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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投原子弹前,为何没向日本发"通牒"?原因你可能不知
1944年底,苏联外长说了什么,让罗斯福决定派人,介入国共和谈?
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因为波兰问题,斯大林和杜鲁门如何闹掰?
1945年底,赫尔利促成国共和谈,回国述职后,为何迫不及待辞职?
波茨坦会议曾作出一个决定:由美、苏、英、中、法五国举行外长会议,每三个月开会一次。这一会议的最初任务是起草各国和约。1945年9月11日,首次外长会议在伦敦开幕,由五大国外长参加。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会议开始时提议,五国外长将参加所有会议,但只有在某项和约上的签字国,才有资格在讨论关于这一和约的会议上有表决权。
1、伦敦会议上的争执
当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初去伦敦赴会时,他认为由于原子弹所表现出的威力,俄国人要比以前容易对付了。这位国务卿自波茨坦会议后就一直陷于原子美梦中不能自拔。
史汀生在1945年7月写道,贝尔纳斯对他说,美国立场很坚定,“他(贝尔纳斯)显然是在大力依赖有关S一1号(即原子弹)的消息”。恰好像史汀生说过的那样,贝尔纳斯是后裤袋里露着原子弹去伦敦赴会的。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再次提出苏联要在黑海海峡拥有一个基地,贝尔纳斯和贝文都加以拒绝。
莫洛托夫还重提了过去的另一个要求:由苏联在的利波里塔尼亚建立一个点。这一要求也遭拒绝。他要求美、英两国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对方的回答是在保证进行自由选举之前不予承认。美英两国还提出了罗、保国内的个人自由问题。
莫洛托夫大失所望,于是推翻了原来已同意的由美国提出的会议参加办法,并说要退出会议。贝尔纳斯气急败坏,在9月22日打电话到华盛顿,杜鲁门不在,由李海上将接电话。贝尔纳斯要求李海先斩后奏,以总统名义给斯大林打个电报。李海照办了。
总统要求斯大林通知莫洛托夫不要退出外长会议,因为如此做将会对世界和平产生不良影响。三个小时后,贝尔纳斯发来了一份更为详细的电报稿。李海也以杜鲁门的名义照发了。
这封电报说,在波茨坦会上各方曾同意只有和约签字国可参加讨论有关和约的会议。同时,也有一个口头协议:五大国中的非签字国可以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斯大林回电说,在波茨坦时大家同意只让未来的签字国参加讨论有关的和约。
自此之后,外长会议总算能继续开下去了,但参加讨论和约的大国名单仍未确定。贝尔纳斯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主张法、中两国可以跟所有参加联合国的欧洲国家和那些积极参与欧洲作战的非欧洲国家一起参加讨论。莫洛托夫还是不同意。另一方面,莫洛托夫要求讨论原来不在议程上的占领日本问题,使贝尔纳斯大吃一惊。他拒绝在会上讨论这一问题,但无法阻止代表们在会场外见面时谈及此事。大概一个月之前,美国政府提议盟国建立一个远东委员会来顾问日本占领问题。这一提议未能满足其他国家的要求,因为委员会只不过是顾问而已。
莫洛托夫在9月26日的会议上发难,批评美国占领日本的政策,要求在东京建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得以和英、法、中及英国各自治领“结成一伙”来反对美国,因为别人也希望在东京能有某种像在德国那样的盟国管制委员会。
贝尔纳斯无奈,只得答应在东京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然而美国政府在委员会建立前说明,美国将由麦克阿瑟代表,并将有效地主宰这个将建立的委员会。杜鲁门在1953年8月,亦即在卸任半年后说,“如果用日本方式处理德国问题,权力就会在我们手里了。别的国家就会像在日本那样,处于顾问地位”。杜鲁门在这里少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在德国实际上有无可能做到像他在日本做的那样,也没讲苏联会不会让他这么做。
然而,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达成在东京建立管制委员会的协议,总算让开了三个星期的外长会议不至于一事无成。
与会代表在会内外提出了种种建议,但是彼此都摸不透对方究竟意图如何。谁也不愿让步,伦敦外长会议终于在发不出一份联合公报的情况下宣告结束。
2、合作还是竞争?
