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冬天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晚唐诗人崔珏的《哭李商隐》的这两句诗，让人一想起李商隐（812—858），就对这位误陷党争、蹉跎一生诗坛才子的人生遭际感慨不已。

李商隐的父亲李嗣，鉴于家门数代丁男寿命不永，给他取名商隐，字义山，是希望他像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那样，既能隐居深山修道，获得健康长寿，又怀有济世心力，能在国家危难时刻“为大义而出山”，匡扶天下，青史留名。

宪宗元和九年（814），李嗣罢获嘉令，应邀入浙东观察使孟简幕府，李商隐随父至越州（今绍兴）。元和十一年（816）冬，李嗣在孟简调任后改入浙西观察使李翛幕，商隐随至润州（今镇江）。李翛卒，窦易直续任，李嗣于是转入窦幕。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

早慧的李商隐深得父亲的喜爱。然而，在他九岁那年，也就是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嗣卒于浙西观察使窦易直幕府任上,年幼的李商隐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巨大的寒潮袭击。

作为长子，他不得不强忍失怙之痛，带着弟弟羲叟，与母亲、姐姐一道扶柩北归。尽管“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他还是将父亲安葬在故乡荥阳，然后佣书贩舂，艰难度日。幸有精通古文、做过太学博士的族叔教导，十六岁时，李商隐便因擅长古文而知名。

大和三年（829），李商隐移家洛阳，有幸结识了白居易、令狐楚、李德裕等前辈，他的人生似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时节。

在一次宴会上，白居易盛赞少年才子李商隐，宪宗朝原宰相、此时分司东都洛阳的令狐楚，从白居易手中接过李商隐的《才论》《圣论》等文章，很快就被这位文学天才折服了。他动了心思，不久便把李商隐纳入门下，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为了他今后走通科举仕进的道路，令狐楚还亲自授以今体、章奏之学，带他出入名流云集的宴会，结交权贵，为他今后仕进铺路。不久，令狐楚转任天平军节度使，又引以为幕府巡官，使得李商隐初步摆脱了困窘的处境。

在跟随令狐楚到东平赴任的途中，李商隐以路上所见，托古讽今，写成政治讽喻诗《随师东》。

令狐绹考中进士后，来到位于东平的天平节度使官邸，其父令狐楚让李商隐与他一起学习，一起结伴游玩。李商隐对令狐楚的在造之恩感激不已，他在《谢书》一诗中写道：

      微意何曾有一毫，

      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半夜传衣后，

      不羡王祥得佩刀。

少年才子，得到高人提点，更加意气风发。满怀理想的李商隐，在太和七年（833）、太和九年（835）两次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却毫无意外地落榜了。在东归故里途中，望着路旁缓缓飘零的秋叶,洒落着一季的落寞，他写下《东还》一诗抒发怀抱：

        自有仙才自不知，

        十年长梦采华芝。

        秋风动地黄云暮，

        归去嵩阳寻旧师。

十年寒窗，两次应试落第。他终于明白，在那个行卷干谒之风盛行的时代，如果无人汲引，再有才华也难登龙门。于是以“自有仙才自不知”自嘲，说自己想要重回太室山下的嵩阳观寻找昔日的老师学仙修道，借以表达黯淡失落的心情。

也许是李商隐汲取了教训，也许是恩公令狐楚觉得给他的考验已经够了，由于令狐绹向父亲的好友、当年的主考官高锴举荐，二十五岁的李商隐于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终于迎来了意气风发的时刻。

正月二十四日进士放榜后，李商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写信向恩公令狐楚报告喜讯，并表达感激之情。他在《上令狐相公状》中写道：

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徼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昔马融立学，不闻荐彼门人；孔光当权，讵肯言其弟子？岂若四丈屈於公道，申以私恩，培树孤株，骞腾短羽。自卵而翼，皆出於生成；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瞻望旌棨，无任戴恩陨涕之至。

因为“北堂之恋方深”，所以“东阁之知未谢”。也就是说，因惦念老母亲，他只得暂时拒绝时任兴元尹兼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恩师令狐楚的邀约。在完成新科进士曲江宴会等集体活动的各项程序后，李商隐选择回老家河南济源探望母亲。

