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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早期的投降论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美国是知情的。西方列强信誓旦旦，曾一致表示不向交战国双方提供武器装备。
蒋介石国民政府寄望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调查真相、主持正义，结果等来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当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支持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他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
1932年1月，日本占领锦州逼近关内，美国国务卿史蒂文森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就不打算干涉日本在中国的行为。
与此同时，由犹太人伊雷内·杜邦1802年在美国特拉华州创立的杜邦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协约国供应了将近一半的火药，大发战争财，此时看中了急欲通过战争摆脱经济危机和国内矛盾的日本，为支持日本侵华，把铵油炸药制造技术卖给了三井股份有限公司。
然而，面对意欲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日本，替犹太共济会的美国主子效力的胡适，撰写文章，到处演讲，大肆宣扬投降主义。胡适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他甚至建议蒋介石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1932年12月8日，上海淞沪抗战打响了，胡适坚持其一贯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对日和谈，他游走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周佛海、陶希圣、陈布雷、陈立夫等政要名流之间，不厌其烦地宣扬投降主义。
日军在华北的种种暴行，胡适将其原因归结为：“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洲也。”他写信给蒋介石献计送出东北，蒋没理睬他，胡适便开始凭借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各类场合制造舆论，宣扬自己所谓的“和平论”，并在上课时不断对学生们进行洗脑。
北大教师李祖荫在《北京大学点滴回忆》（见《民国趣读老北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中详细记录了如下一段有关胡适的往事。
1934年秋，北大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长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劝同学安心读书，作为开场白，随后请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同门师弟胡适讲演。胡适在讲坛上鼓吹“抵抗三日亡国论”，引发学生们的怒火，台下嘘声四起，喧哗不断。为了镇住场面，胡适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浇油，叫骂之声不绝于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逃下来，抱头鼠窜而去。
1934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
1936年，日本因陆军内部因派系之争导致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日本陆军高层以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将军为中心的“皇道派”认为，对苏联共产势力展开进攻极具必要性，极力主张“征俄”；由永田铁山将军领导的“统制派”则极力主张“征华”，向中国扩张领土，掠夺资源。隶属皇道派的第一师团的少壮军官，因不甘忍受统制派的打压，在1936年2月26日发动政变，枪杀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统制派高官，重伤了裕仁天皇的待从长铃木贯太郎等人，占领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等要地，但在天皇、政府、海军和陆军统制派的联合行动下，政变在2月29日即被平定。
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成立，陆军统制派和海军舰队派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加速了日本的侵华步伐 。
胡适主张制裁这些少壮军人的干政，在其《东京的兵变》（1936年3月8日《独立评论》第191号，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451-456页）一文中表示：“此次变乱若能使日本全国人民觉悟军人政治的危险，若能使军人法西斯运动的声望与信用都低落下去，若能把整个民族从军人万能的迷梦里拯拔出来，上下一致的努力回到文治和宪政的轨道上去，——若能如此，岂但日本可免‘自焚’之祸，我们作邻居的人也可减轻一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恐惧了。”
胡适如此为日本免于“自焚”之祸献计献策，难怪鲁迅先生此前就骂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了！
1936年，日本陆军制定了“六年作战准备计划”。美国在贷款、技术转让、战略物资供应等给予大力支持。福特公司为日本提供了现代化的冶金技术，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建立新型电气工业，梅隆基金会则协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现代化。
日本全面侵华迫在眉睫，胡适却在其《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本文原是1936年胡适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宣传抗日的演讲稿，曾以《太平洋的新均势》为题发表于1937年《外交季刊》1月号，4月10日以中文重写改定，载4月18日《独立评论》第230号，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530-539页）一文中继续鼓吹“和平”论调——
