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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后，美国如何不愿支持蒋介石？因笃信：搞定中国要和苏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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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948 年秋末曾多次讨论关于青岛的局势，美国在华海军的大部分舰只驻扎在那里。10 月 8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从青岛的情况开始，一直讨论到总的对华政策。 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说，在大选结束前不可能有一个面对现实的政策。陆军部长罗亚尔说他从来也没弄清为什么美国人要到青岛去。他重申了过去反对把钱投入中国的意见。副国务卿洛维特说，如果美国全面介入中国，那么欧洲复兴计划看起来就会像小巫见大巫，甚至于根本搞不成了。
然而杜鲁门给福雷斯特尔送去一份备忘录，说他的意图是美国应当留在青岛。
1、《对华白皮书》的发表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 11 月 3 日做出决定，在做好从青岛撤退准备的同时加强其防御。在此以前，西太平洋海军司令白吉尔中将曾在 1948 年 8 月 5 日写信给哈尔西海军上将，表示希望美国能有过去老亚洲舰队那样的机动性，从而得以把“力量炫耀一下”。
他说“这样可以解决我们眼前的大部分问题”。白吉尔接着说，他“未敢同意某些人的看法，好像局势已到了无望的地步。如果给以应有的支持，就有现成的领导人能把华北拿过来以满足我们的政策需要”。至于这些领导人是谁，白吉尔没有透露。
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的看法跟白吉尔大不一样。他于 1949 年 4 月在众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除非美国入侵大陆并武装起 100 万蒋军部队，中共很快便会打赢内战。当然，如果将巴大维的计划付诸实践，其结果大概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他至少肯定地认为中国局势绝非像白吉尔所说的那样容易对付。
中央情报局的看法比较客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能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更多内情。中央情报局在它 1948 年 12 月 15 日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强烈地反对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
它说：
“美国继续积极支持一个不受拥护的政府和延长内战，将会增加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将会使美国在面对一个新上台的中共控制的政府时更为困难，并可能将损害美国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威信，而在这些国家里尚存在着反共成功的机会。”
1948 年夏，杜鲁门当局开始讨论换马的问题。7 月 16 日, 马歇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司徒雷登来问，大使馆是否应跟一个准备参加中国分裂运动的领袖人物接触?司徒雷登说人家要求接触，至少派个观察员，并说此领袖人物比现有的领袖人物都要能干得多。马歇尔请委员会考虑一下，他本人的意见是不干为好。罗亚尔说也许中国变成了强盗的天下对美国来说会更好些。
杜鲁门和他的心腹部属心中很清楚：蒋介石政府已经完蛋。 这时再给援助等于是死马当活马医。1948 年 9 月 3 日，马歇尔在内阁会议上讲，“中国的预算收入 30%来自征税，70%的开支用于作战，情况就是这样”。他在 11 月 26 日又无可奈何地讲，“中国国民政府正在下台的过程中，我们不论怎么干也救不了它。我们面临着向美国人民讲清真相的问题，要是这样做了, 就是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最后一击。我们也可以跟现存的政府继续虚与委蛇，不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在以后也就不会被指责说我们帮了中共的忙”。马歇尔建议，当蒋夫人访美时，给予充分的礼遇。杜鲁门表示同意。
1949 年 3 月，约翰·麦考马克众议员建议派一个了解真相的代表团去中国。杜鲁门在起草答复麦考马克的信时写道，“如果道出了真相，就等于把中国政府脚下的地毯抽掉，也就不会有中国政府了”。但在后来正式发出的复信中，总统的话就说得不这么坦率了。
尽管如此，援蒋工作并未完全中断，只是比起过去的规模要小得多。这时魏德迈在陆军部当计划作战部部长，他在 1948 年 10 月 20 日向白宫报告，在麦克阿瑟的储备中有一批轻武器和一些军火可以尽早地运交蒋介石。
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的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了美军撤离上海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致总统的备忘录中说，给蒋的援助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比所遇到的问题更为重要。于是援助便不死不活地继续下去了。1948 年 10 月 29 日罗亚尔在回答杜鲁门关于将轻武器和军火运交中国一事的询问时说，在日本有 700—800 吨可提供，他已下令将它们运往中国。
2、苏联为何要挽救国民党政府？
