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健：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吗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普惠金融列为金融体系向经济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作为扎根县域的法人银行机构，是银行业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可持续经营对满足县域结构性、多元化金融需求至关重要。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以来，农商行盈利能力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县域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和经营风险大等系统性缺陷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导致农商行盈利能力始终较弱，制约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对银行业经营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为缓解县域金融服务供给面临的成本和收入不匹配、效率和安全难以兼顾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其最大优势便是提供针对普通消费者和小微企业等长尾群体的普惠金融服务。随着金融科技加速向县域金融市场渗透，余额宝等金融科技新业态率先凭借平台和技术优势变革普惠金融服务渠道和场景，分割农商行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削弱其盈利能力。金融科技浪潮下，面对不断涌现的金融科技创新和急剧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农商行纷纷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来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农商行以金融科技应用为核心，变革自身战略、组织、业务、技术等多方面属性，全方位改造其经营活动的动态过程，其直接目标是提升盈利能力。然而，现有研究对于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农商行盈利能力存在较大争论。一方面，基于技术赋能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依托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在服务普惠群体方面具有信息和成本优势。按此逻辑，大量研究认为，农商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借助金融科技手段缓解县域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认为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农商行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理解尚停留在表层，战略上往往采取模仿跟随策略，方式上主要以外包外购为主，且县域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备，其数字化转型无法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同时，数字化转型前期高昂的研发投入和外包外购成本、金融科技应用的学习曲线效应、组织架构调整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拖累资金实力和科技基础本就偏弱的农商行盈利表现。

当前，农商行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不同机构金融科技融合应用能力差异较大，呈现明显的梯队特征。头部梯队农商行正多方位探索推进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和尾部梯队农商行尚处在电子化或信息化阶段。作为农信系统改革的先行试点，江苏省农信系统从成立全国第一家省级联社和县级农商行到最早一批完成农商行改制，始终是农信系统改革的“排头兵”，为全国农信系统乃至农村金融深化改革提供样本。同时，江苏省较高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为农商行迈入数字化转型的头部梯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基于此，本文利用2015—2021年江苏省县域农商行的全机构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多采用文本挖掘法从技术和应用维度测度银行数字化转型，测度方法较为间接且无法反映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全貌。本文基于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维内涵，立足农商行的特殊性，从战略、组织、业务和技术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地测度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程度，准确评估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第二，已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农商行盈利能力存在争论。本文研究证实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总体影响和非线性影响，直接回应有关数字化转型与农商行盈利能力关系的争论。第三，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不同规模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同期和长期异质性影响，并从转型维度差异的视角揭示深层次原因，研究结论对农商行等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理解数字化转型不同侧重点的结果差异、理性平稳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具有启示价值。

（一）农商行数字化转型背景

近年来，经济结构性降速导致农商行传统金融业务增速放缓，经营压力骤增。同时，金融监管持续发力，要求农商行回归本源，提升本地化金融服务能力。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强金融监管背景下，农商行传统金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盈利能力堪忧。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23年底，农商行资产利润率为0.54%，低于银行业整体16个基点，在各类商业银行中处于垫底位置。盈利能力恶化迫使农商行寻求新的经营发展模式和利润增长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金融科技成为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科技基础较好的第三方金融科技企业率先借助灵活便捷的金融科技产品进军县域金融市场，分流农商行长尾客户，给其带来全方位冲击。对于农商行而言，金融科技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其带来直接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其经营管理长期存在的流程冗杂、成本控制等难题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在金融科技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下，农商行纷纷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来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

随着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并加速向县域金融市场渗透，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宏观层面，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客观需要。微观层面，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是经济结构性降速和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增强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势必会影响农商行盈利能力，也将对县域金融市场深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是金融科技驱动的数字化变革向农村金融领域渗透的一种微观表现形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基于技术溢出理论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根据技术溢出理论，技术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拥有先进技术的外部金融科技企业有意识地转让或非自愿地传播自身技术，会对传统银行业产生积极影响，农商行以强化金融科技应用为核心推进数字化转型，正是其吸收金融科技技术溢出效应的过程。本文分别从成本和收入渠道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成本端，县域金融需求期限短、规模小、频率高、分布散等特点导致农商行金融服务成本较高。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借助金融科技赋能有助于从营销获客、贷前调查、业务办理、贷后管理等全流程环节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盈利能力。第一，营销获客环节。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借助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模型挖掘和分析客户信息，能够有效判断客户金融需求偏好，精准推送金融产品，节省线下营销所需的人力成本和扩展分支机构所需的物理成本。第二，贷前调查环节。县域地区客户分布较为分散，农商行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开展贷前调查。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可借助大数据技术收集客户交易支付、产品物流等数字足迹信息，整合来自工商、税务、水电的多源分散数据，降低贷前调查成本。第三，业务办理环节。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客户需要前往银行网点办理金融业务，银行则需投入柜面工作人员和网点配套服务等资源。金融科技打破传统金融供给的时空约束，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借助手机银行等线上服务终端向客户提供全天候的金融科技服务，能够减少客户对线下网点的依赖，大幅削减单笔金融交易的办理成本。第四，贷后管理环节。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借助大数据风控模型能够实时监控客户存贷款和账户流水信息，实时评估客户违约风险并及时预警，降低贷后管理成本。综上，数字化转型通过“降本”渠道提升农商行盈利能力。

