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人品

晚年的胡适

 我们都是在欲望的驱使下，对种种事实真相进行篡改。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集《罗生门》题记

在伟大的教员眼里，胡适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周恩来也明确告诉我们，“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蒋介石骂胡适为野狗，称之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呢？

对于胡适，国共两党如此罕见地达成共识，这实在是现当代史上的独一份。可是，今天竟仍有许多人为文化汉奸胡适招魂，为之“洗地”的文章和短视频层出不穷。

就内容而言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歌德派”，对胡适的人品，即所谓的“君子之风”大吹特吹，譬如平原公子出品的《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将一个为攀附江家权势与江冬秀结婚，婚内无数次嫖娼、出轨甚至卖友求荣、祸国殃民的渣男（参见“道易悦读”微信号《胡适：顶级的文化汉奸》一文），十分肉麻地吹捧为温润如玉的君子；另一类是“洗地派”，譬如历史研习社出品的 《七七事变后的胡适:我不是割地求和派》，引胡适的“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之类的说辞，证明胡适还是主张抗战并为抗战出力甚多的。这类文字中，提得最多的案例是胡适与董时进的论争。

此外，“胡适说”“胡适评述”之类的短视频，较为系统地介绍胡适其人，但多是以“歌德”和“洗地”为目的，选择性地输出有关内容。

今天本人先略说一下胡适的人品。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陈独秀认为胡适是一个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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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回国后，陈独秀向蔡元培极力推荐，让他到北大任教。

1927年6月26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陈友生）在上海恒丰里104号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因党内一名交通员叛变，陈延年等人被捕。陈延年以化名“陈友生”给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写信，说自己被误捕，关押在上海警察局拘留所，请汪先生给他买身替换衣服。

汪、陈两家是世交，汪孟邹认得是陈延年的笔迹，连衣服也顾不上买，连夜坐火车去南京找胡适，请他出面营救，并拿了800大洋准备保释陈延年。然而，胡适却对汪说：“我这人生平不听‘假话’，你必须说出真实姓名，我才会营救他。”汪孟邹救人心切，无奈说出陈延年的真实姓名，胡适答应营救，让汪先回上海等消息，自己却乘车去了正在主持“清党”的吴稚晖家。陈延年的真实身份因此被泄露，后来被乱刀砍死。

有人说胡适是考虑到吴稚晖和陈家的关系，是好心办了坏事。当时人人皆知，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吴稚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已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胡适此举，绝非出于好心。因此当时的人们大多痛恨胡适这一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行径。

再说说为胡适“洗地”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3年3月4日，热河省会承德失守，东北全境也全部沦入日寇掌控伪满洲国统治之下。日寇屠刀早已架到中国脖子上了，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胡适却在1933年3月12日《独立评论》上发表《全国震惊以后》，呼吁全国认清自己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与此同时，农学家董时进针对《独立评论》第43期《热河失守以后》一文所发表的暂时忍耐以后励精图治收复失地的这一主张，在4月3-4日《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董时进说：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对于董时进这段话，胡适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见《胡适全集》第21卷P600-60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首先表明自己不赞成抗战的主张：“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接着，胡适对董提出严厉批评：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董时进秉承着孔子的这一愚民思想，主张让老百姓上前线当炮灰，当然可恨；然而胡适高喊“我情愿亡国”也不主张这样作战，貌似高举着西方“天赋人权”的大旗在为民请命，实则也是包藏祸心，意欲扰乱抗战的军心和民心。

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董师弟、胡师兄二人演双簧，一个扮极左大喊爱国，一个扮极右高唱人权，彼此呼应，将抗战舆论搅浑，以便为其美国主子效力。今天居然还有不少人以此为凭，为胡适叫屈，岂不愚痴！

究其实，胡与董不过是一丘之貉，都无疑是破坏抗战的老鼠屎。1950年4月,组建农民党的董时进（董是否也如胡适一样加入了共济会，存疑）逃往香港，随即移民美国，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公然呼吁胡适出来做副总统,要求胡适为了国家自由牺牲个人自由。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1946年12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等二人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1946年12月30日，数千名学生在北京举行了联合示威游行，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随即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抗暴活动。1947年1月，对于震惊中外的“沈崇案”，参与审判的胡适强烈反对“美国撤军”的要求，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主权问题。

打着美国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幌子，维护施暴者的人权，践踏国人的人权，这就是高扬“人权”大旗的胡适。

最后，说说胡适在政治上的野心。

1917年7月10日，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到上海,曾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誓言。但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便改弦易辙了。首先是1920年与陈独秀争夺《新青年》的编辑权，而后在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并与蔡元培、陶行知、梁簌溟、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倡言要建立好的政府。

自1932年11月28日在汉口初识蒋介石之后，胡适在政治上的野心日益膨胀，直至后来意欲竞选总统。

胡适与蒋介石

1948年初，法币大跌，物价飞涨，人心不满到了极点，再加上自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舆论公开批评蒋介石独裁，杜鲁门施压也更为露骨，蒋介石眼看东北战局濒临绝望，内外交逼，接踵而至，遂有了“让贤选能”的想法。

此时，李宗仁决定参选副总统，胡适闻讯立即给李宗仁去信。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李宗仁也立刻回了胡适一封信，希望他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也来参加大总统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2月26日，蒋介石偕宋美龄游览庐山名胜观音桥，在途中做出决定：“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以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开幕。30日，蒋介石约王世杰谈话，让他向参会的胡适传话，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蒋自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胡适听了王世杰的传话，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31日晚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表示接受。

到了4月6日，吴稚晖、于右任等一百余人发起，1489人联名推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18日，国民大会公告，以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胡适的“总统之路”就此终结。

1954年，台湾要召开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美国为了将台湾分裂出去，于是支持胡适从美国回去竞选总统；蒋介石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与支持，也假意让胡适回来当总统，再次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于是，胡适在台湾大肆鼓吹美国的民主与自由，要求台湾当局实行政治革新。结果，胡适这个政治上的小丑被极具政治手腕的老蒋好好地耍弄了一把，总统梦随之破灭。

对于胡适，两岸有识之士都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

伟大的教员如此持论，是因为蒋介石一直主张一个中国，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蒋介石曾表示：“我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也不容割裂。”

此外，在学术上，由胡适开创的“伪红学”之红楼梦版本学，纯属伪学和骗局。

民国古籍造假奸商陶洙伪造的高达11种“脂批本”《石头记》“乾隆抄本”。其“刊印本系统”，又将洋奴文化巨骗胡适命名的所谓“程甲本”（陶洙伪造之“胡甲本”）红楼梦，列为第一个刊印本，将胡适命名的所谓“程乙本”（陶洙伪造之“胡乙本”）红楼梦，列为第二个刊印本。简而言之，胡适就是红学界的一个学术骗子。

当今此类研究文章甚多，譬如陈林《胡适与红学造假 —— 多个“脂本”及“程乙本”俱伪》等，有兴趣者可自行搜读，在此不赘。

某些邪恶势力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特吹特吹文化汉奸胡公知，这种现象值得大家警惕！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2022.8，浙江省委宣传部遴选为“浙版好书”

2023.9，“浙江诗词大会”推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

（本书已于2024年6月修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