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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49 年 10 月初宣告成立，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这标志着中国局势的根本转折点。美国政府是否能使其政策适应于新的现实，以符合其国家利益，却是一件尚待分晓的事。

著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于 1949 年 7 月 14 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艾奇逊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项反蒋建议，但遭到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三军部长们的反对。据皮尔逊讲，艾奇逊的提议之所以被否决，是因为：

（1）毛泽东宣布倒向苏联；（2）中共当局粗暴对待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立夫。

已经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未能证实皮尔逊的上述报道，但是他所提出的两点原因，值得探讨。

1、“一边倒”战略的影响

任何人处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地位，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困难的局势。美国一直支持刚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并公然敌视新中国。苏联则耍弄两面手法。它承认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判断错误，斯大林在 1949 年 7 月向刘少奇, 12 月向毛泽东都当面道过歉。但在同时，苏联又极其怀疑新中国乃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美国公开反对中共是极不明智的，但可以理解。而苏联的态度使中共领导人极为不悦，但又无法正面去反对。当时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是它的中心；有一个准共产国际组织——情报局；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是它的头；有一位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 最后,还有一个“反面教员”南斯拉夫。除非到了苏联施加的压力变得忍无可忍时，中共别无他法只好跟苏联结盟。为了表明诚意，消除苏联的猜疑，中共不得不公开宣布在外交上“一边倒”的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天之后，苏联宣布承认中国新政府。得悉这一情况后，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希望政策计划办公室对美国面临的形势作一全面回顾，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可以斟酌一下废除雅尔塔协议中关于远东的部分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会给对日和约带来何种影响。同一天，副国务卿韦伯去见杜鲁门，研究承认中国的问题。韦伯讲的跟上面腊斯克说的一样。杜鲁门表示，他感到“我们不应过急地承认这个政权。过去我们等了 12 年才承认俄国的共产政权”。这位总统当时可能没有想到，美国竞要等到 22 年后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30 年后才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的诞生彻底打破了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设计的远东大国均势，这当然是不合美国政府心意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并不见得高兴。周恩来说：“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议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

一位南斯拉夫革命领导人指出：“苏联政府对于所不能控制和指挥的革命运动都是不感兴趣的。”

2、“瓦尔德事件”背后

至于皮尔逊所论及的艾奇逊遭到挫败的第二个原因——奥立夫副领事事件，那么奥立夫在干预了上海的一次群众游行之后，的确未能享受到外交官的待遇。

在美、英和别的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政府给予这些国家在华外交官的待遇，颇不正常。总领事被称为前总领事，总领事馆被叫做前总领事馆或由此人主持的办公室。这些外交和领事官员不在中国外交部而在地方公安局的外事科登记。不过，就奥立夫事件而论，它跟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比起来，就只能算小事一桩了。

1949 年 10 月 24 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被市公安局拘留了。拘留的理由是沈阳领事馆的一名职工被美国职员殴打, 瓦尔德对此负有责任。杜鲁门在 10 月 31 日说，美国应派一架飞机去沈阳把瓦尔德弄出来，他还说准备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如有必要并能够确定有效，还包括使用武力在内。11 月 10 日，韦伯向杜鲁门报告说，“下一个行动是取得英、法帮助出面交渉，但约翰逊部长也正在研究使用武力的可能途径”。

杜鲁门在 11 月 14 日对韦伯说，关于瓦尔德一案，国务院应彻底研究封锁从华北港口运煤到上海的通道。这样中共便会明白他是认真的，从而释放瓦尔德。杜鲁门认为这一做法能使美国在国际上得到很大好处，并会使英国在承认中国和其他问题上更难以独立行事。他说如果美国真打算这样干，便应去击沉任何不听从警告的船只。

艾奇逊在 11 月 21 日去见总统，留下了一份反对进行封锁的备忘录。杜鲁门也同意先不采取行动，等那些在中国有官方代表的国家对美国已分送的照会作出回答后再说。就在 11 月 21 日，瓦尔德在沈阳被判处 6 个月徒刑。

中国新闻界在 11 月 27 日报道了此案。瓦尔德在 12 月 7 日离开沈阳，被驱逐出境。

凯南认为，“瓦尔德案件是对于美国处理苏联驻美商务代表处和古比切夫两案的报复行动”。这一看法并未得到证实。看来瓦尔德案件是中国而不是苏联的决定，此案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是这个案件本身。瓦尔德案跟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的间谍案件有密切关系。在瓦尔德被驱逐出境前, 中国新闻界在 1949 年 12 月 2 日报道了沈阳间谍案。1949 年夏，沈阳市反间谍机关破获了一个自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二楼上指挥的间谍网。北京美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在电话中对国务院说，瓦尔德案件要比预期的复杂，因为它跟夏季的间谍案有关系。

间谍案肯定使中国当局对于美国外交官加重了怀疑，同时, 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明美国政府早就在预谋破坏新中国。因此，不管中国尔后采取什么行动，都是美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后果。其二是中国政府可以以瓦尔德案为理由，对美国不承认新中国并企图让别的国家跟着走的态度进行报复。中国政府很可能是在用这一案件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是一句空话，中国政府的反美声明也并非是喊喊而已。

