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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

斯大林开头说，一般讲来，资本主义应当对发生当代世界战争负责。他接着说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应当归功于苏维埃制度。他赞扬了红军和苏联的备战工作，这显然是在为自己对希特勒对苏发动战争警惕不够的错误做辩护。斯大林在演说中对苏联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任务：他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特别强调了发展钢铁、煤炭和石油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

他认为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就有可能应付一切意外事件。这是苏联领袖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篇重要的政策演说，也是苏联此后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多年来，许多西方人士把它说成是一篇鼓吹战争的演说。

事实上，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并不是宣传战争的。它是斯大林常用的防御武器。然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报刊可以随心所欲地向群众作解释，因为群众对苏联和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

斯大林的演说是一个信号，表明苏联领导人也认为，跟西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可能达不成谅解。它也是苏联在跟西方方兴未艾的神经战中的一项措施。当时苏联在本意上是真正希望避免跟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发生战争的。它根本就没有打大仗的实力。

随后，美国驻莫斯科代办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发回一份长电报，评论斯大林的演说，并就苏联制度的基本点和苏联的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凯南把电报要点改写成为一篇文章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署以笔名“X先生”。

凯南认为苏联领导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出发的。他们公开地参与国际活动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暗地里他们将利用一切手段搞颠覆和离间活动，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凯南的结论是苏联政权干事情是有盘算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在总体上它不如西方强，它的制度还未能证明是成功的。它在自己范围以外的宣传也是很容易被击败的。

长电报没有讲用什么具体办法来对付苏联。但是凯南提出了一些原则：美国政府和人民不应对苏联抱有幻想；要让美国处于更强的讨价还价地位；要给盟友们以希望。长电报无疑是当时研究苏联最重要的理论文件。当然，它在形式上还很粗糙。

以后的事态发展可以说明，上面提出的几点原则是怎样被美国决策者接受的。

1、丘吉尔铁幕演说的背景

接着，在1946年3月，英国反对党领袖丘吉尔出头来为他自己和美国的需要服务了。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小镇富尔敦，因杜鲁门总统陪同丘吉尔来发表关于世界事务的演说，而在一夜之间名闻天下。

四十多年来，人们都管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叫铁幕演说，因为丘吉尔在里面讲到苏联在它的势力范围和西方之间落下了一层铁幕。但是铁幕并非演说的惟一内容。丘吉尔是在用这个词来达到一些对英帝国有利的目标。至于富尔敦演说是怎么样出笼的，人们了解不多。

杜鲁门的陆军武官沃汉将军是密苏里州富尔敦镇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毕业生。1945年9月，沃汉接到这个学院同学会主席兰姆金的来信，请他设法说服杜鲁门接受学院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沃汉在同月27日复信说，他已对总统讲了，如果他接受别的学院的学位，“那他也得接受威斯敏斯特的。我将继续对他做工作，看看如何”。

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后一直有通信往来，后者曾经提到有可能到美国来看看。

1945年10月3日，威斯敏斯特学院发出邀请，要求丘吉尔来院就世界事务作讲演。杜鲁门在邀请信的下方亲笔写了一段话：“这是我老家州里一所很棒的学校。希望你能做到。我会来介绍你的。祝好。哈里·杜鲁门。”

1945年10月29日，沃汉在给这个学院圣路易市同学会的尤金·贝克复信时说，他想总统今年可能没有时间来接受威斯敏斯特的学位。不过丘吉尔有可能来美国在威斯敏斯特发表演说。“当然，这都还没定局。但若这事实现了，总统一定会在场，那时也许能把学位授给他。”

丘吉尔在11月8日写信给杜鲁门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现在唯一打算作的公开演说，这是为了表达我对你和你的愿望的尊敬”。他说这次演说将“由你来主持”，“这样可能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有好处”。

丘吉尔于11月29日又写道，“我自然会在事先让你知道我想在演说中对世界事务讲些什么，因而我在这场合下讲的东西不会使你难堪。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们俩在总的看法上是如此地一致”。

丘吉尔在1945年整个冬天里都被感冒咳嗽所困扰。加拿大的克拉克上校请他去阳光明媚的美国佛罗里达州休养地度假，丘吉尔感到十分高兴。

丘吉尔听说杜鲁门有可能坐游艇到迈阿密来，便在1946年1月29日给杜写信道，“我在去富尔敦前得跟你好好谈一谈。我要向你的国家和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而我认为我俩对它是会完全一致的。在你主持之下，不管我讲些什么，都会引起一些注意。这是一个为这让人感到茫然、迷惑不解和喘不过气来的世界做点好事的机会”。

