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为更好阅读本文，建议先读：

张作霖是不是日本人的傀儡？关键看日本人以他名义，干成了什么？

1921年华盛顿会议：为拆散"英日同盟"，美国如何把打包中国卖了？

1920年为围攻日本，美国率西方列强，如何在中国打了2场"胜仗"？

巴黎和会：日本如何忽悠，美、英、法三国，一起逼中国割让山东？

袁世凯当皇帝，为何必须要日本点头同意？一箭三雕日本玩得有多溜

屈辱堪比马关条约，"二十一条"谈判，强逼袁世凯，日本有多嚣张？

1914日德战争：堪称第2次"日俄战争"，为占领山东，日本有多无耻?

当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和奉系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日本内阁却酝酿一套援奉攻直的计划。

陆相宇垣主张：在双方对峙山海关初期，均势尚未打破之前，日本“应当给现今（满洲）当权者张作霖以有形和无形的相当的支持”。他随即采取了行动。

1、日本如何帮奉系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20日，宇垣在给新任张作霖军事顾问菊池武夫少将的指示中说：如果发生紧急事态，你应推动日中军队“共同合作”。

于是，以松井七夫大佐、是永重夫中佐和仪我诚也少佐等10多名军官组成“日本军事顾问团”，立即赴山海关奉军一、三联军司令部参加指挥作战。当鏖战正酣，奉军弹药告急时，日方补给奉军以步枪、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奉军依仗这批弹药一举突破直军阵地。

此外，日方还不断向奉军递送情报。直军征集民用轮船13艘，准备从大沽口运兵自海路奇袭营口或葫芦岛。日本侦悉立即密告张作霖，使奉军免遭一场海上侧翼袭击。

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秘密地部署了一套瓦解直系势力的谋略。

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少将早在1924年2月向东京密报：陆军检阅使、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部为直军劲旅。“冯是直系内部妒视吴佩孚权力的人物之一，他企图削弱吴的力量”。

上原根据上述情报拟定了颠覆曹、吴的秘密计划。步骤之一是派人推动张作霖、段祺瑞合作，共同拉拢冯玉祥。退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熟识北洋军阀首脑人物，由他执行这项任务。

寺西先密电段祺瑞，告以奉张即将向吴佩孚开战。久图东山再起的段祺瑞派吴光新去游说张作霖，要他联络直系内部力量，相机里应外合，推翻曹、吴。寺西又赶到奉天，向张作霖献策：联段拉冯反吴。

接着，他前往天津，与段祺瑞一起拟定拉拢冯玉祥倒直的具体方案，段祺瑞派贾德耀去联络冯玉祥。与此同时，张作霖也派日本顾问町野武马赴津与段祺瑞密商具体措施。

这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穿针引线，张、段携手拉冯反直的政治格局大体形成。

另一个步骤是军部指示林弥三吉设法怂恿冯玉祥起事。

冯、吴之间确有宿怨和矛盾，吴佩孚曾夺去冯玉祥河南督军的职位和地盘。冯部调京，吴又屡屡扣发军饷。冯积忿难平。他与第十五旅旅长孙岳、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相约反吴，同时，冯邀教育总长、亲日派政客黄郛为他从政治上谋划。

林弥三吉侦悉后，选定黄郛充当联络冯玉祥的中介人。他指使与黄郛相熟识的铃木贞一少佐和大总统府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手下的土肥原贤二中佐与黄郛接洽。9月间，土肥原向黄郛提供坂西从大总统府窃取到的一份情报，内容是曹锟通过秘书长王兰亭、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谋划，企图向美国求援。土肥原促黄郛破坏这个行动。

黄郛把日本特务提供的文件副本转给了冯玉祥，并鼓动冯断然起事，推翻曹吴。据日本史料记载，段祺瑞要张作霖付给冯玉祥一笔“军饷”，张作霖犹豫不决。日本顾问松井七夫极力鼓动张答应下来，并立即拨付。张作霖向南满铁路公司贷款，经三井银行汇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再由吉冈递交段祺瑞。段立即派段祺树、王乃模会同林弥三吉的下属、与冯有往来的松室孝良少佐，将一张横滨正金银行的100万元支票交给冯玉祥。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活动中，扮演了极不寻常的角色。林弥三吉完成了军部赋予的任务。