收入端，县域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之农商行起步较晚，业务流程不够灵活，经营效率较低。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借助金融科技赋能有助于从前台拓宽业务范围、中台优化组织架构、后台强化科技支撑等方面提高经营效率，提升盈利能力。前台方面，农商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拓宽业务范围，提高客户获取效率。传统金融发展模式下，农商行客户准入主要依赖人行征信、财务报表、抵质押品等“硬性”财务信息。金融科技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农商行的信息来源，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客户财务信息，还包括手机账单、线上社交网络等“软性”非财务信息。农商行数字化转型以财务信息为基础，辅助以多元化的非财务信息，能够有效覆盖过去因缺乏信息无法服务的客户，匹配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拓宽业务范围，提高客户获取效率。中台方面，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领域的变革，组织架构调整同样必不可少。数字化转型使得组织纵向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更加高效，横向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减少，有助于提高农商行决策效率。后台方面，农商行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系统的快速

迭代缓解前台业务系统与后台连接流程长的问题，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的金融科技审贷方法精简了信贷服务流程，从而提高运营效率。综上，数字化转型通过“增效”渠道提升农商行盈利能力。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整体上，数字化转型通过“降本增效”渠道提升农商行盈利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其在不同阶段对农商行成本和收入的影响并不总是“降本增效”的，对银行盈利能力会产生非线性影响。具体而言，在数字化转型前期即数字化程度较低的阶段，农商行从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组织架构和加大金融科技资源投入等方面入手，推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战略规划、组织体系和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这些举措在提高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同时，也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成本和收入损失:第一，在数字化转型前期，农商行需负担高昂的金融科技投入成本或外包外购成本，包括信息系统等固定资产投入、研发试错成本等。第二，由于在资金、科技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劣势，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前期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金融科技领域的同时，会占用其他业务的合理资源配置，并降低其预期收益。第三，农商行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领域的变革，还涉及商业模式、运营流程的转变，原有组织架构无法适应。农商行在进行重大数字化组织架构调整时，通常需要说服利益相关者，产生委托代理成本，随之而来的利益冲突问题将进一步影响转型收益。

在数字化转型中后期即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阶段，农商行金融科技基础日益夯实，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将大幅降低。伴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的前期成本将逐渐被分摊，数字化转型的“降本增效”作用逐渐显现。具体而言，成本端，金融科技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信息传递几乎是零成本的，当金融科技投入量一定时，随着时间推移和业务规模扩大，农商行金融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将逐渐降低，直至趋向于零。收入端，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带来的价值随用户数呈指数级增长。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营效率改善有利于提高客户体验感和满意度，增强客户黏性，进而提高其客户网络价值和边际服务收益。这意味着农商行数字化转型借助金融科技服务能够突破传统产业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因此，当数字化转型提高到一定程度时，金融科技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将助推农商行覆盖数字化转型前期的成本和收入损失，并最终提升盈利能力。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随着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数字化转型与农商行盈利能力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

（一）数据来源

农商行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6—2022年对江苏省县域农商行发展趋势的追踪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现状、财务状况、县域物理网点分布等。对于调查所得数据，课题组手工整理农商行年度报告和网络新闻信息交叉验证，最终得到2015—2021年江苏省全县域47家农商行的平衡面板数据。县域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由于历史沿革和经济基础等因素，江苏省农商行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时间较早，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适合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代表研究数字化转型问题。历史沿革方面，长期以来，江苏省农信系统改革走在全国前列。2001年，江苏省率先成立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同年，江苏省成立首家由农村信用社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开启全国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的序幕。经济基础方面，江苏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为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优渥土壤。同时，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距相似，从而具备较好的全国代表性。考虑到农商行的服务对象集中在县域地区，本文最终以江苏省县域农商行作为研究对象。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银行盈利能力。银行盈利能力一般使用总资产收益率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由于净资产收益率会受到资本结构的影响，尤其在农商行股权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失真，波动性较大，故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选择总资产收益率衡量农商行盈利能力，反映农商行利用总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总资产收益率越大，农商行盈利能力越强。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测度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是全面理解其理论内涵。梳理文献发现，早期研究多注意到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金融科技应用和业务流程改造的重要性。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学者们认识到银行数字化转型不仅与技术和业务相关，合适的战略规划和适配的组织架构同样必不可少。综上，本文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是指其以金融科技作为新型生产力，在战略、组织、业务等方面寻找与之适配的生产关系的动态过程。

