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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当月举行的斯大林 70 岁生日庆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也都到莫斯科来了。这是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1、毛泽东访苏前后

斯大林七十寿辰是 1949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生日庆祝会后继续留在苏联。当时外界不知他的行踪，因而谣言和猜测四起。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于 1950 年 1 月初报告国内，毛在苏滞留不归是由于在所进行的谈判中未能跟苏联达成友好地一致。 这一评论基本上符合事实。

毛泽东当时在等待跟苏联签订一项友好条约。当毛刚到达苏联时，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共的基本政策颇为怀疑。斯大林对于中共向共产国际错误决定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记忆犹新，他怀疑新中国将会走“南斯拉夫道路”。他还怀疑中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后，中共是否会采取亲英、美的路线。

因此，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是冷淡、有距离和怀疑的。只是到了毛泽东访苏的后期，苏方才谈到签条约的事。毛泽东坚持要求签订条约，否则他就不离开苏联。斯大林怕签了条约会违反雅尔塔的协议，一直到最后才同意签。最初的条约文本是苏联起草的。其中有一段谈到签约国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将能够”以支援。周恩来认为这样写不明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辩论和斟酌，这句话终于改为“立即全力支援”。苏联方面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肆无忌惮，居然邀请代表团去观看含有侮辱中国人民内容的芭蕾舞剧《红罂粟》。中国代表团抵制了演出，只派了一名团员去观剧，以便提出批评。

还有一些事情跟毛泽东访苏及中苏友好条约迟迟签不下来的背景有关，值得进行研究。

中、美之间在 1949 年春夏交往的种种通道。这些通道在 6 月末的时候，不是被中共就是被美国切断了。在这个阶段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纪念中共诞生 28 周年的文章和艾奇逊向司徒雷登下达最高当局不让他去北京的指示。这两件事有可能是有关联的。

当时中共受到苏联的巨大压力，美国又对之持淡漠态度，终于使中共下决心公开对美国持否定的立场。据外国报道中共高级干部刘宁一和钱俊瑞 1949 年 6 月去布拉格开会时，一名东欧国家记者公开询问关于中国走铁托道路的说法是否合乎事实？

艾奇逊在向杜鲁门呈交白皮书的信中鼓励在中国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表达了美国希望有更多中共以外的人士参加中国政府的信息。但是这种打算跟正统的斯大林式观点大相径庭。毛泽东评论白皮书的文章对美国这种企图大加驳斥。

一位著名的党外人士罗隆基说：“如果美国人不公开宣称支持中国民主分子，这倒会更有帮助一些。”

罗“感到如果艾奇逊在信中不提民主个人主义，他本人会在政治协商会议内处于更有影响的地位”。他说“曾经打算设立一个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有罗隆基和张东荪参加。但是在白皮书发表后，这个计划被放弃了”。

受到跟美国关系之害的不仅是党外人士。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在 1949 年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亲美的。 所以，以上种种都增加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猜疑，这也都是为什么斯大林让毛泽东在访苏时坐冷板凳的缘故。

2、美国的离间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一再对中共-苏联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以及他本人在苏联所受的待遇表示不满。在他和斯大林首次会晤时，斯大林赞扬他既年轻又健康，说他是伟大的并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回答说他是个长期靠边站的人, 也没处可以去诉说。

毛泽东话未讲完，斯大林便插进来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规律”。在中苏友好合作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上，苏方尚未把贸易协定的文本准备好。斯大林查问时，苏方人员撒谎说，中方未把文本准备好。对此，毛泽东说:“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中国人的错!”

在签字仪式后，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举行了宴会，参加者有中国代表团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及其他高级官员。周恩来代表中国方面讲话，他说中苏友谊应当世代传下去，中国应向苏联学习。斯大林代表苏方说，他很遗憾有一个党不在场，南斯拉夫没有受到邀请。他说南斯拉夫是自外于大家的。斯大林在这个场合如此提到南斯拉夫，很难令人不认为他是在向中共提出警告。

在此期间，由于情势所迫，中国政府向美国使用了比过去更为猛烈的攻击性言词。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正准备把中国北方的四个地区并入苏联。

3 月间，艾奇逊又重复了类似的指责。很明显，艾奇逊一开始就想趁毛泽东在莫斯科之际来离间中苏关系。但是这种指责有如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增强也可能削弱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谈判地位。 而艾奇逊这种说法又使中国不能不公开澄清自己的立场，谴责艾奇逊在造谣中伤中苏关系。

