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山海，大“道”难觅

人教社黄强社长致辞

（道易 8月17日摄）

    8月16-17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第13届“人教杯”核心素养理念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变革研讨暨教学观摩大会在辽宁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中学语文教师参加了这一盛会。本人也奔赴山海，觅求语文教学之“道”。

    16日，上午有中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以一带三”》的视频报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中学语文词汇教学的基本策略》和著名作家王充闾先生《我的读书和写作经历》的专题报告，下午有“教学评一致性的理念与实践”“整合式教学要落到实处”“整本书阅读重在实效”等三个圆桌论坛。

    新课标所提出的“大单元教学”“学习任务群”与“整本书阅读”等诸多新概念，教材主编与大学及中学的专家们都进行了深入解读。温儒敏教授特别强调以“一”（指语言运用）带“三”（指思维、审美、文化自信），并由此落实“语文核心素养”。

    不过，结合自己这两年来高中语文新教材的教学经历，我深深感到教材编写专家们的设想完全脱离了高中教学的实际，甚至是“超出地球三千公尺”。譬如，“整本书阅读”，你想让身处书山题海的高中生（尤其是理科生）啃下那上、中、下三册的《红楼梦》，简直比登天还难！更为离奇的是，浙江省使用新教材后2023年语文等学科高考首次采用全国统考卷，《乡土中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内容根本没有涉及，如此“考教分离”，该让广大师生如何推动“整本书阅读”？至于“学习任务群”所要求的“群文阅读教学”，在单篇课文都未能吃透的情况下，师生围绕一个或多个议题，选择一组结构化文本，浮光掠影地“研究”一番，企图通过集体建构达成共识，其效果能有几何？

    理论和设想大多流于空洞，课堂往往才是最真实的呈现。因此，我想主要就17日上午观摩的两堂高中语文课谈点感想。

倪江老师执教《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道易 8月17日摄）

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正高级特级教师倪江执教的是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的第一单元第一课《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并以此作为“难课文”教学的案例。

倪江老师说自己的“句子迷”，他以《共产党宣言》开篇的名句（第一段文字）导入新课：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幽灵”一词，对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反讽和驳斥，以这个“幽灵”的降临宣告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

随后，倪江老师引导学生标出表明作者恩格斯在这封回信中所表明的观点的语句，并由此“反推”出当时德国的青年大学生瓦尔特·博尔吉乌斯提出的“问题”及思想倾向。

“难”课文，难就难在“背景”“储备”“老旧”“切口”。对此，倪江老师采取“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细节”“改变教学方式，推进项目学习”“深化反思意识，推进思维提升”等一系列策略，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成果（作品）展示。

杭州外国语学校倪江老师微讲座

（道易 8月17日摄）

整堂课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及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诸多政治、哲学著作的内容，倪江老师举重若轻，引领学生走进思辨空间，将“难课文”处理得比较到位。就成果展示的情形来看，学生学习小组的合作探究，事先应该是有所准备的。即便如此，这对学生思维而言，仍然极具挑战性；对执教者阅读与思维的深广度而言，则更具有挑战性。

倪江老师所任教的杭州外国语学校，是因政策倾斜而形成的精英化教育产物，那里有优质的生源，多年来一直有超过20%的大学保送比例，学生出国留学也占有不小的比例，因此杭外不像其他普高那样有着巨大的高考升学压力，师生们可以落实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北京二十七中上官卫红老师谈教学设计

（8月17日  道易摄）

对于“任务群视域下的文言文单篇教学”，北京第二十七中正高级特级教师上官卫红执教的是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的自读篇目《石钟山记》。

该课教材后面所附录的“学习提示”指出：“文章不只是记游，在登山临水的兴致之中，始终萦绕着“求真辨伪”的旨趣。……进而引申出事须“目见耳闻”、不可臆断的道理。全文将情趣和理趣融为一体，由小事入，由深理出，其中体现的质疑和求实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这一提示，上官老师主要围绕文本的“趣味”，从如下四个方面设计学习任务并驾驭课堂，引导学生品味课文：

学习任务一：翻译句子，注意要点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桴止响腾，余韵徐歇；余方心动欲还；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

学习任务二：阅读品味，评点其趣

——请同学们品读第二段，自选一两句评点，并交流分享对课文“理趣与情趣”的理解。

学习任务三：比较思辨，再品其趣

——对比阅读唐代李渤《辨石钟山记》。

学习任务四：拓展练习，写作表达

——最后布置作业，P87单元研习任务第二题的第3小题，从本单元所选的古代散文中选择一篇，试作评点，并与同学交流。

上官老师亲和力强，驾驭课堂的能力也很强，但整堂课只是抓住个别语句和个别段落来解读，许多关键节点并未触及。听过之后，我深感遗憾。

圆桌论坛一

（道易  8月16日摄）

首先是教材的问题。

教材对“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虽有注释，却仅仅止步于“无射，钟名”、“歌钟，古乐器”，对周景王、魏庄子其人及其所推动的“改革”直接无视，更不用说去深究他们的“改革”成败缘由了。

