作物的产量。“C”和“O”是重量单位，而“T”和“P”是体积单位。通过查阅《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可以直接获得“C”与公斤的转换率。另外，通过将原始资料中主要作物的平均单位产量与《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进行对比，可进一步构建“T”“O”“P”与公斤的转换率公式。以Ｔ为例，转换公式具体如下：
（2）距离单位。同样，通过两者资料的地区均值对比，将“Distance of the farthest plots”和“Average distance”等原始资料中记录的单位，推算出与“公里”的转换率。
（4）货币单位。同样，将原始资料中“D”（吊）和“$”进行对比，推算出与“元”和“银圆”的转换率。
（三）卜凯微观农户调查数据的构建
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中间统计表抢救性整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卜凯微观农户调查数据，该数据主要于2016年基本复原。恢复的卜凯数据主要的调查时间是在1929—1933年，而江苏江都、宜兴、东台及湖北天门4个地区的调查则是在1924—1925年完成的。2017—2020年陆续出版《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1929—1933）》13部，分别是《江苏篇》《浙江篇》《山东篇》《福建、广东、广西篇》《河北、青海、宁夏篇》《河南篇》《湖南、湖北篇》《江西篇》《山西、甘肃篇》《陕西篇》《云南、贵州篇》《四川篇》《安徽篇》，涵盖的内容及样本量见表2。
（四）卜凯数据的可靠性及其检验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民国农村调查，卜凯农户调查数据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农村的总体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良好的可信度。例如，马若孟曾高度评价卜凯的调查及其数据，认为其是十分可信的，并广泛使用了卜凯数据。然而，学界对卜凯数据也存在一种怀疑，认为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主要是由学生完成的，当时的大学生主要来自富裕家庭，并据此认为调查的样本也是偏向于富裕样本。黄宗智曾对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提出过怀疑，认为该调查没有按照明确的标准选择农户，并指出卜凯在华北地区调查得出的人均耕地规模比土地委员会的《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中的高出约1倍，据此认为卜凯数据是富农样本。
需要澄清的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并非由金陵大学的学生完成。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主要是分区调查主任与地方调查员联合完成的，分区调查主任由金陵大学农经系教员担任，负责自然区域、地区或县等方面的调查内容，而地方调查员由分区调查主任聘请熟悉当地情况的本县或本村人员构成，并接受指导和培训，进而负责完成田场调查内容。
本研究在全国层面上，从土地使用面积、耕地使用面积和土地所有面积三个角度，将《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与《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作进一步对比分析（表3）。
（1）在土地使用面积上，卜凯数据在大多数省份的户均结果比《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要高，在全国层面高了6.04亩。这可能是两项调查包含的土地类型不同导致的。（2）在耕地使用面积上，从总体上看，卜凯在全国调查的户均结果比土地委员会的高0.58亩，其中，卜凯的结果有一半省份相对较高，而另一半省份相对较低。在华北区域，卜凯在河北和山东的结果确实如黄宗智所讲的较高，但在山西和河南则较低。（3）在土地所有面积上，卜凯的全国户均结果反而比土地委员会的低了0.26亩，并在57.14％的省份上更低。由此可见，对户均耕地使用面积和土地所有面积而言，卜凯的结果与土地委员会的结果在总体上并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偏差，因此，在土地规模层面断言卜凯数据是富农样本缺乏充分的证据。此外，钟甫宁等从粮食产量角度否定了卜凯数据是富农样本。由此，卜凯数据在总体上是基本可靠的，当然也仍待更全面的学术检验，包括从不同地区、不同变量、不同度量等方面的检验。
四、卜凯数据在农经史热点问题中的利用
近代中国农经史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地权分配、租佃关系、人口压力、家庭手工业、农产品商品化、民间借贷、粮价价格、市场整合、田税负担、灾害冲击。卜凯微观及县级数据涉及的地区广泛、样本量大、信息丰富，并具有可靠性，其适用于上述热点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卜凯微观农户调查数据的学术应用领域
1.利用土地数据分析地权分配及租佃制度
农场租用数据表主要记录了两块信息：所有权、租佃制度（表4）。（1）土地所有权方面，按照完全所有、混合所有（部分所有+部分租赁）、没有所有（全部租赁）三种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土地的所有面积和租赁面积，这表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土地权属结构以及农户的地权面积大小。自耕农占48.80％，户均地权为23.52亩；半自耕农占44.81％，户均地权为7.67亩，户均租佃面积为11.25亩；纯佃农占6.39％，户均租佃面积为28.86亩；总体户均地权面积是14.92亩（表4）。土地所有权记录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数据，城镇地主的数据并不包括在内。（2）租佃制度方面，主要涉及半自耕农和佃农的租佃合约类型，分别包括分租、钱租、谷租、工佃分租、其他五种类型。谷租、钱租和分租是主要的租佃合约类型，分别有3668个、1260个、1033个（表4）。租佃制度方面缺乏租金数据，有土地流出的农户也被排除在外。