中国政府在 1950 年 1 月里收回了北京的美军兵营。美国政府在 1 月 14 日宣布，美国官方人员全部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早就准备做，但一直未做的事情。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在 1 月 20 日报告，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外交部有“一名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据这个美国人说，当发现美国不光是空头吓唬而是当真的时候，外交部里“阴霾密布”。对于收回美国兵营的做法，存在着“有节制的批评和不满”。中国外交部进一步火上加油。1950 年 2 月 5 日，外交部发言人说，大部分前美国外交人员尚未申请发给出境许可。他问道，不知美国政府是否可能正在对所发表的声明感到后悔。他表示，不管怎样，这一情况再次显露了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此时，美国正在形成一项关于远东的两党政策。

1949 年 12 月 22 日，共和党外交发言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跟艾奇逊国务卿讨论了台湾问题。杜勒斯说美国应把台湾拿过来，并使它成为一个“陈列品”，但是这样做要先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美国不能打蒋介石；第二，美国不能以蒋介石客人的身份去台湾；第三，台湾在战略上无重要性。艾奇逊问道，怎样能做到这几点？杜勒斯也回答不出来，他说需要再想想。然而，这终究是民主、共和两党在坐下来谈远东问题了。

1950 年 3 月 9 日，杜鲁门的白宫幕僚送交他一份备忘录, 列述了在面对苏联的形势下的 8 项加强自己的措施。备忘录中的最后一条是“恢复两党政策”，里面说，“在实施以上计划时，特别是在有关像远东那样的多事地区的问题上，应当认真考虑把这一国家行动的领域从剧烈的政治内战中分离出来”。

3 月 21 日，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蒂安·赫脱造访了艾奇逊。 两人详细讨论了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艾奇逊在记述这次会晤时写道：赫脱最后说“他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办成，他希望能够帮上忙。他对于我最近在国会山上碰到这么多麻烦表示遗憾，他意识到这使我的问题更为困难了”。赫脱来访说明共和党人想表示一番好意。

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是 1945 年 4 月底，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时搞两党一致政策的关键人物。他在 1950 年初春患了重病。杜鲁门当局迫切希望不仅范登堡能有个接班人，继续搞两党政策，而且希望这个接班人能帮助制定出一项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两党政策。这样一项政策，是甚至连范登堡尚在活跃工作时都没有的。

1950 年 3 月 26 日，杜鲁门从基韦斯特休养地，给共和党参议员布里奇斯写信，说布里奇斯之所以参加了“猎狼狗”的队伍来攻击艾奇逊，是由于不完全了解“这种不该有的攻击对于两党合作外交政策的全部含义”。布里奇斯回信感谢杜鲁门的关心，表示他将在最近跟艾奇逊见面一谈，并且还要在杜鲁门从基韦斯特回来后跟总统一谈。杜鲁门在 3 月 27 日给范登堡写信，表示担心“国会里关于整个两党合作外交政策的事态发展”。总统说两党政策开始于赫尔当国务卿的时候。

这一政策最初的巨大成果是建立联合国，接着是援助希腊、土耳其和马歇尔计划。后来又有北大西洋公约和军事援助计划。他还说“在此时此刻破坏了两党合作外交政策只意味着一点—— 俄国在欧洲的胜利，这样做肯定是在走向打仗，而我们谁也不想要这种结果”。

杜鲁门为自己辩解道：“远东的不幸局面，是腐败的中国国民党政府所带来的后果，给我们造成了许多困难，而我又找不出我们自己犯了什么错。”

杜鲁门的这番话， 实际上是在要求共和党在对远东和对华政策上给予合作。两天后，范登堡回信说，“对于外交政策，我们当然不能既在根本问题上‘起内’，又还想它在国外行之有效”。范登堡对于自己不能“在这些旧病复发的参议院危机中起到全部作用”而感到遗憾。

杜鲁门又回信说，他希望范登堡早日康复，以便培养训练参议院里那些年轻人。这些人迫切希望继续实行范登堡、赫尔和别的人所要求有的“我们这个伟大政府的一项持续不断的对外政策”。

3、杜勒斯的使命

范登堡在 3 月 29 日复信杜鲁门的同时，也给艾奇逊写了信，他说“我们在许多事情上看法不一致，但是从来没有在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根源——最终还是达到团结——上不一致过”。两天后，范登堡又写信给艾奇逊说，任命一位共和党人在国务院工作是“太好了”。他认为，让杜勒斯重新“跟国务院进行活跃而重要的合作”，对于“在外交政策方面重新具有某种程度的两党联系将是不可欠缺的必要条件”。

有一个职位正在等着杜勒斯。国务院在准备对日和约时, 发现有两大障碍,一是国防部，二是参议院。还有两个小障碍，英国和澳大利亚。据国务院官员伦道夫·伯格说，最先建议把杜勒斯弄进来的是远东司的巴特沃斯。

