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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文学理论家周作人，其实是一位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901年，周作人在兄长鲁迅帮助下，得以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3年在此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以攻读“土木工程”名目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抵日后先补习日语，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学习希腊文，转向文学研究。周作人利用兄长鲁迅及其人脉资源，钻了官派留学的政策空子，转成了更有利于为其争得名利的“外国文学研究”专业。
1911年周作人回国，次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随即因原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兼学监（教务长）的鲁迅引荐，转任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原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一中）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周作人到北大附属的国史编纂处做编纂，仅半年后便于1918年出任北大文科（文学院）教授，讲授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1924年，北大增设只有日文专业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由周作人创办并担任首任系主任。周作人所取得的学位是学士，但回国仅7年，他便从中学教员变成了北大教授。
民国元年（1912），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绍兴同乡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1916年12月，蔡元培回国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周作人借了鲁迅的势，沾了蔡元培的光，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至于出任“东方文学系”首任系主任，自然免不了巧妙钻营。
周作人文字驾驭能力极强，其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如散文集《雨天的书》（1925）、《泽泻集》（1927）、《看云集》（1932），文艺评论集《谈龙集》（1927）、《艺术与生活》，杂文集《谈虎集》（1928）之类，大多属于情趣盎然的“美文”和典雅不俗的“时文”。但是，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悲悯的情怀，不为底层人民呐喊，也不去启迪民智唤醒大众，他的文字即使再优美，也不过是一堆堆华丽的文字垃圾。
周作人国学与新学并重，无疑有着坚实的学术根基，然论其人品，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因为其德与才远不相称。
周作人（1885-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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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人品，在两件事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一是与乃兄鲁迅决裂；二是“七七事变”后留在北平，最后落水并出任伪职。
鲁迅用一个“昏”字评价其二弟，周建人则用意志薄弱、不辨是非来评价这位二哥，兄弟俩的意见颇为一致。
早在1908年冬，在日本读书的鲁迅、周作人和好友许寿裳租住一处，房东介绍20岁的羽太信子做佣人，给他们洗衣做饭。经常逃课的周作人，很快就与年龄相仿的信子打得火热，鲁迅痛骂甚至动手打他都无济于事。为此，羽太信子对鲁迅痛恨不已，这也为1923年7月兄弟俩决裂埋下了隐患。
不到半年，周作人就向信子求婚并迫不及待地于1909年与之结婚。羽太信子做了周家太太，羽太家失去了这个主要劳力，逼迫周作人肩负起赡养岳父一家的重担。眼看着兄弟坐吃山空，作为长兄的鲁迅被迫中断学业，承担起养家糊口、扶持兄弟的重任。
由此可见，周作人是一个眼光短浅、贪图享乐、不顾兄弟情义而极端自私的人。
客居北京七年后，鲁迅卖掉绍兴祖宅，于1919年8月19日立契从罗氏手中购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现位于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校园内）的这处占地四亩、有三十二个房间的三进四合院。至11月收房时，鲁迅前后出资3675个银元，另外又用800银元稍加修缮并添置家具，便把母亲和妻子朱安以及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全家接来同住，终于实现了大家庭定居京城的宏大梦想。
然而，周作人妻子信子却不是个善茬。她非常强势，心机颇重且虚荣心极强。早在1914年，羽太信子就曾做局，灌醉小叔周建人并让他与羽太芳子同处一榻，逼迫他娶了妹妹芳子。
在羽太信子唆使下，“耙耳朵”周作人终于在1923年7月与兄长反目，公开发文指责，迫使鲁迅带着妻子朱安、还有母亲离开八道湾另觅住处。
周作人与鲁迅反目，于现代文学有着特殊的意义。两人的人生走向由此作为分水岭：一个最终沦为令人唾弃的“文化汉奸”，一个则成了国人景仰的“民族魂”。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说：“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九间房子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
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把作人、建人两个弟弟的五个孩子视同已出，非常疼爱。同时，他与作人两人经济合并，共同养家，每月所得薪水共700元交给羽太信子。