有一位美国民主党人、杜鲁门的老朋友，他非常反对蒋介石政权，赞成承认新中国，此人名叫莫里·梅弗里克，是得克萨斯州的律师，做过国会议员，看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并在二战后到过中国。他给美国国务院的杰瑟普写信道，“我认为周恩来是在以瓦尔德的本来面貌对待他，因为他并没有领事的许可证。我认为这一点应向总统解释清楚。

因此可以说，自尊心使我们在远东的地位迅速下降”。梅弗里克还为瓦尔德案件提供了一种极为有趣的解释。他说此案源自太平天国时那位替清军打仗的“常胜”将军——华尔，因为瓦尔德和华尔的姓氏英文拼法是一样的。这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但其中也不无几分道理。

杜鲁门想用飞机营救瓦尔德的打算，不免令人想到三十来年之后美国派出直升机队去伊朗，企图救出被围在那里的大使馆人员所遭的失败。这一事实，加上想用海军阻止中国北煤南运，显示出总统实在是锦囊之中已经无计了。瓦尔德案因瓦尔德被释放而告一段落，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杜鲁门后来不断举此事为例来说明新中国的敌对态度。看来他的自尊心是真正受到了伤害。他一定耿耿于怀：肆无忌惮的中共竟然敢拘押一个美国外交官并判之以徒刑！这对美国来说除了战争时期外在，此前大概还未曾有过先例。

中国政府显然认为沈阳间谍案并非是一起孤立的案件。中国政府当时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人们至今并不了解，中国新闻界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才将有关这一间谍组织的材料公之于众。但是从这些后来公布的消息中，可以看出沈阳间谍案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小部分。

3、梅弗里克的一封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构开始建立并经营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间谍网。在战略情报局于 1945 年 9 月 20 日撤销后，它的谍报行动职能、干部和情报员都移交给陆军部，建立了一个名叫战略情报组的机构。当中央情报局在 1947 年成立后，这个谍报行动部门加入了该局，成为秘密行动部。不管隶属关系有什么变化，在中国的这一美国谍报组织在 40 年代后的几年里一直是积极活动的。

它先在大战结束后使用美国联络团的名称，然后叫战略情报组，最后称作海外观测队第 44 分队。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名称的变化跟这项工作先后归战略情报局、陆军部和中央情报局主管大体上一致。上海市西区衡山路的一个大院，便是这个谍报组织的驻华总部。它的公开和秘密任务跟正规的军队情报机构所担负的大不一样。

1949 年 10 月，杜鲁门决定将从台湾撤出美国人。他表示，“中共几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拿下台湾，他也不愿再次让美国人留下来而扯进各种问题中去”。

根据总统的指示，艾奇逊于 1949 年 11 月 17 日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除杜鲁门和艾奇逊到场外，会议的参加者还有国务院的巴特沃思、杰瑟普、三名远东问题顾问和其他几个国务院官员。杜鲁门说，这次会对他极有帮助，“使他对于共产党在中国取胜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整个局势有了更好的了解；自己也在用新的思路考虑这个问题”。

艾奇逊对于会议做了如下的评述：

“总的说来，这一政策有两个目标。一个可能是反对中共政权，干扰它、逼迫它，在机会到来时试图推翻它。另一个目标是试图使它脱离对莫斯科的效忠，并在一个时期里鼓励那些可能使它改变的有生力量。” “如果说第二种选择是绥靖政策的话，那么它并不更甚于对待铁托的态度。”

三位顾问异口同声地认为以第二种办法为宜，“总统认为，从广义上说，我所做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他希望在决定这一问题时能对一切事实有个彻底的了解”。

在这次会议前几天，莫里·梅弗里克向国务院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杰瑟普、凯斯和福斯迪克分送了一份备忘录。梅弗里克写道，国务院的立场得不到中国新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恰恰相反，不管未来的中国政府如何，我们的说教和自命不凡的态度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敌视。梅弗里克认为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毫无同情之心，一点儿也没有好处。在提出指控时，我们忘掉了自己在早已明白，再做下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之后很久，还继续支持腐败的国民党当局。我们也忘了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受到欧美干涉的历史。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跟我们一样，肯定会有人的感情，而我们却置之不顾”。

他强调指出：“根据国际法，应当承认该得到承认的国家, 哪怕它跟俄国友好也罢。”

4、承认新中国的意见

11 月 19 日，梅弗里克写信给杜鲁门，附去了上述备忘录。 他的信中告诉总统，他“倾向于认为应当找到承认新政府的途径，至少也要进行谈判。我知道我们的领事被捕，这很不好。 然而，在我看来，不应当因中国人这种不当行为而使我们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我认为新政府急于获得承认。而我们也可以使中国成为朋友”。

