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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皓，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陈怡思，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四期
中华文化复兴根基在于乡村文化振兴。从乡村文化自觉开启到新时代乡村文化自强的递进式逻辑转化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相互呼应，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规律性认识，达成对乡村文化振兴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有效回应了“乡村文化何以强”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集中表现于乡村文化领导论、乡村文化立场论、乡村文化自信论、乡村文化激活论、乡村文化系统论和乡村文化保障论的体用贯通，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担纲、价值立场、文明基础、内生动力、要素融通和工作布局，构建了“第二个结合”性质的乡村范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进路须从夯实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农耕文明现代转化、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构建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和健全乡村文化制度体系等方面着手，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基础。
一、引言
中华文化是以乡村文化为根基的。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对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乡村共同体意识、培育乡村精神文明新风尚和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了乡村人口流动性和过疏化趋势，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文化形态面临多元思潮的冲击，集中表现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急剧萎缩，乡村文化传承面临明显断层，乡村文化认同遭遇困境，乡村文化的意义世界陷入“主体性危机” 。面对上述多重“文化症候”，亟需以更为系统的理论揭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规律性认识，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乡村文化再次焕发活力。2023年10月，全国思想宣传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继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党的百年奋斗史，立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是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的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指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趋向，系统归纳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内容，形成了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规律性认识。据此，本文立足于民族复兴进程中乡村文化发展理念的百年探索，总结乡村文化自觉到乡村文化自强的递进式转化逻辑。在此基础上，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联性，系统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从而回应“乡村文化何以强”的深层命题，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科学指引。
二､民族复兴进程中乡村文化发展的理念升华
民族复兴的根本标志在于中华文化复兴。乡村文化振兴构成中华文化复兴的内源性支撑，与民族复兴进程具有统一性。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中，以保持乡村文化主体性为核心，乡村文化发展理念动态演化呈现乡村文化自觉到乡村文化自强的递进式转化，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出场逻辑提供了历史铺垫。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解放图景下乡村文化自觉的开启
近代中国面临列强环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经济侵略、军阀混战以及城市工商业境遇萧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面临传统小农经济破产以及文化整体性颓败。面对上述问题，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呼吁青年深入乡村，“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部分骨干党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开展农民运动，推动农民思想启蒙。如彭湃在对海丰乡村调查后发现，乡村不仅经济凋敝，而且农民多处于文盲状态，“大都是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针对“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为代表的宗法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桎梏性，以及“牌、赌、鸦片”“洋学洋教”等问题在中国乡村的盛行状况，中国共产党党员创办农民讲习所、农民夜校等，以改善乡村落后文化面貌，破除乡村陈规陋习，启发农民革命意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文化建设主要任务在于启发农民的自觉心，以服务于革命动员的总体需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农村具体现实，对乡村文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壮大了党在乡村的阶级基础，为民族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乡村文化革新指明了前进道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指导，不仅致力于消除乡村落后的文化状态，而且立足于乡村实际，以大众化为指向，创造了一系列农民喜闻乐见的新文体、新文风和新文辞，使革命精神借助文化作品深入人心，实现了广泛的农民动员。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立足乡村文化革新的现实紧迫性，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引导，旨在冲破乡村宗法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枷锁，锻造农民的革命文化品格。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开启了乡村文化自觉的历史转向。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培育“新人”为目标的乡村文化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但我国文盲众多、农村教育资源紧缺等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面对这一现实状况，全国广泛开展了扫盲教育，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乡村文化改造运动。毛泽东将农业合作化同时视为乡村文化改造的过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这一时期将农业合作化与乡村文化教育相结合，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以“技术夜校”作为抓手，兼顾“农民的学习技术”和“消灭文盲”的任务。这一时期涌现了较为丰富的乡村文化实践活动，如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就曾被毛泽东高度肯定。高家柳沟村在党政机关、各级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学文化，形成了以青年团支部为核心、以“记工学习班”“汇编文化课本”为基础的乡村教育体系。毛泽东指出:“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乡村文化改造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奠定了基础。农业合作化与乡村文化改造相结合的探索，一方面切实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使得农村文盲比例下降，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巩固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消除了封建宗法文化的根基，有效破除了封建礼俗。根据教育部1965年下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农业中学与其他职业中学已有61600所，在校学生443.3万人，乡村落后文化状态有所改善。这一时期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观念开始进入农民头脑，传统小农意识得到改造，农民逐渐成长为具有社会主义观念的“新人”。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接洽，改变了乡村文化的实质内涵，实现了以新的政治文化重塑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目标。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村“两个文明”的综合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大了对乡村文化建设资源的投入，极大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与此同时，乡村文化建设也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问题。改革开放后，发展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乡文化差距日益拉大。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复燃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风气。据此，邓小平提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邓小平高度重视乡村思想文化教育，通过全面恢复高考、优化乡村教育体制、推动农科教相结合等方式，乡村文化生态得到切实改变。“两个文明”综合发展的思想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性指导，构成了这一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贯穿主线。
