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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在 1948 年大选中获得胜利，将在白宫再干四年。共和党也解除了顾虑，用不着再像大选前那样怕获胜后中国问题成为自己的包袱。现在共和党可以放手高唱积极援蒋的调子了。 1949 年 2 月，跟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中止向国民党政府运送军火的建议相反，国会领袖们一致赞成继续运送。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照办了。

但是当参议院关于中国问题的委员会——麦卡伦委员会——提出援助蒋政府 1.05 亿美元时，杜鲁门没有同意。

1、美国和苏联政策的差别

在 1949 年 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在此之前不久，李宗仁在 4 月 19 日向美、英、 法、澳四国大使通报称，中共的和平条款有如无条件投降，他认为不能接受，特向诸位大使征求意见。代表以上四国大使发言的是英国大使，他说无法帮李的忙。这是李宗仁在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次外交努力。此后，解放军很快就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和沿长江的许多城市。

5 月上旬上海解放。此时，美国和苏联各自显出了玩弄国际政治的手腕。周恩来后来：“在南京解放前夕，仍旧跟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蒋介石政府已不能再呆在南京，迁到了广州。苏联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将大使馆迁至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没有去，而是留在南京看局势如何发展。”

司徒雷登甚至在李宗仁亲自请求下，仍然拒绝离开南京。贝文在 4 月 26 日向英国内阁报告道，“决定让英国大使馆留在南京，而不跟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或中国其他地区。除苏联政府和跟它一边的政府外，其他各国都决定采取同一方针”。

英国政府早在 1948 年 12 月 13 日便已决定，将以极大的技巧和决心维持它的地位。西方国家和苏联在这件事上采取了不同做法，是因为西方不怕得罪国民党，苏联也不怕得罪中共，它们都可以随时掉过头来。

苏联在中国采取的手法，是“脚踩两只船”。凯南在 1945 年 4 月便指出，苏联对付中共和蒋介石的不同态度，可能“是一种 (向中共提出的) 微妙警告：克里姆林宫在它的中国弓上不仅仅有一根弦”。苏联人认为，拉上两根弦能使得不论两方中谁家获胜，它都能得到好处。苏联为什么不让罗申大使跟着国民党政府去广州呢？一旦中共取得政权，罗申可以轻易地转过头来去北京当新政府的大使。再说，毛泽东是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铁托的人，为了不让南斯拉夫事件重演，罗申往南而不是往北走，不正好是给中共的一个警告吗?

然而，美国政府虽然让司徒雷登在南京，它的基本政策仍是“一棵树上吊死”，奉陪国民党政府到底。

杜鲁门后来说， “远东局势是很特别的。就像赌赛马时常碰到的那样，我们挑了一匹坏马。这就是中国局势发展的情况。国民党政府成了企图统治一个国家的最腐败、最无能的政权，当我弄清这一点后, 我们停止了提供军事装备。中共的装备大部是国民政府拱手相送的。

如果蒋介石肯于听从马歇尔、魏德迈和迪安等几位将军的话，他就不会有今天的处境。当北平投降，把我们给的军火、 卡车和大炮都交给了中共之后，我们就不再给中国政府任何东西。 但是，要逐渐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国民党还据守着长江一线， 而我不想在那个时候给蒋介石来个釜底抽薪”。

虽然杜鲁门那时并不像苏联那样“挑”了两匹“马”，他还是在 1949 年 4 月 25 日，让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在中共接管时留在南京，以向美国侨民提供必要的帮助。一旦中共政权站稳, 司徒雷登又为在南京的美国人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他便应返美磋商。

上述国务院发出的指示不能用字面的意义来衡量。 首先，在南京并没有多少美国侨民需要照料。要照料也用不着大使来干。司徒雷登留下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估计形势和等待机会。毛泽东曾说司徒雷登是想“开新店”。

2、美国与中共打交道的“四条渠道”

美国国务院在 4 月 27 日报告总统，司徒雷登大使收到一个跟他印象一致的消息：中共跟克里姆林宫是彻头彻尾地一致。 这一看法跟前述大使馆 1 月 31 日的报告完全是矛盾的。显然, 1 月里的报告要更近于实际些，司徒雷登作为主要的现场观察者，在 4 月里对于当时局势的核心问题判断很不高明。然而, 恰恰就在此时，司徒雷登跟中共方面开始接触，同时出现了所谓“周恩来新方针”。