随着大陆上国民党政权的败亡，杜鲁门当局将注意力转向台湾。在 1948 年 12 月 17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维特说“台湾中国人”找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要在台湾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商讨正在进行中。洛维特说，“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在 10 年后重返 (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跟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前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
1949 年 1 月 6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它的第 37 号文件“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这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策划搞两个中国的内容。 这时，唯一出来挽救国民党政府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
美国政府大概也对此感到奇怪。早在 1948 年 1 月，司徒雷登报告说，有情况说明苏联人已建议由他们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 而国民党政府中某些有权势的人物准备接受。政学系强烈地赞成跟苏联修好，为此目的，他们要求蒋介石在选举后出洋。 1948 年 2 月 26 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从蒋的秘书那里证实，苏联武官确实提出过调停建议。此人说苏联已改变其政策，希望国共达成谅解。但只是由某个中国官员主张接受苏联建议，而蒋介石本人并未点头。
斯大林一直认为，如果美国出兵到中国作战，中国会有遭到毁灭的危险。他派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去见毛泽东。米高扬在 1949 年 1 月中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
周恩来后来在谈到这段往事时说：
“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上面这段话是对前外交部副部长驻苏大使刘晓讲的。毛泽东本人在 1957 年 4 月 11 日的一次谈话中讲，斯大林说别过长江，不然美国军队就会来的。同样的说法也见于其他一些中共老干部的回忆录或文章中。
然而，斯大林调停中国内战的打算，杜鲁门要就是不知道，要就是不在意。1949 年 1 月 11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写道， “因此，美国的直接目的应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属国”。为此，“美国应计划并准备在中国寻找机会，同时保持灵活性，并避免定死在一条路上或一个国家上”。
这就清楚地说明美国将会利用一切机会与方法，包括外交手段在内，以避免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但是，杜鲁门在 1949 年 1 月 19 日的内阁会议上却又说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一大批内阁会议成员都表示同意。一方面说要保持灵活性，另一方面又讲不打交道，这两者怎样调和得起来呢?再说，苏联不是共产党政权吗?美国跟它打了许许多多交道，甚至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这只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着固有的矛盾。
3、英国对中国局势准确的判断
英国政府在此之际十分注意中国事态的发展。贝文在 1948 年 12 月 18 日的内阁会议上说，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失去了长江以北的控制权，可以预期中共将在一段时间后控制中国其他地区。贝文要求内阁授权他跟中国局势有关的各国政府来找到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最佳方案，他将先跟在那里有利益的国家如法国和荷兰商量，然后再找美国。内阁成员表示了各自的看法。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见是讲中共跟苏联关系的性质。 内阁成员们认为，现在尚不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最终性质以及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结论，远东的共产主义将可能沿着中国的道路而不是斯拉夫的路子发展。当前，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农民运动，它有可能因经济的需要而修改其原则，以取得工商利益集团的支持，实行一种可能将中共推入苏联怀抱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在中国有利益的国家应尽快就它们政府的态度达成一致意见。在香港处理国民党难民的英国当局，应避免给人以已经离开了在内战两方间严守中立的立场。
英国内阁最后决定，先跟美国政府磋商如何遏制共产主义对英、美在亚洲利益的威胁，同时也跟英联邦国家商量加强英国在亚洲殖民地地位的措施。贝文在 2 月里向内阁汇报，有迹象表明中共有可能愿意跟英国做易货贸易。
他向在华的英国商人建议，即使中共对外国贸易的态度难以预料，也得跟中共做生意，因为它需要许多来自俄国以外的重要商品。他提议英国在华的各警察情报机构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内阁成员同意，应尽一切可能来保持对华贸易，条件是政府将不赔偿可能遭受的损失。
1949 年 1 月 10 日，司徒雷登大使报告国务院，国民党政府分别向美、英、苏、法四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四国调停以结束内战。司徒雷登和英、法大使都认为此举是为了拖延时间和保全面子，由于苏联不会跟西方一致，调停很难成功。华盛顿指示司徒雷登拒绝进行调停。