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质量逐步提升，乡村文化建设阵地得到巩固。这一时期不断推进“两馆（县图书馆、文化馆）一站（乡镇综合文化站）一室（村文化活动室）建设”，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深入乡村，促进“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等。由此，乡村文化活动日益丰富，乡村文化建设呈现新气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乡风文明”被突出强调。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指引，营造乡村文明向善风貌，塑造先进的乡村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满足农民多元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综合性工程，开启了乡村文化建设与物质基础、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协同发展进路，是对乡村“两个文明”综合发展的深化实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地位，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逐渐转向乡村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机互动。乡村文化建设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实现了对乡村“两个文明”综合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为迈向乡村文化自强提供了经验性前提。
（四）迈向新时代乡村文化自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相呼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承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交互耦合的关系。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理论方向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继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系统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有助于系统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凝练乡村文化振兴的规律性认识，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振兴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问题。二是乡村文化振兴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发展提供了实践滋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乡村文化自强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子系统，而且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其立足于乡村文明，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国家话语层面扭转了乡村文化长期以来被矮化贬损的命运，充分体认了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乡村文化振兴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高度统一性，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有助于反哺党的文化建设理论完善和创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提供实践确证。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系呈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从乡村文化自觉开启到乡村文化自强的百余年演进中，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同频共振。在新时代条件下，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相互呼应，以复原乡村文化主体性为核心，担负起实现乡村文化自强的使命担当。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规律，展现了乡村文化领导论、乡村文化立场论、乡村文化自信论、乡村文化激活论、乡村文化系统论和乡村文化保障论的体用贯通，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担纲、价值立场、文明基础、内生动力、要素融通和工作布局，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理论指引。
（一）乡村文化领导论: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担纲
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决定乡村文化振兴能否保持正确方向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担纲者和引领者确定了理论依据。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坚强领导核心，保证乡村文化振兴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致力于构建“使命-责任体制”的新型政治形态。“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对先进文化的引领，坚定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破除乡村不良社会思潮的干扰，实现“立”与“破”的统一，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促进思想解放和满足精神需要为使命关怀，要求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乡村文化振兴的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秉承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将促进思想解放和满足精神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发展的最高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乡村文化振兴肩负着丰富农民精神世界、塑造农民正确思想观念的责任，是广大农民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中国共产党担负乡村文化振兴的使命任务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题，充分落实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引领功能。中国共产党除具备基本的“代表功能”和“表达功能”外，同时具有执政党独有的整合、分配和引领功能。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权威，推动乡村文化整合式赋能和要素公平分配，从而达成对乡村文化的嵌入式引领，促进了国家主流文化和乡村地方性文化有效贯通，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政党中心逻辑”的在场。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走什么路”的深刻问题，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二）乡村文化立场论: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立足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推动文化前进发展的根本力量。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场域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凸显了鲜明的农民主体性立场。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乡村文化振兴是为农民而兴。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为广大农民群众构建现代化的美好乡村生活，这既包括物质世界的极大丰裕，也包括精神世界的极大充实。“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必须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同时，“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文化振兴是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农民主体性立场，强调推进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贴近广大农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体现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满足农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乡村文化振兴是靠农民而兴。农民是乡村文化创造和传承的内生力量，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支撑。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文化思想反映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积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避免农民“主体性缺位”困境，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内源性转向，实现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有机统一。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乡村文化振兴成果由农民共享。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农民群众共享乡村文化发展成果的实践逻辑。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瞄准农民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推动农村文化供给侧和需求侧适配，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增强农民的获得感。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解决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根本价值立场。
