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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蒋介石军事上不可避免的失败，杜鲁门当局在 1948 年亟须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但是这件事一直拖到了 1949 年底。美国若想有一个妥当的对华政策，必须对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估，并使这一关系有助而不是有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早在二战结束就该这样做了，但是在此时此刻则显得更为迫切。

1、中共和苏联的关系

在华盛顿白色和浅灰色大厦里工作的人，对于向纳税人和选民们提供一个妥当的对华政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幸的是, 美国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在当时都缺少提供这样一个政策的经验和能力。在杜鲁门当局内部，惟一老成练达到能够主张一个行得通的对华政策的人是艾奇逊，还有影响力较他为小的凯南。总统本人有时感到需要改变政策，但是他还是囿于偏见并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跟苏联的关系历来并不是很密切的。在共产国际于 1943 年解放前，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在该国的支部，国际的命令必须执行；国际的监督必须接受；国际让改变政策，就得改变。苏共，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内享有特殊的地位。斯大林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还活着的导师。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宣称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家，并且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向往的圣地和庇护所。

然而从1934年，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自此之后, 莫斯科对于中共便没有很大的影响了。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高潮时把儿子经国送往苏联学习。当蒋在 1927 年转向后，经国留在苏联，并和一位苏联女共青团员结婚，这便是蒋方良女士。经国在苏联的逗留, 成为他父亲和苏联双方的资产。早先在中国，弱国君主常常把儿子送去强国居住，以作为友谊的表示和人质。

抗战爆发后，苏联给了中国以贷款、装备及派空军来华助战，中国以商品作为交换。但是所有苏联经援军援全数交给了国民政府，分到中共手里的只有由三五架飞机装运的毛毯和医疗卫生用品。苏援武器装备丝毫未给。在延安有几个苏联人，以记者身份做联络工作，并无重要的人物。

国内学者近期披露了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情况。从 1937 到 1941 年初，这一关系大体上是稳定的。但是 1939 年苏德协定签订后，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而要求各党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 中共并未按照上述指示放弃跟国民党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然而当国民党在 1940 年夏向中共领导的部队发动攻击时，中共理所当然地会认为国民党可能向日本投降。当时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要求苏联尽可能地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以推迟可能发生的投降和向中共发动的大規模迸攻?

就在此时，苏德关系再次恶化，特别是在 1940 年 9 月轴心军事同盟形成之后。苏联亟须巩固东部边境，蒋介石的重要性大增。斯大林致电蒋，鼓励他与日军作战，运来军事武器装备, 并派崔可夫将军来华担任蒋的军事总顾问。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要跟蒋介石搞好关系。中共中央一再提出异议而无效，不得已而执行了上述指示。然而在 1941 年 1 月，发生了蒋军突袭新四军总部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十分恼怒, 决定采取强硬的反措施。共产国际负责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再致电中共要求克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崔可夫将军也在重庆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至于中共要求苏联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武器的问题，苏方婉言拒绝照办。

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公然无视斯大林和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在 1941 年 2 月 14 日让周恩来告诉崔可夫,不要上了蒋介石的当。中共军队对于蒋军的袭击是一定要还手的。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很担心日军可能从东面向它发动进攻。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对聚集在中苏边境的日军进行牵制。毛泽东下令部队做好准备待命。他还说给予苏联的这种援助乃是战略性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战役或战术的需要。 此后，苏联一再要求中共部队向聚集的日军发动攻击，毛都回答说自己的部队还弱，应付不了这样大的事。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提出 15 个尖锐的问题，要求回答当苏联遇到危难时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什么行动?

