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首尔警方逮捕了5名嫌疑人，其中2名主犯是首尔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涉嫌从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在Telegram的私密聊天室中制作并传播了1852张非法合成的色情图片和视频，受害者多为他们的女性校友。这些犯罪者还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合成色情内容。而据调查，朴姓主犯散布的合成物中还包括未成年人性剥削物。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中学和小学，且绝大多数由男学生针对女学生和女教师。韩国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deepfake犯罪在精通 IT设备的青少年中激增，deepfake正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所有性别的校园暴力或骚扰形式。2023年发生了42起针对教师的deepfake犯罪，相比2022年增加了6倍，而今年仅上半年韩国警方就受理了23起。
据首尔市警察厅称，2023年涉及用deepfake技术制作图像和视频犯罪的嫌疑人中有75.8%是青少年。韩国的deepfake性犯罪案件由2021年初约150宗，升至近期的近300宗，当中大部分涉案人士均为青少年。今年1月至7月期间，韩国全国deepfake性犯罪举报案件被立案的178名嫌疑人中，青少年占131人，占73.6%。
为什么是韩国？
根据美国数字安全服务公司Security Hero发布的《2023深伪现状》报告，2023年，韩国是全球deepfake犯罪威胁最严重的国家。报告对10大deepfake色情网站以及YouTube和Dailymotion等平台上的85个deepfake频道进行了调查，发现53%的受害者来自韩国，其次是美国（20%）、日本（10%）和英国（6%）。全球deepfake性剥削视频中，前10名最常被制作成deepfake内容的受害者中有8位都是韩国明星。
在此次的deepfake换脸色情片事件之前，韩国已爆发了震惊全球的N号房性剥削事件。2018年至2020年间，网名”博士”的赵周彬在Telegram上建立了多个聊天室，通过威胁获取多名女性的资料，并强迫她们拍摄性剥削和虐待视频，其中包括十几名未成年女孩。他在不同聊天室内传播并贩售这些性虐待影片，而付费加入聊天室观看的人数超过26万名，即每100名韩国男性当中，便有一位在聊天室内。Netflix也将韩国记者对这一事件的深入调查拍摄成纪录片《网络炼狱：揭发N号房》，展示了记者们在追查事件过程中所遭遇的骚扰和威胁。
在N号房事件期间，有女性抗议者们举起“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My life is not your porn）的标语，原因是在韩国的女厕墙壁上，往往潜藏着大量的针孔偷拍摄像头。这些摄像头会偷拍到女性的如厕场景，并被上传到色情网站。韩国曾经最大的偷拍色情网站SoraNet，会员人数超过100万人，在2016年因舆论压力关闭。网站上不仅有大量偷拍影片，也有伴侣为求报复前任而上传的性爱影片。
此外还有BigBang成员胜利涉及强奸、灌醉女性客人进行性招待并利用针孔摄像头偷拍等事件（参见BBC首尔江南夜店性丑闻调查）——这些现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韩国的厌女文化肆意滋长的结果。从网络上对女性外表的恶意批评，到现实中对女性的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暴力，都是父权制度下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这些行为与偷拍文化、性犯罪等密切相关，反映了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问题。虽然性别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帮助西方国家的女性改善了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但在韩国这样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韩国女性的抗争不仅难以直接改善现状，有时甚至会引发部分男性更强烈的反弹。令人担忧的是，厌女文化在年轻一代似乎更加强盛。
N号房事件中被逮捕的“博士”赵周彬时年25岁，而其他共犯也相当年轻，此次deepfake事件中涉案的也多为青少年。根据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 2018年的调查结果发现，有76%的20至29岁的男性指自己反对女权，30至39岁男性这个数字则近60%。一些受访的韩国男性则直言，自己不支持MeToo运动。他们认为，女权主义和性别平等无关，而是充满暴力和仇恨的性别歧视。
2022年韩国总统大选期间，性别议题也成为竞选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反映出社会内部的性别对立愈加严重。此前文在寅政府（左翼）为改善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这些举措在一些韩国男性眼中却被视为对他们的”逆向歧视”。这种观点导致部分男性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自嘲生活在一个对男性不公平的社会中。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右翼）赢得大选上台后，韩国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发布的2024年度财政预算中，和女性相关的大部分政策预算都被削减，其中也包括两性平等的政策预算。