临行前，他再给令狐楚写信告知行期，并解释不能立即应邀赴令狐楚幕府的理由。这一切，他在《上令狐相公状六》一信中有所交待，并表示“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可是到了秋天，不知因什么事情耽搁，李商隐并未赶到兴元见令狐楚。

直到孟冬十月，令狐楚在病重之际急招李商隐，李商隐方从长安疾驰前往兴元。

十一月八日，令狐楚病势危殆，命李商隐为他草拟呈给唐文宗的遗表，随后嘱咐儿子令狐绪与令狐绹不要为自己向朝廷请谥号，墓志铭也不要朝廷高官给自己写，而让李商隐来写。可见，令狐楚至死都是赏识李商隐的才华并欲以之为令狐绪、令狐绹兄弟的羽翼的。

十二日，令狐楚去世，李商隐协助令狐绹兄弟料理丧事。次月，他与令狐兄弟一起扶柩从兴元返回长安，途经嶓冢山时，李商隐写下了《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一诗，表达了对令狐楚逝世的无比沉痛的心情。

途经凤翔时，李商隐看到田野荒芜、村落萧疏的荒凉景象，写下了长达千字的反映整个唐朝的盛衰史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治长诗《行次西郊一百韵》，他指出导致国家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权者的倒行逆施，期望“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并表示“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此刻，他心中除了装着恩公病逝的悲痛之情，还装着与“老杜”如出一辙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

一路上，李商隐看到原野上的草木因为暖冬而多半已舒展萌发，丝毫不像寒冬腊月冰封雪覆的景象，他多么希望倾听到的是车外沙沙的落雪声，多么期待有一场覆盖田野和村庄的瑞雪，带给百姓一个丰收的年景啊！

可是，他此刻不知道的是，他人生中的一场旷日持久且寒彻骨髓的风雪即将扑面而来。

在发榜后，同年进士韩瞻被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招为大女婿，在长安城给置办了一座豪宅。李商隐回济源之前，曾应韩瞻之邀到其豪宅作客，并写《寄恼韩同年时韩住萧洞二首》《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韩瞻后来又把李商隐带到王府的家宴上，并把自己妻妹介绍给李商隐认识。

令狐楚去世后，急于寻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李商隐，受到王茂元的赏识，接受其聘请出任幕府掌书记，并娶了其小女儿为妻，与韩瞻成了连襟。

很快，李商隐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被认为是背叛恩主令狐楚的负义之人，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牛党大多是进士出身的寒门士大夫，而李党则大多数是依靠门荫起家的门阀士族子弟。因为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而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通常被视为“李党”的成员。次年，李商隐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已经被录取却在吏部复审时被除名。直至武宗会昌二年（842），应试“书判拔萃科”，才得以授秘书省正字。

早年读李商隐，与别人一样，总以为他缺乏政治头脑，身为“牛党”干将令狐楚的弟子，却娶了属于“李党”王茂元的女儿，以至于深陷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一生郁郁不得志。

其实，这一切都是命运使然。

他虽然主要是受牛党令狐楚父子的栽培和提携而步入仕途的，但其政治立场明显偏向以实干家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而对某些以清流自诩、空谈误国的牛党人物是颇有些看不惯的。早在大和三年（829），牛党首领李宗闵以宦官为内援，当上宰相，随即将李党领袖李德裕排挤出朝，十七岁的李商隐就曾去滑台拜谒过时任郑滑（义成军）节度使李德裕，并作《少将》一诗赞之。之后，李商隐亦多次受到李德裕及其手下的关照，故一直视李德裕为恩师。

后来，当李党得势时，李商隐却因母亲病逝守制三年，错失了仕途晋升的最佳时机。

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崩，宣宗即位，次日即罢李德裕相，重用牛党白敏中等人。白敏中与令狐绹一再构陷李德裕，直至大中二年（848）十月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途经潮州前往崖州，路过昭州（州治在平乐）时，被桂管观察使郑亚委任为代理昭州郡守的李商隐，在洗墨池设宴送行，并写下《李卫公》一诗相赠：