冯玉祥奉命经古北口进军热河。9月24日开拔。他以“训练”为名，将1万余“新兵”留在北京。当行抵滦平，得到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形势危急”的消息，冯玉祥认为起事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命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率部兼程回京。10月22日，冯折返高丽营，与从北京赶来的黄郛作了发动政变的最后部署。23日上午，回师北京的鹿钟麟部拘禁大总统曹锟，夺取了北京。25日，冯任国民军总司令。11月1日，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宣告成立。直系政权垮台。这就是“北京政变”。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向秦皇岛派遣驱逐舰4艘，陆军第三十三联队一部同时侵入。这样，就阻塞了背腹受敌的直军海上的退路。吴佩孚主力部队在冀东被歼。

可是，当吴佩孚走投无路之际，町野武马竟然闯到吴佩孚所乘的指挥列车，劝吴由渤海“脱险”。吴遂率残部到天津，乘“华甲舰”浮海南逃。

吴、冯矛盾激化是冯玉祥倒戈反直的内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活动如同催化剂一样，确实在加速政变发生上起了重要作用标榜“不干涉主义”的外相币原是“北京政变”的知情者。

2、孙中山对日本的期望

10月12目，日使芳泽电告外相：从寺西秀武处得到情报，冯玉祥已同意与段祺瑞合作，他将在数日内趁吴佩孚不在北京之机举行政变，夺取首都。16日，驻津总领事吉田茂也电告币原：张、段已“说冯倒戈”。20日，芳泽又报告了冯军部署的细节。正因为币原获悉这些情报，当加藤内阁于23日再次讨论直奉战局时，大多数阁员主张援助奉张，币原力排众议，表示反对。

他除了列举日本政府的“不干涉”方针已昭示内外以及日本在南满铁路有驻兵权，吴佩孚不敢冒与日军交战风险而跨越该路两点理由之外，着重指出：冯、吴有宿怨，如果吴称霸东三省，“冯决不会袖手旁观”。

他强调说：张作霖、吴佩孚在山海关作乾坤一掷的决战之际，正是“冯玉祥崛起之机”。当前，日本以持稳如山岳的态度“是为上策”。由于币原事前知道反直政变即将发生，所以才作出冯将“崛起”的“预言”。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外务省的“不干涉”的公开声明与军部实行干涉的隐蔽谋略，双方配合得十分协调和默契，两者相结合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政策。币原施放的“不干涉主义”烟幕恰到好处地掩盖了军部一伙见不得人的干涉伎俩。

外相与军部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截然不同，实际上两者密切配合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既维护了日本在华权益，又搞垮了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再次加强了日本争夺支配中国的地位的势头。首相加藤在12月中旬宪政会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我国同英美协调，采取不干涉方针。“我唱彼和”。币原外相使日本“取得了非常良好的地位”。

“北京政变”以后，中国建立一个由什么人为首脑的中央政府成为东京所关注的问题，冯玉祥电邀在广州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张作霖则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插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币原外交”演出了一出拥段（祺瑞）排孙（中山）的丑剧。

孙中山当时是广州革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首脑。

1923年初，他在上海会晤列宁派来的代表，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不久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邀共产党人李大钊到广州商讨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事宜。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的对外政策。

从此、广东开始出现新的革命形势。广州政府决定收取西南各省“关余”，并顶住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海军示威”的压力。接着，又荡平了英国买办陈廉伯发动的广州商团叛乱。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建立黄埔军官学校，为创建革命军队准备条件。这样，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逐步酝酿成熟。

日本是较早侦悉广州出现革命征象的国家。陆军谍报人员搜集到苏联给予广州援助的情报，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也向东京报告，孙中山倡导反帝意味着“国民党的影响增长”。日本统治集团对广州事态的看法不一。陆军大肆宣染苏联控制远东的活动，认为不能低估苏联在华活动而产生“中国共产主义化的危险”。外务省估计广州的反帝运动“并不是以日本为对象的”，而且国民党内反对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派系斗争正趋于激化，外相币原论断：孙中山是一位“激进的空论家”，正因为如此，其政治生涯屡遭失败。