美国驻英大使怀南特在10月5日致电贝尔纳斯,向他报告英国负责对苏事务的外交部次官萨金特的看法。
萨金特认为,苏联代表在外长会上的表现说明:
(1)苏联仍想同西方合作,但是要按自己的条件。
(2)在讨论罗、保和约时,苏联始终念念不忘法国。苏联想把法国降为一个二三流国家,以造成法国与美、英之间矛盾。
(3)苏联想在苏军还有重兵驻在欧洲时,进行讨价还价。
同一天,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也致电贝尔纳斯,说法国外长皮杜尔对俄国的态度深感不快,并担心这种态度在今后对法国产生的影响。
原子外交也没有产生贝尔纳斯所预期的那种效果,美国驻英武官丁达尔在10月2日报告陆军部说,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在这次会议上尝到的滋味,俄国再也不会同意举行五大国外长会议了。”
他们只会在必要时参加三国外长会议。丁达尔还说《泰晤士报》的看法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势力范围。这只要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俄国对巴尔干的态度和英国对西欧集团的态度便可看出”。还有报道说,莫洛托夫在一次宴会上讲,贝尔纳斯“用不着去劝说任何人。他只要举起一个小小的炸弹便行了”。
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在9月25日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这实际上是国务院的一份重要政策声明,其内容跟总统的想法是一致的。艾奇逊说保密(指原子机密)的方针是无效和危险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交换(原子弹)科学知识的方式和条件…”他说美、英的共同发现“对于苏联来说肯定是一种铁的证据,证明美、英在合伙对付他们”,“苏联绝不可能对此置之不理”,“看来跟苏联全面的不一致正在加剧。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美、苏两国的基本利益要发生冲突”。
如果不能跟俄国达成长期谅解,“便不会有由制度保证的和平,而只有不放下枪的停战”。艾奇逊建议在跟英国商量之后找俄国人谈,与此同时,“在国内要设法使公众舆论认识到有必要进行交换(知识)”。
杜鲁门在1945年10月3日向国会发表了一篇原子能问题的特别咨文。总统说不能将原子弹用于“战争的破坏,而是要为了人类未来的福祉”。“为此,我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上作战”。他敦促国会立法以便将美国一切原子活动置于全面管制之下。为此目的,要建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在国际方面,“作为这一发现的基础的重要理论知识已尽为人知”,而且“外国的研究将很快会掌握我国现有的理论知识”。杜鲁门断言,国际安排“不能再推迟了,除非联合国起作用并且能够对付这一问题”。他建议先跟英、加两国商量,然后再找其他国家。“其目的是为了找到大家能同意的条件,在原子能领域内以合作取代竞争”。
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就原子能问题作的全面政策声明。
然而杜鲁门并未在特别咨文中提出开始国际谈判的日期。
他在10月5日致艾德礼的信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鉴于伦敦外长会议毫无进展,杜鲁门的答复又语焉不详,艾德礼发急了。
他在10月17日致信杜鲁门称,“我现在处于议会两党的沉重压力之下,要求我对政府的政策作出声明。我明天就得回答问题”。“我们认为外长会议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影响,在我们澄清态度之前,拟议中的联合国会议也会受到阻碍”。艾德礼说他已和麦肯齐·金商量过,他俩都认为他们三人应尽早会晤。杜鲁门答复同意,会晤最后定于11月11日在华盛顿举行。但是杜鲁门建议,为避免曼哈顿计划招人惹眼,他们应另找一个会晤的借口。艾德礼对此不肯合作。他讲这件事情已经再也压不住了,杜鲁门当然担心伦敦外长会议的结果,但他并未放弃希望。
他在9月24日说,俄国人“是干实事的,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便能跟他们继续处下去”。
