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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麦卡锡关于不再单枪匹马地揭露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保证，并没有使共和党的大人物对他掉以轻心。
他们过去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只是因为他是把民主党人赶下台的得力工具。对于麦卡锡恶劣的政治品质及其以反共进行政治投机的伎俩，他们最清楚不过了。现在他们一上台，便意识到麦卡锡这个把民主党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的政治狂人，将成为他们最棘手的问题。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杜鲁门政府继承下来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乔·麦卡锡。”
他还说，有一个民主党人曾告诉他：
“乔对我们来说是潜伏在草里的一条蛇。你一不小心，他就会在你的胸腔上咬你一口”。
现在，共和党对于麦卡锡也不能不防了。国会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在开始进行政治分赃时就采取了措施。反共、反民主的调查活动，在国会里历来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安金小组委员会进行的，塔夫脱安排两个他认为稳健、可靠的共和党人分别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
为捆住麦卡锡的手脚，让他担任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和该委员会所属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政府活动委员会过去是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从事监督政府预算开支、改进行政效率等工作。
1、愈发疯狂的麦卡锡
塔夫脱以为把麦卡锡放进这个委员会后，他就会把时间花在研究行政事务管理局的数字报表上去，“再也不得闹事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证明：塔夫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麦卡锡不但又闹起事来，而且闹得更凶。《华盛顿邮报》的希望也落空了，麦卡锡主义不仅没有因共和党人上台而在一夜之间消失，相反，它变本加厉地横行起来，并发展到最猖狂的阶段。
麦卡锡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对于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横行一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是个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国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是统治集团所控制的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国会两院中，参议院的权力更大。
麦卡锡作为参议员，享有许多使他居于很高的政治地位的特权，这是右翼社会势力和共和党人看中并支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麦卡锡在他的活动中一贯滥用国会议员的权利，特别是议员罢免权。这种权利使他能够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诽谤而不负法律责任。
麦卡锡在当上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和该委员会所属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后，处于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政治地位，因为，政府活动委员会有很大的潜在权力。
该委员会有大量的经费和工作人员，有权对任何政府部门的任何活动进行调查，可以随意传讯证人。证人必须出席听证会，而且要回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正当的宪法依据而拒绝回答问题，就会有被控犯蔑视国会罪的危险。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该委员会的潜在权力。
麦卡锡是不会轻易让人捆住自己手脚的。他上任之后，就对该委员会的职能进行彻底改造，把潜在权力变为现实权力。麦卡锡一经权力在握，就和自己的共和党政府对着干起来了。他积极插手政府的行政事务，和艾森豪威尔发生一系列冲突；更有甚者，他还对政府和军队开展广泛的关于“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
艾森豪威尔刚一上台，麦卡锡就依仗自已的权势，把自己的一个亲信、前联邦调查局特务斯科特·麦克劳德安插进国务院，使他得到负责国务院人事安全工作的助理国务卿职务。国务卿杜勒斯挑选或解雇国务院的工作人员，都要征求麦克劳德的意见，而麦克劳德又要听从麦卡锡的旨意。
这还不够，麦卡锡为给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个下马威，竟在国会里对政府任命的一批外交官和国务院官员吹毛求疵，极力加以阻挠。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五○年三月围绕查尔斯·波伦的任命问题发生的。
波伦是国务院著名的“苏联通”之一，艾森豪威尔任命他为驻苏联大使。当这一任命提交参议院批准时，却遭到麦卡锡和其他几个共和党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理由是波伦曾参加过雅尔塔会议，担任罗斯福的顾问和俄语翻译。在麦卡锡一伙看来，雅尔塔会议是一次出卖，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是值得怀疑的。
