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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约确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列强力量对比。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力量对比很快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远东，英美与日本的角逐再起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战时大发横财的日本帝国主义，战后仍踞独霸中国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为11.424亿日元，较战前增长2.6倍。

1、四国银行团的成立

在军事和政治上，除侵占山东以外，在入侵西伯利亚的同时，日本军事势力扩及北满地区。另一方面，战后英法帝国主义急切重返远东，以恢复和扩大他们的权益，在大战中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美帝国主义亟谋对外开拓。

由于在菲律宾业已站稳脚跟，1914年巴拿马运河凿通缩短了工业中心地带与太平洋市场的距离，“金元帝国”对远东和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欧美列强不能容忍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再持续下去，它们对日本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攻势，美国发起组织新的国际银行团，是对日本发动的第一个攻势。

大战期间，美国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投资领域已经不满。1918年10月，美国向英、法、日提议组成新的国际银行团，由它受理一切对华政治借款、实业借款，旧四国银行团既得的借款优先权，移交新的国际银行团。美国提议旨在打破日本战时取得的对华借款的独占地位，1919年5月，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家代表在巴黎会晤。

日本代表是正金银行的小田切万寿之助，他认为美国对外投资力量雄厚，即使用1%的资金投向中国，日本也难以单独对抗，如果日本提供“满蒙”、山东的未成铁路借款优先权，以换取打进英国势力范围富庶的长江流域，将是得失相当。

外相内田康哉的构想是日本放弃山东、福建势力范围，同时英法开放长江流域及云南、两广的势力范围，日本的经济活动向中国全境展开。这与小田切的判断大体相同。因此，四国代表初步协议同意美国方案的各项原则，组织新四国银行团，并起草了章程草案。日本国内闻讯大哗。

原敬内阁再次研讨后于6月训令小田切万寿之助以日本银行团的名义要求：

将“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满蒙地区的一切权利和选择权”，排除在新四国银行团共同事业之外，美英对日本的“满蒙除外论”表示强烈反对。

7月，英代理外交大臣寇松出面向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巳指出，日本如继续执行独自支配中国的利己政策，“将不得不在远东陷入孤立”。日本统治集团，特别是陆相田中义一坚持“满蒙除外论”，四国谈判遂告搁浅。

美国为了使新国际银行团尽早成立，决定作出让步。1920年3月，摩根公司的老板、三十一家银行组成的美国银行团的代表拉门德访问日本，允诺新银行团将避免采取任何有害于“与日本生命攸关的利益”的行动。

美国务院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作出相应保证。5月11日，四国银行代表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矿山“不列入新银行团范围之内”。吉林-会宁、郑家屯-洮南、长春-洮南等七条铁路“都在新银行团共同活动范围之外”；拟议中的洮南-热河铁路以及该路至海岸某地的铁路“包括在新银行团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日本放弃在东部内蒙古的借款权，换取英美法承认南满列为“除外”的特殊范围。日本政府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10月15日，新四国银行团在纽约成立。

上述事实表明，美英列强与日本新角逐的第一个回合，日就顽强抵抗，不肯轻易退让。

2、裁撤“参战军”的较量

策动遣散和推垮皖系军阀控制的“参战军”是英美对日本的又一个攻势。

“参战军”共有3个师，是1918年三井、大仓财阀所组织的泰平组合公司贷款2242万日元装备起来，以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充当财政经费并由以坂西利八郎少将为首的日本军官训练而成的皖系军队。它既是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的有力支柱，又是日本帝国主义保持其在中国政治、军事上发言权的重要依托。

1919年1月1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表示：欧战业已结束，“参战军”对今日中国已无存在的必要。这是日本的竞争者谋求遣散这支亲日派军队的信号。

日本极力维护“参战军”。东京获悉中国“南北和平会议”行将在上海举行，而裁撤“参战军”又将为该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日本军部采取了两项“预防性”措施：

其一，2月初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指示驻沪武官松井七夫大佐，要他“劝告”南方代表唐绍仪不要把裁撤“参战军”问题列入南北和会的议程。

