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像
作为文学家和哲学家，位居“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主张文以贯道，其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以气势雄壮著称。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中更是高度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为振兴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极力排斥佛教，重建了孟子以后中断已久的儒家道统思想。韩愈同主张“复性说”的李翱一起，成为宋明理学的思想先驱。
正因为韩愈在中华文化史上有这样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自然免不了会被妄图断我中华文化根脉的文化汉奸胡适盯上。
且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刑部侍郎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险些被杀，幸亏宰相裴度、崔群等人营救，才被贬为潮州刺史。五十多岁的韩愈拖着病弱之躯，携带家小离京前往潮州就任。
潮州自古为瘴疠之地，民生多艰。韩愈初至潮州，访民疾苦，听说恶溪有鳄鱼，食民牲畜，百姓深受鳄鱼之害。于是韩愈在四月二十四日撰《鳄鱼文》，并派军事衙推官秦济以羊、猪各一头投于恶溪潭水，咒告鳄鱼迁徙。
其文如下：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晛晛，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韩愈《鳄鱼文》中只用“告”字，并无‘祭’字，并非“神兮来歆”的祭文，亦非“诚能感物”的名篇，故韩愈门生李汉为其编纂文集时，将本文与《毛颖传》《送穷文》《瘗砚铭》四篇编入杂著文之列，不列入祭文卷内。《古文观止》等版本却作《祭鳄鱼文》，显然不妥。
《旧唐书·韩愈传》载：“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新唐书·韩愈列传》亦云：“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拙著《文心密码》第25页
（《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韩愈散文的匠心与策划例谈》中与本文有关的部分内容）
然而，胡适竟然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贬斥韩愈：“他在潮州任内，还造出作文祭鳄鱼，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话，这更可鄙了。”
受过胡适知遇提携恩惠的红学家吴世昌，在其《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一文中更进一步唱和道：“既然说到韩愈在潮州的情况，自然令人想到那篇著名的《祭鳄鱼文》。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吴文结尾甚至总结道：“历来文学史的编著者写韩愈的事迹，都是根据《新旧唐书》的，却没有任何一部文学史指出：韩愈为自我宣传而捏造的‘鳄鱼搬家’的神话，竟被史臣当作历史材料写正史的传记。”
潮州往西六十里，即今之揭阳县榕城镇。据史料记载及古河道残迹可知，唐宋时期韩江就是就是从这里汇入南海的。胡适、吴世昌之流罔顾历史事实和山川地理的变迁，违背认知逻辑，胡说什么韩愈为自我宣传、欺世盗名，捏造了鳄鱼搬家的神话。
为此，我提出一个问题供读者诸君思考：
为何韩愈深知“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还要煞有介事地写此檄文并以羊、猪献于鳄鱼呢？
韩愈《鳄鱼文》正文第一段，首先回顾漫长的历史，通过古代圣明的先王与德薄的后王对比，大胆归咎于后王，并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为患的原因，接着折笔回锋，以今非昔比晓谕鳄鱼，强调天子神圣慈武，刺史县令缴税进贡有责，从而揭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这一全文总纲。
正文第二段强调刺史受命天子，守土治民，为民除害是其职责所在，鳄鱼抗拒刺史即是抗拒天子，其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退一步讲，即使刺史驽弱，也绝不会向鳄鱼低头而为吏民所羞，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后，接着便是震之以威、绳之以法，故正文第三段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驱逐鳄鱼的命令：“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既导之以路，又宽之以期，可谓仁至义尽。若七日后终不肯迁徙，则是“傲天子之命吏”，“皆可杀”，而且“必尽杀乃止”。行文至“其无悔”三字，戛然而止，可谓斩钉截铁。
恶溪，在潮安境内，又名鳄溪、意溪，韩江经此合流，向南入海。今人研究唐代潮州水陆地图并考证得知，韩愈所驱鳄鱼系以人畜为食的咸水鳄，其“西徙”路线即恶溪与韩江入海之路，史载不虚。
那么，韩愈使人一“投”一“告”，鳄鱼便西迁六十里，难道真有神助？