1942 年 5 月，苏联再次要求中共派军队到南满作战，以牵制日军的对苏行动。塔斯社记者符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中共联络员名义到延安来催促中共采取行动。毛泽东的回答是一旦苏日开战，中共部队将协同作战，但这必须是计划周详的, 而不是像一锤子买卖。以上表明苏联显然认为自身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同时，它又不喜欢中共，也不认为中共能与蒋介石抗衡。这种态度事实上成为苏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对华政策的基础。

2、游走于中共、蒋介石之间

苏联在 1945 年 8 月 7 日出兵中国东北。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同一天，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并电告毛泽东务必竭力设法与蒋建立和平和统一的关系。斯大林说，他反对在中国打任何形式的内战。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向从关内去东北的中共干部和军队敞开了大门。1945 年 9 月 14 日，一位苏联代表飞到延安和中共达成了一项特别协议。苏联同意中共可以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建立军队。苏方也把内蒙古和察哈尔交给中共，并建议中共派 30 万军队去东北。

斯大林的这些考虑有着双重意义：

一方面他认为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有力量统治中国，刚刚签订的中苏条约表明了斯大林对蒋的支持。这同时也是苏美雅尔塔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无法改变态度。 另一方面，虽然雅尔塔协议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以特殊地位, 苏联仍然需要一支力量在苏军撤走后来牵制国民党。苏联不能让国民党和美国势力在东北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便是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政策考虑。

然而，中共领导，特别是身在东北的高级干部，同苏联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一旦中共掌握了东北一些城市，地区和武器军火理所当然地不应再移交给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苏军和中共干部及军队之间，因态度不同而发生了争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彭真，在 1945 年 9 月 18 日到达沈阳。

在他和苏军司令会晤时，苏军司令告诉他在沈阳附近有个大仓库，内有 10 万多支枪，可以移交给中共。中共中央闻讯后，立即电令黄克诚指挥的新四军三师和山东军区部队把武器留在关内，赤手空拳急速前往东北接收这批日军武器。 不料当这些部队到达东北后，苏军通知说由于种种国际性质的原因，这批武器将以其他方式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移交给中共。

东北局委员伍修权后来评论道，苏联不肯移交武器给中共是由于怕会引起跟美国的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 1948 年 3 月的报告中承认，关于苏联给中共以物质援助一说，只是一种可能性。1945 年 8 月，英国一份内阁文件说：“并无证据表明中共在接受苏联的财政援助或武器装备，中共没有任何俄国顾问、军事领导人或教官。”

1945 年 12 月，苏军正式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军队将进驻沈阳及其附近，苏方要求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部队在限定时间内撤出沈阳。彭真要求跟沈阳苏军城防司令会晤。会晤时，彭真说明不打算撤出, 讲了原因。苏军司令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还威胁说，“如果不撤，就要用坦克赶你们走”。东北局将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回答说，“这是由苏联的现行政策所决定的，跟地方指挥官没有关系。他们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政策”。1945 年 12 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部队撤出了沈阳。

中共对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做法也很不满意。沙俄曾在中国东北建造过铁路，叫做中东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中东路成为苏联财产。日本强占东北期间，从苏联手中买下了所有权。抗战胜利后，中东路依法应当归还给中国。然而, 当苏军进入东北后，占领了铁路。同时，从苏联西部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走中东路要比走苏联远东铁路近。苏方要求跟中国共享中东路的所有权和收益。

这样，苏联便非法地占了中国的便宜。对于苏联掳夺中国东北的工业设施，中共则更为不满了。日本投降后，苏军把东北矿山和工厂中一切拆得动的机器和设备都拆运回苏联。据美国估计，当时的价值为 8.58 亿美元。苏联人甚至于连原日本在东北的文武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高级家具也不放过。

在 1945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中，苏联重申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但是苏联战后在中国东北所做的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苏军犹如对待纳粹德国那样的战败国来对待一个主要盟国的领土——东北，把那里的一切都当做战利品。中国抗日 14 年，首先就是在东北打的。苏军只在日本败局已定之后跟日本作战一个星期，而在此以前日关系基本上是“互不侵犯”。

一位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曾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未敢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英勇斗争。他们把大量的日军牵制在中国。因此，中国人民给了苏联人民以巨大的援助，使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易于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伟大的斗争”。

不管用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国东北的工业都不能算作是苏联的战利品。中共一位老干部写道，苏联在东北的行为“同他们所宣称的不同，暴露了他们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同战前相比，中共这时的处境已经大有改善。在 1937 年抗战开始时，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只有 5.7 万人。到 1945 年战争结束时，部队 (包括正规军和游击队) 总数已达 130 万人，还有几百万民兵和村自卫队。中共在这场大战中没有欠任何国家和任何党派的情。它既未从苏联也未从美国得到过援助。国民党政府只是在抗战初期发给过 120 挺机枪和 6 门反坦克炮。从 1940 年起，中共部队从国民政府那里未得到过任何军火、衣服、食品、经费和交通、卫生补给品。

