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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挑起"五卅惨案"，日本如何把自己洗白，让英国成"替罪羊"？

1924年底，为打败吴佩孚，日本上下其手，如何深度介入直奉战争？

张作霖是不是日本人的傀儡？关键看日本人以他名义，干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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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为围攻日本，美国率西方列强，如何在中国打了2场"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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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反帝运动以来，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两广8个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实行党代表制。10月，第二次东征消灭了盘踞于东江的陈炯明势力。不久，又荡平南路军阀邓本殷部。广州成为革命的摇篮和中心。

1、日本的“静观”态度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林祖涵、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参加了北伐军的领导工作。北伐战争是国共联合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的一场革命战争。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首先向吴佩孚势力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11日，攻克长沙。8月26日，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独立团打下粤汉铁路要隘汀泗桥。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勇克贺胜桥。9月6日，北伐军占领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吴佩孚在江南的10万部队基本覆灭。11月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12月3日，占福州。“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主力受到重创。

不到半年，国民革命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席卷了湘、鄂、赣、闽、浙诸省大地，长驱直入英、美利益集中的长江流域。

北伐战争初期，日本外务省估计一场“赤色革命”不会降临中国。因此，除了以“保护侨民”为由向长江中游派出一批海军舰艇监视以外，若槻礼次郎内阁对北伐一直持观望态度。

当广州国民政府行使主权，决定10月在广东港口征收“货物出产消费内地税”时，美国公使认为该项新税实际上是进出口税，而且税率又与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附加税相同。他向日本、英国公使提议，列强共同抵制。必要时对广东实行海军封锁。日本政府不同意美使的主张。外相币原指示日使仅仅参加北京外交团的联合抗议，同时告诉广州日本领事，如果日商向广州当局纳税可听任之。

11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请求日本不要支持蒋介石和北伐军，并且对山东军阀张宗昌施加影响，让他不要涉足孙在长江一带的地盘。若槻内阁故意摆出一副“不介入中国内战”的姿态。

币原宣称：日本政府对中国任何一派不偏不倚“是绝对必要的”，12月，国民政府拟在汉口征收两广实行的二五新税。英国为了维护其支配下的海关，打算宣布单方面无条件同意通过海关征收华盛顿附加税。美国有意赞同英国的对策。日本为了保护其在华贸易上的利益，强烈反对。东京训令驻华盛顿大使松平恒雄游说国务卿凯洛格列强此刻承认征收附加税，将促使中国方面加强无视条约的倾向。

中国革命的发展十分迅猛。1927年1月，国民政府宣告迁都武汉。3日，中国革命人民英勇地收回了汉口英国租界。7日，九汉英国租界也被中国方面接收。伦敦无奈，只得派驻华使馆参赞欧玛利到武汉谈判。在2月中旬同国民政府签订了归还汉口、九江租界的协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南方各省蓬勃兴起。

伦敦在失掉汉口、九江租界后惊恐万状，保守党鲍德温内阁认为“汉口事件的教训是严重的”。如果南军来到上海，“暴民”蜂起，汉口事件重演于上海，那就是“英国事实上的投降”。

于是，英国决定改变策略，由按照1926年12月《圣诞节备忘录》用“软”的一手为主来破坏中国革命，转而采取以硬的一手为主的方针。伦敦频频同华盛顿、东京磋商，怂恿它们同英国一道出兵上海，实行武力干涉。

日本政府主张继续持“静观”态度。外相币原认为“进入长江沿岸的南军高悬一定的主义的旗帜，以变革政治和社会为目的。因此，中国内乱的性质起了变化”。在南北形成对峙的形势下，今后中国政局如何发展尚难断言。

币原主张日本“特别需要采取慎重、冷静的态度”。据此，一方面若槻内阁与列强采取有限的协调行动。东京悄悄动员海军陆战军1500名，准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开往上海，并派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先期从佐世保驶往长江。

日本此举旨在保护上海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币原在议会高唱“同情”中国国民运动和“不干涉中国内政”。他于1927年1月18日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声称：“中国国民的合理希望，日本以充分的同情和好意予以考虑”，日本政府“尊重保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对中国内政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

1月20日，英国驻日大使蒂雷游说日本外相，说：英国已经向上海增派军队，希望日本派出陆军一个旅团，共同行动。次日，币原以列强现有的驻沪兵力“已经足够维持租界的秩序”为理由，断然拒绝英国联合出兵的提议。

