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美春:公共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基于生产决策与市场接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奋斗目标。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趋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迟缓、缺乏长期增长动力。当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为我国迈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巨大挑战。作为传承几千年传统农耕文化的农业大国，土地一直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禀赋，也是他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农地流转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被视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和必要途径。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促使土地进一步发挥增收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对农民增收问题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农地转出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结论，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然而，农地转入能否提高农民收入，仍然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议题:一方面，农地转入将分散的农地真正集中到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农户手中，同时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缓解了农业技术采纳的约束，因此采用规模化、集约化的高效率现代生产技术能够创造出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从而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等。另一方面，由于普通农户难以实现大规模种植，农地转入对其带来的收益有限;部分学者发现，早期农地产权的残缺会抑制农户投资土地的热情，进而降低农地经营的边际收益，导致转入农地后经营规模的扩大反而对农户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学者发现，农地转入带来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非农工资性收入下降幅度，故农地流转并不能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收入。上述研究主要从务农者本身的主观角度（农户农业经营能力、农业技术采纳情况、家庭收入结构等），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阐述，但是针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空间。在农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不同的外部生产条件或许也是形成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差异的客观原因。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使农业生产者能够做出更优的生产决策，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运输效率、打破农业信息壁垒，加强农户与更大范围市场的连接，从而对农户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农地转入增收效应不同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格局下，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不仅受个体内部私人生产行为的影响，而且受到外部公共基础设施对私人决策的影响。首先，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有效替代私人生产成本投入、降低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实现生产要素投入的调整与优化。其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农业资源禀赋，不仅为丰富作物类型、调整种植结构创造条件，而且为破除阻碍资源充分流动的障碍、拓展农户市场可得性提供保障。现代农业区位理论提出，农业种植选择是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农业生产利润的结果;而公共基础设施作为改善农村民生条件的基础和保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生产性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尤其在改善农业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市场需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生产决策以及农户市场接入的内在联系，考察不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下农地转入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文章基于2022年陕、川、渝地区1436位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地流转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生产性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农地流转增收效应的影响。本文还从种子、化肥、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投资决策的调整，分析公共基础设施对增收效应的影响渠道;从种植类型调整频率、高价值作物种植概率等种植行为生产决策的优化，分析公共基础设施对增收效应的影响机理;从对粮价的关切、农业销售渠道等市场接入表现，探讨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对增收效应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PSM匹配和变量替换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从农户年龄、学历、经营主体以及差序格局等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外部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生产决策的影响角度分析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为理解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提供新的解释。已有文献关于农地转入对农户增收效应影响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3，4]，且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种田者本身特质差异的主观原因。农户的生产效率并不单纯是内部私人生产行为的结果，也深受外部公共投入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在村级不同公共基础设施下的异质性效果。第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作用，但关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与农户市场接入的讨论不足。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生产决策和市场接入的分析框架，讨论公共基础设施分别对农户生产决策与市场接入的影响机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替代了部分农业生产建设性投入、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了农户积极优化农业要素投入决策，而且促进了农户灵活调整作物种植决策，同时缩短了农产品运输时间、扩大了农产品贸易范围、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有助于提高农户市场接入水平。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公共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影响机制，为推动农户增收提供新的视角。

生产率的提高除了受劳动者素质提升与科技进步带动，还可以通过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来实现。根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TheInternationalFundforAgriculturalDevelopment，IFAD）的定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是指一系列为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及农民生活改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称，它涉及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公共基础设施往往对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存在更直接的影响。从风险角度看，农业公共基础设施不仅能有效缓解农业自然灾害影响，而且能有效应对来自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从实践经验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现状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增长，造成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低效、生产资料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从生产决策和市场接入两方面，探讨公共基础设施对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影响。文章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必经之路，农地转入方是农地流转的主要需求方和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农户通过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农户增收的原理，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农地转入实现了土地资源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变。转入农地不仅扩大了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而且有助于具备较充足资金和人力资本的大规模土地经营主体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益，从而促进农户农业增收。第二，农地转入有助于发挥农地转入方的农业经营优势。直观来看，农地经营权将从低经营效率者手中转移至高效率者手中，不仅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这类群体相对具备更高的经营管理素养和更高的农业投资意愿，往往更注重农业生产经营技能的积累传承与更新学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更高的农业收入。第三，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随着农地规模扩大而增多，因此转入农地的新型经营主体等规模化经营农户更倾向于提高农业机械化、组织化、智能化生产水平，以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终促进农户农业增收。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回收周期长、维护费用高以及工程难度大等问题，其建设、维护和完善升级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因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或集体的投资。由于农户私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成本非常有限，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几乎难以通过农户私人层面的投入得以改变。以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为例，完善的农业灌溉设施可有效调节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不均的问题，从而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减缓旱涝灾害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一旦缺位，便需要农户通过较高的私人投资进行补偿。在缺乏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的地区，每逢农作物生长亟需用水的季节，农户必须自费采购或租借便携式潜水泵进行应急灌溉;如果面临雨季易形成涝灾，农户需要投入资金并组织人力，进行排水除污、查苗补缺、补施肥料、防治病虫等工作。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对于农地经营面积更大的农地转入户，则面临更高的私人生产投入。因此，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对于农户节本增收显得尤为重要。