唐对日本如此蛮横地干预中国内政十分愤慨，当即向驻沪总领事有吉提出抗议。日本在上海耍弄的伎俩未能得逞；

其二，军部指示驻华使馆武官东乙彦少将为陆军代表与皖系“参战督理处”参谋长徐树铮于2月5日就解释“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终了时期”事宜签署了一项“补充协定”，其中规定：中、日两国批准巴黎和会所缔结的和约，中日两国及协约国军队由“俄境”撤退，对德、奥战争状态才算终了。

这一“补充协定”的实质是日本和段祺瑞以延长“军事协定”的有效期限为手段，使“参战军”得以继续“合法”地存在下去；同时，也是日本迫使中国在将来对于巴黎和约不得不签字的一个圈套。

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揭幕。南方代表唐绍仪于22日提出要求，日本停止支付参战借款；北方应解散“参战军“，并公布《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段祺瑞的“补充协定一经公布，南方代表强烈抗议北方拒不裁撤“参战军”。不久，和会陷入僵局，为了应付内外舆论的压力，1919年7月段祺瑞将“参战军”改名为“边防军”。

同时，命陆军总长靳云鹏通过日本顾问青木、坂西要求日本提供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日本首相原敬虽然公开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但他认为“在暗中则坚持援助亲日派列使彼等失望之方针”，为此每年“花费五、六百万到一千万元”是必要的。1920第2月，日本政府抢先向北京提供900万日元借款、以济皖系燃眉之急。

此刻，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日本支持的远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两派间的战争在酝酿中。

直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与西南军阀达成共同倒段的协议，吴得巨额“军饷”后于3月中旬从湘南撤兵。

同时，奉系军阀、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对徐树铮进军外蒙古，极为不满，向直系靠拢，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邀集直系管辖的苏鄂赣豫直五省和奉系控制的奉吉黑三省的代表会议，暗中结成八省“反皖联盟”。

3、促奉系入关的图谋

5月，吴佩孚率部北上，驻扎直、豫各要地。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段祺瑞又将“边防军”改称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并把驻扎西北的“边防军”调至京畿，补给军火，沿京汉路至琉璃河、涿州一带，与直军对峙。

同时，还胁迫大总统徐世昌将曹锟四省经略使兼直督革职留任，免吴佩孚第三师师长职，直皖之战处于一触即发之势，5月21日，日使小幡：告东京：“参战军”已作好出动准备，请指示日本采取什么方针。由于当年中日双方曾约定“保证不在内争中使用参战军”，外相内田康哉回避对“参战军”的出动作出确切的回答，复电小幡“静观今后局势的变化”。

当7月9日皖军南下时，内田表示：履行“参战军不在内争中使用”的保证，“是中国方面的责任”。现今各派拥兵相争，日本强行禁止一派使用武力，其结果自然形成援助另一派，难免要受到“干涉内政”、“袒护一方”的诽谤。

同时，陆相田中义一指示坂西少将，不要去干预“边防军”出动，在该军日本军官，持“中立”态度。显然，东京当时估计皖军精锐“参战军”一旦出动必将获胜，所以表面上作出“不干涉”的姿态。实质上则是默许段祺瑞使用“参战军打内战。

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直系军阀。美国的喉舌《京津时报》发表以《段祺瑞的日本军队》为题的社论，警告日本：如果边防军参战，日本对段祺瑞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不可回避地要负“道义上的责任”。

接着，曹锟致函北京外交团指责日本允许“边防军”出动，供应武器，日本军人参预该军的行动。美国采取了援直的行动，当乌云密布之际，美国驻华使馆副参赞费禄纳少校出现在保定吴佩孚总部，并视察了直军前沿阵地。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日军出动一支“护路队”，迫使京津铁路上的直军撤往杨村两里以外地区，这在客观上为东路皖军排除了进军的障碍。

一个突然事态发生。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于13日以“武力调停”的名义，派遣7万奉军进关。日本公使在12日才探明张作深在这场内战中站在直系一边，但为时已晚。这一事态使徐树铮所率领的皖军陷于背腹受敌的境地。17日，西路直军突袭松林店，占领涿州，向琉璃河、长辛店进逼，该军处境危急。