北宋沈括年轻时至福建，当时王举直任潮州知州，钓到一条巨鳄，画图作序以记其事。其《梦溪笔谈·异事（异疾附）》载有此事并曰：“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可见当时潮州土人不仅会钓鳄鱼，还会用竹筏载着身上设置有钓钩的大猪，诱其追逐吞食，从而毙杀鳄鱼。此法极有可能源自韩愈潮州驱鳄之举。
韩愈到任潮州前，当地百姓视鳄鱼为水中之神灵，每当鳄鱼成灾时，都向恶溪投下屠宰的牲畜，以求平安。韩愈下车伊始，访贫问苦，集思广益，试用毙鳄之法，且做且看，故有“三日”“五日”“七日”之说，并以撰文告知鳄鱼这一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巧借神权之力以增神秘之感，又树代天巡牧之威。恶溪鳄鱼因此死伤惨重，随后借雷电交加、河水暴涨之机，“率丑类南徙于海”，亦在情理之中。
韩愈当众对鳄鱼宣战，并下“限期通牒”，借此召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驱鳄动员大会，开启潮州治理鳄患之先河。潮人感其德政，恶溪遂更名韩江。
再试想一下，韩愈《鳄鱼文》仅仅是针对鳄鱼这一丑类的檄文吗？
文章结尾“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一语，锋芒直指毒害百姓的恶物，可谓卒章显志的解读密码。除了鳄鱼这一祸患，还另有所指。
针对那些“为民物害者”，刺史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作为与之周旋的对策，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恶人”而言的。
拙著《文心密码》第27页
（《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韩愈散文的匠心与策划例谈》中与本文有关的部分内容）
韩愈主政潮州八个月，除驱逐鳄鱼外，政绩主要有三：
一是兴学育才，捐俸助教。据嘉靖《潮州府志》载，韩愈初至潮州，“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亦有捐俸禄百千兴办州学等记载。他访知潮州海阳籍老进士赵德，其人虽未中吏部之选，但“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便荐其“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使荒废已久的州学焕发生机。至北宋初年，潮州遂有“海滨邹鲁”之誉。
二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韩愈重视农业、兴修水利的史料，皆出自潮州百姓口碑。驱鳄之后，为防鳄患和水患，韩愈又发动百姓在城北竹竿山至凤城驿修筑了一道长约七百丈的恶溪堤防，即今之北堤；在今潮州磷溪镇，韩愈亲临考察，倡修金沙溪水渠以除当地内涝之患。韩愈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大力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其在潮州所作《祭大湖神文》《又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祭神文章，或祈风调雨顺，或驱邪消灾，皆以百姓稻蚕耕织为念，急民之所急。
三是赎放奴婢，禁止蓄奴。虽然唐律禁止贩卖奴婢，但地处岭南的潮州，山高皇帝远，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抢夺掠卖奴婢之风甚盛。唐代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写道：韩愈对“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韩愈以民为本，着手革除当地“没良为奴”的陋习，下令奴婢可用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即获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回。
考其德政，其实不难发现：韩愈《鳄鱼文》以浩然正气驾驭文字，在借神权以宣扬天命王权的同时，敲山震虎，一箭双雕，对掠卖人口的地主豪强、贪官污吏之类的“恶人”予以警告乃至声讨，为其施行赎放奴婢的德政做足了铺垫。其“托物寓意”之深意，应作如是观。
韩愈关心民瘼，为民除害，德润古今，道济天下，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典范，因此深受潮州百姓景仰，恶溪遂更名韩江，竹竿山（东山）更名韩山，其他诸如韩浦、韩渡、景韩亭、昌黎路、祭鳄台、侍郎亭、韩山书院、韩文公祠堂，无不因韩愈而得名，甚至连其手植的橡木也被称为韩木。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潮州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岂是胡适、吴世昌辈诋毁得了的？
清初两广总督吴兴祚拜韩文公祠，题诗一首并勒石：“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今人赵朴初居士《访韩文公祠口占》一诗亦赞曰：“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曹丕《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鳄鱼文》这一堪称经国大业与不朽盛事的千古奇文，竟遭要灭亡中华文化的胡适等人误解甚至诋毁，岂不令人深思叹惋？
2022.8，浙江省委宣传部“浙版好书”
2023.9，“浙江诗词大会”推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
（本书已于2024年6月修订再版）
悦读经典 守正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