根据美国军事情报机关的材料，中共部队到 1944 年秋天已达到 47.5 万人，跟中共公布的数字 57 万正规部队相去不远。总之，中共领导的部队在抗战时已壮大了许多。

3、美国的误解

既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中共力量还弱的时候，都未跟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走，若认为他们在战后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那就是纯属幻想了。对于美、苏两国在雅尔塔达成关于中国的交易及其后果，中共显然十分不快。

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来后在干部报告会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

他在 1946 年 4 月的一份供党内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中进一步阐述了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这份文件规定了此后中共将要遵循的方针。中共中央在 1947 年和 1948 年两次重申了对这一文件的支持。文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不一定非跟着这样做”。换句话说，不管苏、美做了什么交易, 中共将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

美国往往对于苏联与中共关系做出错误判断。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看问题的片面性。美国决策者总是在考虑苏联可能对中共施加何种影响，而很少去想中共对于苏联的态度将会做出何种反应。美国高级官员们认为，中共哪怕不愿意, 也得按苏联说的去做。

菲律宾政治家罗慕洛曾指出：“对杜鲁门总统和贝文外相来说亚洲的挑战是贫困的挑战”。这就是说,，亚洲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穿衣住房的问题，而不是其他。可惜的是，杜鲁门当局只顾跟苏联争霸, 以为中共不过是苏联棋局中的一个卒子，就像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的那种像动画片创作者沃尔特·迪斯尼跟动画角色唐老鸭的关系。

这种认为中国革命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由于外来的煽动操纵和中共并非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看法，对于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失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进一步探讨杜鲁门对华政策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美国主要西方盟友英国在想些什么。英国工党政府认为英国，而非美国或别人，乃是西欧道德精神的领袖。工党政府在 1948 年 1 月讨论了世界局势和苏联政策之后提出的结论是: 英国将推行一种独立于美国的政策。这一决定必然会跟杜鲁门当局的对华政策发生冲突，因为美国要求英国跟着它走。然而, 在此刻，英国对中共-苏联关系的看法还是跳不出老框框：英国内阁认为中共的成功将有利于苏联，而且认为苏联正在协助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

在美国国务院里，有些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认识到，要有一种不顾苏联态度如何的对华政策。1945 年 4 月 23 日，美国驻莫斯科的代办凯南给正在华盛顿的哈里曼大使发去一份备忘录。凯南说：“苏联在今后若干年内的对华政策，就和以前一样，是灵活而有弹性的，其目的在于以担负最少的责任，来获取亚洲大陆苏联边界以外地区中最大的影响。”

他又说：“如果我们目前渴望苏联支持的天然要求，加上斯大林亲切的态度和谨慎的言语，竞使得我们在亚洲达到长期目标的过程中依赖于俄国帮助或它的默许，那就将是一出悲剧。”

凯南对于苏联对华政策及其动机所做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分析源自一种传统的反苏和反雅尔塔的观点，他并不能提出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

国务院中国司司长范宣德在他 1945 年 4 月 2 日致赫尔利的信中引用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一句话:“问题不在于俄国人将要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将要做什么。”

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范宣德跳不出老框框。他说：“如果你不能指望中共，那就不必拉蒋介石来搞联合政府；如果你不能指望俄国，那就不能指望中共。”

这个判断前一半有道理，而后一半则是错误的。范宣德“仍然认为，虽然出了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跟俄国达成一项可以信赖的有关中国的谅解”。这个判断也不正确。美国把自己对华政策的成功寄托在苏联身上。真的想要成功，只有对竞争中的中国各方和中国人民的意愿采取正确的态度才行。

4、对蒋介石的误判

前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在 1945 年 4 月 15 日所作的一项判断比较切合实际。当时戴维斯已调到莫斯科工作。

他在为哈里曼大使做赫尔利途经莫斯科的准备时提出，“当中共为苏联做出牺牲时克里姆林宫却并不肯援助他们。对此，中共不会承认自己是不满意的。但是除非他们不是人，他们对此状况就不会毫无反感”。