艾奇逊在起头是反对这一主张的。他讲杜鲁门由于两个原因很讨厌杜勒斯：

一是总统 1947 年派杜勒斯去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而杜勒斯到华盛顿来时竟不去拜访总统；二是当杜勒斯跟莱曼在纽约州竞选国会参议员时，把外交政策作为竞选的题目。杜鲁门说过他再也不任命杜勒斯干任何职务了。

然而，当艾奇逊在 4 月 4 日打电话给还在基韦斯特的杜鲁门时，提到了任命杜勒斯的问题。杜鲁门说他经过考虑，认为可以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的两党政策顾问”。杜鲁门不愿杜勒斯当巡回大使。接着艾奇逊向总统提及范登堡所写推荐杜勒斯的信。他说准备见杜勒斯，但先得知道总统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能按总统的意见去办就好了”。

由上可见，让杜勒斯当“顾问”是杜鲁门的主意。

由此，两党合作的远东外交政策正在逐步形成。 这时，还有迹象可以进一步说明。1950 年 4 月 10 日，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从首府奥尔巴尼打电话到华盛顿，就他将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演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艾奇逊审查批准。

他在演说中用强烈的口气讲道“中国在雅尔塔被放弃了”。他说在中国问题上不听别人的意见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国和远东唯一的一线希望在福摩萨”。

艾奇逊对于杜威上述三点意见中的前两点并未表示反对，但对他讲到的“一线希望”甚为不悦。艾奇逊说，“我们考虑，远东的希望”“在于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去和在对日和约上达成协议, 至少达到一种解决”。杜威同意删去“一线希望”一词，两人又商定打楔子一点不便在演说里讲。艾奇逊建议杜威谈点“两党在远东问题上令人鼓舞的磋商”。

4 月 27 日，杜鲁门就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建立八个跟国务院对口的小组委员会一事发表声明，并表示希望众议院能跟着这样做。这种做法被称赞为“真正的两党合作”。4 月 28 日，艾奇逊跟怀利参议员商谈两党合作外交政策事宜。他说这件事从历史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赫尔时期，四位民主党人和四位共和党人一起搞联合国宪章；范登堡和康纳利时期；范登堡生病时期。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 1950 年 4 月 20 日在赴莫斯科前拜访了杜鲁门。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又于 5 月 29 日去见杜鲁门。当时苏联代表因中国代表权问题而拒不出席安理会会议。赖伊敦促终止国民党代表中国的资格来解决这一问题。

艾奇逊问他仅仅终止这一方是否就够了，还是必须得接纳中共代表。赖伊答称，苏联人已经改变了观点，不坚持非得以后一点为条件，但是他不能肯定。赖伊说他认为斯大林接到了关于美国政策和意图的错误情报，建议杜鲁门跟斯大林会晤。杜鲁门说他跟斯大林见过面，极其失望，但是他愿意邀请斯大林访问华盛顿。当赖伊从莫斯科回来后告诉杜鲁门，斯大林的看法是“东、西两方之间现在有那么多的问题，首脑会晤不会有什么好处”。

斯大林认为也许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可以这样做，但是他现在难以预期。赖伊接着对杜鲁门说，斯大林在回答提问时表示，接纳中共是俄国重返安理会会议的先决条件。杜鲁门听后极为不快。他说，既然如此，他认为现在不必再谈安理会今后的会议了。他对赖伊讲，“鉴于北京政府全然无视国际义务，鉴于它对待美国政府及其代表的态度，他看不出美国怎么跟北京政府建立关系”。

4、英国的自行其是

影响杜鲁门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它无法指望自己的主要盟友英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初期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看法一致。英国根本不希望把新中国驱入莫斯科的怀抱，但这是出于它的特殊考虑。除了外交手腕高明老练和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之外，英国特别关注香港的前途。

艾德礼首相在 1949 年 5 月 5 日送交内阁一份备忘录，附有英国参谋长会议对关于香港可能遇到的威胁所作的评估。内阁经过讨论后认为，“在香港的英国人对政府关于这一殖民地的最终意图，感到十分没有把握”。

内阁大臣们认为，不能无视香港承受不住自大陆发动的进攻这一事实，“政府必须小心地避免在往香港注入昂贵的资源之后，最终得在物质和声望两伤的情况下撤出”。5 月 26 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的意见是：“从长期看来，如果一个强大的中共政府牢固地控制全国，除非中国政府默许我们继续呆在那里，我们就不可能使香港保持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上述意见看来是认为，我们政策的目标应是设法找到一个能使中共政府默许我们留在香港的基础。”

当英国政府跟美国政府商量，美国是否支持英国“保卫香港反对侵略”的政策时，艾奇逊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实际上包括关于香港长期政策的整个内容。

贝文首相在 1949 年 6 月 23日向英国内阁会议建议，连一个应急的答复也不要给艾奇逊。 他希望立即对关于香港的长期政策进行通盘研究。他说从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对英国所提问题的回答来看，英国政府应主要靠自己来提供保卫在香港利益的手段，并且不失时机地制定一项积极应付局势的政策。内阁同意了贝文的建议。