币原不认为孙中山赞成共产主义。他主张日本暂不宜采取任何行动。

孙中山决定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在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他特意取道日本，在长崎、神户发表演说，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主张。他还期望通过老友犬养毅（当时任加藤内阁邮相）敦促日本政府率先响应他的主张，废除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换文以及其它不平等条约。

3、日本拥段排孙的丑剧

加藤内阁得悉孙中山北上阐述的政治纲领以及中国各地民众拥护他的主张，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消息，认为孙中山“排外”倾向严重，值得注意。孙前往北京一旦参加中央政权，推行废除现有条约的主张，势必剥夺外国在华特权，堵塞日本对华扩张的道路。一向强调“尊重条约”的币原外相指出，孙要废除现行条约，日本政府是不能接受的。东京当权者认为段祺瑞以亲日著称，如他在北京掌握权力，可以抵制孙中山的政见的实施。于是，加藤内阁决定采取拥段排孙的步骤。

一方面，加藤内阁对正在访日的孙中山故意不予理睬。孙失望地离开日本前往天津。另一方面，为了使段祺瑞上台，由财界大仓洋行出面向段提供50万日元，充当政治活动经费。町野武马则奔走于张作霖与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之间，频频策划拥段登台。

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宣布了与孙中山的主张相对立的“外崇国信”的方针。

在孙中山尚在途中的时候，日奉勾结一起，以孙中山将带来“赤化威胁”为借口，积极怂恿英美同日本一道在孙到北京之前承认段祺瑞政府，驻京公使芳泽在北京外交团活动，散布谣言说：“有理由相信，冯玉样、孙中山在不久的将来打算发动另一次政变”，极力鼓动列强支持和承认段政府。

与芳泽相串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专程从天津到北京会晤美英使节。张对美国代办梅耶说：眼下最严重的威胁是“赤化问题”，苏联在中国的活动严重威胁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我担心孙中山到北京来将实行他在广东的一套。

张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同孙中山及其赤化政策合作。列强应帮助中国稳健派“反赤”。张作霖在会晤英使麻克类时表示，苏联在华活动和孙中山倡导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外国权益是一大“威胁”，如果英国和其它列强支持我张作霖，我一定打击他们，英美深知支持段祺瑞、张作霖对日本有利，经过权衡利害认为承认段政府比“废约”“赤化”的威胁要小得多。于是，接受了日奉的看法。

由于日使芳泽的多方联络，12月9日日本与英美法意比荷七国发出“事实上承认”段政府的联合照会。条件是段祺瑞必须“遵守前清和民国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尊重外国人在华享有的一切特权”，则列强将对段政府予以“事实上的承认”。七国联合照会的实质是反对孙中山及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

23日，段祺瑞接受七国照会提出的条件，得到了日、英、美的一致支持。于是，他悍然拒绝扶病入京的孙中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正确主张。段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并压制民众中掀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日本帝国主义拥段排孙，破坏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伎俩，暂时得逞。可是，外相币原在第50届议会演说中还振振有词地宣称：“中国由任何人掌握政权以及采取何种宪法制度，我们都无意滥加干涉。”日本政府拥段排孙的事实，又一次揭示了“币原外交”的虚伪面貌。

段祺瑞政府成立后，得势的奉系军阀一面插手控制北京政权，一面将地盘扩展到山东、安徽和江苏。张作霖力图排挤拱卫京师的国民军和从1925年春开始接纳苏联军事顾问和武器援助的冯玉祥。

4、郭松龄反奉事件背后的日本

奉冯矛盾逐渐尖锐化，成为北方政局新的焦点，1925年底，发生了郭松龄联冯反奉事件。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加藤内阁悍然公开出兵干涉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是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11月与冯玉祥秘密结成联盟，相约排除军阀专横，“实行民主政治”。24日，郭率奉军精锐6个师，2个炮兵旅在滦州倒戈，通电要张作霖下野。27日，郭率师5万人出关。30日，正式更名“东北国民军”。日本帝国主义对郭的突然行动，大为震惊，叫嚣郭松龄联冯倒戈，给“满洲”带来了“赤色威胁”。

