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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办学是个良心活
教育和食品,是最重要的良心工程。前者,关系到千秋万代;后者,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1896年,梁启超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其中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于是,有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生于广东香山县的唐国安,在“西风东渐”的积贫积弱大时代,他有着强烈的“大学梦”和“强国梦”。作为清华学堂的创始人,他全面引进西学体制,奠定了早期清华大学的基础。
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些元素,深深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教育思想。
如果说空气和食物成就了人类的肉身,那么,教育就是我们灵魂的“净化器”和“洗涤剂”。而大学教育,往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当然,洛阳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本文选取了非常规的角度,从另一个纬度去解构和剖析南中国一间年轻大学的成长发展历程,冀望为时下的大学教育提供更多的思考视角。
大学之精神为何?
如果有人问:中国大陆最好的大学是哪一间?相信许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回答:清华北大。
但近代中国有一所大学,可与世界顶级学府并驾齐驱,平分秋色。
它“很穷”,甚至发不出工资,连教授都要住在“牛棚”里面。但,从那里却诞生了2位诺奖得主、6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0多位院士,还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人文社科大师。
林语堂评价它: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杨振宁说它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后世人赞它:“讲台上,人人是大师,讲台下,则是未来的大师”。
或许有人已经猜到答案了,它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只存在8年时间的战时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至今仍未被超越。
汪曾祺在《我与西南联大》的文章写到:
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
为此,民间有人评论:当时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亦评价:“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那么,西南联大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我以为,“精神”也。
1946年,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著名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核: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那些描写西南联大的故事,曾让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他说,“没有西南联大的这一批大师,中国现在的发展是不可能如此迅速的。”
岳南,一位写文人风骨的作家,他很喜欢梅贻琦先生的为人。
“我写那么多,是因为梅贻琦这个人太值得写。他为人正直,一生从未谋过私利。在他的带动下,才有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后来世界闻名的学生。”岳南这样评价他。
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先生,是清华大学第10任校长,被誉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先生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经典的一句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雕梁画栋,没有大鱼大肉,西南联大依然大师辈出,那是因为“刚毅坚卓”。
我们都在感叹,现在大学之风气,再无大师。这些观点或许偏颇,却道出了当代大学教育之现实。
梅贻琦先生不仅提出“大师论”,更是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倡导者,这些教育观,早已超越了时代。放眼当今世界那些顶级的高等学府,谁不是走这样的“套路”?
教育学家傅任敢称梅贻琦为“一个时代的斯文”。他对梅先生有一段很中肯的评价:“清华之所以成为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长的一生贡献,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故尔,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及精神内核,应是现代中国大学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必修课”。
“养在深闺”的港中深
在南中国大湾区,有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建校只有十年时间,成绩斐然,让人有一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感觉。
而我以为,它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好戏在后头。
在《高考毕业季,请关注南中国这所宝藏大学》一文中,我曾这样描述:“她很年轻,却沉淀了六十年的成熟与稳重;她很内秀,却融合了东西方的文明与智慧;她很蕙心,却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坚韧与中庸。”
我称其为“十年所未见”之大学。
在港中大(深圳)建校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徐扬生院士校长身上,在其办学理念和教学体系,在其每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里,仿佛看见了西南联大当年的一些“影子”。
我有时也在琢磨,当年徐扬生接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这个重托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白手起家,荜路蓝蒌。要在废弃的旧厂房上改造成新学校,要四处奔走筹资“化缘”,要协调好各级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要“三顾茅庐”说服各路学术大咖加盟,还有最头痛的招生问题......
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从0到1”,迈过了这个坎,就会看到远方和阳光。
刚刚成立的西南联大要建设校舍,梅贻琦先生邀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担任设计师,由于战事吃紧,经费一减再减,最后直接从楼房改成了茅草屋,这让梁思成非常不解,感到十分委屈,竟然撕碎了建筑图纸,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西南联大的茅草房,可能是梁思成夫妇一生中最痛苦、最憋闷的设计,或许他们不懂梅先生当时心里亦有多“痛”。不过,在战争年代,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的视线,茅草屋的安全系数比高楼好。
港中大(深圳)建设初期,学生下了晚自习之后要过马路,走很长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徐扬生校长觉得很不安全,于是,他每天晚上九点半后都会站在路边,看着学生安全回到宿舍。
幸好,当时有位家长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每每看到这张令人动容的照片,我脑子里总会涌现一句话,也是自己由衷的感悟:只要校长心中装有学生,爱学生,这个学校就会有希望。
徐扬生说,这只是办学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许许多多困难与挑战的一角缩影。但从另一角度看,正是“在这个学校,学生永远第一位,教师第二位,校长排第三”的真实写照。