麦卡锡甚至声称，他在波伦的档案中发现了问题，据此将波伦称为危险分子还算太轻。但他又说不出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就是硬不同意对波伦的任命。艾森豪威尔没有让步。经过一番激烈斗争，在共和党领袖塔夫脱的支持下，对波伦的任命终于在参议院获准。
2、麦卡锡的“淫威”
麦卡锡在这次斗争中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显示出他的力量。塔夫脱在支持波伦任命以后，要求艾森豪威尔不要再提出类似的任命。除反对波伦任命以外，麦卡锡还反对艾森豪威尔挑选詹姆士·科南特担任驻德高级专员，理由是科南特当哈佛大学校长时，曾持有“和美国人民一般信仰大相径庭”的见解，艾森豪威尔想任命沃尔特·史密斯将军为副国务卿，麦卡锡提出异议，说史密斯曾在一次听证会上为“中国通”约翰·戴维斯作证辩护。
不过，麦卡锡阻挠这些任命的企图，最后都未能得逞。
就在反对波伦等人任命的同时，麦卡锡甚至还越权插手属于政府管辖的外交事务。三月二十七日，麦卡锡向新闻界宣布，拥有二百四十二艘船支的一位希腊船主已经和他达成协议，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太平洋口岸的一切业务往来。麦卡锡这一行动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足以反映出他胆大妄为，根本不把政治权力的界限放在眼里。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就此发表声明，愤怒指责麦卡锡的越权行为。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这次还是妥协了。四月一日国务卿杜勒斯与麦卡锡共进午餐，仅仅警告麦卡锡干涉外交事务的危险性，而麦卡锡则答应“在将来”与政府合作，国务院就麦卡锡越权事件发表一份总结报告，竟声称麦卡锡的行动“符合国家的利益”。艾森豪威尔则在记者招待会上替麦卡锡说好话，认为他并没有从政府接管谈判权力的企图。
麦卡锡擅自与希腊船主达成外交协议的荒唐做法，使国内外舆论哗然。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五月在英国议会说：“人们会怀疑，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是艾森篆威尔还是麦卡锡握有更大的权力。”
艾德礼这席话，冒犯了不可一世的麦卡锡，他竟然把共产党的红帽子甩过大西洋，扣到艾德礼头上，攻击艾德礼是一名共产党员。麦卡锡如此放肆的行为，在西方国家遭到谴责。
法国巴黎的一家报纸评论说：
“麦卡锡对艾德礼的粗暴进攻，使人想起这种雄辩术的少数先辈。戈培尔在他最得意之时，也从未超过麦卡锡这种作为。”
麦卡锡由于在国会获得新职，更由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他肆意横行，他的权势和影响迅速膨胀起来。比起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执政的第一年里对麦卡锡的畏惧、容忍和妥协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一例足可表明麦卡锡淫威之大！
某记者前去采访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先谈起一般的国内外事务，此官员侃侃而谈。
可是，当记者问起有关麦卡锡的问题，他简直是谈虎色变，压低嗓门，央求记者：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让他谈论麦卡锡；谈别的什么都行，别谈麦卡锡。这位记者回忆说，从这位政府要员当时的那种可怜神情看，似乎只要记者不迫问他对麦卡锡的想法，他什么都可以奉送给记者——大使职位、甚至氢弹制造技术的秘密，一九五三年，官员们只要一想到麦卡锡，白宫的栋梁也能为之颤抖，惊恐之感会传遍整个行政机构。
正当麦卡锡阻挠外交官的任命、插手政府外交事务的时候，他又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政府机构和军队进行关于共产主义渗透问题的调查。他挑选一个二十六岁的反共律师罗伊·科恩，担任他的小组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科恩又挑选戴维·沙因作为自己的首席顾问；此人与科恩同龄，好赶反共政治时髦，为亿万富翁之子。
麦卡锡靠着两个心腹，指挥自己任主席的常设调查小组疯狂地干了起来。麦卡锡任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小组委员会就政府和军队里的共产主义渗透问题，进行过四百四十五次初步质问和一百五十七次调查。
调查案件数量之大，竟达到四十年代末期第八十届国会在两年中进行的反共调查的七倍，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3、对“美国之音”开刀
麦卡锡攻击的主要目标，始终是国务院。三年前一开始就是如此，现在他进行的调查，国务院也是首当其冲。麦卡锡先从隶属于国务院的美国政府对外宣传喉舌“美国之音”开刀。
他指派科恩和沙因，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起，根据所谓“美国之音”的反共宣传已被冲淡、其工作人员同情共产党等指控，对“美国之音”进行调查。
麦卡锡声称，这些指控是他的“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在“美国之音”纽约办事处的告密者所提出的；此运动在该办事处的成员有三十人左右。
的确，麦卡锡这时有不少向他提供黑材料的告密分子。联邦调查局一些特务不时向他透露点机密，甚至把秘密文件偷出来交给他；国务院里有些雇员向他通风报信，告诉他哪些人有嫌疑；就是在军队里，也有些军职或文职人员置军纪于不顾，向他告发所属部队里的共产主义渗透问题。
如果没有来自许多部门的告密分子的帮助，麦卡锡的调查就难以进行。这些告密分子为麦卡锡效劳的动机各不相同，其中很多人品质败坏；有的为了向上爬，有的公报私仇，诬陷异己。告密分子的数量并不象麦卡锡所吹嘘的那么多，而且形成了什么“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
科恩和沙因奉麦卡锡之命来到纽约，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租了一套房间，开始调查“美国之音”。他们先是秘密听取告密分子的报告，尽是些荒唐可笑和毫无意义的东西。
