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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底，苏联外长说了什么，让罗斯福决定派人，介入国共和谈？

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因为波兰问题，斯大林和杜鲁门如何闹掰？

1945年底，赫尔利促成国共和谈，回国述职后，为何迫不及待辞职？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经总统授权，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掷下了两颗原子弹。对于原子弹在迫使日本投降中的作用，人们的评价很不一致。杜鲁门总统本人在第一轮心理冲击波消失之后所作的评价，可算是一种清醒的说法。他说原子弹并未赢得战争，而是缩短了战争。

原子弹这个庞然大物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所具有的分量，要比迫使日本投降更大。人们都知道，在8月初，日本就已快要投降，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只不过是压断骆驼脊骨的最后两根稻草。

甚至在原子爆炸装置试验成功之前，原子弹这个怪物便已是杜鲁门当局内部知情人之间的争论题目了。

1、原子弹为何要用于日本？

杜鲁门在当副总统时，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搞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罗斯福并不把他当做自己圈内人。他从不跟杜鲁门谈管理国家的大事，甚至于连白宫地图室也不带他进去。

杜鲁门是在就任总统后听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汇报后才知道有原子计划的。4月下旬，史汀生和原子计划负责人凡尼伐尔·布什又向新总统详细报告了试制原子弹的具体情况，并说大约在四个月之内可以交付使用。

杜鲁门接受史汀生的建议，设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史汀生任主席，专司研究原子弹可能涉及的问题。这在当时主要是把原子弹用于对付日本的问题。贝尔纳斯担任杜鲁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代表。此外，还设立了一个科学家小组来协助临时委员会工作，组长是奥本海默。委员会和小组还负责将其他科学家的意见转达史汀生和杜鲁门。

随着原子弹的实际应用提上日程和欧战即将结束，一些了解情况的人，特别是参与其事的科学家，十分关心使用原子弹的道德问题和今后对于人类的影响，他们恪尽职责地把问题提了出来。

其中最关心的人是西拉德。这位原籍匈牙利的科学家和另一位教授维格纳曾在1939年到纽约州彼康尼克去找爱因斯坦。这次访问实际上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开端。

但是时至1945年3月，西拉德再次去访问爱因斯坦，其目的恰恰相反。他请求爱因斯坦介绍他去见罗斯福，以便向总统表示他对于原子弹的未来深为担忧的心情。由于罗斯福在西拉德见爱因斯坦后不久就逝世，他始终未看到爱因斯坦寄的介绍信。新总统杜鲁门看了信后，交给贝尔纳斯去处理。于是，西拉德在1945年5月25日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斯帕腾堡去见贝尔纳斯。

临时委员会举行了几次会议，以对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达成一种共同意见。1945年6月1日，委员会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

史汀生于6月6日在杜鲁门的办公室向总统报告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原子弹应用于对日作战。然而，他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原子弹跟苏联的关系。

史汀生和杜鲁门的谈话要点是：

在原子弹成功地扔到日本之前，不向苏联透露；如果在原子弹试验之前苏联在即将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提出有关它的问题，应拒绝吸收苏联参与其事，可对它说“我们现在还没打算这么做”；今后对原子力量的管制，可以由每一国家承诺将所做的一切工作公之于世，并设立一个具有检查全权的国际管制委员会；跟苏联之间可能有的交换条件是，以让苏联参与此事来换取现在出麻烦的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中国东北问题的解决。

杜鲁门同意这一建议，并说为了给科学家们更长的时间搞成原子弹，他已将三巨头会议推迟到7月15日。

史汀生还报告说，他已令空军只进行定点轰炸，其原因之一是他“有点怕在我们准备好之前空军可能已把日本炸个精光，以致这一新武器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来显示其威力”。杜鲁门听后哈哈大笑并说他了解这一点。

2、为何没给日本警告？

6月11日，以詹姆斯·弗朗克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其中包括西拉德，向科学专家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核力量的重要性在于“可能在和平时期用来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在战时则用于突然性的毁灭”。

报告说有两种办法可以避免毁灭的危险：一是无限期地将此发现保密，二是加速生产，以致因怕受到报复而无人敢用它来进攻别人。但是第一种办法行不通，因为苏联反正能在几年内沿着美国所走过的路把它搞成功。垄断原料也办不到，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有老铀矿，苏联也有铀矿。如果美国继续保守原子弹秘密，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

至于第二种办法，大量储存兴许会招来潜在敌人突然的打击，而敌人的工业和人口却可能散布在大面积的领土上。“俄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一能经受得住核袭击的两个大国”。报告呼吁就核力量问题达成国际协议，并说不加警告便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将会轻易地毁掉达成协议的一切机会。