在10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又说,美国对俄国有误会,俄国也对美国有误会,“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跟俄国互不了解造成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主要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同”。总统的一部分僚属也有类似看法。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在11月1日说,“大家都要和平,但大家都希望对方脱光衣服以表诚意”,“问题在于我们得找到某种办法来打破现存的这堵互不沟通的墙”。
这时杜鲁门就任总统已有半年之久。但人们仍然把他看作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密苏里乡下人。除了国务卿贝尔纳斯一贯自以为是之外,还有战略情报局的头目杜诺万跑来跟杜鲁门讲“如何稳妥地管政府的工作”。海军的拜尔德将军来白宫告诉总统“怎样建造世界和平”。
报业大亨小伦道夫·赫斯特告诉总统“我爹是怎么考虑的”。驻墨西哥大使梅塞史密斯也去对总统讲“怎样管理政府,还包括德国、日本、南美等等事情”。甚至桥牌大王克伯森也告诉总统他有一个“拯救世界的办法”,但是杜鲁门对这个办法的“有效性甚感怀疑”。
1945年10月29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在陆军部建议下,在备忘录中提出,由于减少了驻在欧洲的美军总人数,必须在11月15日以前将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美国陆军师完全撤出。
他给总统附去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稿,要求批准。贝尔纳斯的备忘录中说,这两个师作为美、苏两国军队交界处的保安部队是完全必要的。据艾森豪威尔估计,苏联有30万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到了冬天会增加到50万人。苏联已经在要求捷政府为苏军提供补给。捷总统贝奈斯一再要求苏军撤走,未有结果。
苏联曾许诺到7月时将驻捷苏军减少到8个师,但未兑现。贝尔纳斯说,他这份给斯大林的电稿,是贝奈斯总统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是使苏军撤走的最好办法。美军将跟苏军同时撤出。如果苏联拒绝或拖延,美国应把事情弄得众所周知。
电文中提出撤军的理由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遭受纳粹统治比联合国成员中任何国家都要久的盟国,美、苏两国军队驻捷,已使该国财源趋于枯竭。11月2日,又以总统名义发给驻苏大使哈里曼一份电报,将撤军日期从11月15日推迟到12月1日。
苏联政府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同时自捷撤出。对苏联来说,这样做是仔细盘算过的。
在这一阶段里,所有的热点,如伊朗、中国等等,都同苏联有关。
杜鲁门对白宫人员说,“俄国国内形势极不稳定”,但是他“无从获悉情报”。他抱怨在整个大战期间,美国人从不了解“俄国人在干些什么,生产情况,武装情况等等”。杜鲁门拿不准他是否该派个特使去见斯大林。他曾经考虑派霍浦金斯去,但罗森曼说霍已住院去不了。也考虑过李海。杜鲁门最后说,没啥理由在近期再开一个“三巨头”会议,开了也不会有什么成效。
哈里曼大使在11月22日电告华盛顿,他最近同苏联老外交家李维诺夫谈过一次话。李维诺夫认为西方和苏联都不知应怎样对待对方,这就是伦敦外长会议失败和此后发生的种种麻烦的实际原因。
3、和苏联人谈原子弹问题
此时,杜鲁门当局在原子战线上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艾德礼在麦肯齐·金的支持下,即将前来华盛顿商谈国际安排问题。其核心为凡是美国手中有关原子计划的一切英国都想分享。
第二,对于是否跟苏联分享任何原子情报的问题尚未做出决定。
第三,国内关于究竟由军方还是文职人员来控制原子能的争论正处于高潮之中。
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0月里就原子能商谈了三次,研究怎样处理苏联和英国的问题。他们决定跟英国交换科学情报,条件是英国同意让美国视察和原子能有关的工厂。至于原子能的工业情报是不给的。
科研及发展局局长布什在11月5日对贝尔纳斯讲,自从1944年魁北克会议以来,美国并未给英国多少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至于苏联,部长们决定,给科学情报必须以苏联准许美国进行视察为前提。他们不相信俄国人。斯大林既然能违反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在雅尔塔策划对日作战,他现在也可以干同样的事情。如果连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都不肯讲,怎么能相信俄国人会让视察工厂?