作为周宅的内当家和女主人，羽太信子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根本不考虑量入为出。周海婴说，二婶羽太信子属于“穷人乍阔，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她在家里使唤着厨师、车夫等六七个男女仆人，看病也要请日本医生，家庭日用品也要买日本货，使得鲁迅的经济负担极为沉重。鲁迅找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当面规劝其“勤俭持家”，信子不但不领情，反而更加怀恨在心，经常无端地寻机对大家长鲁迅进行精神上的打击。
当年，羽太信子逼迫周建人娶了她妹妹羽太芳子，如今却嫌弃他不会赚钱，将他赶出了八道湾。她接着又对鲁迅下手，导致兄弟二人结怨，从此形同陌路。
鲁迅日记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记载：1923年7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羽太信子如何对周作人吹枕边风不得而知，但周作人的绝交信可以为证：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 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称亲兄鲁迅为“先生”，末尾“安心、自重”两词，尤其耐人寻味。有研究者猜测说可能信子出于对鲁迅的不满以及为独霸八道湾这份家产，故意捏造鲁迅偷看她洗澡的事实，导致兄弟反目成仇。
经此打击，鲁迅被迫离开八道湾11号，与母亲及妻子朱安搬到了北京西三条胡同暂住，此后兄弟再无来往。鲁迅病逝后，周作人也没有参加鲁迅的葬礼。
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为了维护大家的脸面，作为长兄的鲁迅并未为自己辩解，也未指责周作人及其妻子半句，而是默默地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八道湾周宅这座承载着其家道复兴梦想的四合院。
1941年底，鲁迅遗孀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抓捕，关进76号监狱并遭受电刑等拷打，后经党的地下组织等多方营救，最后通过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出面担保才得以在次年2月出狱。而当时在日伪政府担任要职的周作人却未伸出援手。
从对待家事的态度及处理方式来看，二者人格高下立判。但由于鲁迅不愿家丑外扬，隐忍不发，周作人“精致利己”的真面目迟迟未被世人所察知。
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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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与翻译。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对走上翻译之路的周作人曾予以悉心指点。譬如，1914年周作人翻译出版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小说《炭画》，鲁迅曾对其译文做过校改，后于1921年《致周作人》信中说道：“我看你译小说，还可以随便流畅一点（我实在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前回的《炭画》的生硬，其实不必接他，从新起头亦可也。”
此后，周作人听从建议，翻译出版的希腊等国诗歌小品集《陀螺》（1925）、日本狂言《狂言十番》（1926）、希腊等国散文集《冥土旅行》（1927）、日本石川啄木短篇小说集《两条血痕》、俄国科罗连科中篇小说《玛加尔的梦》（1929）等作品，越来越显得流畅老到。
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仿照南朝志明和尚《牛山四十屁》之“牛山体”打油诗，吟咏自己五十大寿；15日生日当天，他在家摆下5桌酒席宴请亲友，用前韵又写了一首。诗成，周作人抄写几份分送朋友，赵巨渊则将所得赠诗寄给周总做人老友、上海《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杜衡，于是在2月1日出版的《现代》月刊第4卷第4期影印刊载，并改题目为《五十诞辰自咏诗稿》，署名“知堂”，并专门为之做了“周作人五十诞辰之祝贺”的专版。在1934年4月5日创刊的《人间世》第一期（林语堂主编）上发表《五十自秩诗》二首（原题为《偶作打油诗二首》）：
其一 1934年1月13日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1934年1月15日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周作人诗中说自己前世是出家和尚，今世却是在家的居士，闲来无事就在街头听人谈鬼，或在窗下画画蛇，玩玩古董，或者按照天性所好种种芝麻（此处幽默应与晚唐民间女诗人葛鸦儿《怀良人》“种胡麻”典故大致相同），凡事以和为贵，如若遇到矛盾冲突就采取民间盛行“吃讲茶”的方式调解。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周作人，随着历史和时局的深刻变化，意志消退，转而心向佛禅，追求闲适淡雅、与世无争的生活。
林语堂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在刊出了周作人的这两首诗的同时，还刊出了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的唱和诗。随后，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郑振铎等文坛大腕，纷纷步韵和诗，好不热闹！
在名流大腕唱和之时，《申报·自由谈》《人言周刊》则发表了一些对周作人诗作提出批评的诗文。譬如署名“巴人”的写了《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五首讽刺诗，接着廖沫沙以“埜容”的笔名在4月13日的《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并以周作人诗的原韵和诗：“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提诗韵押裟。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
精致利己也就罢了，周作人偏要自树一帜以示清高，被时人调侃甚至指为“误尽苍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面对批评指责，周作人终究还是忍不住发了牢骚，说自己“被一般维新的朋友从年头直骂到年尾”，又说“这骂于我有什么坏处？至多影响着我的几本书的销路，一季少收点版税……这骂于人家有什么好处？至少可以充好些杂志的材料，卖点稿费”。