这时，日本陆军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抑张保段。

如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南次郎少将向陆相、参谋总长建议，日本应拉拢张作霖，使他斡旋，保证段祺瑞维持相当的地位，驻华使馆武官东乙彦也向参谋总长进言：如果张作霖不尊重日本的意向，就命令从西伯利亚撤出的第五师团留驻奉天，以恫吓张，从而缓解段倒台的危机。

另一种主张是支持张作霖进关。如关东军为奉军入关悄悄地提供了铁路运输的方便，并“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陆军本部的态度。参谋总长、陆相没有采纳南次郎和东乙彦的意见，而对关东军大力支持张作霖入关的行动持默认的态度。

这微妙地显示，日本军国主义看到声名狼藉的段祺瑞难以继续维持其权力，遂在暗中支持张作霖进关，以求一旦皖系垮台日本可以利用奉系军阀来维护和发展其在华权益。

在直皖战争爆发前后，段祺瑞、徐树铮以及陆宗舆曾一再恳求日本给以支援，东京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

其原因，一是日本国内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恐慌的袭击，自顾不暇。从1920年3月开始，日本全国股票、商品暴跌，银行发生挤兑或停业，大批企业倒闭或严重开工不足。日本政府竭尽全力实行救济，无力援段。

二是东京当权者看到中国“五四运动”狂飚般兴起，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如果公开介入中国内战，势必引起严重的后果。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就是开始以“不干涉主义”为招牌听任“参战军”出动，当皖军败绩明显时不肯直接援段，转而采取默许关东军支援张作霖进关的根源所在。

7月19日，皖军大败。段祺瑞遁入天津租界，请辞一切职务。

22日，徐树铮、李思浩等九名皖系要员躲进日本使馆。皖系宣告垮台，“参战军”覆灭。直皖战争的结果标志着英美在同日本角逐中又取得一次胜利。

4、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1921年8月13日，美国政府邀请日、英、法、意和中国等九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这次会议是美国对日本发起的一次更为凌厉的攻势。

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巴黎和会后，列强之间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有待解决：比如：

一、海军军备竞赛日益加剧，为了争取称霸东亚，日本积极扩军，军费逐年激增，1921年度陆海军支出达到7.6亿日元，占岁出总额的48.7%。

海军在加紧建设“八八舰队”（以8艘主力舰、8艘巡洋舰为基干组成），该年度海军经费竟占岁出总额的31.6%。同时，美国为了凌驾英国、遏制日本，也在实施海军部部长丹耐尔斯，制定的扩充海军计划，一举建造主力舰16艘。英国在战后债台高筑，于1920年4月向美国表示，英国愿与美国保持同等数量的海军。美国新任总统哈定看到海军力量赶上英国有了实现的可能，适应国内要求国际裁军的舆论，决定倡议召开限制军备的国际会议，以求遏制日本。

二、“英日同盟”满期，续约问题成为国际症结。

持续20年的“英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战后，美国一再敦促英国废除将于1921年7月满期的“英日同盟”条约。1920年5月，华盛顿照会伦敦：如果英日续约，应当保证“维持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并且明确该同盟“不是针对美国的”。

日本方面不愿放弃“英日同盟”。1921年3月破例派皇太子裕仁访英，争取续约。英国犹豫不决，开头倾向续约，但在6月20日英帝国会议上，加拿大总理梅因力主废除“英日同盟”，而以英美日中四国协商太平洋问题的方式代替。伦敦考虑到德国败北，沙俄消亡，英日结盟的依据确已不复存在，而美国又极力反对，首相劳合·乔治决定把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搁置起来。

英美两国就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反复进行磋商。最后、美总统哈定于7月1日非正式提出倡议召开一次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的国际会议。

其意图是：解决限制军备问题，废除“英日同盟”，并使列强承认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这既可遏制日本，又将为美国在向中国经济扩张进而争夺远东霸权中带来好处。

日本统治集团对美国倡议深感不安。陆军将领宇垣一成视哈定总统提议裁军并置喙远东问题为“蛮横无礼。”

枢密院顾问官金子坚太郎等人担心一旦审议远东和中国问题，列强将对日本实行“总清算”，认为帝国面临“国难”，将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首相原敬也感到“事态严重”。内阁会议权衡后，于7月22日决定，日本参加军备会议，而且采取积极的方针：“利用这一机会致力于消除各国对日本的误解和反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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