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和满铁社长安广伴一郎急电东京，力主援奉。安广估计郭叛乱一旦成功，东三省将受到“赤化运动的蹂躏”，南满铁路、关东州恐将变为“自由地带”。加藤内阁讨论中国时局。

12月4日，币原提议：日本采取的政策“必须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局势”。他认为冯玉祥和国民党人“有左右北京中央政局”的趋势。日本在长江一带有投资，如果日本出兵干涉，会招致全中国的反日运动。他主张对张郭冲突应“严守中立”。加藤内阁暂时未作出决定。

12月5日，郭军在连山大捷，占领锦州。分兵两路，进军奉天。张作霖感到危在旦夕，一面派杨宇霆向日本求援，一面声明愿意下野，准备逃往大连。

日本陆军力主干涉。陆相宇垣认为“张作霖覆亡或失势，对日本的北满政策将是不利的”。日本每年净增人口75万，“满蒙”是解除这个威胁的“唯一地方”。宇垣认为：“张作霖在北满的势力和威望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而是十多年努力的结晶。今天张倒台，日本将一下子失掉这一方便。”同时，“第二个、第三个冯玉祥的出现，将使赤俄势力济漫北满，我国的发展将被阻止”。

7日，宇垣向加藤首相表明了上述态度。8日，内阁决定由关东军向郭张两军发出“警告”：如果战乱有危及铁路附属地及其邻近地区日本权益之虞时，日本军队“当然不能漠视”。同时，参谋本部命令久留米师团动员，关东军驻辽阳第十师团司令部迁到奉天城。

关东军开始武力干涉。郭军在13日占领营口河北车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向郭军发出禁令：不准进入营口，不准渡辽河作战，不准进入南满铁路沿线30公里地区。

15日，加藤内阁决定出兵，援张排郭。这次，外相币原赞成出兵。于是，久留米第十二师团一个混成旅（计2654人）和驻朝鲜日军步炮兵一部（计1000人）开赴奉天。同时，日本政府命关东军发出第二次“警告”：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20华里禁止两军直接的军事行动。17日，日军开到奉天和南满铁路，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驻奉天省城。

处于绝望深渊的张作霖有了日军的支持，重整旗鼓，调来吉林、黑龙江省军队，拼凑了5万人。日本军人以“顾问”身份帮助张指挥巨流河畔决战，关东军司令部指使化名“黄慕将军”的荒木五郎等14名日本军人组成一支配备重炮的炮兵部队，参加张军，在巨流河前沿猛烈轰击郭军，造成惨重的伤亡。

是永重夫中佐指挥黑龙江省骑兵部队突袭白旗堡郭军后方。吉林省炮兵在林大八中佐的率领下攻击新民堡郭军侧翼。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而又三面受敌的郭松龄军，经过两天的苦战，于24日纷纷溃散或投降。郭氏夫妇逃走，在途中被俘遇害。

日本政府这次明令出兵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外相币原在第51届议会上竟然撒谎说：由于郭军突然出现在营口对岸，日本驻防军队减员，败军抢劫日侨的危险愈益迫近，因而政府决定“立即补充缺员”。他强辩说：日本政府始终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一再援助奉系军阀，加藤内阁在继续实行“满蒙”扩张中，得到了张作霖的内应。

日本取得洮南-昂昂溪路权之后，紧接着怂恿张作霖批准敷设吉林-敦化铁路。他们认为吉敦铁路如果建成，有利于吉林-会宁铁路的修通，更现实的是这可使日本势力在吉林省东部进一步迅速加强，满铁遂分别怂恿张作霖和段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要他们批准由满铁承建吉敦铁路。

张作霖向日方索取“筹备费”100万日元。满铁理事松冈洋右不允，一度搁浅。后经满铁奉天公所镰田弥助的活动，张作霖同意向满铁借款1800万日元，修筑吉敦路。经过张的疏通，1925年10月24日，北京交通总长与松冈洋右签署了吉敦铁路的承办修造合同。事后，满铁要求追加800万日元修建费，给张100万日元的贿金，该路于1926年6月开工，1928年10月修通。

上述事实说明，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冠冕堂皇的招牌，隐蔽或公开地凶恶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日本攫取更大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币原外交”时期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特征。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