币原之所以拒绝派遣陆军而继续采取“静观”态度，并不是不愿意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而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中国革命营垒内部分化的一些情报。

2、蒋介石的“善变”

当北伐军打到长江中游时，币原指示他的心腹、出席关税特别会议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南方窥探政治情势。

佐分利在关税会议期间结识中国代表黄郛。1926年秋，他专程访问蛰居天津的黄郛，探询途径。黄郛是蒋介石留日时的挚友，辛亥革命时期同为陈其美部属，陈、黄、蒋结拜为兄弟。北伐军兴后，黄郛同蒋介石建立联系。经过黄郛的牵线，佐分利在南下会晤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之后，又前往南昌会见了总司令蒋介石。

佐分利在1927年1月8日给外相的报告指出：在对外政策上，国民党人的公开宣言与他们的真实意旨有着不小的距离。他强调指出：目前蒋介石派与武汉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总揽军事和党务大权的蒋介石，在外国观察家的心目中是南方新崛起的“强人”。由于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多变，以及他在北伐前后发表一系列“革命”的言论，曾使外国人感到眼花缭乱。

奉孙中山命赴苏俄考察，支持孙改组国民党的蒋介石，曾率黄埔学生军镇压英国买办陈廉伯商团叛乱；与共产党人合作，组织“东征”，打击广东军阀陈炯明；在汕头公开演讲，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五卅”后，鉴于工农群众运动的大发展，广州革命力量的显著增强，蒋介石开始恐惧和动摇起来。他于1926年3月20日突然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赶走了苏联顾问季山嘉，迫使共产党人退出黄埔学校和第一军。西方观察家曾判断：广州“似乎可望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

但是，蒋介石感到当时力量的对比使他难操胜券，乘机诡称“此事出于仓促”，是个“误会”。随后他交替玩弄“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的诡谲手腕。

一面炮制《整理党务案》，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人排除出去；一面又把著名的右派胡汉民、伍朝枢驱逐离粤。自己大肆攫取权力。

为了赢得苏联的支援和中共在北伐中出力，他同4月底返穗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过从密切，遇有政治大事，辄与鲍磋商。在广州所辖的8个军中，他任用4位共产党人为党代表。北伐前夕，6月7日，他在黄埔公开演说：“中国革命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按照这些话去做，“你们会走上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北伐军兴，蒋一再申言：北伐的最大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这些表现使得西方观察家对这位“强人”的政治面目和北伐战争的前景感到朦胧不清。

币原的使者侦悉革命营垒分化的真相，事态确如佐分利向东京报告的那样。

3、蒋介石何以“右转”？

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蒋介石认为反共的时机接近到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挑起迁都之争，蒋介石深知，大军北上，国民政府设在何处是关系到今后他能否控制大权的关键。他原来主张迁都武汉。从9月18日到11月19日间，他曾多次致电广州，主张中央迁都武汉。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采纳他的意见，决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北迁武汉”。

第一批要员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前往武汉进行筹备，于12月2日途径南昌。蒋介石与陈友仁、鲍罗廷等于7日举行牯龄会议。会上，蒋介石主张“缓和”工人运动。左派人士提议取消国民党中央的主席制，为蒋所不悦。在攻取南京路线上曾发生争执，最后决定了由浙江夺取上海进攻南京与从九江沿江而下的“两路进攻”方案。

8日，陈友仁、鲍罗廷等离赣迳赴武汉。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改变了主意。为了把中央置于他个人直接控制之下，他认为“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设在前方”，坚决主张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改驻南昌。当12月31日第二批要员谭延闿、张静江等抵南昌时，蒋介石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竟以“为政治军事发展便利”为由，作出党政中央“暂驻南昌”的决定。同时，将一些政府要员控留在江西。从此，革命营垒隐约存在武汉和南昌两个中心。

蒋介石的另一个步骤是悄悄筹组右派核心，策划背离三大政策的阴谋。在牯岭会议之前，11月22日蒋亲笔致函在天津的黄郛，邀其南下；在牯龄会议之后，12月18日他命总参议张群赴津，信中说：“特嘱岳军（张群字）面达一切，尚祈不吝教益”，敦促黄速来南昌，谋划“共底于成”的大计。