关于卜凯土地数据，于敏捷和胡浩已使用租佃制度数据，探讨了西北地区的租佃市场、合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陈苏等同样基于租佃制度数据，使用C-D函数，比较了分成合约与固定合约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陈苏使用Probit模型，证明了分成合约选择与风险规避有关，以及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博弈能力将决定合约形式。后续研究还可以在土地所有权及租佃制度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描述统计方法、经济学评估指标、计量模型等更多元化的方法，测度近代中国地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结合灾害、税收、商业化、交通、副业、负债等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权分配的影响因素；掌握土地合约类型的结构及其地区差异，并结合肥料、役畜、农具、产出等数据，进一步分析合约类型对土地生产投资和生产效率的影响等相关热点问题。
2.利用劳动力数据分析人口压力与劳动就业
（1）家庭规模数据表记录了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口仅有1人的有129户，占0.78％；2~4人占31.06％；5~10人的家庭最多，占56.24％（表5）。在《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还有非常丰富的县级人口数据，包括各地区总户数与农民户数、家庭之大小、户之大小及人口之分配、人口密度、每公顷作物面积平均之人数、人口之变迁等。（2）劳动力分配数据表主要记录了三块信息：家庭副业工作类型、家庭副业工作时间、家庭副业工作收入。家庭副业工作类型种类繁多，不同地区记录的名称差异较大，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的数据显示，家庭手工业的占比是最高的，为22.00％。没有家庭副业的占比达到52.18％，副业平均收入占比为14.66％（表5）。
关于卜凯劳动力数据，胡浩和郑微微已使用劳动力分配数据，基于古典经济学估算方法，测算了剩余劳动率并分析了劳动力剩余的原因。杨中卫使用2SLS、Mincer工资方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健康资本对农业劳动参与、副业参与、雇工收入的影响。后续研究还可以在家庭规模数据与劳动力分配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描述统计方法、经济学评估指标、计量模型等更多样化的方法，评估近代中国家庭的人口压力，测算家庭手工业与副业的参与状况，进一步探讨人口压力增加与非农产业及就业市场发育有限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内卷化耕作及劳动力配置等相关热点问题；还可以结合生存生活资料、战争、饥荒、灾害等数据，与马尔萨斯陷阱进行对话。
3.利用作物用途数据分析农产品销售与商品化
作物用途数据表记录了作物总产量、作物出售数量，进而可以得出农户层面以及不同地区层面不同作物的农产品商品化率。例如，河北阜平的水稻和小麦商品化率分别为75.49％和67.49％；江苏昆山的水稻、小麦、油菜籽和棉花商品化率分别是19.76％、75.62％、11.24％和49.90％；湖南武冈的水稻、黄豆、油菜籽和棉花的商品化率分别是17.21％、48.22％、32.03％和10.83％（表6）。作物用途数据表（包括作物产量数据）主要列出了当地一些重要作物的产量及销售量，但并未呈现该地区所有作物的信息，实际上卜凯当时调查到作物类型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进一步结合和参照《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6章《作物》。
关于作物用途方面的卜凯数据，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利用作物产量数据，探讨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种植决策和结构问题。后续研究还可以在作物出售用途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描述统计方法、经济学评估指标、计量模型等更多样化的方法，测算近代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水平，并结合市场及交通、工商资本、土地规模、家庭债务、税收等数据，研究农产品商品化经营的动力机制和商品化经济的市场发育；还可以结合农产品价格和家庭食物消费等数据，分析农产品商品化对农民的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造成的影响等相关热点问题。
4．利用借贷和债务数据分析民间借贷与利率
借贷和债务数据表主要记录了三块信息：借贷金额、借贷利率、债务。（1）借贷金额方面，系统记录了当年的生产借贷和消费借贷的金额及其总额，以及近五年的借款总额。5680个农户当年有借贷，户均借贷金额为84.76银圆。消费借贷比生产借贷更多，4796个农户有消费借贷，户均消费借贷金额为75.98银圆；1696个农户有生产借贷，户均生产借贷金额为69.00银圆（表7）。（2）借贷利率方面，消费借贷利率比生产借贷利率整体更高，消费借贷年利率为34.08％，生产借贷年利率为30.34％，总体来看均处于很高的利率水平（表7）。（3）债务方面，有6971个农户处于负债状态，即有46.10％的农户无法偿清或来不及偿还其借贷，平均负债额达到120.53银圆（表7）。
关于借贷和债务方面的卜凯数据，陈志武等使用相关数据和2SLS，认为贫困和市场制度方面的缺陷是造成高利贷的原因。Turvey和Hu采用3SLS，从生产率的角度分析贷款的原因，以及贷款金额和贷款供给方的垄断特征等对借贷利率的影响。后续研究还可以在借贷与债务等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描述统计方法、经济学评估指标、计量模型等更多元化的方法，剖析近代中国民间借贷的基本运行机制，利率和债务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借贷渠道、借贷双方特征、灾害风险、地租、生病、特殊消费、物价等数据，更全面地分析高利贷的成因和家庭负债的形成机制等相关热点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农户为何无法摆脱债务陷阱，以及高利贷对农民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等诸多重要内容。