类似地，理论上而言，道路等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缺位，一方面会降低农业运输效率，提高农户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现代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成本，进而抑制农户对农业物质生产资料的投入和农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低水平的道路条件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会抑制农用机械对人工投入成本的替代，也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最终影响农户农业增收。因此，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对私人投入总量存在替代效应，对私人投入结构存在调整效应，将进一步提升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相较于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地区的农地转入户，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地区的农地转入户能够节省上述开支、避免补缺开销，进而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种子、肥料、农药、人工和机械等投入。因此，农地转入户的私人农业生产性投入总量得到增加、结构得到优化，从而获得农业生产更大的规模经济性优势，最终推动农产品“质”与“量”的双重升级，促进农产品“高质量、高产量、高回报”链条的实现，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得到强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公共基础设施通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决策，进一步提升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相较于普通农户，农地转入户往往具有更强的逐利性，故而其生产行为更趋向于市场利润高的种植结构调整。普通农业种植户与农地转入户的生产经营出发点存在差异，导致两者的种植结构存在差异。前者往往以满足家庭成员口粮需求为目标，农业种植类型往往以旱涝保收的粮食作物为主，利润空间狭小，其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逐步被务农成本最小化目标所取代。而对于农地转入户，他们往往通过调整种植结构追求更高收益的经营利润，其逐利决策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农地转入户一般是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比较优势的群体，其通过农地转入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便是获取更高农业收入的证明;二是，农地确权对农地产权的强化效应致使农户对承包地产生了“土地价格幻觉”，较高的农地租金将挤压农地转入户的务农盈利空间，他们更为迫切地需要进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期追求更多的利润;三是，经营农地更多的转入户将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获得较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将进一步强化趋向市场的种植结构调整。

在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农地转入户拥有更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机会:一方面，生产性基础设施可以调节农作物生长的水热条件，这为农户灵活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空间。生产性基础设施能有效调节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不均的状况，且不同农作物对生长环境水热条件的依赖性存在差异，因此在初始水热条件较差的情况下，适宜种植的农作物类型比较单一，而农地转入户为了保证能在恶劣生产环境中有所收获，通常倾向于种植产量更高、管理粗放、旱涝保收特征更强的农作物类型。一旦完善的农田水利等生产性基础设施扩大了农地有效灌溉面积，改善了区域农作物生长的水热条件，为多样化的农作物生长创造了适宜条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就会灵活地减少低价值农作物的种植，转而增加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类型，以获取更高的农业收益。另一方面，农业区位论强调，生产地到市场的交通距离将决定不同空间的农业生产决策。完善的道路等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为各种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在市场中的流动转移提供了便利，这不仅缓解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在空间转运方面的刚性约束，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经济价值更高、作物类型更丰富、管护更需精细化的经济作物在种植结构调整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相较位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差的农地转入户，位于道路等交易效率基础设施更完善地区的农地转入户更容易灵活调整种植结构。具体表现为，低风险、低收益的种植结构会逐步被高风险、高收益的种植结构所替代，呈现种植经济作物增多的趋势，最终获得更大的经济回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公共基础设施改善通过改变种植行为决策，进一步强化了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不仅影响生产种植结构，而且将通过提高市场可得性，进一步强化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具体而言，以道路为代表的交易效率基础设施的完善，将加快农产品运输速度、显著提高流通过程中农产品的鲜活性，进而扩大农产品市场贸易空间范围，拓展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此外，空间的接触将有助于消除农民的信息鸿沟，增强农户对市场价格变动的敏感度。可以推断，位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的农地转入户，可能因其市场接入和信息不畅，面临农产品滞销等严重问题，又或需要在销售环节投入更多时间和物质成本来搜寻销售信息、搭建销售渠道。相反，位于交易效率基础设施完善地区的农地转入户，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充分流动，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产品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了农地转入户因农产品滞销导致的经济损失，而且打通了更多高溢价的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因此，交易效率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市场的可得性，进一步提升了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交易效率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市场接入，进一步促进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2年8月在陕川渝三省（市）9县（区）开展的实地入户调查。本文结合多阶段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陕川渝三省（市）各抽取3个样本县（区）。首先，基于调研时间和预算筛选出三省（市）的部分地级市，并保留下辖的各个县区名单。其次，在各个省（市）内根据各县（区）的第一产业GDP划分为高、中、低三层次，并从每个层次随机选取一个县（区），获得陕西的合阳县、扶风县、志丹县，四川的三台县、安岳县、长宁县，重庆的潼南区、酉阳县和巫溪县，共9个县（区）。样本地区的地貌特征包含平原、丘陵和山区。最后，每个县（区）随机抽取3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25名农户。在整理和剔除个别信息不全的无效问卷后，本文的总样本覆盖了3省（市）9县（区）57个行政村的1436户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

1.因变量

本文人均农业收入为人均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与人均转出农地租金收入之和。

2.自变量

包括农地转入、灌溉条件和道路条件。参照骆永民等和Wu等的做法，本文以灌溉条件和道路条件分别表征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交易效率公共基础设施。

3.机制变量

本文以种子投入、肥料投入、农药投入、人工投入和农用机械衡量农业投入情况，以种植类型调整频率和5类农作物种植情况衡量种植行为，以粮价关切与农作物销售渠道衡量农户的市场接入情况。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界定及其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解释公共基础设施差异如何影响农地转入增收效应的不同，本文从公共基础设施差异影响农户生产决策和市场接入两方面展开讨论。参考Vivalt、江艇、陶旭辉等的异质性分析（或调节效应分析）做法，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Y_ic表示村庄c家庭i的人均农业收入（原值加1取对数）;transfer_ic代表家庭是否转入农地;infrastructure_c表示村庄c的公共基础设施;transferic×infrastructure_c为农地转入和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交乘项，是探讨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农地转入增收效应异质性的关键部分，我们预期交乘项的系数β₃显著为正;X_γ为控制变量集合;ε_ic为随机误差项，且为处理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估计结果的标准误聚类到乡镇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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