1949 年 8 月 29 日，贝文又向内阁报告，由于国民党部队封锁了通往上海的航线，英国政府已准备对商船护航。但在最后时刻，外交部的法律顾问们表示，国际法有可能会认为封锁不算非法，英国将可能处于困难的地位。贝文建议听听法律官员们怎么讲。

当国民党海军在上海解放后开始进行封锁时，英国终于派出海军舰只，使商船在护航下突破封锁。1949 年 10 月，杜鲁门两度收到关于这方面的报告，他很是不快。然而最敏感的问题还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杜鲁门谈到这事时说，“看来英国人在这件事上对待我们不够实在”。

1949 年 10 月 27 日，贝文向英国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论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利弊。他的结论是，从政治上和现实上考虑，英国政府需要承认新政权。他说，从他跟艾奇逊和法国外长舒曼在华盛顿会谈中明确得知，美国不赞成过早给以法律上的承认。国务院的态度因国会攻击它的对华政策而受到影响，人们必须承认，美国的态度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影响要比中国现实情况的影响为大。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英国内阁授权贝文跟英联邦国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上述备忘录的基础上进行磋商。内阁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这样做，是符合工党的政府对全球事务观点的。它在这时已经放弃了组成一股独立的第三种力量的看法，而认为“在目前，不管怎么说，跟美国的密切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同时，它也希望“在必要时给美国的政策刹车”。

1949 年 12 月 15 日，贝文向内阁报告了磋商结果和他的意见。他在备忘录中说，美国“强烈地认为只要存在跟中共对立的反对派，给以承认就有如在人家背上扎一刀。他们非常重视中共政府保证承担中国国际义务的问题”。

贝文还说，艾奇逊 12 月 7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最近的将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时过早，甚至连考虑承认都是过早的。但是艾奇逊并未排除在今后承认的可能性。后来艾奇逊对英国大使弗朗克斯说，“在定下承认的日子到实行承认的日子之间将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隙”，以便使美国公众舆论能够做好准备。艾奇逊还希望英国不要寻求英联邦国家能采取一致行动，他怕这样做了会让人认为美、英两国已分道扬镳。美国赞成英联邦“分成几批”承认中国。

当内阁会议开始后，贝文说，“符合英国最大利益的做法是早日承认中共政府”。他说，“虽然现在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不会跟着这样做，有充分理由表明大量其他友好国家政府愿意在最近给以承认”。根据英国内阁的决定，英国政府在 1950 年 1 月 6 日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承认新中国政府和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 1950 年 1 月 9 日回答接受承认。

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在这时认为，美英关系已处于历史上最低点。它在年初报告国内说，“虽然我们间的基本关系基础坚坚实，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自从世界大战以来，美英关系已有过几次处于紧张状态。“目前这一次，由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大量复杂问题，而且他们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继续成为摩擦的根源，因而是最严重的一次。”

1950 年 1 月 30 日，美国驻英大使馆报告称，英国外交部里面对于“中共未能对英国承认中共政府的照会给以更友好的回答”，和对于建立外交关系未作答复感到不安。

在 1950 年春，英国感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举，迄今未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反应。承认已经有 4 个月了，但中国仍未同意互派外交代表，它对英国的态度仍然不友好，而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前景则看来是每况愈下。

但是英国政府感到它的地位遭到削弱，并非是由于承认中国的方针错了。贝文对内阁说，现行政策要继续下去，在他即将跟艾奇逊商谈对华政策时，他将谋求使美国不要采取有害于英、美共同目标的政策。这一目标便是防止中国永远与西方敌对。

他将劝说艾奇逊修正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席位的态度，其办法是先进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尝试性和探讨性的商谈。他将不对美国施加压力, 以致会使美国人反感的程度。另一方面，除非英国能有办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两国关系也不大会改善。英国可以讲，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铲除英国在华商业和金融利益，英国将在联合国内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不劝说美国采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友好的政策。对于贝文的意见，内阁表示同意。

贝文在 1950 年 5 月又向英国内阁报告说，在英、美、法官员为三国外长会议作准备而进行的初期讨论中，并未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制定任何新的对华政策；而美国政策仍然不能确定下来，无疑已使一些英联邦国家感到为难。

在贝文 5 月 9 日跟艾奇逊的会谈中，他强调了防止两国对华政策的现存分歧发展成为公开分裂的重要性，这种分裂将会不利于其他方面的合作。他还表示英国目前的立场是不可改变的。

贝文报告内阁说，“总之，通过我跟艾奇逊先生的会谈, 已明显看出美国行政当局由于来自共和党的种种压力和攻击， 并无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可说是根本没有这样一项政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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