（二）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成为农经史研究的数据源
《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的县级和地区数据可以用于分析近代中国农经史的诸多重要内容。例如：（1）农产品售价数据表详细记录了中国1906—1933年15省37地区的农产品售价指数。该农产品售价指数是综合了米、早稻、晚稻、春小麦、冬小麦、大麦、玉蜀黍、黄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等21类主要农作物并按照不同权重得出的综合价格指数。农产品售价指数波动极其剧烈，在1906—1929年上升了225.64％，在1929—1933年又狂跌44.09％（图1）。（2）粮食作物通常产量数据表详细记录了中国22省161地区壳类、豆类、油籽类、纤维类、球茎及根菜类、其他作物的通常产量信息。当时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总体是非常低的，例如水稻亩产223.30公斤，小麦亩产67.75公斤（图2）。（3）农人向政府缴纳的田税种类与数额数据表详细记录了中国1907—1933年19省115县的单位普通田地的正税、附加税及总税额。农户的田税负担逐渐加重，每亩田税额在1907—1932年上升了64.67％（图3）。（4）灾荒发生及损害比例数据表详细记录了中国1904—1929年21省160地区的各类自然灾害发生的平均次数、发生的通常时间以及作物受损害的平均比例（图4）。当时处于灾害群发期，灾害频发，农户受灾严重。
在《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相关数据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讨论近代中国的粮食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为何落后（地权分配、技术水平、战争与灾害、市场割裂等视角）、农产品市场整合与市场发育（自然地理、交通设施、灾害风险冲击、军阀割据等视角）、田税及灾害冲击对农户生产及生活造成的负担，以及对农村社会动荡的影响（村民逃荒离村、土匪滋生、农民与地主关系紧张等视角）等相关热点问题。
五、结论
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农村经济调查之一。在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应用现代化的调查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农业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和剖析，最终形成了《中国土地利用》《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中国土地利用地图集》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资料和学术成果。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覆盖地区广，涉及内容翔实，样本数量多，极具挖掘利用价值。
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的中间统计表被发现后，经过基础数据录入与核对、基础数据整合、数据甄别与修复、农户数据深度核对、度量衡转换率推算等五项系统化的数据整理工作，卜凯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现了电子化，并出版了13部《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通过《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与《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的土地规模对比可以发现，并不支持卜凯数据是富农样本，卜凯数据在总体上是可靠的。关于不同地区、不同变量等方面的卜凯数据，还有待更全面的检验。
卜凯农户调查数据为我们把握民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数据来源，为验证农业经济经典理论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修正经典假说提供了支撑，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史热点研究问题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未来可以利用农场租用面积数据、家庭规模数据与劳动力分配数据、作物用途数据、借贷和债务数据、农产品售价指数数据、主要粮食作物通常产量、农人向政府缴纳的田税种类与数额、灾荒发生次数及受损害比例等卜凯微观和县级数据，深度研究地权分配、租佃关系、人口压力、家庭手工业及副业发展、农业商品化、乡村民间借贷、粮价波动与市场整合、田税负担及灾害冲击的影响等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史热点研究问题。当然，卜凯数据资料的应用并不局限于此。
卜凯数据的整理与利用并联合更多的资料，将有利于学界更真实地探索近代中国的农村社会问题，完善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和思想，通过纵向比较进而发现中国农村的演变逻辑和规律，乃至为现代农村制度改革、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提供重要的历史指导和现实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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