“俄国，甚至盟国…及中立国家都可能深为震惊”，而不再会相信美国作出的关于这一武器应予禁止的声明。

报告建议应当首先邀请所有联合国家到一片沙漠或一个荒岛上去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然后将它用于对付日本。否则就尽可能保密，能保多久就保多久。报告的作者们恳请千万别只让军事战术家来做决定。

科学家小组在6月16日否决了弗朗克报告和其他反对军方使用原子弹的意见。在做出决定之后，小组说专家们“说不出有哪种战术行动能结束战争；我们找不到可行的办法来取代直接使用于军事”。

1945年6月18日，在总统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决策会议，参加者有杜鲁门的主要僚属。会议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在决定作出后，陪同史汀生出席会议的麦克洛伊提出，是否有可能在掷原子弹前预先给日本一个警告。杜鲁门鼓励他具体谈谈。

海军部副部长巴尔德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应在扔原子弹前三天向日本发出警告，以便给它一个机会投降。但在讨论过程中参谋长们和陆海军部长都不同意先发警告，理由是说不准原子弹究竟会不会炸。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科学家们当时讲试验弹的当量是两万吨黄色炸药，但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人对原子弹有无如此威力并没有把握。他们说它有可能根本不会爆炸，或者是刺啦一响了事。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每人拿一块钱对此打了赌。

工程负责人奥本海默把钱押在3百吨当量上。当杜鲁门首次听史汀生汇报关于原子弹一事时，李海上将也在场。上将说他作为一个爆炸物专家，认为原子弹根本爆炸不了。

5月17日曾在白宫投影室召集过一次会议，由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主持。6月10日又开了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特别会，仍然在讨论进攻日本本土的详细计划。对于原子弹的威力，当时谁也没有把握。

一部分科学家对于原子弹的前途深为关切。他们吁请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原子弹。另一些科学家则发出了相反的呼吁。

在“曼哈顿工程”的芝加哥实验室曾做过一次民意测验，绝大多数人赞成直接应用于军事目的。原子弹问题临时委员会6月21日的报告说，所有的科学家都对日后管制原子弹的问题甚为关注。他们提出，管制的方法之一便是原子弹的科学机密应进行国际交流。

早在4月18日，杜鲁门便“授权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就影响作战地区政治军事的问题进行商讨”。他说过去从未这样做过。这便是所谓三部委员会。组成委员会的三位部长于6月19日举行会议。他们建议，为了避免逐个山洞都得经过苦战，应当利用日本内部温和派的力量。部长们认为，扔下原子弹可能引发温和派的行动。

三部委员会于6月26日再次开会。史汀生感到，如果不去用S一1号（即原子弹）削弱日本并表明已尽了一切努力来缩短战争，全国上下是不会满意的。

当天，史汀生派在原子临时委员会里的代表哈里逊送交他一份备忘录，建议在“三巨头”会议时把原子弹一事告诉苏联人。因为如果不在扔弹前告知他们，对苏联人的面子就太难堪了。

杜鲁门在7月2日和3日两次会见史汀生。史汀生交上一份在用S一1号轰炸日本后发表的总统声明稿，请杜鲁门批准。

他还提出了总统宜用何种方式在波茨坦会议上通知斯大林。这样就改变了在原子弹轰炸日本前不预先告诉斯大林的决定。美、英、加三国S一1号联合委员会在7月4日开会，至此，关于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和事先通知苏联的决策过程便完成了。然而，最终授权军方实施轰炸的命令尚待发出。当第一个原子装置在新墨西哥州试验成功时，杜鲁门已经在波茨坦了。

3、波茨坦会议的“新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是于1945年7月16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这次会议的代号是“公共交通起始点”。它名副其实，既是一次旅行的终结，又是另一次旅行的开始。但是这次会议的内容却并没有什么划时代的重要性。

杜鲁门后来说，“波茨坦只是一次炒冷饭。它是一次把雅尔塔协定付诸实施的会议”。

白宫助理伊本·艾尔斯在开会前说，国务卿只不过去参加几天，军方最高的人物是李海上将。美国代表团毫无计划，一切都对圈子外的人保密。总统新闻发言人罗斯对会议并无准备，对于他将会碰到什么情况毫不知晓。