根据美国官方文件记载，当时美国在解放区的官方机构，除了形形色色的情报来源外，在 1949 年暮春初夏之际至少通过四条主要渠道跟中共领导接触。

第一条渠道是跟随司徒雷登多年的秘书傅泾波。

1949 年 5 月 13 日，傅泾波给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打电话，让转告黄华处长说傅泾波找他，黄华是傅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次日，黄华回了电话，并邀傅去见他。这样便建立起来了司徒雷登与中共官方的直接渠道。司徒雷登向华盛顿报告说，傅向黄华谈到了解放军士兵闯入司徒雷登住宅卧室的事。他们获悉周恩来和二野司令员兼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将军对此事极为不安和愤怒。但是，傅、黄联系中更为重要的事，是关于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司徒雷登从中获得两点肯定的印象：一是黄华表示中共极希望外国特别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党；二是黄对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自己做主的权利极为敏感。

6 月初，傅径波主动向黄提出，司徒雷登可否去一次北京，以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会和燕京大学的毕业典礼。黄华在 6 月 28 日拜访了司徒雷登，说他从毛泽东、周恩来处获得信息，如果司徒雷登愿作北京之行，他们表示欢迎。 美国国务院计划办公室主任凯南认为这一信息十分重要，他赞成司徒雷登北行。上海美国总领事馆也支持这样做。但是在 7 月 1 日，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最高层指示他不得访问北京。 其理由正如司徒雷登本人在去电中指出的，此行将引起谣言和猜测，并使国务院为难；它将被外交使团认为是违反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引起各国外交使团团长争相往北京跑的现象；访问中国的两个首都 (广州和北京) 将意味着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北京之行将会增加中共和毛（泽东）本人的威信等等。

第二条渠道是通过著名的抗日将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陈铭枢将军。

陈在 1949 年 6 月 10 日自上海赴北京途经南京时拜访了司徒雷登。后来，陈给了司徒雷登一份日期为 6 月 19 日的备忘录，他在其中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还附上了两份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及北平市长叶剑英谈话的材料。这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蒋，并且像罗斯福、史迪威和华莱士那样行动和制定政策。如果这样做了，新中国将以同样的友好态度对待美国。陈铭枢引了周恩来的话, 说是跟美国的关系可能是“我不依赖你，你不依赖我。如果你以私人身份来，你有可能见到一位负责人”。司徒雷登没有采取行动。他把这些材料随身带往华盛顿，交给了国务院。

第三条渠道是张东荪和他的长子张宗炳，以及罗隆基等民主同盟领袖人物。1949 年 5 月，司徒雷登要求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去见张东荪，请他前来南京。司徒雷登深信，张有着能让他带回华盛顿的有用情报。

5 月 28 日，柯乐博报告说，张东荪在头一天见到周恩来，周“对于跟外国贸易的问题表现了接受的态度”。张说像毛、周和刘少奇那样的人“了解跟外国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需要”，但是他们需要对下层进行教育。张认为存在着一种调整对美立场的趋向，但是中共采取了非常缓慢的行动。

张东荪答应“在占领上海后”去南京见司徒雷登。柯乐博在 6 月 2 日报告了跟张宗炳的三次谈话。张宗炳“主动说他认为中共终将‘打算接受美援’”。柯乐博又先后两次报告了张东荪提供的关于联合政府组成和苏联可能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让步的情报。这些消息是由张宗炳带给柯乐博的。

张宗炳说周恩来最近在跟一些教授讲话时说中共将不走铁托路线，而张宗炳的父亲张东荪则认为这恰好说明中共可能正在考虑走这条路线。柯乐博在 7 月 19 日报告称，他应邀见到了张东荪、张宗炳、罗隆基和另一位民盟成员。他们敦促美国中断和蒋的关系而承认中国政府。 其中一位说毛泽东亲自对他讲，关于中国在未来美苏战争中将站在苏联一边的说法并非官方态度，中共并未作出这种承诺。 柯乐博对他们说，如果中国“想走上建设之路，最好是利用来自各方的援助”，同时“中共方面应注意到我们现在的态度是不干涉中国内政”。柯乐博认为他和这些民盟人物的会晤可能是在毛泽东事先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美国政府认为张东荪可以在重要问题上发挥作用。艾奇逊在 1949 年 11 月 9 日致电柯乐博，让柯以司徒雷登个人的名义转告张东荪对沈阳美国总领事瓦尔德的事件采取行动。当时瓦尔德被沈阳军管会拘押。这一以司徒雷登名义发出的信息说，“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现因前所未有的粗暴待遇而遭到破坏”。 后来张东荪对柯乐博讲，他已给周恩来写了信，信中未提是司徒雷登的意见而说是柯乐博的看法。张说他在 11 月末见到了周，周说收到了信，但是并未作答。