“对于太平洋西部（远东）的问题，大家议论虽多，其实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败北主义，一是乐观主义。认这问题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的，是败北主义。认它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是乐观主义。我是生来乐观的，所以始终不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胡适认为，这种败北主义都是由于观察太平洋形势的错误，他们只看到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强权独霸东亚，而一切旧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对于日本的强权竟无法可施。胡适有一个极其荒谬的依据：“凡一种势力最无害的时期，正是他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他无视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日本政局的影响，竟然还举1927年从纽约启程回国途径日本所见情形，证明“日本那时有可以干涉中国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滥用，可以说是无害的霸权了”。
所以，胡适得出结论：
“总而言之，日本独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是过去的史实了。为日本的前途计，我们两国的远见人士都应该睁开眼睛认清这个太平洋上的新局势，都应该想想如何运用他来图谋我们两个国家的长久的安宁进展。‘盲人骑瞎马’的蛮干是必定把我们的国家陷入不堪设想的惨痛里去的！”
日本处于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也是它最无害的时期。——这就是胡适坚持卖国投降的奇葩论调。
薛慧子的访谈录《北国纵横记（二）：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1942年11月24日《中华日报》第二版）记录了周作人关于胡适的一番话：
“……七七事变前夕，胡适之先生和我说：中日一定要打，打仗无法避免，非打不可，为什么？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和平呢？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所以，至今一般人坚持抗战，而不肯言和，还是抱着这样的观念而已。……”
和谈是耻辱的，是要被人骂的，胡适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为此找了个理由：谈战容易，一张嘴就行，谈和则对个人是屈辱，是逼不得已，是为了给中国五十年反杀机会。因此，他愿意承担和谈的骂名，扮演这个悲剧英雄的角色。
毫无疑问的是，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胡适一直是主张投降卖国的。
七七事变前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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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后来“主战”且贡献巨大？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期待着国际上的调停，但是，美国国务卿哈尔表示，美国对中日双方必须保持公正友好的态度，双方必须忍耐。接着，美国制定了中立法，实际上却偏袒日本。
下面的数据足以说明美国当时是在幕后支持日本侵华的。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物资总额从1937年上半年的1.15亿美元下降到1937年下半年的0.73亿美元；而日本这一年从美国进口了2亿9千万美元的物资。据美国政府统计，1937年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中，54.4%来自美国。1938年，美国卖给了日本约1800万美元的飞机，是1937年的7倍以上。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各种战略物资占其总进口量的比例，从1937年的54.4%增加到1938年的56%。这种局面，直到1939年以后才渐渐有所改变。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并强调“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自此以后，一直主张投降、认定“和比战难”的胡适，言论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美国马首是瞻、一味地逢迎美日的胡适从此就变成了“主战派”。
1937年7月9日，孔祥熙在美和美国财长摩根索达成继续收购白银的协定，当时并没有向外界详细透露内容。日寇攻势凌厉，平津很快沦陷，蒋介石国民政府在等到美援之前会不会自行崩溃，还是个未知数。胡适因此首鼠两端，在8月5日与陶希圣联名上条陈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要求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还应该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指东北）。
8月18日，孔祥熙将美国继续履约收购中国白银六千二百万，购值美金三千万元作为外汇准备金，然后以此为信用担保为民国政府借款五千万美金等合约的详细内容传回国内。这个不小的支持力度，说明美国并未打算完全放弃中国。
这个消息，胡适当时是不知道的，他在8月1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希圣来谈。下午四点半我们去见蒋先生。谈话不很有结果。我们太生疏，很多话不便谈。但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最明白战争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的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治的流弊（他不应兼任军与政）。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呢？”
胡适心想，美国对日寇侵华是作壁上观的，还是投降为妙，而蒋介石不过是在表面上要做出抵抗的姿态。
然而，在9月8日，胡适在去美国之前，竟然对汪精卫、高宗武说：“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如此转变，显然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美国对中国不会彻底放弃的态度了，因此也不便再与大汉奸汪精卫之流同穿一条裤子了。
蒋介石在1927年春季在北伐战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后，通过买办虞洽卿利用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的金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给共济会递交投名状，借助犹太资本而大权独揽，对于共济会成员胡适与美国高层人士的关系，他是清楚的。
蒋阅人无数，深谙人性之阴暗，早就看清了端着中国饭碗、跪舔美国，亲善日本的胡适“三姓家奴”的本质。此时极力拉拢并利用胡适，派他去美国，布下这枚“暗子”，实际上也是为将来促成美国居中调和以便蒋政权与日本罢战并合流预作准备的。
