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

（一）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本文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进而运用Stata13.0软件的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表3）。表3中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3的PseudoR2值逐步提高，P值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未变化，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稳健性较强。

由表3可知，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初步证实了宅基地退出有助于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原因在于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将农户搬迁至地理位置较好、交通便利的集中安置区，提升了农户子女外出上学便利性，降低了外出上学成本；改善乡村面貌，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吸引优质教育资源，保障农户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机会；给予资金补偿，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突破家庭经济约束导致的教育机会障碍，最终有助于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水平。

此外，户主特征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最大限度地在学业和人生规划上指导子女，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最终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户主健康状况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健康状况越好，其劳作能力越强，医疗支出越少，家庭面临的经济约束概率也越小，越有助于农户为其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支持；户主职业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户主职业以非农就业为主，意味着农户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必然增加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提高子女的教育获得。

家庭特征中，家中需抚养子女数量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负向显著影响，依据资源“稀释”理论，家中需抚养子女数量的增多，致使每个子女可分配到的家庭资源份额减少，这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负面影响；家中需赡养老人数量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负向显著影响，家中需赡养老人数量越多，农户面临的养老负担越重，这会增加其家庭面临的经济约束，最终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水平，导致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状况较差；家中经常走动的亲友数量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家中经常走动亲友数量的增多，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的信息获得程度，提高农户对教育重要性认知，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教育投资的盲目性，增强农户的教育偏好，有利于提升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水平。

（二）内生性检验——基于PSM模型

农户是否退出宅基地可能是自选择结果，即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变量不符合随机抽样特征，直接回归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对此，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利用自抽样法迭代500次，测算匹配后宅基地退出户和未退出宅基地农户的ATT（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E（平均处理效应）和ATU（控制组平均处理效应），再次探究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由表4可知，在最小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４种不同匹配方法下，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均正向影响显著，ATT、ATU和ATE数值虽略有差异，但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实宅基地退出有助于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变量、替换模型和替换样本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首先，用“农户子女人均教育文化支出”替换原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8）；其次，本文因变量为多分类有序变量，重新使用有序Logit模型估计（1）式（模型9）；最后，随机抽取有效问卷的85％组成样本量为555份的新样本，重新估计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模型10）。如表5所示，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前文一致，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前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四）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路径分析

由理论分析可知，宅基地退出能够通过提升外出上学便利性、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和增加家庭收入三条路径，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然而，上述路径是否存在有待进一步讨论，对此，下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论证。

由表6可知，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和外出上学便利性均有正向显著影响（模型11、模型12）。此外，加入中介变量外出上学便利性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仍有正向显著影响（模型13），且其系数下降，借鉴温忠麟等验证中介效应显著性方法，可知外出上学便利性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2a得以验证。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将农户搬迁至交通便利的集中安置区，提升农户子女外出上学便利性，减弱子女上学对家中劳动力依赖，降低了农户子女教育成本，最终减少农户子女辍学率，有助于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水平。

由表7可知，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和农村教育环境均正向影响显著（模型14、模型15）。此外，加入中介变量农村教育环境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仍有正向显著影响（模型16），且其系数下降，可知农村教育环境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2b得以验证。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改善乡村面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吸引优质教育资源，增强农村师资力量，缓解农村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实现农户子女获得教育资源的量变和质变。

由表8可知，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和家庭收入均有正向显著影响（模型17、模型18）。此外，加入中介变量家庭收入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仍有正向显著影响（模型19），且其系数下降，可知家庭收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2c得以验证。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提高农户收入，提升农户经济支付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教育重要性认识，促使农户支持子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最终提高其对子女教育投资水平。此外，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宅基地退出影响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三条路径均存在，这再次证实了本文假设H1理论逻辑的准确性，假设H1同样得以验证。