艾德礼和麦肯齐·金在11月11日到达华盛顿,就原子能的国际管制和美、英、加三国在原子领域的合作进行商谈。会晤的结果是三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和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艾德礼在16日返国。
但是光跟西方盟国商谈解决不了最主要的问题——美苏关系,还有签订对德、意以及纳粹卫星国的和约问题。不管有多么不愉快,美国还是不得不坐下来跟苏联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和找出某种答案。
据贝尔纳斯讲,跟俄国人会谈是他出的主意,经总统同意的。鉴于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这次会不能让五大国都参加,只是让美、苏、英三家出席。11月23日贝尔纳斯通过哈里曼大使将开会的意见送交莫洛托夫,建议这次会在莫斯科举行。
莫洛托夫收到建议后说,“贝尔纳斯先生还记得我们三人可以独立会晤,这是件好事”。他想知道议题是什么。哈里曼说可以谈所有美、苏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今后外长会议的安排、远东问题、中国内战、伊朗动乱、保加利亚等等。哈里曼建议外长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杜鲁门在此时认为局势令人费解。他在12月17日,即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幕的次日说:“苏联人让我们面对的是既成事实,我们难以有所作为。波兰的情况是这样,现在又有苏军50万在保加利亚,有朝一日还会进驻黑海海峡,又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杜鲁门又说,“我们不可能派出部队去阻止他们从保加利亚出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美、苏、英三国外长于1945年12月16-26日在莫斯科会晤。斯大林从休养地回来,分别会见了美国和英国外长。这次外长会议的气氛比9月的伦敦会议要好。《时代》周刊记者在会议结束后报道,“有贝文和莫洛托夫在场的房间,绝不会让人误以为是大学校友们在聚会。但是在伦敦大拍桌子的表演之后,莫斯科会议冷静和务实的亲切气氛似乎让人感到放心”。
4、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的较量
为了让读者了解大国领袖们究竟是怎样搞交易的,下面记录一段斯大林和贝文的对话:
斯:英国有印度和在印度洋的属地做势力范围,美国有中国和日本,而苏联一无所有。
贝:俄国的范围从吕贝克一直伸展到旅顺口。
在反复讨价还价之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会议决定对纳粹卫星国的和约应在1946年5月1日以前搞妥,以供和会之用。这一点后来实现了。关于占领日本,决定在华盛顿建立盟国远东委员会和在东京建立盟国管制委员会。由于美国掌握占领日本的实权,这两个委员会形同虚设。
会议决定在朝鲜建立临时政府和由四大国实施五年托管,这根本没有兑现。苏联决定在罗、保两国采取某些行动以给西方一点面子,西方同意在外交上承认两国政府作为交换。
唯一见诸行动的实质性问题是关于中国,苏联和西方在会上都同意支持蒋介石。当时决定的苏联撤军时间后来被推迟了,而美国的撤军时间就更加没准了。
关于最重要的议题,国际管制原子能问题,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向联合国安理会负责的原子能管制委员会。争论的焦点是安理会跟这个管制委员会究竟是什么关系。西方要求原子能管制委员会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因为它们可以控制大多数。苏联则强调安理会有领导权,这是因为苏联在安理会有否决权。
只有天晓得这个委员会或安理会怎样来管制某个国家的原子活动。公报中连交换科学情报都没提。后来的事态说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原子能问题的决议什么用处也没有。
然而,当权者的看法能决定行动,对他们的看法是不能视若等闲的。杜鲁门的参谋长李海上将说,会议公报是“一份绥靖的文件。它给了苏联人以所要的一切,给美国人什么也没留下…贝尔纳斯终于还是受到了国务院里亲共分子的影响”。
杜鲁门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以及贝尔纳斯在会上的表现极为不快。不幸的是,国务卿本人的看法要乐观的多,而且他没把总统当回事。这就难怪他会挨总统一顿大批。挨批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对苏联“软”了。
杜鲁门在卸任回老家后曾说,“1945年末和1946年初,贝尔纳斯去莫斯科,既不向我报告情况,又未取得任何成就。我当时便得出结论,俄国不会跟我们再搞下去了”。
显然,从9月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在后裤袋里插个原子弹晃来晃去,到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他对苏态度发“软”,仅三个月时间,便已看出原子外交的局限性。手里有着几个原子弹是一回事,把这些原子弹变成达到某种困难目的的手段却又是另一回事。
在1945年年底时,杜鲁门当局大失所望,几乎已下定决心要跟苏联来硬的了。这将不是一种策略考虑,而是基本政策。然而,化友为敌需要有个酝酿过程,也得有个理论来阐明原由,不过这是1946年的事情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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