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神，总有犯错的时候，犯错并不可怕，关键不在于错不错，而在于犯错者，有没有自我反思的勇气，自我纠错的能力。我自己就在工作中犯过错，而且还比较严重，且容我慢慢道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业一度不景气，一次编辑们开会，讨论如何分配几部书稿。当时刘硕良先生已离开漓江社调回南宁，手头有一些原先约组的书稿，转给大家进行处理，其中有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大家对这本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怎么看好，到最后都没人要。一般来说，没人愿意接手的稿子，是有可能退回去的。这时候北大毕业新分配来的女编辑张谦，看上了书稿，接手做了责任编辑。这本书如今大家都熟悉，描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红军与白军在乌克兰地区的激烈战斗，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身负重伤，在疗养院康复时，写下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小说还有续集《暴风雨中诞生的》。
我对这部书很不以为然，这是读书养成的习惯，不喜欢左翼作家，更钟情于现代派。记得接下来的一次选题讨论会上，大家围坐成一圈，我忍不住大放厥词说，像这样的稿子已经很陈旧了，读者也都上了年纪，出这种书不过是怀旧之风，我们做出版的，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新一代的年轻读者身上，老年人喜欢怀旧，年轻人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多做年轻人喜欢看的书。当时把这本书列入红色经典系列，同时列入的还有《青年近卫军》《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等，在上世纪50年代曾风靡一时。
我的话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用古人的话说，连根针掉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事实上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般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议论，但我那时年轻气盛，根本没想那么多，好在那是宽松的90年代。
时任领导很有眼光，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先肯定了我的参与意识，接着严厉批评了我的观点，说这些书影响了好几代人，拥有广大的读者市场，我们出这些书，也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益，还要考虑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回过头来看，领导的发言不得不令人击节叫好，既批评了我的虚无倾向，维护了出版社的正面形象，也保护了年轻编辑的出版热情，哪怕放到现在，也依然有前瞻性。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领导比我看得更清楚，这也是领导能成为领导，而我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喜欢这类书的读者并没有老，依然有一颗童心，是我的心老了，尽管我在年龄上比他们年轻，但我生长得太快。都说年轻人喜欢左翼，老年人喜欢右翼，我那时候还年轻，就已经喜欢右翼了，可见我早衰得厉害。后来我也发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左翼要比右翼多。
《钢铁》经过责编精心编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面世，一时风靡全国，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印，最终的印数超过百万册，有的出版社见状自己也做一本，想进行竞争，但翻译的文学质量都不如漓江版，漓江版的译者黄树南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这书的俄文本比较复杂，后来又出了增补本，将半个世纪前删除的内容，进行了恢复，漓江版也同时跟进，补充了增补的部分，业内叫全本。
强大的轰动效益，也引起了俄方的关注，他们当时正在反思本国历史，已经不承认十月革命，但还是找了些演员，由中方投资拍了同名电视剧，后来在央视播出。剧组来华做宣传时，出演冬妮娅的女演员，最引人注目。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尽管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有待商榷，尽管如今的乌克兰不承认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乌克兰作家，但印数上百万是客观事实，我承认我当时对选题的判断是错误的，不识国情，也不懂读者的心，更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做书不能以个人好恶，做书稿取舍的标准，只做自己喜欢的书，因为书是给千百万人看的，有的书可能编辑自己不喜欢，但大众喜欢，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