1937年11月13日，胡适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在美国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中说，“中国在某种意义说来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中国抗日的情绪和行动就是愤恨和抗拒日本的侵略的表现。这种情绪和行动是合理的，所以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同情。”
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的第一次演讲，是1938年12月4日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的《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他用“中国正流着血死里求生的在抗战”这句话概括说明中国当时的种种现状，并代表国民政府阐明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当局慎重考虑过各种困难和民族的潜力之后，决定继续抗战，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国策。
1939年8月10日，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发表《中国抗战的展望》演讲，他用三句话描述当时的中日战争并对日本的弱点及不利方面进行了分析：“（一）中国抗战的力量远超过吾人所预料的；（二）日本的弱点远超过世界各国所想象的；（三）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敢期望的。”
如果你看到胡适在美国这一场场丝毫不含个人感情的抗日演讲，就以为他后来是真心实意想抗日，而不是作秀，那你就太肤浅了！
实际上，为美帝效力且亲善倭寇的胡适，暗戳戳地在拆寻求美援的老蒋的台。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胡适却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1938年9月“特命全权大使”胡适在美国
在胡适上任之前，对美借款交涉一切都由驻美大使王正廷一手经办。抗战急需争取美援，胡适却在上任不久的10月初，便给在财长孔祥熙发了一封电报：“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对于自己的“无为主义”，他竟厚颜无耻地说:“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
孔祥熙把胡适的所作所为转告给连襟蒋介石，蒋看事情不对头，正为此发愁，恰好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点名让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银行家陈光甫这位“正直的商人”与之对接，于是蒋指派陈光甫赴美办理借款事宜。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皆陈光甫亲力亲为，胡适根本未曾参与半分。
鉴于胡适在美国的表现，重庆方面不止一次传出要换掉胡适驻美大使的风声。《蒋介石评传·下》第411-412页记载，早在1939年7月就放风以颜惠庆取而代之，蔡元培死后，蒋有意借机安排胡适回国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胡适对老蒋换马的警告怀恨在心，坚决不允，并放言：即便不做大使，也绝不就任“院长”。
对于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所作所为，曹嘉涵《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第28-30页另有一番详细的记载，特摘录如下：
1939年9月，美援中的“桐油借款”已经花光了，民国政府又向美国伸手。陈光甫和胡适商量，再用桐油“加押”，不足时“加锡”质押，同时商定由胡适张嘴，时间定在1939年9月7日。然而，陈光甫这位“正直的商人”，似乎没料到将商洽美援大事托付给胡适几乎导致不可逆的恶果：
次日，胡适面见罗斯福，“希望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9月10日，罗斯福照准，具体办理由胡适和财长摩根索交涉。可是，胡大使自9月8日见过罗斯福后，并没有马上找摩根索，而是延宕近三星期之后，才找摩根索。当时陈光甫忙于采购物资，也顾不上此事。等胡适与摩根索交涉时，摩根索吃惊的问：“大使先生，我等了两个星期，一直没听到您的消息。”胡适的回答很绅士：“鉴于局势纷扰，我未敢前来拜访。我知道您一直很忙，因此不敢冒失前来。”
摩根索感到不可思议，一再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胡适迟来近三个星期。而胡适再三强调：“战争期间您的政府一定很忙很忙，我感到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冒然来访。”摩根索明确告诉胡适：“当您要求见我的时候，我总会安排时间与您会面的。”
在接下来与摩根索的谈话中，这位胡大使在未与陈光甫沟通，就把外交部新发来的电报透露给美国人。电报的内容是说，法国政府禁止中国通过印度运输军火、汽车、汽油。而美国人最担心的就是美援款项采购的物资能否安全地运到中国。胡适透露的这个电报内容，加深了美国人的担心。所以当陈光甫与摩根索具体商谈美援的事项时，摩根索就有意取消这笔援助。
最后，陈光甫不得不大费口舌，一再解释，一再保证，才得以争取到。
被胡适掣肘、拆台的陈光甫，随即急流勇退，告病回国。
蒋介石明白，胡大使如此作为，是在发泄对自己的怨愤，暗中帮助日本。于是派宋子文以蒋氏“私人代表”身份去美国求援，且明确指示“借款事不必与胡适相商”（见曹嘉涵《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第41页）。1940年6月宋子文入美，10月22日签订《钨砂借款》，宋氏绕过胡适，很快做成了第一单“买卖”。
据王松等人所著《宋子文传》记载，早在宋子文经办美援之前在美活动时，就在1939年被胡适打过一棒子：白宫设宴请客，胡大使送去的宾客名单里，宋子文被列为“一等秘书”，让宋这位国舅爷气不打一处来；宋子文想拜见罗斯福、国务卿赫尔、财政部长摩根索，胡适却故意拖延许久才给他办理官方手续。
因此，宋子文后来直接与美国高层政要接触，对胡适进行“反杀”。譬如，关于“中美1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宋子文传》详细记录了有关情形：
某日，宋子文打电话给胡适说有要事相商，让胡适晚上在大使馆等候，结果胡大使傻等到深夜，也不见宋子文登门。次日清晨，宋子文打电话解释：“昨夜因事羁身，致未能趋访，致歉！今晚必准时去访。”结果当晚胡适又被放了鸽子。第三天清晨（4月15日），宋子文开车来向胡适致歉，并说要与他一起见罗斯福。见到罗斯福后没谈多久，宋子文就示意胡适先回。因为宋子文的身份特殊，胡适违拗不得，只好蔫头耷脑回大使馆。第四天（4月16日）头上，胡适看报纸得知“中美借款协议正式公布”，这才恍然大悟：宋子文怕胡适与他抢功，所以废了三四天时间耍了这么一出戏。