戴维斯说，国民的感情，过去 9 年来克里姆林宫的怠慢，红军又有可能入侵满洲和华北，苏联还将把宗主权硬用在他们身上，这些点就至少会使某些中共人士可能欢迎外国援助，以便其继续壮大和保持独立性。

接着戴维斯作了一个精彩的论断：“毛泽东并不因其是共产党人而必定成为一个铁托。”

这时的铁托被认为是最亲苏的。作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戴维斯劝告美国政府跟中共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进言道，“如果有谁在政治上能被美国‘俘虏’的话，那便是延安”。然而，决策者并不会采用他的意见。戴维斯只是一个中下级外交官，而杜鲁门自上任后便一直在批评国务院。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的格局是在雅尔塔框架之内的。

除非这一框架解体，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仍将是：

（1）跟苏联既合作又竞争;（2）支持蒋介石。

简言之，杜鲁门对待蒋介石和中共的态度是:“90 个师的数目我们是摆脱不掉的。”“我告诉他们我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

“蒋的政府跟我们并肩对敌作战，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所谓共产党人不但没有帮助我们，有时还帮助日本人。”

但是，作为一个深深扎根于本国的强大的共产党，既然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本人都表现出非凡的独立性，那么，即使它迫切希望跟美国政府建立一种可行的关系，又哪里会屈从于杜鲁门的压力呢?

1948 年初，司徒雷登大使不断发电报回华盛顿，对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前景表示悲观。在 9 月里，司徒雷登认为到了做出关于对华军援问题决策的时候了。蒋亲自对司徒雷登讲，他已没有军火来守住沈阳、长春和吉林等东北城市，马里亚纳群岛来的补给也不能及早运到以供使用。

东北的国民党司令官认为，如果他能获得援兵和更多军火，局势并非完全无望。若不这样做，整个东北将在两三个月里失掉。1948 年 3 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表示，他担心北方在军事上的崩溃已愈益成为可能了。杜鲁门本人谈起国民党政府来也开始含糊其辞。他在 3 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去他曾派马歇尔去中国调停，“以帮助蒋介石政府应付所面临的局势”。4 月 1 日，国务院报告总统说，司徒雷登大使讲局势已在日益加速恶化。在国民党政府内和其他方面，人们愈来愈感到无计可施。当前正在积极寻找办法，以停止内战和由它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在面临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 1948 年 6 月对司徒雷登讲，他十分愿意接受“最最全面”的军事指导。司徒雷登将此情报报告华盛顿。他说如果反蒋分子得以迫蒋下台并跟中共谈判，中国将变成区域性自治。大使认为除非美国准备接受由此而来的中共势力展，便必“蒋以他所要求的那种性的支持”。换句话说，便是美国出兵。

然而，司徒雷登的建议连美国共和党都接受不了。在 1948 年美国大选中，对华政策并不是一个热门的大题目。这是因为共和党认为自己必定会通过此次大选上台执政。正如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所说，全力援蒋会成为“主要是杜威而不是杜鲁门的问题，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的事”。他说“挽救中国的重要性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但我们的资源是有限度的，我们的奇迹也并非无穷的，新上台的当局，将要面对全球现实和做出相当困难的永久性决定”。

有可能在将来让共和党头痛的事，这时正在使民主党头痛。 杜鲁门和马歇尔在卸任返回家园后都曾认识到这一点。杜鲁门在 1953 年说，“如果我们有运输能力和部队，我们可能制止他们在朝鲜和满洲可以做的事。但是没有运输能力。蒋介石的后面没有支持他的东西。他的部队在华南，只能走海路。没有运输工具”。

马歇尔在 1954 年写道：“最为困难的政治后果之一，是由于中国国民政府未能获得它想要的军事物资而造成的。责任落到了我国政府头上。”

他说实际的情况是储备已降低至最低限度，无钱去买，制造它们也就被推迟了。但是，事实的真相是国民党军队并不缺少武器及军火。问题在于武器被中共部队所缴获，从而装备了人民解放军。范登堡对于蒋军的无能深感失望。

他在 1949 年 1 月写的一封回信中说：

“我完全同意你对装备齐全的中国军队一枪不发而降的态度。但是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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