杜鲁门在2月2日回信说，“我知道你在富尔敦有一个真正的信息要传达。我当然愿意跟你谈谈这件事”。

杜鲁门打算在2月11日乘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前往佛罗里达，并通知了丘吉尔。但是他未能成行。丘吉尔在2月10日飞到华盛顿来，他住在英国大使馆里。当晚8点半到10点他去白宫看望杜鲁门，谈关于去富尔敦的事。

3月初，丘吉尔再度来到华盛顿。这回杜鲁门陪他一道在3月4日坐火车前往密苏里州富尔敦。他们一路上跟随行人员玩扑克牌，一直玩到深夜1时半。

2、杜鲁门何以与丘吉尔保持距离？

小小的富尔敦镇由于这两位大人物的到来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在丘吉尔开始讲话前，杜鲁门如约先把他介绍给听众。总统原来准备了一个讲话稿，说他“事先不了解丘吉尔先生要讲些什么。但是我要他放心，我们都希望他对于自己认为有利于防止战争和我们两国人民今后福祉的想法，尽情地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杜鲁门在讲稿上用铅笔亲手把“不了解”三个字改为“不知道”，又加上了一句话：“一位是半个美国人的伟大的英国人。”

然而，当他真正开讲的时候，杜鲁门完全离开了讲稿，讲了另外一套。

杜鲁门说，他在“跟斯大林先生和丘吉尔先生一道参加柏林（即波茨坦）会议以前从未与丘吉尔先生见过面。我后来对他们两位都很喜欢。他们是人，也是我们在此需要领导之际的世界领导人。向诸位介绍丘吉尔先生对我说来是愉快的事，他是我们时代的伟人之一。他是一位伟大的英国人，但他又是半个美国人。丘吉尔先生和我都相信言论自由。

我知道丘吉尔先生要讲‘和平的中坚’，我知道他要在演说中对全世界讲些建设性的东西”。

美国总统说这是他三生有幸，来请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给各位讲话。

讲演结束后，丘吉尔对杜鲁门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演说”。在坐火车回华盛顿的路上，车厢的壁上挂着一个用总统大印做的徽章。杜鲁门说，现在和平已经来到，他已然把美国鹰的头转朝橄榄枝，而不再朝着那束箭。

丘吉尔说，他认为得让鹰头转来转去，橄榄枝上的小果看上去像原子弹。那天夜里又有扑克牌局，直到午夜。杜鲁门离开较早，去睡了。在打扑克时，丘吉尔问杜鲁门，他能否在打牌时叫他哈里？杜鲁门答道，“温斯顿，行”。

3月6日早晨，杜鲁门坐“圣牛”号总统专机飞回华盛顿，丘吉尔继续乘火车前行。

关于杜鲁门向听众介绍丘吉尔的开场白，从原先起草的讲稿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淡化杜鲁门和丘吉尔讲话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个介绍稿过于明目张胆地不顾事实，杜鲁门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把话说得隐晦一点。在丘吉尔发表演说后，白宫工作人员也按这个路子来谈这件事。总统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在日记里写道，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再次否认”总统对丘吉尔演说事先便了解。

罗斯对记者们说，虽然丘吉尔在2月里到过华盛顿，并和杜鲁门谈过一个半小时，但是话题并未涉及丘吉尔的演说。

纽约市于3月15日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大舞厅为丘吉尔举行欢迎宴会。贝尔纳斯国务卿指定由艾奇逊副国务卿代替他发表演说，然而在14日，艾奇逊突然取消了赴宴的计划。

对此，《纽约时报》评论道，人们猜测当局不愿把自己跟丘吉尔今后可能提出的种种建议联系在一起。

原先一手安排丘吉尔和杜鲁门去富尔敦的沃汉将军，这时在回答询问时强调，“我们不知丘吉尔先生在美国有什么计划，当他回来说愿意陪总统去并如约发表演说时，我们感到高兴和惊讶”。

沃汉又说，“跟新闻界的一些报道相反，总统并未跟丘吉尔先生讨论过他的演说，直到演说发表前几个小时由新闻发布了讲稿时，我们中也没有一个人事先看到过它”。大体就在2月11日丘吉尔到华盛顿来磋商前，杜鲁门已经从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那里了解到丘吉尔的想法。大使此前在丘吉尔去古巴时宴请了他。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对联合国的前途极为担心。他管俄国叫做一贯富有威胁性的“走起路来像人的熊”。

