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适
㊀
1917年，胡适从海外归来，任教北大，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自1919年2月18日上卷出版后，下卷久未问世，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黄侃曾多次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嘲讽胡适：“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追问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胡适不止《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其《白话文学史》也是“下面没有了也”。黄侃戏称其为“著作监”，实为不诬。
梁簌溟先生说，胡适“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他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能完成上半部，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不通佛理，后面没法继续写下去。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二是中国文学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尝试集》（1920）、《白话文学史》（1928）、《四十自述》（1933）、《胡适论学近著》（1935）、《藏晖室札记》（1939），以及《先秦名学史》（1922）等英文论著等。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历时九个月，终于在1917年4月27日完成博士论文，5月4日上交了约九万字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博士论文。5月22日胡适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两个半小时的博士论文答辩，面试官除了其导师约翰·杜威外，还有D.S.Miller、W.P.Montagua、W.T.Bush等五人。
此论文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审视并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价值，这一“中西结合”的选题无疑带有一定的取巧的成分。
1919年2月，胡适将《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与自己1917年9月以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稿，扩写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22年，胡适将修改过的博士论文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按英文原本出版发行，书名改为《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5年由东京的岩松堂发行日译本《胡适の支那哲学论》，1927年改由东京的大阪屋号书店发行。
直到1927年3月21日，胡适按照规定将出版的博士论文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注册后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证书。
胡适投降卖国主张之铁证
胡适《先秦名学史》除讲述历史背景的导言外，分三个部分对孔子的逻辑、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逻辑（包括惠施、公孙龙等)、进化论的逻辑（即庄子、荀子和韩非的逻辑)进行了阐释，系统分析和论述了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研究先秦逻辑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研究尚未触及以易经太极、阴阳等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内蕴深度，因而不免显得浮浅。
胡适对易经的研究，在《胡适全集》中仅见于1916年9月3日至14日的胡适留学日记所载其读《易》之一至五等处。胡适对易经中常见的“几”“见（现）”“研”等字略作理解，还根据《周易·系词下传》第二章的说法，指出了《离》《益》《噬嗑》《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及《乾坤》等十余个卦象得名的由来及所谓的“科学意味”。
其后，胡适又在1916年11月6日针对欧阳修《易童子问》记录了几点读书感想，称赞欧阳修此书“乃吾国考据学中少见之大胆议论”，至于欧阳修谈到卜筮时所谓“《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卜筮之人皆知的“七八九六之数”（即“阴阳老少”）等，胡适则表示“此则适不明白”。
可见，胡适读易研易，既不懂易经的哲学奥义，也不会用易经占卜。不过，胡适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譬如，针对《易传·系词》中“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一语，胡适不懂得易经“万物类象”的哲理，对于韩（康伯）说、孔（颖达）疏、朱（熹）注，皆“疑之”或“疑不尽当”，然后坦诚地说“此象殊不易解”。
当然，胡适也有一些自己不懂而妄下结论的说辞。
譬如，《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引孔子的话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孔子认为乾坤两卦取象于男女生殖器（阳物、阴物），一刚健（自强不息）一柔顺（厚德载物），悟透其道可通神明之德。
作为八卦中的父母卦，乾坤两卦也是学易研易的入门卦。胡适无视其中所蕴含的天地、阴阳、刚柔及相辅相成等哲学道理，却仅仅盯着东晋韩康伯所注解的“垂衣裳以辨贵贱,乾尊坤卑之义也”一语，轻率而模糊地下了一断语：“其说似更有理。”
北宋张载，南宋郭雍、易祓等人继承东晋韩康伯、唐代孔颖达等儒家学者的说法，早就从文化角度阐释了乾坤两卦的意义，明确揭示取法乾坤两卦便可“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治）的“易简”之理。只不过胡适未曾透彻理解这一点罢了。
中国古典哲学称之为“天人之学”或“三才之学”，其中最重要的经典就包括阐述天之人道的《周易》、地之人道的《黄帝内经》、人之地道的《道德经》等。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儒家用以治国修身，道家用以返璞归真，兵家用以攻守进退，医家用以疗疾养生，甚至连释家都用来阐释禅理妙趣，更不用说以易经指导科学与生活实践的墨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其他诸子百家了。
而胡适丝毫未曾触及以易经太极、阴阳、三才、六爻等概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内蕴及其逻辑，如此“国学大师”，岂不可笑！
胡适早年也曾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学问“失之于浅”。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胡适日记》写道：“学问之道两面（面者，算学之dimension）而已，一曰广大（博），二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胡适全集》第28卷《日记（1915-1917）》第31-3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重印版）
胡适投降卖国主张之铁证
㊁
国学文化以儒道为主，佛为辅，兼有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学说，而作为所谓的“国学大师”，胡适竟然排斥佛与道。
那么，排斥佛道的胡适，其学问究竟怎样呢？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尝试集》因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成了其暴得大名的代表作之一。