（三）乡村文化自信论:乡村文化振兴的文明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鲜明体现。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农耕文明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整体定位。“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大历史观，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角度，阐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依托”的元问题。而“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内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中之重。“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构成了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依据。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把握了农耕文明的当代价值。农耕文明本身具有“安、足、定、静”的鲜明特征，是包含生态伦理、农业景观、乡风民俗的综合性文化形态，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民族历史和人文风俗，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农耕文明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而且具有涵养心性的超越性价值，充分利用农耕文明的多功能价值可以构成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性支撑。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晰了农耕文明现代转化的方法论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农耕文明保护与转化的关系，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守住农耕文明的根基。同时，农耕文明要与城市文明交相辉映，与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着重打破“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的二元分割，以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推动农耕文明现代转化。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求树立对农耕文明的深沉自信，立足于农耕文明这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根本，正确处理农耕文明保护与转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充分挖掘农耕文明的当代价值，有助于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文明根基。
（四）乡村文化激活论:乡村文化振兴的内驱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些重要论断表明，“第二个结合”不是单向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结合。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意性根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将“第二个结合”思想应用于乡村文化场域，激活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驱动力，为构建新的乡村文化生命体开辟了实践通路。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乡村原生伦理的内在契合性，构建了“第二个结合”的乡村范式。在微观伦理维度上，乡村个体伦理建构和维护是以传统血缘、地缘的熟人范式为主，仍然本能地执行着善良、诚信、怜悯等人心和善的经验性伦理道德认知，这种自觉性的伦理品格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实现了会通。在宏观伦理维度上，乡村社会中内蕴的“家国同构”的道德共同体观念等，也可以实现有益转化，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契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助于揭示两者的可融通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激活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思想基础。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构建新的乡村文化生命体的实践进路，巩固了乡村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古今中西”多元素交织融合中生成的有机文化系统。在乡村社会多元思潮冲击背景下，“第二个结合”思想一方面正确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为顺利化解乡村文化“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在推动乡村优秀传统伦理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中，革除了乡村传统文化中落后时代发展的糟粕部分，保留和延承了乡村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弥补了乡村文化伦理的缺陷，使乡村文化伦理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为构建新的乡村文化生命体提供了理论保障。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互构结合，激活了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元素，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内驱动力。
（五）乡村文化系统论:乡村文化振兴的要素融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把握了乡村文化振兴多领域、多要素、多功能的协调关系。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顺乡村文化系统内部要素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人才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同时坚持乡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注重乡村文化资源传承发扬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创造更加多元和高质量的乡村文化产品，保障广大农民基本文化权益。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乡村文化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整合路径。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这一全局性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要统筹把握乡村文化与乡村产业、生态元素的有机融合关系，将乡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经济活力并重的乡村环境，为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营造良好氛围。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助于从城乡地域关系的整体角度把握乡村文化系统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这为从城乡关系的整体高度把握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基本遵循。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以城乡文化要素的双向流动为纽带，推动城市文化资源下乡，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同时，鼓励乡村文化精品出村进城，展现农村文明风貌和发展成果，达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目标。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关注乡村文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牵引、耦合和多层次的联结关系，注重将乡村文化系统的地域“小生态”与城乡文化发展的“大生态”相链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现要素融通。
（六）乡村文化保障论:乡村文化振兴的工作布局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特理论品格。其中的“体”和“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战国时期的《荀子·富国》就将“体用”二字并举。其中“体”指的是某一具体的有形实体，“用”指的是功能、作用。后世的体用关系则发展为本原与表象的关系、原则与手段的关系。“明体达用”与“体用贯通”则是对体用关系的辩证阐释，两者都主张“体用统一”“体用不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既揭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原则和根本内容，又揭示了文化建设的属性、功能和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所体现的“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等内容，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系统性的发展战略保障，为部署乡村文化振兴的工作布局提供了科学指导。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布局的原则。结合“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等思想要求，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为根本原则，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具体原则，从而使乡村文化振兴的工作布局始终体现政治性和先进性的要求。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布局提供了系统性的战略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助于深刻把握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布局的战略保障体系。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统筹布局安排，从理论研究、舆论传播、文艺创作、文明交流互鉴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乡村文化风貌，提升乡村文化现实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乡村文化领域中的鲜明体现。总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深化了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认识，而且系统解析了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布局的原则和实践要求，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相互贯通。