叶圣陶、夏丏尊先生的《文心》第十三讲，讲述了关于读书和写作的核心观点：“勿只把文字当文字读，勿只从文字上去学文字”，“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有触发的功夫”。

对于“触发”，他们进一步阐释曰：“你读书时对于书中某一句话，觉到与平日所读过的书中某处有关系，是触发；觉到与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种印证，是触发；觉到可以作为将来某种理论说明的例子，是触发。这是就读书说的。对于目前你所经验着的事物，发现旁的意思，这也是触发。”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有“触发”，而且还要借助联想和想象来完成写作的过程。苏轼在听到“发于水上”“如钟鼓不绝”的“噌吰”之声，就联想到周景王的无射钟；听到“大石当中流”“与风水相吞吐”发出的“窾坎镗鞳”之声，则联想到与之相同的魏庄子的歌钟。这一因“触发”而引起的联想，其实大有深意，这也就是所有文学鉴赏必须由此深入并进一步深究的地方。

但是，教材在“学习提示”中只是把此文当作“详述出游之缘由、见闻和感想”的“一篇游记”，人云亦云，将其文的主旨归结为“事须目见耳闻、不可臆断的道理”，却不知苏东坡在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时不仅身心“脱胎换骨”，而且为了远离祸端，其诗文也一改之前逞才使气的常态，变得含蓄内敛了许多。

元丰七年（1084）六月，苏东坡接到神宗手札量移汝州，遂离开黄州顺江而下，一来是送长子苏迈赴德兴县上任，二是要前往金陵拜见赋闲的前宰相王安石。父子俩夜游石钟山，并非为科学考察而来。苏轼所作《石钟山记》，与在黄州所作的“一词二赋”一样，其实都是深蕴着政治意义的文学杰作。

其次是执教者的问题。

上官老师囿于前人成见，仅从教科书的单元研习任务及学习任务群的要求着眼，并未深究《石钟山记》这一文本的深意，因此在肯定苏轼“质疑”与“求实”精神的同时，也就轻易地使得学生得出苏轼也有“臆断”的毛病这样的结论。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及“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之类话语。这对上官老师这样一位正高级的语文特级教师而言，纯属是苛求，因为人云亦云，浅尝辄止，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通病，也是在文本解读方面毫无创见的学界名家大腕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此次核心素养理念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变革研讨暨教学观摩大会，让我参照教材编写者的“理想”并反观自己的教学实践，有了一些思考，也产生更多困惑，我也因此更加感到语文教学的大“道”难觅。 

上官卫红老师的教学设计依据

关于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古人有三种说法：一是风水声如钟声，北魏郦道元和北宋苏轼即持这一以声得名的观点；二是石头声音如钟声，唐代李渤《辨石钟山记》持这一观点；三是石钟山内有溶洞，山形如同覆钟，譬如明代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即持此以形得名之说，清代丁义方《石钟山志》亦云：“上钟崖与下钟崖，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

清代曾国藩与彭玉麟曾同游石钟山下并进入石洞内观察，皆认为石钟山是以形得名，并认为苏轼所持的石钟山“因声得名”观点也是错误。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七中引述其亲家翁彭玉麟的实地考证说：“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上钟山亦中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其“以形得名”之说有理有据，更为今世之人所认可。

我早就发现，苏轼《石钟山记》所持的“因声得名”之说站不住脚，也完全认同石钟山“以形得名”之说。但是，我坚决反对俞樾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这类的话语来嘲笑苏轼。因为俞樾以及曾国藩、彭玉麟等人，在解读《石钟山记》这篇饱含政治意味的散文时，皆如俗人一样把它当作普通的科学考察游记，丝毫未能读出苏东坡“借题发挥”，巧借周景王“无射钟变法”和魏庄子“和诸戎狄”得到晋悼公赏赐歌钟的典故，隐晦而曲折地表达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当时政局的看法这一深层用意。

拙著《古诗文“心”读解码》下册《文心密码》之《叹“简”笑陋，别有寓意》，对此专门做了详细的解读，在此就不再赘言。

朱光潜《咬文嚼字》一文指出，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全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如果因石钟山“以形得名”而嘲笑苏轼有“臆断”之病，皆非真懂文学鉴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