Deepfake是一种“数字性暴力”。数字性暴力（digital sexual violence）指通过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或电子设备对他人实施的性骚扰、性剥削或性侵犯行为，包括未经同意拍摄、发布或分享他人私密照片或视频（如偷拍、泄露性爱录像等），利用Deepfake技术合成色情内容，散布性别歧视、侮辱性语言，以及通过社交媒体、聊天软件等数字平台对他人进行性骚扰或威胁。色情复仇（revenge porn，以报复对方为目的、将前任交往对象的私密照片或视频等上传至网络）也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换脸色情片、偷拍，还是N号房事件，都属于数字性暴力犯罪的范畴。这些行为反映的是一种极端的男性凝视与对女性身体的深度物化和剥削。在这种文化中，女性并不需要被征集同意，她们仅仅被视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社交媒体和匿名聊天平台为厌女言论和观看这些非法影片提供了温床，而在上面以各种主题而形成的群组，更是一场属于男性凝视和物化女性的狂欢。
大多数合成的色情片内容极具侮辱性，且通常表现得十分露骨。而成人影片本身也充斥着厌女内容，通常以男性视角为主导，女演员在片中仅为满足男演员的欲望而存在的工具人，且剧情和动作常常带有暴力色彩。在这样的场景中，女性的意愿和体验被完全忽视，她们被视为取悦男性和满足观众性幻想的工具，甚至通过被羞辱的方式来表现性快感。如今，随着科技进步，男性可以更加便捷地将性幻想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女性身上，未经她们同意，便将她们制作成个人意淫的材料。而当换脸对象是熟人或名人时，观看者的占有欲会更加得到膨胀。男性对deepfake色情片的消费使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拥有”，也更容易利用他人的性身份为自身的快感服务，即便她们根本不知情。
Deepfake技术在2016年开始出现，2017年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最初，deepfake受到关注是因为名人的脸被合成到成人影片中。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deepfake的应用不仅限于此，它还可以替换面部表情、合成完整的人脸，甚至生成逼真的语音。之前，社交媒体上曾流行多款APP，用户上传照片后可以体验“变老”或“变性”的效果，甚至还有APP可以将自己的脸合成到经典电影中的场景，这些功能都使用了类似的deepfake技术。
过去，电影中的CG技术需要专业人士几个月的后期制作才能达到真假难辨的效果。而现在，使用AI算法，只需要一台电脑或手机，以及网络上的软件，任何人都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效果。这种便利性使得数字性暴力变得更加隐蔽且广泛，任何女性，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可能成为非自愿的剥削对象。台湾的《镜传媒》在2021年就深度报道过台湾网红朱玉宸「小玉」利用Deepfake技术將女艺人、明星、网红的脸部非法合成到成人影片上並出售获利的事件。
为何数字性暴力未能受到有效遏制？
为了打击deepfake内容的泛滥，Pornhub和X等平台制定了删除这类内容的官方政策，依据是这些内容违反了平台禁止非自愿行为的规定。此外，这些平台还部署了监控软件，追踪并删除新出现的deepfake内容，并鼓励用户举报。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deepfake内容仍在广泛传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技术发展速度太快，平台的监管能力难以跟上。Deepfake的制作门槛不断降低，导致新内容快速产生，而平台面临的内容审核压力巨大，难以实时清除所有有害内容。其次，过度审查可能会引发用户反弹，而审查不足则无法有效遏制有害内容。但归根到底，还是与平台的意愿有关——Telegram一贯对各类内容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X在被崇尚“言论自由”的马斯克收购之后大量减少审核团队的人手。韩国警方于9月2日宣布，将对Telegram平台的信息服务展开调查，指控其“鼓励”deepfake合成影像传播。韩国国家警察调查局局长吴钟洙（Woo Jong-soo）表示与Telegram相关的犯罪调查中，Telegram平台从未回应过他们关于提供用户信息的请求。
在N号房事件的巨大社会压力下，韩国政府也修订并通过了多项法律，其中包括《性暴力惩罚法》和《N号房防治法》。这些法律旨在加大对数字性犯罪的惩罚力度，明确规定制作、传播和持有非法色情内容均属犯罪行为，并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或最高5千万韩元的罚款。然而，尽管法律得到了加强，数字性暴力的案件却未见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尤其是在初犯者的判决中，缓刑成为普遍现象，导致犯罪者无所畏惧。