      绛纱弟子音尘绝，

      鸾镜佳人旧会稀。

      今日致身歌舞地，

      木棉花暖鹧鸪飞。

与此同时，他还有一首为李德裕遭贬而作的诗歌《泪》：

      永巷长年怨罗绮，

      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

      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

      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

      未抵青袍送玉珂。

幽闭冷宫的妃子长年泪湿绮罗，独居闺中的思妇终日担心游子；湘妃竹上啼痕斑驳，岘首碑前涕泪成河；昭君离去紫台走向荒凉的塞外，项羽兵困垓下夜闻凄怆的楚歌。失宠，忆远，伤逝，怀德，悲秋，伤败，李商隐连用六个伤心流泪的典故，衬托青袍下官送别高官显贵时的泪流成河。

大中三年（849）十二月，因驱回鹘、平泽潞、抑藩镇而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的李德裕卒于海南崖州贬所。

极力为寒进开路的李德裕，在武宗会昌年间，并未因朋党而疑忌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反而置之台阁，顾待甚优。然而，大中元年(847)宣宗用白敏中为相之后，令狐绹便与白敏中联手，指使党羽李咸等人，一再构陷前宰相李德裕，将其一贬再贬，直至大中三年贬死崖州，致使“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李商隐毫不掩饰自己对李德裕的雄才大略与道德文章的推崇，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恐怕才是令狐绹认为李商隐“忘家恩”“诡薄无行”的根本原因。无论李商隐如何向令狐绹陈情，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始终未曾谅解。

因此，才华横溢的李商隐，不仅没有平步青云，大展鸿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反而倍加潦倒，甚至只落得个故人不再、家园荒芜的可悲结局。

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中，他满怀美好的期望，却总是无辜且无奈地消磨着时光，坎壈终生，终究未能实现年轻时“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先仕后隐的人生理想。

癸卯之秋

（著名花鸟画家黄坚先生写意）

可以说，在人生四季中，他大半辈子都是吟诵着“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之类的诗句，孤独地行走在冬天的阴霾之下，终年未曾见到灿烂的阳光。

比起李商隐的其他名句，我前面引用的诗句简直不值一提。我在这里引用这些诗句，只不过是要说明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他的生活决定了他的写作。

悲愤出诗人。

只有当他和他的妻子两地分居的时候，他才能写出“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样深情绵邈的诗句；只有当他颠沛流离的时候，他才能写出“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这样沉郁哀痛的诗句。

然而，如今决定我们大多数人写作的关键因素往往是:要么故做矫情歌功颂德，要么吟风弄月显示才学……

和李商隐相比，我们缺乏深挚的情感，没有人生冬天的情感体验。我们的冬天是别人的，甚至是别国的。一批批写家把上海当作巴黎，又有一批批写家在阅读他人的作品时发现自己超人的模仿才华，还有一批批的写家用意大利式的咏叹调来歌唱乡间田埂上的牛粪。在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东西之后，我们的写家们在喝了一点国产的“波尔多葡萄酒”之后，就分不清左岸和右岸，“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我们今天的写作，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装腔作势或者玩深沉、玩潇洒，而对于生活缺乏真切的体验，恐怕是写不出什么高质量的东西的。

“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高雅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庸常之间的强烈反差，“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不得的爱情，以及让我们失魂落魄的理想，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冬天的滋味。如果我们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冬天，笔下的文字就可能会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当然，我们拥有的也可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夏天。

我之所以如此热爱李商隐——一个一千多年以前的苦难而晦涩的灵魂——自然有我的道理。

他的诗歌不仅有着色彩、气味和知觉，虽然笼罩着寒冷、萧索的氛围，却有着深沉而坚定的内蕴，譬如:“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炉烟消尽寒灯晦，童子开门雪满松”……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经说过，艺术其实是“苦闷的象征”。一个人在经历了苦难的人生之后，才可能把写作视为自己的命运，才有指望创造出深刻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