早在 7 月底，当上海美国总领事馆跟解放军部队之间发生问题时，司徒雷登曾指示柯乐博找张宗炳，要他父亲进行干预。以上美方档案材料中关于张东荪的记述，中国官方未曾予以证实。张东荪不无可能在中共领导的默许下跟美国官员接触，但看来不像是负有充当中间人的官方使命。

在所有人们提到过的这一时期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联系中，最令人费解和最有争议的一项便是所谓“周恩来新方针”了。

1949 年春末，柯乐博向艾奇逊报告说，美国驻北京助理武官包瑞德上校从一个“可靠的中间人”那里接到一个信息，其来源据说是周恩来。周希望它成为传达到“美国最高当局的绝密信息，而且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如果提及他的名字，他将予以否认。周也希望此信息通过美国国务院转告英国。

前面讲到那位“可靠的中间人”姓甚名谁呢?他叫迈克· 基翁，澳大利亚籍的美国合众社记者。司徒雷登建议国务院可让他以“个人名义”作回答。司徒雷登说如果需要，他还有别的主意可以提出来。他还认为柯乐博可以找到比基翁更好的渠道。

当柯乐博的报告到达国务院时，国务卿艾奇逊不在华盛顿。 副国务卿韦伯把所谓的“新方针”一事报告了总统。6 月 16 日，韦伯又向杜鲁门汇报了情况，并念了答复中的一部分。总统批准了做法，并指示国务卿要十分小心，勿向中共表现出任何软化的迹象，而表示要以中共的行动来检验其言语。

这一答复大体上跟柯乐博原来的建议相一致，但是其中还提到了瓦尔德和史密斯-班达两案，表示美国对它们极为关注。据说美方的回答由基翁在 6 月 22 日交给了周的秘书，未提到信是由谁写的。但是，在次日，跟中间人联系的那个人退缩了，所谓的“新方针”一事也就结束了。

美国国务院在获知“新方针”的信息后，并未按照要求转告英国政府。在中间人和信息来源的名字都保密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不打算通知英国。英国外交部最初知道这件事，是从一份 1949 年 8 月 10 日来自香港的电报，里面讲的情况跟伦敦《泰晤士报》8 月 8 日的报道相吻合。《泰晤士报》从香港报道说，自北京来的消息称中共高层发生意见分歧。

英国政府官员们对于所谓“新方针”的判断也是大不相同的。一个说是中共故意制造了这个消息，另一个说有可能是故意制造的，但应当作为真实的情况来对待。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部里第一个处理所谓“新方针” 消息的人恰恰就是盖伊·伯吉斯。伯吉斯何许人也?

1951 年, 英国外交部官员唐纳德·麦克里恩，因有重大原子间谍的嫌疑而即将受审查。据说伯吉斯受了另一苏联间谍菲尔比之命去通知麦克里恩逃跑。结果是麦克里恩和伯吉斯一道，利用英国保安局跟踪的漏洞，成功地逃到了苏联。菲尔比和麦克里恩的苏联间谍身份已经证实。伯吉斯虽有重大嫌疑，但他的间谍身份迄今仍无确凿证据可以证实。他在逃到苏联后不久便去世了。伯吉斯在 1949 年 8 月时是英国外交部管理东北亚政治事务的官员。从他在案卷中的一系列批注可以看出，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能从理论上来认识中国革命，当时他便曾指出过中国革命采取的政策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相近之处。既然伯吉斯经手处理了“新方针”的消息，我们可以认为，最迟在 1949 年 8 月，斯大林也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中国官方从未证实过“新方针”之有无。1986 年秋，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一些前高级外交官员否认曾有“新方针”一事。要想做出最终的判断，只有等待政府档案开放之日了。

