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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5日，东京渡边银行停业。一股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迅速波及日本全国。台湾银行等37家银行被迫停业，日本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反对党政友会趁机倒阁。众议院议员森恪一伙在议会里抨击币原对华政策为“软弱外交”。枢密院否决了若槻首相要求颁布“紧急敕令”，由日本银行贷款接济台湾银行的议案。因此，若槻内阁于4月17日实行总辞职。
1、田中义一的“嘴脸”
20日，政友会总裁、长州阀山县有朋的后继人田中义一受命组阁。22日，他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强调指出：对日本和远东而言，“最迫切、最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的局势”，日本要“切实考虑”。田中自兼外相，并任命以“三井人”自许的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准备对中国实行以“强硬外交”为核心的“积极政策”。
田中义一推行对华“积极政策”的序幕是出兵山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渡江北伐。他于5月12日派蒋方震赴日本，谋求田中内阁的谅解。田中悍然提出南军必须在徐州停止前进。
田中的打算是：日本可同意蒋介石统一中国关内地区，交换条件是蒋必须承认张作霖统治东三省。如能暂时推迟蒋的北伐，日本可抢先同张作霖就取得在东北的新路权和解决“商租土地权”等悬案达成协议，甚至可以争取用条约的形式使日本得到的新权益获得确认。
5月16日，日本第二遣外舰队开往山东沿海。22日，南军攻克蚌埠，向徐州推进。24日，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护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次日，日皇裕仁裁可。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出动。在南军打到徐州前夕，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愤慨。各地纷纷抵制日货。日本棉纺织品对华出口量猛烈下降。同时，武汉、南京和北京三个政府都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人民也组织“对华不干涉全国同盟”，反对田中内阁出兵山东。6月间，日本军队停滞青岛，待机扩大侵略。
田中义一是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1913年，他亲赴中国东北窥探，著有《滞满所感》一节，宣称：日本为了“南满”曾花费20亿元国帑，有23万人付出鲜血，我们之所以在20年间赌国运打两次战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他表示决心把“满蒙”变成为“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
1916年，担任参谋次长的田中主持制定了“满蒙独立计划”，并插手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如今登上首相宝座的田中，决心大力推行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一贯主张。在出兵山东的同时，他指示政务次官森恪着手筹备一次有陆、海军首脑、驻华使领、关东军司令官等参加的东方会议。
准备在这次会议上，交流情况，统一认识，从而制定出不同于“币原外交”的对华“积极政策”，森格是一向不承认东北主权为中国所有的“满蒙第一主义者”。他是政友会中以同军部有密切联系、主张对华实行“强硬外交”而著称的政客。
他受命筹备东方会议后，同陆军中一批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频频秘密磋商。经驻华武官本庄繁的牵线，森恪同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会晤。森恪表示：“日本应当确保满蒙”，以实施“大陆政策”。方法是“日本把满洲的治安担当起来。以此为核心，把一切干起来”。“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划为特殊的区域，在这块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日本所要做的一切，…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森恪的主张赢得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赞同。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27年6月6日，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向东京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斋藤恒方案”)，中心思想是：
“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为此，应向中国要求：（一）宣布东三省自治；（二）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三）开垦土地，采掘矿山；（四）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
上述各项如中国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森恪的谋划与斋藤恒方案的出笼表明，执政党政友会与陆军在攫取东北，进一步推行大陆政策方面已经有了默契。
一系列酝酿活动说明，在东方会议之前“田中外交”对华政策的基调，特别是肢解中国东北这一点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
2、东方会议的内容
东方会议于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在东京召开。会上，首先由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致开幕词、会议实际由森恪主持最后，田中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这实际上是东方会议的总结，也是新任首相摒弃“币原外交”，统一内阁、军方和驻华使领有关对华政策的认识而宣布的“田中外交”施政大纲。
《纲领》共有8条，其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将实行“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
《对华政策纲领》规定：“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
《纲领》是“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提出来的。
“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六条）
“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第八条）
这些规定，在实质上是宣布日本要在中国东北掌握起“维持治安”的大权，把中国这块领土分离出去，置于日本武力“防护”之下。
(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
《对华政策纲领》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五条）
这是公开声明日本政府准备随时以保护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的“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武力侵略。也就是说，6月1日第一次出兵山东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今后中国如有“动乱”，日本还将坚决进行武力干涉。