要说波茨坦会议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原子弹。

虽然将要把原子弹扔在日本，但只要一谈到原子弹，杜鲁门跟他的部属就对苏联比对日本更为关心。在首次试验成功后，作出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最后决定是在7月23日的会上。到会的有史汀生、艾森豪威尔、马歇尔、贝尔纳斯、李海，以及另一位海军将官，可能是金上将。会议讨论了扔原子弹的利弊，所有的人都敦促使用它。

贝尔纳斯后来说，扔原子弹的原因之一是在苏军参战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美国决策者确信，这时已再也用不着苏联在亚洲作战了。

杜鲁门在卸任返乡后，原子弹是他经常的话题。

杜鲁门和丘吉尔在1945年7月18日共进午餐，谈到了原子弹，他们决定向斯大林打招呼。两人当时认为“不等俄国人插进来日本就完蛋了”（当时日本天皇正在求和）。

杜鲁门说：“一旦曼哈顿出现在他们国土上空，我想他们就会这样做的。”

7月26日是英国领袖回国参加大选的日子。“三巨头”会议暂停，等英国领袖回来后再开。顾问会议则不停。

杜鲁门在26日挑了一个会议中间休息的时机走近斯大林，对他讲美国已有了一种新炸弹，威力相当于两万吨黄色炸药，将在一周内扔到日本。他没跟斯大林讲炸弹的性质。斯大林对他表示感谢。

史汀生在7月30日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总统，说原子计划“正在迅速进行，现在已有必要请您最晚在8月1日星期三拿到用于发表的声明稿”。史汀生对于因“情况要求而采取这一紧急行动”表示歉意。所谓情况紧急，显然是指苏联就要出兵，日本也要投降而言。杜鲁门批示“同意所拟。准备好就发，但不得早于8月2日”。

丘吉尔在大选中败北。杜鲁门对白宫人员说，“丘吉尔没料想到。他回国时还满怀信心”。

艾德礼成为英国新首相，贝文当上了外相。他俩返回波茨坦参加会议。现在原来战时的“三巨头”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了，使会议更为失色。

波茨坦会议在8月2日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而结束。但是由于这次会议上，美、英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来的事态发展又如此地为世人所瞩目，因而使这战时最后一次“巨头”会议戴上了一顶其实难副的桂冠。

李海上将后来说，这是一次对美、苏两国说来都够呛的会议。

副国务卿克莱顿说在波茨坦发生的问题大都属于两种性质：

一是俄国坚持要把波兰西部疆界定在奥得-尼斯河，二是俄国要求德国赔款100亿美元。

杜鲁门是在乘军舰回国途中接到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消息的。

但是日本并未像杜鲁门预言的那样在苏军参战之前投降。原子弹投下的次日，即8月7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个原子弹是在8月9日扔到长崎的。那时苏军正在横扫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最后，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

4、斯大林如何了解原子弹？

授勋仪式后，内阁开会讨论原子弹问题。史汀生在会上提出了他在任公职期间关于原子弹问题的最后一次意见。他建议，鉴于俄国是美国的牢固朋友，美国对将原子弹秘密交给俄国不应迟疑。

他建议分两步走：先是科学知识部分，再是工业制造部分。他说，“我们并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给出去。问题在于为了世界安全应如何对付这件事”。

内阁成员们对史汀生的建议产生了不同意见。在9月21日内阁会议前两个星期左右，在加拿大渥太华响起了一个晴天霹雳。

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密码员叛逃到了加拿大骑警局。他的名字叫伊戈尔·古曾科，据说是苏军情报总局的情报人员。加拿大外交部副国务秘书诺曼·罗伯逊在9月6日向总理麦肯齐·金报告“发生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它就像在一切事情上都悬着一颗炸弹，而没法说清这可能有多严重，又将会出什么事情”。

古曾科随身带去了秘密文件和情报。从这些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加拿大和美国存在着了一个范围大、埋藏深的苏联间谍网。在这个网里，有个名叫努恩·梅的英国科学家，在蒙特利尔麦基尔研究实验室工作。他在西方原子专家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但是却在向苏联人报告原子项目的情况。加拿大人遇到此事简直是瞠目结舌。

最初他们压下此案不通知美国和英国政府，生怕事件泄露后会影响加苏关系。后来发现此案牵涉的面实在太宽，才决定通知美、英。麦肯齐·金亲自去伦敦跟艾德礼磋商。赴英前，他先秘密访美，在9月30日跟杜鲁门会晤。麦肯齐·金向杜鲁门详细通报了古曾科提供的情报。杜鲁门说在弄清事情全貌前不要泄露出去。

