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

生产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劳动者与劳动工具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创新的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熊彼特将创新归纳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新质生产力是创新的集成式呈现，它突破传统增长路径，实现创新动能转换，尤其关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与组织创新。农业新质生产力符合新质生产力的一般特征，它发轫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未来农业的转型过程，以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细分农业领域交叉生成的崭新业态为依托，通过科技应用､模式变革､产业融合升级等形式，实现农业由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组合不同于一般工业生产的过程，农业生产表现出显著的特异性，包括生产的季节性与生命性､劳动的非连续性与低迂回性等，这些决定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一些特殊性。

第一，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平衡性。我国用7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这间接产生了一种现象，即几次科技革命成果并不是线性地作用在我国产业发展中，而是呈现技术的跨期叠加。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由几次农业科技革命叠加并发生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迅速，制造门类涵盖种植播种机器､田间管理机器､收获机器､初加工机器､林果机器､畜禽养殖机器､水产养殖机器､设施农业等农业生产全领域，使用技术也从单纯的机械传动发展到电控､液控和智能算法控制。与此同时，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山区丘陵地带农业机械化短板或空白制约突出，适用小型农机装备缺乏，研发推动适用小型农机装备就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二，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开发与保护二重性。设施装备､无土栽培､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使农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依赖性逐渐降低，但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农业仍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产业，逃脱不了自然生产要素的限制，故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挖掘需要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首先，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素配置与优化不能脱离土地要素，即地力及支撑土壤环境的生态系统。例如，东北的黑土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但经过几十年的过度开采，黑土地面积减少了30%，土壤厚度降低了30%~50%，这对粮食安全造成了影响。其次，种质资源是动植物基因代际传承的载体，是提升农业生产力不可或缺的本底资源。杂交水稻的关键就是发现了野生稻的雄性不育系。最后，农业本身就是生态系统，林､牧､渔业等以森林､湿地､草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为资源环境支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追求已成为农业发展的硬性约束，这将倒逼技术创新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农业向绿色､可持续､低碳化转型。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开发与保护的二重性，这意味着保护农业资源就是做生产力储备，就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第三，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资源禀赋的先决性。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对农业尤为重要。“宜林则林､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渔则渔”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农村资源禀赋类型､丰裕度､组合和质量决定了农村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竞争力。例如，海南五指山以南区域地处热带，冬季气温超16摄氏度，为现代农业育种提供了“天然大温室”，我国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资源禀赋的先决性并不等同于传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观念强调自然资源禀赋的“宿命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善于挖掘本地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用新模式､新方法､新技术拓展农业发展边界，提升整体竞争优势，而不是“坐吃山空”或者“身处宝山不识宝”。

第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具有多元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是创新的中坚力量，企业本质是资源配置机制。企业决策是在给定资本､技术､劳动等约束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伴随着通过对技术､人力资本投资，不断试错创新，扩大熊彼特租金空间。而农业领域性质各异的经营主体进行决策时情况则不同，由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能力不同，会产生资源禀赋､信息获取､抉择响应的差异，从而造成经营的边际成本与风险偏好迥异，表现出对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的接受意愿与应用程度的分化。

人类历史演进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传统农业持续数千年，从简单的人力到人畜结合，从石器､青铜器到铁器的应用，生产效率虽逐渐提升，但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舒尔茨将传统农业概括为农业技术状况保持不变､获得和持有收入的来源与动机长期稳定､生产要素供求实现均衡三大特征[7]。传统农业时期，人类与饥荒的斗争从不停歇，农业发展水平无法支撑呈几何指数增长的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受制于“马尔萨斯陷阱”。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革命技术成果延伸应用，农业生产技术实现了迭代。每一次农业技术升级迭代，如机械化､化学化､信息化､智能化，都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跃升，使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当下，以基因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突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约束，激发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势必催生出农业领域生产力的新革命，深刻变革劳动资料､劳动力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脉络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伴随着历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推动，并持续生成未来农业的图景。