（五）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区域位置对农户进行分组，分析不同组群农户宅基地退出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１．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由表9可知，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更强。原因在于：依据资源“稀释”理论，随着家庭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多，每个孩子可分得家庭资源（包括家居形式、生活必需品以及文化物品等）份额减少，因而，在读书子女较多的农村家庭，子女平均教育投资相对较少，即该类家庭子女在获取教育资源中面临更强的经济约束。由上文可知，宅基地退出可以突破因家庭经济约束而产生的受教育机会障碍，而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面临经济约束的概率越大，强度也越强。故在破除上述约束后，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状况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２．宅基地退出对农村家庭女孩和男孩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为便于比较，本文仅考虑家中只有1个男孩在读和只有1个女孩在读两类农村家庭。由表10可知，宅基地退出对农村家庭女孩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更强。原因在于：在风险转移和经济约束条件下，农村家庭教育资源配置受到中国传统生育观念、预期养老——保险效益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养儿防老观念较强，产生“女儿的经济价值效用低于儿子”的片面思想，农村家庭往往将有限的经济资源投资于男孩，倾向于选择男孩接受较好的家庭抚育和学校教育。农户教育投资具有男孩偏好，即女孩在获取教育资源中面临更强的经济约束。然而，伴随农户宅基地退出后家庭收入提高、教育观念转变、外出上学便利性改善等，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会弱化，从而导致宅基地退出对农村家庭女孩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更强。

３．宅基地退出对不同区域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

本文调研地点包括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考虑到不同县（市）经济发展状况、地理因素等不同，宅基地退出对不同区域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势必存在差异。由表11可知，与四川邛崃市相比，宅基地退出对安徽金寨县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更强。原因在于：金寨县原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交通不便，当地农户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收入水平偏低；邛崃市则隶属四川省成都市，该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当地农户经济基础和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据上文可知，宅基地退出可以突破家庭经济约束和交通约束导致的教育机会障碍，在宅基地退出前，由于金寨县农户子女教育获得面临的经济约束和交通约束更强，在破除上述约束后，与邛崃市相比，金寨县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状况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本文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653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可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成立。第二，宅基地退出可通过外出上学便利性、农村教育环境和家庭收入三条路径，降低农户子女教育获得难度，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第三，考虑农户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农村家庭女孩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男孩，对金寨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邛崃。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水平，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积极性，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加快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进程，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宣传宅基地退出在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多子女农户而言，宅基地退出对其作用效果更好，政府应瞄准该类群体，鼓励其优先退出。此外，调研发现农户退出宅基地后，3孩家庭每个孩子的平均教育支出为0.331万元，2孩家庭0.467万元，独生子女家庭则为0.825万元，多子女家庭教育支出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此，政府在引导多子女农户优先退出中，应加强对该类家庭教育负担问题的关注，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建立对多子女农户的教育补偿机制。二是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收入水平。调查发现，仍有39.06％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后对其收入、工作持不满意或一般态度。对此，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需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及其瞄准度，开发与农户就业要求、就业能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农户当地就业，增加收入稳定性，最终增强农村家庭经济造血功能（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三是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政策。调查发现有子女上学的农村家庭中，49.77％的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易受到资源约束，其子女教育投资往往存在男性偏好。对此，在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可针对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加强教育优势的宣传和引导，助其正确且公平对待子女间的教育投资倾向，改变其传统思想下的家庭教育理念。同时，应健全对宅基地退出户子女的教育资助制度，提供贷款、补助、奖学金等项目，保障农户每个子女均能同等接受优质教育。四是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借助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向乡村倾斜力度，建立农村教育专款专用资金和农村教育帮扶制度，加强有关农村教育发展的宣传，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优质教师、优质课程等教育资源投入，均衡城乡教育资源。此外，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整合，实行网络教学及网上办公，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借助网络途径共享乡村、城区教育资源，最终实现城乡教育共同发展。

本文以安徽金寨和四川邛崃作为研究区域，而金寨和邛崃均位于山区，农户收入偏低、经济基础薄弱，这与西部地区经济、地理特征较为类似，故本文研究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山区）推行宅基地退出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然而，对于平原以及区位较好地区，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如何，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