(三)确定对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方针。
《对华政策纲领》规定，对“东三省有力之士”—一张作霖给以“适当的支持”，条件是他“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地探讨稳定该地政局的办法”。（第七条）
希望中国政府对乘政局不稳而跳梁的“不逞之徒”，“进行镇压”。（第五条）
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中国稳健分子”（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条)
这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人反共，”日本政府将给他们以支持，尽管《对华政策纲领》的许多措辞写得含蓄和隐晦，但是这个文件已经勾划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
可以说，以东方会议为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作为日本的国策，列上他们的行动日程、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同首相田中有过一段生动的对白，可以证明这一点。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英国和其它列强会跟在美国后面大吵大闹。在引起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武藤：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
为了在“满蒙“推行“积极政策”，在东方会议上，参谋本部、海军省、外务省官员和驻华公使着重讨论了在中国东北敷设具有高度战略种经济价值的几条铁路的“满蒙铁路计划”，他们一致主张迅速兴建吉林-会宁线、长春-大赉（今大安）线、昂昂溪-齐齐哈尔线、通辽-开鲁线和新丘运煤线等五条新铁路。
参谋次长南次郎则强调说：兴建索伦-洮南铁路“在对俄作战上重要，必须先于上述各线实现”。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政府决定了“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的方针。东方会议确定的“满蒙铁路计划”其目的在于把朝鲜同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铁路联结起来。一旦建成，日本军队可以通过朝鲜，直接侵入到北满地区。这既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又便宁他们对吉、黑两省经济资源进行掠夺。
需要指出的一点：东方会议历时11天，但《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东方会议经过的报告》上仅有5天议事日程的记载，其余6天的活动，日本档案未提只字。
不能排除在没有记载的6天当中有举行秘密会议的可能。会议主持者曾声称：这次会议不过是“对满蒙地方以及其它悬案事项，由与会者交换意见和情报”，这显然旨在掩盖田中内阁将攫取中国东北和武力侵略中国列上行动日程的本质。
此外，田中义一在7月7日的“训示”中说：“…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
这说明在东方会议会后还有一系列有关侵华的秘密会议和活动。
3、“田中奏折”的真相
在日本侵华史上，1927年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及其它决定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这次会议预示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后来发现的史料表明，田中义一于7月25日曾向日本天皇呈奏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这个文件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它强调：日本要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利权是“第一大关键”。
文件详细地阐述了日本实现“满蒙积极政策”的措施和步骤：
要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迈进；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秘密进入蒙古，以控制旧王公等。
最后，文件估计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进程中，日本不得不与美一战”，“在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为了准备决战，日本要“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朝鲜与“满蒙”联成一气，以备对付“假想敌国”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
《田中奏折》与《对华政策纲领》、斋藤恒方案3个文件，在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这一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田中奏折》所提出的主要措施、诸如敷设铁路，攫取新利权，设置日本顾问以及使用武力实现“积极政策”各点，与《对华政策纲领》、斋藤恒方案相对照，有的完全一致，有的基本相同，有的更加具体。《田中奏折》详尽地暴露出日本企图并吞“满蒙”，征服中国狂妄的计划。
“田中外交”沿着东方会议的轨道迅速行动起来，为了实施满蒙分离政策，田中义一选择的突破口是推行“满蒙铁路计划”，先取得在东北修筑几条有高度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新铁路的权利怎样实施满蒙分离政策？
在政友会上层有两种主张：一是“内科方案”，即对张作霖恫吓与行贿兼施，使他就范；二是“外科方案”，即直接用武力解决张作霖，占领东三省。
最后要说的是，《田中奏折》于1929年12月在中国《时事月报》上披露。当时日本政界松冈洋右、犬养毅等人认为《田中奏折》是“伪物”。关于《田中奏折》被发现的经过，王家桢(曾任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和在日本出生的台湾人蔡智堪发表文章记述：该文件是蔡智堪于1928年底在日本取得。由于蔡的“祖国观念很强”，他将这一文件递给王家桢。当时，王正协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事宜”，遂将该文件作为中文，在东北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内部印行，并给该文件取名为《田中奏折》。
1929年12月，被摘要公开发表。《田中奏折》中译本有若干缺陷和谬误之处，这些曾被人指责为“伪造的痕迹”。
王家桢在回忆文章中说明了其产生的原因：“因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他“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
此外，王家桢还指出这样的事实：东北地方政府收到《田中奏折》抄本后，发现日本有派遣军人潜入内蒙盟旗收买旧王公的阴谋，当即逮捕了有关的王公，被捕者“所作的口供和文件所说的一样，因而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仍有争议。但是，只要回顾一下田中义一内阁执行“积极政策”的实践和而后十余年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事实全部总和其内在联系可以证明《田中奏折》的存在。战前参与侵华重大活动的重光葵在巢鸭监狱里写的《昭和之动乱》一书，在谈及《田中奏折》时，不得不承认：“东亚方面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态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觉书》作为教科书那样进行的。因此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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