中国近代发展的中心议题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路径选择。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农业生产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六成，农村人口占比接近九成，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任务，其中农业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阶段，政府试图通过集体规模化与机械化结合的路径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但由于限制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并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扭曲了各种要素产品价格，造成农业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赋予农民自主权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贡献了产出增长的48.64%。与此同时，化肥､农药等生产力的引进，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显著提升了农业效率和效益。20世纪90年代，肥料和农药使用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依赖农业生产资料数量投入增加粮食供给已不可持续，农业生产力亟需变革。2005年，我国开始由以农补工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伴随着农业育种产业不断发展，良种化率稳步提升，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协同推进，农业增长效益持续改进。但这一阶段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扩大，农业领域人力资本要素加速外流，资本不断从农村市场析出，农业弱质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步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期。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三通一平”到“五通一平”，农业农村链接了新的物流体系､网络通信技术､生产技术，销售场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绿水青山”等环境要素成为新的生产力，直接表现为乡村旅游､森林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速形成。

我国农业农村70多年的建设实践，诠释了不断对传统农业改造，不断通过新技术､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力，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经营体系嬗变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激发农业发展潜能的历史过程。

农业实践活动取得的成果基础，例如技术储备､组织准备､产业预备都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新机遇。而现实条件的约束､各种要素的错配则导致由“量”向“质”转化过程的不同步与非均质，对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形成制约。

(一)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

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技术不断进步，产业融合不断深化，新模式､新业态加速形成，呈现由依靠传统要素投入的累加式增长转向高质量要素投入与科技驱动的乘数式增长趋势。农业发展“由大到强”已初具现实基础，农业生产力发展处在由“量”向“质”的突变阶段。

1.农业新科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00年的35%升至2022的62.4%，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其中，良种对粮食增产､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45%､40%。农业自主科技能力增强，主要表现在: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种主要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2年的57%提升到2022年的超过73%，三大主粮小麦､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过97%､90%和85%。在基础研究方面，2018年至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论文发表30多万篇，申请发明专利数达到57.67万件，均位居世界第一;动物营养与饲料､作物有害生物防控以及生物农药三个领域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一。我国建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种基地，南京､太谷､成都､广州､武汉五个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这些有效缓解了农业“卡脖子”问题，增强了农业自主研发能力。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已实现由要素依赖型向科技驱动型转变。

2.农业新模式是创新要素组合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推进，承包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为建立土地流转要素市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基本条件。农业组织方式加速演变，催生了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2023年10月，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21.6万家，组建联合社1.5万家，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填报数量超过400万家。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迅速，截至2023年末，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过107万个，服务面积超过19.7亿亩次，覆盖小农户超过9100万户，实现了高效､便捷､全程化服务。

3.产业升级融合形成新业态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智能化的机器人､物联网､自动化装备､大数据技术等新型劳动工具相继应用，持续推动农业改造升级。“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数据要素兼具乘数效应与网络经济效应，能有效激发新质生产力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潜力。在生产端，北斗卫星系统､高分辨率“高分六号”卫星投入使用，支持农业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农业物联网､精准农业投入等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的普及应用。全国安装北斗终端农机已达220万台，植保无人机总量近2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21亿亩次，作业效率和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进设施农业技术的应用，突破了作物生长中的自然环境约束，推动传统农业作业方式加速迭代。在消费端，互联网电商在农村领域快速铺开，为农副产品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新的生产要素打通了农业产业链，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由累加式向乘数式跃迁的通道，使得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2023年，我国新建了40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50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创建了100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4.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1979—2017年，我国农业全要素平均生产率为2.52%，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农业总产值的增长贡献率达47.54%。具体来看，传统要素中，土地投入､劳动投入贡献下降，资本投入贡献保持平衡，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有所提高。过去40多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左右，其中技术进步占2%。我国农业已由传统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发展新路径。

(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挑战

我国农业存在结构性矛盾､要素错配较严重､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尚不匹配､农业人力资本不足､环境资源约束加强以及旧有观念束缚等问题，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对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挑战。

1.结构性矛盾与要素错配杂糅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呈现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地区间利益矛盾与供求关系失衡。地区间利益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南北矛盾，北方是我国主要产粮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4%，人口占比40.4%，水资源仅占比19%，南北之间农业资源配置失衡。另一方面表现为产粮省份与调粮省份利益矛盾，产粮大省承担着粮食保障义务却很难从中获益，土地用途制约了经济发展。供求关系失衡方面，截至2023年，我国已经实现粮食二十连丰，总产量达13908亿斤，但是，人均主粮的消费量却在下降，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实现了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部分人群营养过剩，肥胖发生率上升，居民食物需求正转向“吃健康”的新阶段。与此同时，许多刚脱贫山区居民仍长期营养摄入不足，肉蛋奶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生产端也存在供求失衡。例如，我国农机生产整体过剩，导致农机企业恶性竞争，但是山区丘陵“无机可用”矛盾仍十分突出。资源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是我国农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202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24%，农业劳动力产出仅占GDP的6%，而美国以1.4%的农业劳动力产出总GDP的5%。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户均经营规模7.8亩，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规模(30亩)的约四分之一，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比重超过98%。无论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还是农业劳动力市场，高全要素生产率农户无法有效获取劳动力和土地，仍不足以适应规模效应要求，这导致在资本替代劳动过程中出现资本报酬递减，进一步阻碍农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形成。

