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些人的思维定式，显得很单纯，比如谈一件事的对与错，并不针对事情的本身，而是扯上另一件事，于是讨论无法继续，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定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校大调整，当时调整的目的之一，是将民国时期大学的欧美模式，改为苏联模式，俄语自然成为第一外语，俄式教学成为范本。
调整的原因有许多，比如将当时的十几所教会大学，分解为各公立大学，以便加强对大学教育的整体掌控，这事以后再谈，今天仅谈科目的取舍。大学拆解后，对学校的科目也做了调整，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成立了工学院、农学院等技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以迅速填充到第一线，有助于恢复生产，这也无可厚非。
另外一种调整，是悄无声息地取消了一些科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科目，是社会学和逻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运动、社会变革等，西方公认的社会学流派，大概有三四种，其中马哲是重要的流派之一，既然已经认定马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他学派就不重要了，可以不学了，免得日后徒然增加许多争论。
社会学关系到如何区分人的社会属性，也即对人的出身成分的划分，当时的标准是财富的多寡，而不是教育程度的高低。设想如果社会学流派有不同的意见，自然会产生歧见，需要互相讲道理，说明为什么这样说是对的，那样说不对等等，这会很辛苦，越讲越糊涂，甚至影响到当时阶级的划分，所以没必要再去学。至于民国时代的社会学家如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也就没事可做了，只好改行教其他学问，费先生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思念杨绛。
逻辑学这种东西，说的简单些，就是教人如何讲道理，我们通常说，这个人的文章层次分明，很有逻辑性，说的就是有强大的论辩能力，有推演和递进，可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把道理表达得无懈可击。这样的表达，力量非常强大，如同推土机，足以摧毁所有贫弱的观点，同时又建立起新的理论支柱，推动社会的变革。
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可以配枪，那么劫匪是会犯怵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懂得逻辑思辨，那么新出台的许多政策，就会面临质疑和问责，给执政者带来无尽的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告诉你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听我的就行了，没必要解释，更无需反驳。所以取消逻辑学，也可以理解成维稳。民国时代的逻辑学大学者如金岳霖、沈有鼎，也就只好改行了，金先生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思念林徽因。
不讲逻辑的典型方式，是先有立场，由立场去寻找道理，而不是由道理去推断立场，一切从属于立场，而立场从属于政治，这就是如今许多自媒体观点的由来，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上，没有从容不迫的大国气派，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说教，苍白的语言，亢奋的情绪，动辄霸气，解气，充满一股戾气，感觉是自我陶醉，洋人看不见，看见了也看不懂。
人有各自的属性，国家也有各自的属性，用外国两个字，去归结世界上一两百个国家，认为他们都一样，只是跟东方不一样，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古代尚有华夷之辨，如今境外俱成敌国，把自己推向文明的对立面，只会很孤单。如果真的认为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这是青蛙的思维，因为在青蛙的眼里，确实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井，另一个是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