胡适协助宋子文借款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宋子文在美的一些列活动，实际上已取代了胡适“特命全权大使”的位置，不久宋子文又当上了外交部长，在此情况下，胡适不得不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1942年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同意胡适辞去驻美大使，由魏道明继任。
蒋介石用宋子文压制胡适，迫使胡适自己卷铺盖走人，以免他继续破坏自己“坚决抗日”的形象。
胡适在日记中还有意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因其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指责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后来，美国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认为，美日之战本可避免，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中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其实，《日本时报》也好，毕尔也罢，他们对胡适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认识都是极其肤浅且片面的。自从1932年击败胡佛总统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后，富有政治手腕的罗斯福便着手实行救济、复兴和改革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史称“罗斯福新政”），将美国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挽救出来了。当时美国国内主张避免卷入国外战争和冲突的“孤立主义”思潮盛行，但随着二战的发展，罗斯福逐渐认识到轴心国必败且美国有必要参战，因此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支持。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出台“租借法案”，美国免费或有偿提供给法、英、中以及后来的苏联等同盟国粮食、军事物资甚至武器装备，美国因此很快就成了同盟国最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和融资者。
1941年7月22日日军开始进占印度支那，深感自身利益严重受损的美国，迅疾在25日冻结了日本所有在美资产，并全面禁运石油、废钢铁给日本。
1941年9月，日美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11月26谈判破裂。陷入困境的日本遂在1941年12月7日清晨偷袭珍珠港，几乎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罗斯福自此坚定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珍珠港事件，是日美双方长时间以来用计施谋、明争暗斗、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此后，蓄谋已久的美国迅速突破中立法，对日宣战，随后军事介入欧洲，抓住契机抢摘二战胜利果实。所谓“胡适是影响珍珠港事件走向的关键人物之一”，纯属痴人之言。
1941年底新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与胡适
1949年4月6日，胡适赴美。5月28日，接蒋介石密信，蒋要胡游说美国，“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胡适因此公开表示，“不管局势如何，都始终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介石政权。”
《廿五个留美中国团体致胡适的公开信》（纽约《华侨日报》1949年8月25日）揭露胡适当时在美国，多次向各种团体讲演，大肆宣扬“戡乱到底”，“焦土政策”，呼吁增派日兵重入国土，共同“反共”。他甚至策动组织所谓“自由民主中国联盟”，公然拥护“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要使中国永受列强奴役宰割。
美国政府看到蒋政权实在腐朽不堪，断绝了物质上的支援，连“精神与道义”的声援也不愿再给。胡适无路可走，于是在1950年7月1日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找了一份差事。
后来，胡适在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于1954年2月18日第二次回台湾，参加伪“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参与竞选“总统”“副总统”。在1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胡适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又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最后无功而返。
1958年4月，胡适再从美国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在第二天，有人送来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其中收录四篇文章，借学术研究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说“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说胡适当年倡导打倒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得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更诡异的是，台湾当局一边明令查禁小册子，一边又纵容每册定价五元的小册子大量公开出售，这无疑是在给返台的胡适一个“下马威”！
1961年11月6日，胡适因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中老调重弹，颂扬西方现代文明，攻击东方古老文明而引起轩然大波，知名学者徐复观教授在《东方人的耻辱，中国人的耻辱》一文中直斥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诸多报刊也抨击胡适诬蔑中国文化，“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一时间围剿文章满天飞，弄得胡适灰头土脸，不久便因突发心脏病而住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后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又被副院长李济揭疮疤，羞愤交加的胡适强撑着说自己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结果一辈子甘愿做文化汉奸的胡适当场心脏病发作，卒。
这就是某些人所谓后来主张抗战且对抗战有大功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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