现有研究多基于网络新闻和年报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词频，测度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7，9]。该方法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问题。首先，网络新闻信息并非银行层面经营数据，测算得到的指数仅能保证与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正相关，难以直接代表真实数字化转型程度。其次，基于年报文本构建的指数仅能衡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主观意愿，不能反映客观情况。最后，已有研究设定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主要集中在技术和应用层面，难以反映数字化转型的全貌。

因此，本文基于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立足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与农商行的特殊性，从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金融科技支撑四个维度选取农商行经营相关指标构建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详细阐述如下:

一是战略数字化。战略数字化反映农商行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认知和重视程度。战略是行为的先导，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制定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战略非常关键。本文通过调研农商行是否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进行衡量。二是组织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代表农商行组织形态的先进程度，是数字化转型的底层基石。本文从数字化组织架构和数字化专业人才两方面评价农商行将金融科技融入组织管理的程度。数字化组织架构方面，农商行成立专门部门统筹数字化转型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数字化创新，也可以对内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本文通过调研农商行是否成立数字金融部、金融科技部等类似指导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一级独立部门进行衡量。数字化专业人才方面，数字化转型是自上而下的“一把手”工程，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科技背景对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关键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农商行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中是否有信息科技相关专业教育背景或相关领域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来判断。三是业务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反映农商行结合金融科技提供数字化金融产品的程度。本文从数字化服务渠道和数字化金融产品两方面进行衡量。数字化服务渠道方面，本文采用农商行电子银行客户数占全部客户数的比重和电子渠道业务笔数占全部业务笔数的比重分别衡量银行数字化服务渠道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金融产品方面，银行金融产品包括信贷、理财、保险等类别。但调研发现，囿于金融监管规定和发展水平差异，仅有一半农商行提供理财产品，少数几家农商行提供保险产品。为兼顾指数横向可比性，本文以信贷业务衡量农商行数字化金融产品情况，使用银行线上信贷客户数占全部信贷客户数的比重进行衡量。四是金融科技支撑。金融科技支撑反映农商行在自主研发和对外合作等方面的综合科技实力。基于农商行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实践，本文从数字化研发投入和数字化对外合作两方面刻画农商行金融科技支撑。对于数字化研发投入，本文采用农商行金融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进行衡量。对于数字化对外合作，本文通过调研农商行是否与金融科技企业在获客、运营和风控等领域存在金融科技合作来衡量。

综上，农商行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测度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本文首先按照原始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次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由下而上逐级加权计算得到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指数以及战略数字化、组织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金融科技支撑四个分维度指数。

3.传导渠道变量。根据理论分析，本文从“降本”和“增效”渠道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机制。对于“降本”渠道，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农商行业务及管理费与平均存贷款规模的比值，即业务成本率衡量。银行业务及管理费包括员工薪酬、研发费用、行政管理费用等，涉及营销获客、贷前调查等全流程环节，能够较全面地衡量农商行金融服务供给成本。业务成本率越低，说明农商行对主营业务的成本压降能力越强，表现出“降本”效应。对于“增效”渠道，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农商行营业收入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即资产周转率衡量。资产周转率不仅能够体现农商行拓宽业务范围和规模的能力，也能反映农商行单位资产投入转换为经营产出的效率。资产周转率越高，说明农商行收入获取能力越强，表现出“增效”效应。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分别从银行和县域层面选取控制变量。银行层面包括银行资产规模、股东权益比、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存贷比、前十大股东占比，分别控制银行规模、资本资产结构、资本充足状况、收入结构、流动性、股权结构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县域经济层面包括县域市场竞争、县域经济发展、县域金融发展、县域产业结构、县域金融科技发展。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被解释变量看，样本农商行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0.008，与韩庆潇披露的0.007接近。总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0.022，最小值为0.000，说明农商行盈利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从核心解释变量看，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均值为0.234，标准差为0.199。结合分维度指数分析发现，战略数字化指数和组织数字化指数均值小于其标准差，而业务数字化指数和金融科技支撑指数均值大于其标准差，这说明样本农商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战略数字化和组织数字化维度。控制变量方面，比照农商行相关文献，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三）模型设定和实证策略

根据研究问题，本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第一个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的总体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表示个体，t表示年份。ROA表示农商行盈利能力，DT表示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CV表示控制变量。μ_i为个体固定效应，φ_t为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误差项。

进一步地，第二个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与农商行盈利能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假设只存在单一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成立时取1，否则取0。DT为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同时也是门槛变量。q为待估计的门槛值。β₁和β₂分别为DT_it≤q和DT_it>q时数字化转型对农商行盈利能力影响的估计系数。其余变量符号含义同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五期目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四期目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三期目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二期目录

学报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