黄郛于1月初南下。他不仅成为蒋幕的嘉宾、而且同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形成南昌右派的核心，在牯岭和南昌，黄郛、张静江与蒋朝夕相处，密议频仍。

黄郛向蒋献策：

一、最为重要的是向国民“明示政策”：“必须离俄清党”，放弃“容共联俄政策”。二、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无论如何不应放弃日本这条路”。三、底定东南后，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引为同调，形成“中心力量”。这样，“可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黄郛的主意，尽为蒋所采纳而成为其行动纲领。

蒋介石积极进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1927年1月末，他在牯岭接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直截了当告诉这位日本外交官员，他本人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他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

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日领把蒋的谈话报告了外相币原，与此同时，蒋在日留学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奉日本海相财部彪的差遣来访，蒋介石在牯岭同这位使者进行两天的长谈，蒋向小室表示：“我们没有受苏联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

为了解除帝国主义的恐惧，他说：“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蒋强调指出：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在那里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

蒋介石用明确的语言表示：“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4、和日本的勾结

蒋为了获得日本政府的确切反应，于2月派戴季陶专程东渡日本探听和联络。同时，他还派黄郛去汉口就近同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亭接洽。

黄郛在汉口遇到日本军部派来的铃木贞一。铃木是奉陆军首脑宇垣一成差遣来同蒋介石会晤的。原来，在汉口英租界被收回后，宇垣召集军部要员探讨中国局势。他认为“新兴的南方势力当中混杂着共产党危险分子”。南方派要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列强在华地位将发生巨大变化。

“日本在满蒙的利权，必将丧失殆尽”。他提出的对策是“务必不使共产主义波及全中国”，使南方派的蒋介石同共产党分裂。“这是当前的紧急任务”。要使“南北两派净化、稳健化，实现浑然一体的中国统一”。

1月24日，宇垣将游说蒋介石的使命交给了策动“北京政变”卓有成效的铃木贞一。2月初，铃木从上海到汉口：找到老相识黄郛。黄郛立即把铃木送到九江会晤蒋介石。铃木对蒋介石说：日本陆军认为你应当同“共产党分手”、搞“纯粹的国民运动”。蒋一面说明自己的立场“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面含蓄地向日本军部的使者示意道：“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宇垣的敦促使蒋介石感到勾结日本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外相币原在掌握来自驻华外交人员的一系列情报之后，于2月间作出判断：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3月5日，他进一步论断：如果共产党人走得太远，这位寡言的将军是一定会干预的。于是，他向若槻内阁提议：拉住蒋介石，使蒋压制共产派，“统一国民革命”，是可取的方策。

随着迁都之争的激化和同日本帝国主义勾搭的逐步加深，蒋介石背离三大政策的行迹日益嚣张，1月中旬，蒋视察武汉回南昌后，致电武汉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坚持撤掉鲍罗廷的职务。

2月26日，他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自动撤回代表鲍罗廷”。在掀起逐鲍的同时，2月21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声称：我是国民革命领袖之一，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与权力”。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3月9日他指使人悍然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此外，在他顺江而下途中，唆使右派和帮会流氓接连捣毁九江、安庆等地由左派主持的党部和工会，这时候，武汉方面还不打算同蒋决裂，而准备让蒋仅负责军事而能受党和政府的指挥和监督。

3月10日至17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决议免掉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部长等职，并限制了由蒋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的权限。

5、南京事件中日本扮演的角色

在革命分化进一步加深，北伐军进军东南的重要时刻，3月24日发生了美英军舰炮轰南京的事件。

在国民革命军发动南京战役之前，英、美、日军舰已经部署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水面。3月7日，泊于南京的美舰“诺亚号”舰长史密斯与美国驻南京领事戴伟士邀英、日军舰指挥官秘密开会。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官吉田健介中佐参加。英、日接受美方提出的方案，制定出一项“警备南京计划”。

内容是：

(一)估计南军进攻南京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在败军溃退之际有发生抢劫的危险；南京城将成为战场；南军攻占南京后将“煽动排外风潮”。（二）设立领事馆与军舰间的通讯信号装置。（三）各国海军陆战队应领事的要求，将登岸“保护侨民”。届时通报其它国军舰指挥官。