2.农业经营体系与现代农业发展失调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等为补充的农业经营格局。但新型经营体系与现代农业发展尚不匹配，制约着农业新质生产力增效。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场竞争与风险承压能力不强。以家庭农场为例，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我国共有种粮家庭农场176.5万个，场均种粮面积148.8亩。家庭农场整体上经营规模仍较小，采用先进农业技术机会成本较高，新质生产潜力释放阻滞。管理方面，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普遍沿用传统粗放式的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要求。与此同时，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自然､经济风险的能力不足也显露出来。且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涉农资产交易市场不健全，金融机构对从事农业的新型业经营主体融资担保活动缺乏积极性，进一步加重了新型经营主体应对风险的压力。其次，以农业合作社､农业供销社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在实践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往往“分”的职能发挥较充分，“统”的职能发挥不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弱化。小农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面对大型经济组织缺乏议价能力，面临双向挤压，农产品利润空间持续萎缩，使其很难有效融入统一大市场。最后，经营性服务与公共性服务发展不平衡。农业社会化经营性服务在农地增产､经营增效､农户增收方面贡献显著，市场参与提供服务以及经营主体购买服务的热情都比较高。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公共属性，诸如自然灾害预防､病虫害防治等领域，服务的供给､需求都略显匮乏，使得一方面公共服务较难转化为经营收益，另一方面面对灾害风险的可能性威胁，经营主体积极应对的主动性偏低。

3.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不足交织

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农村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相关研究表明，耕地弃耕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有关，人口老龄化使全国平均农地规模减少约4%。人力资本不足还体现在劳动力素质不高。“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占比为17.21%､大学及以上教育占比仅为6.22%。农业劳动力质量不仅与农业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与城市劳动力质量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匹配高素质的劳动者，农业农村面临着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困境，使得劳动者缺乏创新意识与管理思维，先进技术接受度低､适应性差，限制新质生产力支撑农业发展的潜能释放，进而使得农业生产效益降低，高素质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农村流出，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影响农民职业化､农业专业化进程。

4.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与减碳压力叠加

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农业的集约化､减量化､可持续性发展是重要环节。我国水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农业生产具有环境负外部性，我国谷物氮肥利用率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20%~30%，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使用量比世界平均使用量高2.5~5倍。与此同时，规模化养殖产生的畜禽粪污､病死畜禽污染土壤､水体，损害居民健康，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水体污染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占总污染源的49.77%､46.52%､67.22%，在水体污染排放源中均居于首位。“大肥大水”“大进大出”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背道而驰。此外，农业还是重要碳源，尽管我国农业领域碳排放不到总碳排的10%，但是农业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30%，如果从农业食物系统看碳排放的占比则会更高。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农业系统“碳中和”任务艰巨，农业低碳转型迫在眉睫。

5.农业发展中新旧观念冲突加剧

解放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更新思想观念。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新旧观念的冲突，许多观念已不适应新时代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一是农民政治与职业身份的冲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劳动力队伍。此外，社会的分化使得农民身份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这不利于人才要素向农业领域集聚。二是对农业先进技术的误读。这集中体现在转基因技术的论战，诸多有关转基因技术的阴谋论，阻碍了相关技术应用。诚然，转基因技术可能会损害生物多样性，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现代生物育种越来越离不开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三是资本有害论甚嚣尘上。“资本下乡”总会关联关于土地兼并的历史。当代中国相较古代，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经济中资本作为重要资源对农业农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资本下乡，而是资本如何下乡，谁来牵头下乡，资本与农民如何形成利益共同体，忽视关键问题，情绪化泛谈，只会“固步自封”，错失农业发展机遇。此外，其他观点冲突诸如“唯GDP”的政绩观与新发展理念的冲突､新旧农民代际观念差异､农业发展长期主义与短期利益权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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