根据韩国最高法院的在线裁决系统，截至2023年，有超过一半的deepfake犯罪案件在初次和二次审判中被判缓刑。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的71起相关裁决中，35起案件被暂停审判，另外36起案件中，31起因其他性犯罪被判入狱，只有5起仅因deepfake而入狱。
而警察对这些案件的消极应对也让犯罪者更为大胆。在此次deepfake事件中，两名受害女教师通过熟人得知自己被非法拍摄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流传，便前往各自居住地的警察局报案。然而，警方的回应并不积极，南东警察局表示，需要X的协助，但因为没有收到回复，因此调查可能会拖延数月。仁川桂阳警察局则声称受理了请愿书，但事后受害者发现，警方并未记录该案件。
有效控制数字性暴力需要多方努力，最核心的是推动对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的重视。然而，面对韩国如此深刻的厌女文化，短时间内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确实存在困难。尽管法律的完善、技术的提升、平台的责任以及公众意识的提高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这些措施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问题，而无法根本解决。要真正改变局面，需要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对性别的观念。
此次事件就发生在学校，教育仍然是关键，尤其是年轻男性的意识形态令人担忧，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此外，政府和社会应该为女性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让她们能够大胆地表达自己，勇敢地面对侵害，并在遭遇数字性暴力时获得及时的法律保护和社会支持。
平台应该加强对数字性暴力的打击力度，提供更便捷的举报机制，并与执法部门更紧密合作，确保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平台所有者的态度各不相同。当我们难以改变马斯克或杜罗夫的态度时，能做的是借助这些工具传播另一面的声音——这次事件就是靠韩国一个女权博主在X上不停呼吁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帮忙转发和关注，才得以被韩国和各个地区的主流媒体报道。
数字性犯罪仍存
美国安全服务机构“Security Hero”最近公开的《2023深度伪造技术现状》报告，韩国被评为最容易受到深度伪造技术性剥削的国家。曾曝光“N号房”事件的前共同民主党紧急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朴智贤表示，目前韩国涉及深度伪造犯罪的人数可能达到22万，众多女性因此陷入不安和恐惧之中。
日前有多名韩国女性通过中国互联网发出求助信息。其中，网名为“nosunae_520”的用户发布消息称：“在韩国发生‘N号房’事件时，几乎没有抓捕加害者，也没有告知加害者的名单，因此此次事件也会安静地过去。”她拜托中国女性朋友们把这件事传出去。数字性犯罪具有在语音空间隐秘扩散的特性。自“N号房”事件发生以来，虽然现场搜查、技术性管制措施和相关司法系统得到了改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性别不平等是核心矛盾
不过，在首尔非政府组织“韩国网络性暴力应对中心”的一名成员看来，新型的数字性犯罪不断涌现，追根究底依然是性别权力的问题。韩国两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平等。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韩国性别平等指数为0.68，较前一年下降0.01，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05位。
韩国社会针对女性的犯罪有着黑暗历史。比如，偷拍在韩国已形成一种“文化”。根据韩国警方的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韩国偷拍类犯罪共计3.4万宗，其中84.8%的受害者是女性。在首尔的餐厅、咖啡厅、地铁、公共学习场所、公园等公共洗手间到处都有小洞，这些洞孔一般都被人用纸巾、贴纸、胶带等堵住防止可能的偷拍。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韩国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问题。韩国历史上并未就父权性别制度作颠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很大可能从前现代延续下来，最终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物质主义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权力结构“合流”。
美国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指出，在传统父权制度下，性是女性遭到压制、剥削和恐吓的最核心因素：女性一方面被作为商品在男性社会之间交换和传递，另一方面男性通过对女性进行“圣女/荡妇”的二元对立而压制其主体性，保护男性个人及集体利益不受侵犯。至于男性本身，则通过“性”或性表现而收获荣誉，自证男性气质。
我知道，你“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