在学术领域,徐扬生也是“大师论”的真正实践者。
以一流人才吸引更多一流人才。这是港中大(深圳)为创建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人才理念”。
校长亲自带队,南征北战,与多位全球同行评议中的一流科学家和杰出人才“促膝长谈”,最终吸引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Arieh Warshel)、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叔贤、唐本忠等600多位顶尖学者,加入“神仙湖论剑”联盟。
至今,学校已建设成4个国际一流的学科群,与世界名校开展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超250个。
在神仙湖畔,汇集了近百名入选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其中诺贝尔奖得主5名、图灵奖得主2名、菲尔兹奖得主1名,各国院士超40名,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SIAM)、美国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INFORMS)、国际计算机学会(ACM)等国际知名专业技术协会会士超40名。
只有对标全球顶级的学术水平,方可谈“国际化”。
想想当年的西南联大,在梅贻琦校长的运筹下,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 雷海宗、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王竹溪等等。
这些耀眼的“朋友圈”,可谓星光璀璨。有大师的地方,格局就大,未来也就大。
大师做“学问”,学问背后是“做人”。
在很多场合,徐扬生都会提及“做人、办事和说话”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教育最重要的“三件事”。
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的专访时,徐扬生这样说:“怎么说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称之为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怎么做人、怎么办事、怎么说话。恰恰这三件事情学校是不教的,所以学生们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现实中的案例,那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行先生在国内演讲的经历,他对学生不问好的行为十分恼火。
他说:比如见人要打个招呼,一个长辈在后边,你先把这个门打开让他过去。我觉得可能咱们这方面的教育更需要,像我作为一个老师,我那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的习惯就是第一人要拉开这个门,第二个马上就接过来,这样就鱼贯而入了。我作为一个教师拉开大门,我们的学生鱼贯而入,没一个人接我的这个门,当时那个气啊。我觉得起码的做人,我们现在更需要。
这是崔教授的原话。说到底,就是做人的问题,如果大学都不教、都不管、不重视,出了社会就更难了。
如此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在理念上、在实践上、在行动上,已经脱离了“大学”的本义。
如何做人?港中大(深圳)有一套,那就是他们的“通识教育”。
何谓“通识知识”?实际上就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方面的知识。通识教育的理念,发源于古希腊,成熟于现代西方的教育体系。哈佛、耶鲁、牛剑等世界名校,非常重视通识教育。
梅贻琦先生是“通才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换言之,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
杨振宁曾说:“我一生最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港中大(深圳)的通识教育和书院制,传承了香港中文大学“全人教育”的理念。用徐扬生的话来说:“我们这个学校的理念就是要培养人,不是培养专家”。
在港中大(深圳),通识课程是本科学生的必修课程,占其总学分的比例高达15%。一般而言,学生完成通识课的学习和考试,需要横跨三个学年。
这种安排和设置是科学和合理的。
因为随着学生生理和心理年龄的增长,这些通识课,会进一步提高和强化他们认知社会的成熟度和理性度,培养独立思考、融会贯通和价值判断能力,特别是要做一个担起社会责任的“大写”公民。
张佳奕同学是港中深2019届人文社科学院、逸夫书院毕业生,现就读于现就读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系(获全额奖学金),她对学校的通识课感触很深。
我本科期间的课表总是“GE浓度”很高,修读的课程也非常多样:从宗教哲学到性别研究;从政治经济到数字人文。回顾起来,我认为当时的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GE课程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不断地打磨着我的想象力还有感受力,也使大学的我对生活,总体来说,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洞察的欲望。
刘延骁同学是港中深2017届理工学院、思廷书院毕业生,现于香港中文大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他说:
我想通识教育最大的影响在于“好奇心”。现在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都常常让我觉得,不把所有时间花在工作和生存上就是一种罪恶。通识课“半强迫性”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呼吸一些平时呼吸不到的空气,去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平常触及不到的话题:在Prof. Ghosh的人类学课上我深入地了解了东南亚性工作者的情形;在蔡一帆老师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课上我能够了解到不同社会科学理论在现实中的案例。
另一方面,“书院制”是港中大(深圳)最有特色的办学制度,目前也是中国大陆惟一全面实行“书院制”教学管理的大学。
2023年12月,徐扬生在接受《瞭望》杂志访谈时,他对“书院制”的特色做了具体阐述:
学院+书院,托举学生成长。学院负责专业教学和学业规划职业发展指导;书院提供食宿、体育、文化交流、社会活动、情操培养等生活类和心智指导等服务,促进学生身心全面成长。“混”式育人,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学校依托书院,让不同国籍、文化、年级、专业的同学“混”在一起生活,互促互学互长,培养有胸襟、有包容度的人才。
这些话语,让我倏然想起西南联大的“兼容并包”之精神。
大学,是聚集人气之“雅所”,是思想碰撞之“高地”,目标是“立德树人”。无论它实施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和举措,必须以“人”为中心,实事求是,合乎“人性化”。
曾记得,徐扬生在大学家长讲座上讲过,他走访了全球很多间顶级的高等学府,研究过世界著名大学的建筑特点,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它们校园楼宇之间的“黄金距离”是50米。
这何曾不是一组尊重科学的“人性化”数据?
曾记得,今年6月中旬,港中大(深圳)在浙江地区招生宣讲会直播时,会议邀请了在读浙江籍学生“现身说法”,主持人是该校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处长马明霞老师,她对其中一位大一学生说,你既要讲学校的优点,也可以说说学校的缺点。
这何曾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发展,也会得到实事求是的回报。
有用人单位对港中大(深圳)毕业生的评价:“学生有国际视野,有学术基础,还有很强的应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领导力,是具有未来适应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人才。”
“灼见”公众号有篇推文,里面有一句颇有深度的话语: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酒香不怕巷子深,养在深闺人未识。
从2022年开始,每年大的节假日,我都会到深圳龙岗的“神仙湖”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只因那里愈来愈有西南联大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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