当南京攻防战刚开始，直鲁联军尚在固守之际，美舰“诺亚号”舰长史密斯派人视察了美领戴伟士事先选定的“信号站”址——与南京城西北城墙相倚、可以俯瞰长江的一座小山上美孚石油公司经理哈伯特的住宅，并且命令舰上大炮瞄准业已测定的炮击界标。

22日，美英军人和信号长潜入南京，戴伟士把他们埋伏在这座“信号站”里。当晚，“信号站”开始向江面美英军舰传递革命军攻城的情报。23日下午，北军在雨花台败阵退入城里，原拟凭险固守的褚玉璞仓惶渡江逃往浦口。官兵争渡，发生火拼，下关秩序大乱。

不及撤逃的北方溃兵近3万人，回窜城里大肆抢掠。24日晨、率先进城的第六军、第二军主力集中力量搜捕溃兵，警戒江面。城内持械流窜的北方溃兵和南军当中的少数不良分子抢劫了外国侨民和日本、英国、美国领事馆。

在纷乱中，有6名外国人（其中英人2名，日、美、法、意人各1名)死亡，数名受伤。

美国领事戴伟士偕一批侨民避往“美孚山”上的“信号站”，随后命信号兵向江面军舰发出要求炮击的信号。美舰“诺亚号”、“普莱斯顿号"和英舰“绿宝石号”在下午3时30分开始向南京城猛烈轰击1个多小时，发炮110下。南京居民和革命官兵遭受屠杀，房舍、财产受到损失。日本军舰指挥官鉴于日本侨民散居南京城里，惟恐炮击引起报复，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没有参加炮击。日舰官兵听到英美军舰的炮声在甲板上雀跃高呼：“万岁！万岁！”

美英军舰炮击南京给蒋介石以巨大的政治压力。当晚7时，蒋介石由安庆抵达芜湖。两小时后，他派员到日本领事馆向代理领事藤村说：南京事件由蒋负全责处理。希望日本出面调停，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旋蒋介石得知南京日本领事馆官员在芜湖逗留。深夜11时，又派人告诉该日本官员：“蒋介石将亲自前往南京，解决事件。”藤村立即向东京和驻上海日本海军当局报告了蒋的口信。

币原收到芜湖电报，感到日本政府应当趁此机会同蒋介石进一步加强联系。于是，他训令藤村立即与蒋接触。但是，当东京训令到芜湖时，蒋介石已经乘“楚同舰”驶往南京去了。

25日中午12时许，蒋介石到达下关江岸。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正在接见交涉侨民问题的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官吉田中佐。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登上“楚同舰”迎蒋。

蒋介石鉴于南京局势不稳，不肯登岸，要江右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等登舰会晤。

在程潜等登“楚同舰”议事的同时，杨杰以“奉总指挥命视察抢劫情况”为名，到日本领事馆去“道歉”。一幕新右派勾结日本的丑剧在鼓楼日本领事馆里演出了。

《日本外务省档案》收藏的南京领事森冈正平给外相的电报为人们提供了佐证，森冈的电报叙述：

“蒋介石本日到达，“下午2时顷，第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来馆。“杨氏当着全体避难国民面前，用日语对下官说：此次事件实为遗憾。这决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一部分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进行交涉。请日本方面无论如何以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

随后，杨杰派兵护送森冈领事和135名日侨到下关登上日本驱逐舰“桧号”、“桃号”和“滨风号”，杨杰的谈话突出地告诉日本帝国主义：南京抢掠是共产党“蓄意制造的”。蒋介石已下令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币原得到森冈的这份重要情报，对中国革命阵线作了进一步估计。

他认为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稳健派”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已经迫在眉睫。对于“南京暴行”，币原认为“一部分是由南军、一部分是由山东溃军造成的，而南军造成的那部分系由过激分子煽动而起”。其“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于是，币原一面指示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把杨杰传递的消急转告英、美公使；一面亲自约见英、美驻东京大使，让他们转告伦敦和华盛顿：日本政府认为“任何强国目前采取强硬手段都是个错误。因为这只会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使广东人中的过激分子取得对广州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

英美炮击南京给蒋介石施加的沉重压力，加快了蒋靠拢帝国主义的步伐。因此，新右派首领求助于日本帝国主义，请它向英美调停。而在东京的币原向英美散布“南京暴行”为“过激分子煽动而起”，其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劝告英美不要对蒋采取“强硬手段”，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新右派首领求援的回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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