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乡村文化振兴中“根”与“魂”、“魂”与“形”、“体”与“用”的关系，构建了“第二个结合”性质的乡村范式，实现了对乡村文化振兴规律性认识和战略部署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理论指南。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指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取向，系统归纳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内容，明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路线图。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必须从夯实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站稳农民的主体立场、推动农耕文明现代转化、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强化乡村文化要素有机协同和健全文化制度体系六方面着手，全方位构筑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一）夯实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把握乡村文化振兴正确方向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文化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传播和弘扬，这给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带来挑战。在此情况下，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增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领悟力和执行力，夯实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筑牢党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领导根基。一是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农村基层的传播力。要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农村基层的宣传工作，“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农村地区的传播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前提。要不断优化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宣传普及、学习教育等方面的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用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使农民真正学懂弄通习近平文化思想。二是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提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文化判断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是开展乡村文化工作的关键群体。乡村文化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要求农村党员干部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自身，系统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主动辨别和检视乡村错误思潮萌芽，不断提高自身文化判断力。三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要结合乡村具体实际，提升乡村文化工作执行力。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乡村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存在较大差异，受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冲击影响程度不同。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要在尊重乡村文化特性的基础上积极适应乡村文化的时代之变，不断强化自身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创新乡村文化工作方式，提升乡村文化工作综合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二）站稳农民的主体立场，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关键靠农民。站稳农民的主体立场，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旨归。一是要补齐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短板，拓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当前农村地区存在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功能有限和分布零散等问题，这严重脱离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要科学规划乡村文化空间，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广场、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实践效用，及时维护农村文体设施，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同时，结合地域性文化传统，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探索农民自发性文化活动如“村BA”、村超、村晚等的长周期激励支持措施，全面充实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要增强乡村文化资源的共享功能和社会效益。乡村文化资源开发要同时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尤其注重社会效益，真正使乡村文化发展成果由农民共享。对此，基层政府要科学开发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高效可再生利用，促进乡村文化资源有效转化，释放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要避免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精英俘获”现象，优化乡村文化资源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农民真正享受到乡村文化发展的红利。三是要加强农民道德模范表彰，提振农民精气神。广大农民群众具有淳朴善良、勤劳务实、热情忠厚的美好品质，是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的中坚力量。因此，要深入挖掘农村中的感人事迹和故事文本，通过表彰宣传、物质奖励、广播宣传等途径充分发挥农村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改善农民群体的精神风貌，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
（三）推动农耕文明现代转化，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农耕文明存储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得以产生和传承的源泉动力。推动农耕文明的现代性转化，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也是肩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举措。推动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化，一是要发挥“两创”方针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指导作用。“两创”方针超越了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开辟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的融汇转化路径，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所在。只有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和改造，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结合，不断赋予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文化内容、新的文化形态，才能保留其自身文化独特性，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持久的发展势能。二是要善于挖掘和开发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乡土文化资源。我国乡村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形态多样，既有广博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深厚的非物质文化底蕴。地方政府要强化乡村各品类优秀文化资源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加强对古文物、古建筑、古遗址等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时深挖民风民俗、手工技艺、舞蹈曲艺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蕴的思想特质、美学品格和时代价值，不断探索乡村元素与现代元素的融合趋向，开发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乡村文化产品。三是坚持数字技术赋能，创新农耕文明传播方式。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丰富了大众传播媒介样态，极大提高了信息容纳量和信息扩散速率。在推进农耕文明现代转化过程中，以各类新媒体平台为依托，加快农耕文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完善农耕文明数字主题展览馆、农耕文明数字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耕文明全媒体传播，全面提升农耕文明的吸引力。