例如：A先生不喜欢阅读所有反共分子喜爱的书：B小姐一直对和她同居的伙伴的结婚问题满不在乎，等等。尽管都是些鸡毛蒜皮小事，科恩和沙因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最后，他们在麦卡锡的指使下，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在弧光灯下由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经过一番折腾之后，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件事能证实共产主义已渗透到“美国之音”，也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同情者。但经他们一罗织罪名，“美国之音”陷入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于是，大部分负责人都辞职不干，还有三十名雇员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美国之音”许多海外老听众对此感到震惊和迷惑。
麦卡锡一伙对“美国之音”的调查还没有正式结果就感到厌烦起来。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不断寻找新的猎取对象。
麦卡锡要求国务院列出属于新闻计划的所有报刊、评论员以及设在海外的图书馆所藏的书籍作者的名单。
然后，派科恩和沙因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前往西欧，进行十八天旋风般的调查旅行。他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西欧许多国家的首都一巴黎、伦敦、罗马、维也纳、波恩…，平均每个地方仅仅停留十八个小时。关于这次调查的目的，他们说法前后不一，一会儿说是调查美国驻外机构的工作效率，一会儿又说是调查共产主义颠覆问题。
他们的主子在华盛顿却告诉记者，派他们去西欧是调查美国海外机构在杜鲁门执政时期的浪费问题。科恩在西欧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表示：我们主席的目的当然也就是我们的目的。
科恩和沙因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们调查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两个旅行侦探每到一地，就通过美国驻外机构和当地告密者调查美国驻外官员的情况，了解他们是不是“红色的”或“粉红色的”；检查美国国际新闻署设在海外的图书馆藏书有多少是反美、亲共的。他们以堂堂的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代表自居而神气十足，无论走到哪里都举行记者招待会，胡扯，乱吹一气。他们的滑稽表演，在西欧引起嘲笑和谴责。
在英国，一些记者跟在科恩和沙因后面唱道：
“没有错，科恩先生，完全对，沙因先生！”
一些人唱道：“啊，科恩沙因照东方！啊，科恩沙因照东方！麦卡锡心里就知道，科恩沙因指何方！”
麦卡锡当然知道科恩和沙因究竟要干什么。科恩和沙因回到美国后，发表一份报告，声称在海外的美国图书馆里，有三万多种书是共产党人或其同情者所写的，不少书的观点反美、亲苏和亲共。在这些赤色书籍的书目里，竟然列有主要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科恩与沙因的调查旅行，迫使曾嘲笑过他们的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公署官员卡根等人辞职，也使得美国驻欧外交人员士气低落，许多人推备好辞职书，打算一旦找到新职就辞职不干。
4、可怕的焚书事件
在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下，美国许多地方发生了使国内外感到震惊的禁书和焚书事件。当科恩和沙因还在西欧调查时，美国国务院一闻讯就焚毁进步书籍。许多图书馆从书架上拿走“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国务院在国内外图书馆焚书和禁书，是根据政府秘密指示进行的。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一九五三年开列的一份应当焚毁的书籍目录中，甚至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一些民歌及诗歌选集，有关雕塑、精神病、酒类、育儿的书籍以及侦探小说。
麦卡锡一伙公然践踏宪法所明确保障的关于信仰、言论和出版的民主权利，因而遭到广泛的抗议和谴责。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美国书籍出版商理事会和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读书权利声明，指出：
“读书自由是我国民主的要素。…出版家或图书馆工作者如果只是根据作者的个人历史或政治关系来决定一本书是不是可以接受，那是违反公众利益的。”
艾森豪威尔对此十分恼火，他的助手们也力劝他与麦卡锡公开决裂。不过艾森豪威尔知道，麦卡锡有共和党保守派撑腰，又得到右翼反共组织的拥护，现在决裂未免为时过早。另外，副总统尼克松也对他劝阻。因此，他没有接受助手们的建议。不过，他还是利用焚书事件，向麦卡锡进行了一次反击。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艾森豪威尔在达特默斯学院发表反对焚书的即席演说，不点名地谴责麦卡锡。他号召“不要参加焚书人的行列”，以此表明他的态度。同时，他也重申自己的反共立场和政策，说什么“如果不了解共产主义…怎么能击败它呢？”“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办法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不要试图隐瞒我们自己人民的思想。”
他还表示要维护美国民主，保障“同我们背道而驰”的人们有表达和记录其思想的权利，以及“在他们能够影响别人的场合持有己见的权利”。
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既针对麦卡锡，又立足于反共立场。
艾森豪威尔谴责焚书的演说，受到麦卡锡主义反对者的欢迎，许多报纸称它为反对麦卡锡主义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但麦卡锡装聋作哑，当记者问他对此演说有何感想时，他说不知演说针对何人。实际上，麦卡锡对艾森豪威尔的演说耿耿于怀，不久就跳出来进行报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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