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得很快，刘硕良先生去世快满一年了，我想起了初入出版社的一些往事。刚来时，我们被分配住进单身宿舍，那宿舍原来是出版社招待所，专门用来接待各地的作者和译者，也曾接待过一些名作家和名翻译家，方便他们磋商改稿，后来出版社新人多了，把招待所改成了单身宿舍，有作者译者来，就安排到旁边的宾馆里。
单身宿舍就在出版社大院里，与办公区域隔邻，是三房一厅，可以安排三个单身汉，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安排，办公室有时候可没那么客气，会临时往里面塞更多的人，比如一间房安排两个人，塞三个人的都有，所以那个套间里的人，一般是三个，也有可能是五六个。
刘先生是工作狂，他要来的手下员工，全都是男的，我们当时的外国文学编辑室，简称译文室，里面六个人全是男的，主任和副主任已经成家了，剩下四个都是单身汉，其他部门都有女员工，唯独译文室没有。
想来刘先生也是有用意的，知道女员工不好侍候，更不好吆喝，男上司想处理好跟女下属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事，这在当今的职场也很常见，关系太近会被人认为太暧昧，关系不够近，又被认为不重视，太冷落，总之很麻烦，所以他要的全是男人，男员工就不一样了，像使唤牛马一样方便。如果刘先生喜欢女编辑，估计我就不会进出版社了。
说刘先生是工作狂，是有道理的，比如下班后吃过晚饭，他想起了什么事，会来单身宿舍，盘腿往床上一坐，就开始说这个作者水平如何，那个译者人品如何，当然主要是往好的方面说。好不容易都下班了，我们想的可不是这些事，而是出去逛酒吧撩妹，如果跟他解释，他总是会哎的一声劝住，说焦什么急，你们的女朋友还在上中小学。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说的也对，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好不容易听他说完话，我们连忙起身说，好的好的，明白了，记住了，然后把他送走，总算松了口气。
一次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人在客厅里面，把桌子一拼，决定打牌打一个通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玩扑克牌，玩的不是斗地主，而是一种叫拖拉机的游戏，一副牌太简单，要把两副牌打乱了凑在一起玩。那天傍晚比较闷热，我们一个个打着赤膊，吹着电风扇，准备大干一场。
正玩得起劲时，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大家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吭声，因为我们多半没女朋友，有也在遥远的天边，敲门的不可能是心上人，只可能是心上没有的人，于是大家都不理。敲了一下后，那声音改成了拍门声，也就是先是手指敲，然后是巴掌拍，我们依旧不理。接下来那声音变成了吼叫，把我们的名字全都吼了一遍，一听就知道是刘先生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南腔，吼过一阵后，刘先生骂骂咧咧地走了。
待他走了后，我们继续玩拖拉机，可心境不一样了，被叫过名字的人，如同青楼里被翻过牌的美人，似乎总有些心神不定，而被叫名字次数最多的人，比如我，完全心不在焉，注意力根本不在牌上，那天晚上输得一塌糊涂，早上起来脸都是青的。第二天上班时，刘先生一句话也没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这正应了小说《飘》里的最后那句话：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