他认为俄国一定也打入了美国的原子工程，在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先深入调查。总统认为美、英、加三国政府首脑应好好商量一下。在谈话中他曾两三次强调在三国一致同意前不要采取行动。他还有两三次强调，他对有关美国的情况或能说明美国存在苏联间谍的证据特别感兴趣。

加拿大总理给他念了一份有关苏联间谍网的材料，其中提到美国国务院有个助理国务卿的助理也牵扯其内。杜鲁门听后转身对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说，这是不足为怪的。麦肯齐·金在同杜鲁门会见后又单独与艾奇逊会谈。

艾奇逊认为英国政府要求马上抓人并将古曾科叛逃案公布，因为“他们已经对俄国人烦透了，打算什么都不顾了”。他讲，“我们在西半球，得考虑自己的处境”。他认为一旦跟苏联中断了关系，美、加两国所受的影响会比英国要大。如果打起仗来，加拿大肯定会成为战场。麦肯齐·金同意这一看法。艾奇逊认为加拿大应当拥有跟美国一样的武器。总理说英国也应该有。艾奇逊表示同意。杜鲁门对于跟麦肯齐·金的谈话严加保密，他甚至未向白宫心腹透露内容。

由上可见原子机密问题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有多么大的影响。

多年之后，杜鲁门在接受访问时曾谈到他在波茨坦是怎么向斯大林透露原子弹的。他仍然认为，当时斯大林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采访者说，各个间谍案件的内情说明俄国人的确搞到了情报。杜鲁门回答道：“我不认为斯大林当时知道这个情况。拿到了情报的是俄国科学家。”

然而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曾讲，在杜鲁门跟斯大林讲到有这么个炸弹之后，斯大林立即指示苏联科学家加速进行原子计划。

1945年8月9日，驻苏大使哈里曼向总统报告了自己跟斯大林谈话的情况。他说斯大林“对原子弹表现出很大兴趣，并说这可能是这次大战的结束，但是秘密要保守好。他们在柏林的实验室里发现德国人在进行分裂原子的工作，但是没有见到什么成果。苏联科学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还解决不了”。

有的情报可能说明斯大林在杜鲁门透露新炸弹之前是否了解原子秘密。

1945年6月15日至7月6日，一个由16人组成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庆祝活动。团员中有位人类学家亨利·费尔德，是富兰克林·卡特手下的特工。费尔德又招募了另外两个科学家来为卡特工作。三人在9月间报告说，在访苏期间未曾发现苏联原子计划的迹象。

他们说，“如果俄国也有类似‘曼哈顿工程’的计划，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家就不会出面，也不会让看他们的研究工作”。

《时代》周刊记者的看法则不同。他于7月27日自莫斯科报道说，物理学家们都不见了。这恰好是在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原子弹的信息三天之后。让美国人对原子弹问题伤脑筋的，不仅仅是苏联人。英国首相艾德礼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三天之后写信给杜鲁门，他说，“必须对政策重新估价，国际关系也得重新调整。人们对于新的威力，究竟是为文明服务或是会毁灭它而深感焦虑”。“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接着艾德礼讲了点杜鲁门不爱听的话：“您和我作为掌握这一巨大力量的政府首脑，应当立即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表明我们两国将不会使它只为自己所用，而会接受全人类的委托。”

艾德礼要求的是在原子能问题上与美国具有平等地位，这是杜鲁门所不能同意的。杜鲁门对英国人是警惕的。

在艾奇逊和克莱顿1945年9月18日来见总统之后，杜鲁门亲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告诉他们在跟英国人谈话时要考虑周全”。

当加拿大总理9月30日拜访杜鲁门时，杜鲁门说艾德礼将要来见他，但日期未定。10月3日总统向国会提出关于原子能问题的特别咨文，要求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来管制美国在原子方面的一切活动。杜鲁门认为对原子能作出国际安排的希望在于把使用和发展原子弹，以及在于今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统一起来。他建议首先开始谈判的对象应是“我们在这一发明中的合作者，英国和加拿大。然后再和别的国家达成协议”。

但是杜鲁门提出了一项一视同仁的谈判条件，他说道：“我要强调说，这些谈判将不涉及有关透露原子弹的制造方法。”

杜鲁门发表上述声明后，实际采取的措施并没有跟上来。

总统心中另有打算。两天之后，当杜鲁门在回复艾德礼9月25日的长信时，他只是说“我在以后当会很高兴找个对双方都方便的时候跟你讨论这一问题”，用语含混。在杜鲁门心里，此事尚未定下来。他在9月12日曾说过，应当“有个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计划。可以有两种办法：“甲美国严守机密，不给他人；乙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面上，我们就会说‘这就是它，人人都能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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