他说“俄国不但将会掌握原子战争的秘密，而且在战后这种摩擦和混乱的气氛中将会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旦发生这样的事，联合国组织(U.N.O.)便会成为联合国孤儿(U.N.O.)。丘吉尔说他命中注定总是要来对见到的危险吹“警号”。他承认，英、美两国“正式的合并或结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对大西洋两岸来说都还不是时候，也不受欢迎。”

然而，“事态本身的压力会迫使两个伟大的联邦以某种可行的形式走到一起来”。

杜鲁门在3月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坚持说，他“并不像丘吉尔的一位随行人员所说的那样，在演说发表前并没有看到过讲稿”。然而杜鲁门却没有说他事先不知道演说的内容。

还有报道说，贝尔纳斯和巴鲁克曾在丘吉尔来华盛顿前去佛罗里达看望过他，他们此行也跟演说有关系。当记者在3月8日问贝尔纳斯，美国跟富尔敦演说“有没有关系”时，国务卿的回答也是“毫无关系”。

3、丘吉尔何以要发表铁幕演说？

虽然丘吉尔的演说后来被称为“铁幕演说”，在起初时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他对建立英美同盟的建议。

白宫助理艾尔斯在日记中写道，“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演说。他号召美、英结为更紧密的盟友关系”。有记者问杜鲁门他是否反对丘吉尔所建议的英美同盟？总统回答说，“不”。

但是，多年之后，杜鲁门的高级助手之一的克利福德回答记者说，“杜鲁门总统对英美同盟不感兴趣。没有理由非得有某种确定的英美义务，同盟的范围得比这更大”。实际上且不管事先既有通信又有见面商量，只要杜鲁门往讲台上一站，把丘吉尔介绍给听众，就足以使人们认为富尔敦演说是得到美国总统正式支持的了。

不管杜鲁门手下的人如何否认总统事先并不知情，全世界和美国人就是不听这一套。杜鲁门本人并未坚持说他不知情，他只是强调未看过讲稿，这可能接近于事实。杜鲁门不可能完全同意丘吉尔演说的内容。有的他可能同意但认为时机未到。有的他可能想说而自己不便说。

总之，杜鲁门不想因丘吉尔瞎出主意而不利于美国，但不论是他还是丘吉尔，都在想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谁也不是在那里让对方来利用自己从火中取栗。

杜鲁门对丘吉尔很了解。当他首次在波茨坦跟丘吉尔会面之后，他在背后说丘吉尔“是个非常讨人喜欢和非常聪明的人——这是指英国人所说的聪明而不是肯塔基人所说的聪明。

他跟我说了一大堆废话，什么我们国家多么伟大啊，他多么爱罗斯福啊，他又要怎样爱我啊”。“我认为只要他不对我灌太多的米汤，我们一定会处得不错。”关于富尔敦演说，除了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地方外，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美国是有利的。

在国际上，杜鲁门“可以盯住了这个大试探气球，且看全世界和俄国做何反应”。现在是教训一下斯大林的时候了。让他别什么事情都那么顽固。富尔敦演说也给西方盟国和亲西方的国家打了气。

在国内，演说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不大为人注意，这便是可以用它来扭转国内的舆论。放手让丘吉尔去讲，这是最便宜的事了。丘吉尔已经不是首相了。美国总统不便也用不着对英国反对党领袖的政策声明公开表态。丘吉尔又是个世界性的大人物，人们都知道此人是不会听任杜鲁门摆布的，再说，不管丘吉尔讲什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规定有言论自由吗？总而言之，既可让丘吉尔为代言人，美国又可以不负责任。

英国执政的工党政府不想把自己和丘吉尔的演说挂到一起。

演说发表后，艾德礼首相说他要讲明自己事先并不知晓。贝文说丘吉尔文责自负，关于对苏政策，他已在2月21日向下院的讲话里阐明了。由于富尔敦演说讲稿是由英国新闻部颁发的，英国内阁打算发出一个指示，今后凡不是英国政府成员的演说，都不应如此处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艾德礼首相说，发这么一个一般性的指示不大合适。

然而，工党政府逐渐地越来越感到富尔敦演说给他们找了麻烦。贝文1946年6月在内阁会议上说，这篇演说使英国政府在外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更加困难了，因为它从未把自己跟富尔敦演说的观点脱钩。他建议，在下院即将举行的辩论中，必须说清女王陛下政府不同意演说的观点。