杜鲁门在三天之后回信给梅弗里克。他写道，梅弗里克的信“是我所看过的有关中国的信里最有道理的一封。我无法表达我是如何地喜欢它。有许多草包，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听到有人对于这件事讲了多少有点常识的话，在感到欣慰”。

从美国后来采取的行动来看，杜鲁门当局很可能在这时做了决定，把离间中、苏的方针置于不去绥靖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原则之上。南斯拉夫发生的事情提醒了苏联，要警惕共产主义队伍中持不同看法的分子。同时，也向美国和西方表明，社会主义集团并非铁板一块。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在 1950 年 2 月提醒国务院，“南斯拉夫极为急切地希望跟各国共产党人建立接触，以加速他们深信会出现的跟莫斯科分手的进程”。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 1949 年 11 月的美国国务院会议上的一致意见持同样看法。在这次会议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将题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的文件稿交给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传阅和考虑。文件稿说，“鉴于当前的情况和各方的情报，如果把美国政策置于中国‘铁托主义’的微弱希望和遥远前景的基础上，将是愚蠢的。

这样便否定了美国有着因共产主义的不同，而反对它的道德力量”。文件稿进一步建议，一旦美国因策略需要而承认中国或跟它有了关系时，“应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承认中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认中共为中国一部分的政权，并继续承认在非共产党的中国的另一政府，这样的可能性应当予以探讨”。

国家安全委员会 1949 年 12 月 30 日通过的 48/2 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成分之间的争吵，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合的时候，应使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以上目的”。这一文件讲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虽然福摩萨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但是福摩萨的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的地位。”

1950 年 1 月 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对华政策声明。声明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美国并无将福摩或其他中国领土据为己有的计划。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殊权利或优待以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美国政府将不走会导致参与中国内战的道路。

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顾问。美国虽然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不断声明自己反对中国内战，但统统食言而肥了。然而美国总统在这最后关头所发表的声明，等于是讲“美国对台湾撒手不管了”。这可是不能等闲对待的。

这时杜鲁门当局内部对于台湾的前途仍无一致意见。总统声明是由国务院送交杜鲁门发表的。当总统跟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商量时，克利福德、墨菲、索尔斯和莱伊都反对发表它。杜鲁门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的意见，他也强烈反对发表。但是在 1 月 4 日晚，杜鲁门被艾奇逊说服，决定发表这一声明。在声明的最后文本敲定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索尔斯给艾奇逊打电话，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建议将文本做以下修改：把无意“将福摩萨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去，因为今后如中国南进，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会想把这个岛屿同中国分开。艾奇逊表示不妨删去，但他宁可把这句话留在声明里。这时军方内部也意见不一。

几天以后，腊斯克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会改变对台湾的态度。 五角大楼在关于台湾是否在战略上重要到值得出兵一点上弄得众说纷纭，腊斯克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定会把这个问题交付讨论。杜鲁门本人对于声明文本也并非毫无不同看法。他在“无意将福摩萨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前面加上“在目前”几个字。 约翰逊对声明感到不快，因为它终究是发表了。艾奇逊也并不高兴，因为总统未经商量就增加了几个至关重要的字。白宫新闻秘书也感到不好办，因为到发表前还得把声明重新打一遍。

即便有着以上种种背景，杜鲁门的声明是等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兵收复台湾，这就充分证明了总统在头一年 11 月里听了国务院的专家顾问们的汇报后做的决策，正在贯彻执行。

一位越南官员当时对美国驻西贡大使馆说，杜鲁门的演说受到了越南公众舆论的普遍欢迎，因为在大多数越南人看来, 美国占领台湾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驻新德里的美国大使馆也报告称，杜鲁门的声明无疑使印度政府感到宽慰。

接着，又有一些迹象显示出美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趋向缓和。1950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向总统报告说，它已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团，如果安理会对撤销国民党席位或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投票，代表团应投反对票。但在同时应当说明这不是使用否决权。如果投票反对被视为否决，那就应该要求重新投票，届时再投弃权票。

1950 年 1 月 21 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会晤了艾奇逊。在会见中，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说美国将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投否决票。他说“可能只消几个星期，安理会的七个成员国便会承认中共政权，那时将用程序性投票来接纳中共代表”。“我们把这看作是一件程序性的事情，我们自己不使用否决权，也不默认同意别人的否决。”

艾奇逊在 1950 年 1 月 13 日表示，要把拨给国民党的援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立法项目之下，这样便可以用它来援助日本等国。1 月初的时候，柯克大使自莫斯科报告，“早日承认中共政权将最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除非在中国驻有官方代表, 我们将无法使那里的局势有利于我国。自由世界如在承认北京的问题上分裂，将是极其危险的。它将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带来严重影响”。

柯克反对任何旨在加强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措施，他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也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还将在南亚带来强烈的反作用。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 1 月初也报告说，绝大多数在沪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和必须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总统本人也作了一番重要的表示。当杜鲁门在 2 月里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时，他说他“并不认为福摩萨落在中共手里是对菲律宾的一种威胁”。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却并不是对于杜鲁门或艾奇逊变化无常的声明表示赞许的时候，他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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