当时日寇强占我东北大肆掠夺矿产等资源，还向我国大肆倾销日货，导致国内经济凋敝，通胀严重，国民购买力急剧下降，而周作人的眼里此时却只有“稿费”“版税”，甚至还因其著作销路不畅而迁怒他人。
尽管兄弟失和、分道扬镳已有十年之久，但鲁迅还是看在一母同胞的情分上，依旧时时予以回护。同年5月，鲁迅在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信中都曾委婉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譬如《致曹聚仁》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给杨霁云》信中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学得讨厌了。”“憭”意为明了、清楚，鲁迅说周作人诗作隐晦的文字背后还是有一些愤世嫉俗的，只是读者不够了解，加之众人吹擂、附和，故招致讨厌。
程光炜编著《周作人评说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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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说说周作人对待国事的做法。
周作人作为现代中国研究日本文化的第一人，既无比热爱日本的文化艺术，亲近和鉴赏它的艺术美，又痛恨那些恃强凌弱的日本人，警惕它对中国的霸道行径。这一矛盾导致他在抗战爆发前夕不得不在“精神和历史相分裂的状况下”中断了其有关日本的文章写作。
1931“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都在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周作人最初也显得非常激动，也曾多次呼吁政府抗击日寇，号召全体军民收复失地。
可是没过多久，在羽太信子的“开导劝解”下，他不仅听凭信子将四合院门前的“周宅”换成“羽太寓”，而且还改变了之前抗战的主张，竟提出以“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去消除中日两国纷争。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当游行学生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的时候，周作人却在文章中呼吁国人既要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的一面，又要看到日本文化优秀的一面，要国人克制反日情绪。
周作人始终对日本怀有故乡般的感情，对日本文化也深致敬意，对东亚共同体的梦想难以释怀，甚至把自己视为和日本人一样的“东洋人”。他在1936年所写的《怀东京》（收录于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出版的《瓜豆集》）一文中说：“中国和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实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为自己国民的幸福胜过至少也等于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并亚洲，稍有愧色，而艺术家乃感到‘说话则唇寒’的悲哀，此正是东洋人之悲哀也，我辈闻之亦不能不惘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校南迁（后组建成西南联大），当年写过《苦雨》《关于苦茶》的周作人此时大叹苦经，以“家室拖累”为由拒绝南迁，并将自己的书斋由“苦茶庵”改为“苦住斋”。
鉴于周作人在文坛的影响力，郭沫若在1937年8月30日写下《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大力赞扬周作人的品格，周作人读后，接连致信上海《宇宙风》编辑陶亢德，表示自己正在险恶的环境中翻译希腊神话，并用生命在保护北大的校产。
1937年12月14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在北平成立，日本人中意的曹锟、吴佩孚等老牌军阀保持晚节，坚决不下水充当汉奸走狗，而早年因投靠直系军阀而当上民国政府财政部长的王克敏却恬不知耻，在日本人扶持下出任“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皖系干将、原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等一众汉奸纷纷粉墨登场。汤尔和出任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教育部总长后，竭力拉拢浙江同乡周作人出山，但周此时或许出于谨慎，拒绝了汤的邀请。
1938年4月9日，周作人出席日本人组织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为日本人站台，举国为之哗然。为避免周作人泥足深陷，朋友和学生都劝他早日南下，即将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甚至还向他发出了聘书。可是，周作人留恋北平的生活，始终不肯南下。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在日本主子的安排下，华北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南京梁鸿志的“维新政府”被汪伪国民政府收编。华北“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属于汪伪政权管辖。王揖唐被王克敏借机排挤出北平，到南京担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
1940年6 月，王克敏被日本人赶下台，汉奸王揖唐随即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不久，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主持华北教育政局，配合日军推行日本奴化教育。
有一种说法是，周作人通过儿媳妇的关系攀援上了王揖唐，得以出任这一伪职。据张琦翔在《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1982年第3辑）一文中说：王揖唐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欲援引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继充教育总署督办，以资臂助。周作人有个儿妇为王揖唐外孙女，所以王愿周升任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日记1951年11月4日记载：“刘丽琼弟妇之兄张琦翔来。”这个刘丽琼是周建人次子周丰二之妻，张琦翔作为周家的亲戚，此言应该大致不差。