艾德礼对贝文的看法表示同意。

4、踟躇的对苏关系

1946年3月，杜鲁门任命原来艾森豪威尔将军战时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新的驻苏联大使。在史密斯1946年3月底赴莫斯科前，杜鲁门让他“敦促斯大林到美国来”。

4月6日，斯大林就访美邀请作了答复。他说医生不让他作去美国的长途旅行。斯大林还说到他已见过史密斯大使。他说他了解杜鲁门所强调的联合国的重要性。但他考虑联合国不应像国际联盟那样被利用来达到某个人自己的目的。美国国务院在1946年春天并不认为世界局势已到了有战争危险，但它也主张采取对苏强硬的政策。

国务院在5月15日发出一份文件，题为“苏联政策和情报的声明”，概括了当时美国政府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看法。

国务院认为，在搞不清苏联是否已经决定了政策方向的情况下，美国不能跟苏联在国际合作上走得过远。同时，对苏联施加压力也不会有多大效果。唯一的办法是动员美国和世界舆论。

美国需要公开坦率直言，并在国内“教育人民”，在国际上要利用联合国组织这个地方。

美国国务院的结论是，苏联对于大国关系的看法极为灵活，俄国人头脑清楚，不会跟一个强于自己或实力相当的国家打仗。

很明显，凯南1946年2月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对于美国国务院5月15日的政策文件起了重大的影响。跟凯南的电报一样，国务院文件并未说斯大林2月8日的演说是在宣传战争。

1946年9月，前副总统、现任商业部长华莱士发表了一次外交政策演说。这篇演说事先经总统秘书罗斯建议得到杜鲁门批准。华莱士在演说中批评了对苏联的僵化态度，引起当时正在巴黎参加外长会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大怒。他打电话回来说，要要么把华莱士炒鱿鱼，要么他贝尔纳斯辞职。华莱士的演说在国内也引起了争议，巴鲁克也要辞职。最后，杜鲁门只好让华莱士辞职。杜鲁门关于华莱士辞职的声明乃是好几个人的杰作。

第一段是白宫的克利福德写的，第二段是国务院的克莱顿写的，最后一段是总统的老同学、新闻秘书罗斯的手笔。由于华莱士被人们认为是杜鲁门当局内部的左派，他的被迫离去无疑是杜鲁门打算跟苏联决裂的一个公开信号。

在美苏关系上，在美国政府1946年的政府文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所谓“克利福德文件”了。这一题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文件，是杜鲁门让他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起草的。这个材料有时又被叫做“克利福德-埃尔西文件”，因为白宫助理埃尔西参加了起草工作。1946年9月24日，文件完成，交到了杜鲁门手里。

这一白宫政策文件第一次对美苏关系做了全面的考察。它综合了杜鲁门当局各部门各单位正式向白宫提交的情况和意见。

杜鲁门看后非常高兴，但是又怕内容被泄露出去，他让克利福德把正本和副本全都交给他本人，然后锁在总统保险箱里。不过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威勒特、凯南和国务院5月15日的文件及其他材料的综合，不论在事实上或是在观点上都没有太新鲜的东西。

然而，“克利福德-埃尔西文件”的出笼，标志着美国在1946年对于国际新格局的酝酿达到了一个高潮。

1946年9月24日，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照会要求解决租借法案的债务问题，苏联未作答复。国务院指示史密斯大使尽早向苏联当局提出这个问题。

10月末，斯大林在回答合众社总裁提出的31个问题时说，苏、美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未加剧，苏联也没有原子弹。他说英军“没有必要”驻在希腊，这跟美国在地中海的军舰不一样。

他建议德国应成为单一的政治经济单位。美国驻苏大使馆认为斯大林对合众社的回答是想欺骗西方。

《时代》周刊说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希望和平，但是有人讲他的目的是为了稳住已经厌战的俄国群众，安抚美国的华莱士追随者，和在美、英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这时有无大战危险？回答是否定的。

据报道，到1946年冬季，苏联1946年军费预算已削减了54%。以卢布计算，1945年是1280亿，1946年是760亿。美国说它的军费预算在1946年减少了73%。以美元计，1946年财政年度为450亿，1947年为120亿。

就开支结果看，美国减少了63%。美国还说大量苏联军队驻扎在国境之外不必由自己开支，而美军则不依靠驻在国生活。不管美、苏两国对此如何争论，反正都削减了大量军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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