其《尝试歌》曰：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灵药，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试便成功，天下无此容易事。
…………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吾师寿千万岁。
胡适晚年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他一生最服膺的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及其思想学说，他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的“方法”，“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很显然，这首口水诗《尝试歌》，不过是祝祷杜威“千万岁”的马屁歌。
《尝试集》中还有一首广为人知的《蝴蝶》诗，有多少文学意蕴和价值，读者诸君可以自己品味：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投降卖国主张之铁证
《天问》与《离骚》皆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谓：“《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司马迁与王逸从其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出发，都认同《天问》作者是屈原，且其中寄寓着屈原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懑与愁思。所不同的是，王逸还具体道出了《天问》是屈原被放逐期间所作、写作灵感源自于楚国先王庙堂的图画等背景。
王逸还说，《天问》文义没有次序，原因是经历过楚人“共论述”，亦即众人在编次和传承过程中有“再创造”的痕迹。
《天问》提出的问题涉及天地，宏览千古，而胡适罔顾其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哲学价值，竟然连其作者是屈原也一并否认。胡在《读<楚辞>》一文中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以断定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参见《胡适论名著》第1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发表学术观点与法庭判案一样，不仅要讲究证据，而且要符合事理逻辑，经得住反复推敲。胡适论说《天问》，既无事例论据，也不符合事理逻辑，便武断地下此结论，足见其学问是浮浅的。
今天，重读屈原《天问》，其实不难发现诗人在主题思想的统率下，以发散性的思维方式，运用交叉、分合、对比、顺叙、倒叙等写作手法，充分体现出诗歌结构的立体美。至于王逸所说诗中存在文义不顺，明清学者早就指出这是由于传抄过程中的“错简”所导致的局部问题。
《天问》采用的并非线性叙事结构,而是两两对立且双方相互结合、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二元对立转化的立体结构。这种巧妙的结构，有如太极图阴阳鱼，更有利于贯穿诗人对宇宙万物根本规律不懈追寻的探索精神。
战国时期，受荀子影响的稷下学宫的思想家们，喜欢谈天论道，寻根求索。屈原出使齐国之时，正是稷下学宫鼎盛之时。从文化源头上看，屈原《天问》深受战国时代思考宇宙本体和天人关系的思潮影响，对宇宙万物根本规律和社会的终极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堪称不朽的经典诗篇。
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评价《天问》说：“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郭沫若则更是针对胡适的谬论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批驳：
“全篇以一‘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以那种主于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板滞的格调，而问得参差历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而那所提出的问题，从天地开辟以来一直问到他自己，把他对于宗教信仰上的、神话传说的、历史记载的、人生道德上的各种各样的怀疑，都痛痛快快地表示了一个淋漓尽致。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
胡适《读<楚辞>》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屈原是谁? 二是《楚辞》是什么? 三是《楚辞》的注家，四是《楚辞》的文学价值。其中,胡适重点探讨了第一个问题“屈原是谁”，并对屈原是否存在提出怀疑。他以文中前后出现的“屈平”与“屈原”称呼不一致等反常之处作为理由，认定记述屈原生平事迹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不可信的，进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即使屈原存在，他也并非全部二十五篇作品的作者，他只是被后世设计出的一个文学的“箭垛”，一个伦理上的“箭垛”。
胡适还说，由于汉儒常把“君臣大义”式的理念解读进《楚辞》,才导致屈原成了中国古代忠臣的代表之一，成了儒家伦理的“箭垛”，亦使《楚辞》成了一部“忠臣教科书”。
现当代学者多以为胡适的“屈原否定论”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所致，因此其《楚辞》研究的缺陷只是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
但如果结合胡适共济会成员的身份稍加深思，便不难发现他摧毁爱国诗人屈原在中华儿女心目中伟大形象的险恶用心。他不只是蠢，更是坏！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毁我华夏文化根基！
胡适投降卖国主张之铁证
胡适此类论述甚多。譬如，对于岳飞与秦桧，胡适在《现代评论》1925年第1卷第4期上发表的《南宋初年的军费》一文中写道：
“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周密《齐东野语》曾略说此意，其言颇平允。今读庄绰《鸡肋篇》，中有记南渡军费二条，可供参考。”
胡适在文中指出，行军途中“米粮草料”之开销，无兵可用、且军费不足乃“南宋不能不议和的主要原因”。最后，胡适通过诡辩而称“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
众所周知，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不久又在郾城等地大败金兀术所部，给金军以沉重打击。正当岳飞准备直捣金军老巢黄龙府时，力主议和的秦桧先让张俊、杨沂中等撤军，接着向高宗赵构说岳飞孤军不可久留，在一日之内以十二道金字牌将岳家军召回。岳飞不禁悲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而秦桧却因此受到赵构的重用，“两据相位者，凡十九年”。
给岳飞平反的宋孝宗说“天下共知其冤”，文天祥说岳飞“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孙中山则说“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
可是，胡适为了迎合日本与西方，践行其亡国路线和主张，却极力为秦桧投降政策辩护，大肆宣扬投降有理，这不是妥妥的文化汉奸和卖国贼吗！
拙文《胡适：顶级的文化汉奸》发出后，有读者提出质疑，甚至还有殖人留言谩骂。我凭良心撰文，读者是否接受，接受多少，不在我考虑之列；至于谩骂，我权当它是疯狗狂吠。
读者“ZHAO”给我推荐了“一个坏土豆”两年前所写的《胡适：汉奸公知们的祖师爷》，我在这里引用了其中的有关图片作为胡适卖国的“铁证”。
在新殖民主义者与文化汉奸仍然横行无忌的今天，本人还将继续发文揭露汉奸公知胡适等人的真面目，以儆效尤！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悦读经典 守正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