4、美国政策的转向

然而，这整个事件有着非常值得怀疑的地方。说周总理曾用上面说过的语言和消息内容告知美、英政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经手人之一的美国陆军助理武官包瑞德也持同样看法。所谓的“新方针”可能全然是虚构的。同时，也不排除有人用了周恩来的名义去做这样的事。做万一的考虑，如果“周恩来新方针”确有其事，那么它必定有着下列的前提：它必须是党中央的决定；选择包瑞德做中介是因为他在延安观察组时，就跟中共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共试着通过此事来促使美国抛弃国民党。

最后一项考虑，可能是为了麻痹美国，以使它在解放军南下时不至进行军事干涉。最大的可能是所谓“周恩来新方针”纯属别有用心者的虚构。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也顶多是一项策略措施。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 1949 年 6 月 16 日提出一份报告，题为“中国局势发展前景”。这份报告深刻地讨论了中共-苏联关系的前景。它说“苏联和中共之间潜在的冲突点”，将是“例如苏联无力援助中国工业化，苏联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打算，中共对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图，以及总的听从莫斯科的问题”。报告的另一特点是，全文都以不像 1948 年以来美国官方文件中惯用的“福摩萨”，而以“台湾”来称呼我国的台湾省。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赞成承认中共政府，但建议在几个月或一年后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情报组织表示反对中央情报局的意见，说这一意见“对于共产党将会要求国际承认的愿望所涉及的含义并未加以充分的考虑”。国务院情报组织批评这份报告“给了这一极为复杂和具体的题目”一种“过于简单”的对待。

1949 年 6 月 30 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纪念中共诞生 28 周年的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他还说愿跟西方做生意。在杜鲁门当局看来，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看法和所用的语气当然是敌对的。

1950 年时曾代表新中国在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老革命家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讲，斯大林对于中国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这一点特别敏感和警惕。他说毛泽东讲的“一边倒”，就是针对苏联这一猜疑而提出来的。英国外交部北方司并不认真看待毛泽东的话。

它说：“铁托在受到青睐时，也惯于发表跟毛一样正统的声明。他曾说过在目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之前，南斯拉夫比其他东欧国家要更接近于经典的革命状态。因此，毛要比铁托更加容易分裂出去。然而, 在铁托一拉伊克公司遭遇到的命运之后，把毛的正统声明看作是一种高明的表态以让人放心，要比看作是苏联在指挥一切的证据更为合理。”

在此之前，英国驻天津总领事也报告说， “毛和他的副手们都是温和派，在他们心中装的是国家和人民，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

1949 年 7 月 7 日，艾奇逊国务卿会见了国民党大使顾维钧和代总统的代表甘介侯。甘是美国来寻求支持的。艾奇逊很看不起他们，说 30 万军队在台湾按兵不动不像是在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有效办法。美国准备援助中国，但中国首先得拿出具体的事实来证明它确想自救。

杜鲁门也见了顾、甘俩人，态度比艾奇逊还要无礼。

在这一阶段里，美国国务院根据杜鲁门的决定，在准备发表一份对华政策的白皮书。1949 年 5 月，杜鲁门交给国务院一本关于对华军援的小册子，作为编白皮书的参考。这本小册子是总统的一个朋友应他之请而撰写的。杜鲁门表示他深信白皮书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行动”之一。

1949 年 8 月，国务院根据总统决定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这本书说是打算告诉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关于“丢掉”中国的真相。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约翰逊怀疑出版白皮书会带来的政策问题。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发表是对的, 不过发表的时间应跟司徒雷登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联系在一起。

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对于美国的利弊，仍然是值得讨论的。 例如，英国政府认为白皮书“未能使批评者闭口，反而供给了他们以更多军火”。它认为其中有足够的材料来说明国民党的腐败和贪污，正是它们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和中共的上台，苏联也可用白皮书来把国民党赶出联合国。实际上，早在 1949 年 3 月，国务院便已在考虑应“认真研究美国公众舆论对华态度问题，跟有人怕和盘托出后会对蒋政府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应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而不必考虑人民在了解后会不会抛弃蒋介石。 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人民在知道真相后会支持政府甩掉国民党政权。这样一来，当时对于民主党人“丢掉”了中国的指责便会转到中共身上去了。

实际的情况是，白皮书给了中共以更多的宣传炮弹来轰击杜鲁门当局。毛泽东本人为新华社写关于白皮书的评论，进一步在中国强化了反美情绪。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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