周作人书法
所谓“苦住”，民间特指“居家守寡”。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著名教授和作家，周作人何尝不曾想过自己这种附逆行为可能被历史记载并清算，因此抛出“苦住”说辞，为自己立一个“贞节牌坊”。
1941年1月至1943年2月9日，周作人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两年一个月零九天，他白天在教育总署督办公务，开会、接待、走访或签呈签发公文等，中午或晚上多在与日伪军政要人或朋友的宴会饭局上应酬。宴请日军官员或出席日军的招待酒会，往往有不少军警保护，也少不了艺伎陪酒，可谓花天酒地。周作人在北平的所谓“苦住”，不过是借文学隐喻以遮人耳目的谎言。
如果真要说“苦”，那就是他非常担心遭到抗日分子的刺杀。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记载，自1939年1月2日至1945年9月26日，北平警察局侦缉队派员三人（有时两人），进驻在八道湾周家宅院，日夜保护周的安全。
事情起因是1939年元旦，有人因不满周作人亲日行径，以学生身份求见，突然开枪击倒他后逃逸，当时子弹射中其衣服上铜纽扣，因此周只是受了点轻伤。
尽管经此刺激，周作人恐惧之余变得更加谨慎了，但他还是在当月接下了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还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北大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死；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遂于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当时大学校长最高月俸不过600元，而伪华北政务委员的月俸自1941年1月起，为1200元，委员及各总署长官公费为每月3000元。周作人每月都有领取“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三千元”公费。1941-1942年间，周作人每月月俸和公费4200元，1943年1月的月俸和公费所得为6200元，2月月俸1200元，并领取九天公费1607.14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汪伪政府档案中，周作人的薪水等收入一笔笔记录在册，毫厘不爽。
1941年4月，周作人率领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了靖国神社，并且两次到医院“慰问”侵华日军的伤病员，捐款1000元。
同年10月，周作人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后来还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职。
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成立十周年，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特选侍从，跟随飞往伪满洲国，还领取了8000大洋特别差旅费。
抗战结束后，周作人于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囚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面对前来探望的朋友，周作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出了他的“汉奸逻辑”：“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没有谁要求他做文天祥，但当不了文天祥，你周作人至少也不能当汉奸、不能当倭寇的走狗啊！
1967年7月洪炎秋发表的《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说道：“周作人胜利后在法院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事实是，蒋梦麟出于保护周作人这位浙江老乡兼朋友的目的，说曾“暗示”周留在北平保护校产。注意，蒋去函用的是“暗示”一词，不是“指示”，根本没有书面材料和证人可作证明。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国共和谈，李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随即于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上海家中暂住。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据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说，当时周作人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数千字的长信，既有对过去的所作所为的检讨，但更多的是辩解，并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把他当汉奸对待，周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主席，毛宽大为怀，作了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过多位老师，在这一时期认识了周作人。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曾有记载：“毛泽东君来访。”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老宅，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生，翻译出版了《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伊索寓言》等作品。
1967年5月6日，晚景凄凉的周作人突发疾病去世，享年82岁。侄子周海婴也没有参加他葬礼。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他不过是一个低配版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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