英国外相贝文说，他建议美国在拒绝调停前先问问苏、法两国政府意见，但美国不愿这样做。英国殖民大臣认为，如果英国在这时干预中国争端，可能会不利于英国跟亚洲人民的关系。贝文说他极其希望不要干预。他说苏联很可能接受和利用这一机会将其势力扩展至全中国，英国内阁授权贝文通知蒋介石：英国将不进行干预。
中共方面的消息表明，国民党政府在这当口致信苏联政府，要求在国共之间调停。这封信引了一句中国古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未予置评，而把信的副本转给了中共。周恩来见信后说，这封信一定是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参与起草的。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迫于情势宣告“隐退”，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然而，对于党权和兵权，蒋介石则是丝毫不肯放手的。
美国国务院在 1949 年 1 月 24 日报告总统，驻华大使获悉李宗仁已同苏联就调停内战的三项条件达成协议：
（1）中国将在未来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2）尽量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势力；（3）建立一个苏中合作的真正基础。
两天后，国务院又报称，李宗仁想让苏联干预以防止中共渡过长江。3 月 24 日，国务院又报告说，李宗仁通知司徒雷登，讲他准备去莫斯科一行，以推进内战的解决，又讲他还可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李想知道美国的态度。国务院指示驻南京大使馆通知李宗仁，这一决定需要由中国人自己负责。访美不会带来更多的美援。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不想延长尚未使用的经合署对华拨款。
4、美国使中共跟苏联分开的政策
此时人民解放军就快要渡过长江。由于没有现代化船只，解放军必须在 4 月底以前渡江，不然桃花汛到来后江就难渡了。 司徒雷登对于局势盲目乐观。大使馆在 3 月 29 日报告国务院说，李宗仁对于中共和蒋介石来说都是力量强大的反对派，使馆认为李是可以靠得住的，他将会把中国部分地区置于控制之下。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 1948 年冬季一直有病。他在 1949 年 1 月开始的杜鲁门总统第二届任期中便不担任国务卿了，由艾奇逊继任。马歇尔在朝鲜战争时期任国防部长，但那是后话了。
美国国务院在艾奇逊领导下制定了一项使中共跟苏联分开的政策。1949 年 1 月 31 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报告说，苏联对于中共的成功显然并不感到欢欣鼓舞，其原因可能是:
（1）苏联一中共关于远东总政策的讨论“碰到了困难”；（2）克里姆林宫生怕中共会把国家搞得过于强大和独立； （3）苏联人不忘过去在华的经验，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不信任。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上述估计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1949 年 2 月 28 日，国务院在就对华贸易问题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在中国局势中无疑地有着中共政权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摩擦的根源”。报告述说，“如果以上所提到的行动或因素，得以使中共政权成功地抵抗克里姆林宫对它进行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用，那么对美国就将是有利的”。
在 1949 年 3 月 8 日的国务院每日例会上有人提出，“艾奇逊先生希望对此题目进行认真讨论，而且他对于我们是否应继续以过去那样的程度支持国民政府感到怀疑”。
美国空军于 1949 年 3 月在中国海岸附近显示其力量。查尔斯·波伦认为这件事“在亚洲国家产生的影响对于我国十分有害。对于此时的谈判尤其不利”。艾奇逊对这一看法深表同意。 副国务卿韦伯为此跟空军部长赛明顿谈了一次，赛明顿同意马上停止炫耀武力。
杜鲁门当局还另有打算，这便是防止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要使之脱离中国。1949 年 2 月 3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台湾问题的 37/2 号文件，便是在委员会全体同意后报总统的。
文件说“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
国务院在 1949 年 4 月 18 日报告总统，它已指示在台湾的美国代表通知宋子文，“美国绝对不会用兵来影响台湾的命运。如不将此点向宋明确的话，必将最终使美国为防止中共统治该岛而做的种种努力归于失败”。美国国务院逼迫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岛内寻找生存出路，也就是跟当地人合作。
杜鲁门在 1948 年大选中获得胜利，将在白宫再干四年。共和党也解除了顾虑，用不着再像大选前那样怕获胜后中国问题成为自己的包袱。现在共和党可以放手高唱积极援蒋的调子了。 1949 年 2 月，跟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中止向国民党政府运送军火的建议相反，国会领袖们一致赞成继续运送。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照办了。
但是当参议院关于中国问题的委员会-麦卡伦委员会-提出援助蒋政府 1.05 亿美元时，杜鲁门没有同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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