（四）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持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之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移风易俗对涵养文明乡风、建设和美乡村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着力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持续推进乡村文化破旧立新。一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人伦日用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乡村社会中安居乐业、重义守信、精忠报国、爱老慈幼等思想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将其同当地村规民约、族谱家训、文化典故等内蕴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贯穿于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农民在主动自觉的文化熏陶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推进文明创建活动走向深入。充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载体功能，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面覆盖和协同联动，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为农村基层理论宣讲平台和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阵地，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资源，支持和引导农民自愿参与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和文明单位的创建活动，打通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最后一公里”，满足广大群众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三是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大力破除乡村陈规陋习。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示范效应，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常态化和长效化，大力破除乡村陈规陋习如厚葬薄养、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借助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乡民座谈会等组织载体，倡导喜事新办、勤俭节约、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进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营造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环境。
（五）强化乡村文化要素有机协同，构建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于强化乡村文化系统内外部各要素的有机协同，构建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一是加快乡村文化系统内部多要素内生性整合，确保乡村文化系统效能的最大限度发挥。乡村文化人才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基础性力量，针对当前乡村存在的文化人才缺乏、流失严重等现象，要加快创新乡村文化人才引进机制，提升乡村文化人才薪资待遇水平，吸引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等文化人才入乡工作，完善乡村文化人才保障机制。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多元化投入机制，拓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融资渠道，激发市场和社会参与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积极性，推动乡村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另外，要以乡村特色为基底构建文化产业体系。目前我国乡村文化资源存在开发和转化度不高的问题。对此要完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健全乡村文化市场体系，加快乡村特色文化资源转化，提高乡村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二是促进乡村各系统高效互动，为乡村文化系统稳定运行提供立体化保障。把握乡村经济、文化和生态的耦合规律，立足自然资源和乡村休闲文化资源禀赋，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乡村特色农产品品牌，积极发展文旅康养产业，加快乡宿、乡游、乡食、乡购、乡娱多业态集聚化发展，释放乡村经济、文化和生态的集成性价值。三是加快城乡文化资源协同，推动城乡文化发展共同体构建。一方面要立基乡村文明底色，广泛吸收城市优秀文化资源成果，加快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乡村文化产品与城乡居民需求精准对接;另一方面要推动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覆盖，引进城市文化资源下乡，实现城乡文化结对帮扶，推动城市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志愿组织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构建普惠共享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文化资源的以城带乡、乡城互促。
（六）健全乡村文化制度体系，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行稳致远
健全文化制度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论品格的实践导向，对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至关重要。一是要压实乡村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完善乡村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考核制度，强化基层党委主体责任，使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二是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建设。推动形成持续化常态化理想信念教育机制，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着力提升乡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水平。同时，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支撑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依靠柔性的思想引导，也要依靠刚性的制度约束。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要求融入乡村法治建设全过程，结合法律政策的规范力量为乡村树立文明健康的价值取向，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发挥常态化效能。三是深化乡村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乡村文化创新活力。一方面建立健全以农民为中心的文化产品生产体制机制，推出接地气、有人气、有市场的乡村优秀文化产品，发挥文化滋养农民、服务农村、引领风尚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化文化领域行政体制改革，完善乡村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加强乡村低俗、庸俗和媚俗文化打击力度，引导乡村文化市场合规经营，为乡村优秀文化产品创新留足空间，真正达成“以文化人”的目标。
总体而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以夯实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为根本原则，以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推动农耕文明现代转化和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为关键途径，以构建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和健全文化制度体系为支撑，呈现鲜明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五､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科学的文化理论体系，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深刻回应了“乡村文化何以强”的问题。立基百余年探索，乡村文化发展理念的变迁演化呈现乡村文化自觉到乡村文化自强的递进式表达，与民族复兴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乡村文化振兴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呼应。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逻辑体现于乡村文化领导论、乡村文化立场论、乡村文化自信论、乡村文化激活论、乡村文化系统论和乡村文化保障论的体用贯通，系统揭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责任担纲、价值立场、文明基础、内生动力、要素融通和工作布局，阐释了乡村文化振兴“根”和“魂”、“魂”与“形”、“体”与“用”等内在深层关系，形成了乡村文化振兴完整的认识体系。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充分发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作用，需要从夯实党的乡村文化领导权、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农耕文明现代转化、巩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构建乡村文化发展共同体以及健全乡村文化制度体系等方面系统推进，使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念真正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得到落实。
乡村文化振兴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根基，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不仅可以系统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指向和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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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01年创刊，是南京农业大学主办的学术性理论刊物。目前已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教育部名栏工程期刊、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常设“农村社会发展”“农民问题”“农业经济”“土地问题”等栏目。主要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与转型、乡村治理、粮食安全保障、农民生计与保障、农村土地制度与土地流转、贫困与精准扶贫、农村组织与制度、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金融、生态经济与环境治理、农产品生产与流通、农村政治与文化等具有政策性、现实性并有一定学术性和理论高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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